从北疆博物院科研看国际合作视野

芦萱

摘 要：在中国本土地质学兴起之前，外国学者在中国进行了诸多的发掘考古活动，这些早期外国学者在中国的考古活动是世界考古学发展的一部分，近代中国地质考古学的发端与其不无关系。而作为中国近代北方地区自然标本的收藏研究中心的北疆博物院则是法国博物学家在中国天津创建的一个科研与教育机构，是中西科学文化交融的结晶。

关键词：北疆博物院;科学家;国际合作

北疆博物院是天津自然博物馆的前身，由法国博物学家桑志华于1914年创建。1928年5月5日下午3点10分进行了博物院的开幕典礼并正式对外开放，驻津的英国、美国、意大利、德国、比利时、奥地利、日本、法国等各国领事馆、各国军队司令部、隶省公署外交委员、各领域科学家及中心各报馆记者代表应邀参加。

北疆博物院是一座历史建筑、标本藏品、陈列展示、文献资料均保存完整的百年博物馆，可谓是中国近代早期博物馆中的“活化石”。其藏品囊括古生物学、现生动植物学、古人类等，有20万余件，奠定了天津自然博物馆馆藏基础，实现了中国在古生物学、古人类学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特别是来自法国、俄国、瑞典等国家的科学家不断加入北疆博物院的科学研究与交流中，使北疆博物院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成为“第一流的博物馆”。

20世纪20年代初期，葛利普（Amadeus William Grabau）被延揽为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开始领导古生物及地层学方面的研究。当时担任农商部矿政顾问的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也将兴趣从矿产调查转到考古发掘。再加上李四光自英国学成返国，对于地层古生物学亦有贡献，使中国地质学界在不到十年时间里，从草创时期没有任何古生物学家到人才辈出，古生物学研究盛极一时，以至于古生物学特别吃香。当年来华的外国古生物学家中的步达生（Davidson Black）、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等都或长或短地与北疆博物院有某种联系。

笔者试图从这些中外科学家与北疆博物院千丝万缕的联系与其他寻找到的线索中，捕捉科学家们的国际合作与发展痕迹，进一步推想这些科学家彼此的职业情谊以及他们对自己从事的研究所持的尊重的专业态度。

翁文灏（1889—1971），出生于浙江宁波的绅商家庭，中学就读于上海的震旦学院。1908年赴欧洲，1912年自比利时鲁汶大学取得地质学博士，据说是第一位学习地质学而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人。翁文灏回国后进入地质调查所任职，一直到抗战初期为止。翁文灏在其任内促成许多成果，包括绘制地质图、调查矿产、调查地震等;还促成了一些中外合作案，包括周口店发掘计划。1922年，中国地质学会初创立。同年，第十三届国际地质学大会在布鲁塞尔举办，翁文灏代表中国地质学会出席。这是中国第一次有地质学专家参加该会议，也让国际人士知道中国已经有地质学的专门机构和专门人才。也是在这个场合，德日进与他初次相会，留下了好印象。“您和您的同事，特别是和德日进，你们十年的辛勤工作对中国北方的科学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黄河——白河博物院里陈列着大量具有重大科学价值的收集品，我们对它的建成和开放表示由衷的祝贺。——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这是翁文灏对北疆博物院开放发来的贺词。

丁文江（1887—1936），江苏泰兴人，地质学家、社会活動家，《独立评论》的创办人之一。虽然他与北疆博物院没有太多直接联系，但他是在北疆博物院开幕时到场祝贺的嘉宾之一。他是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是胡适眼中“欧化与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作为中国地质学的开山大师，丁文江创办了中国最早成功的专门地质教育机构——地质研究所，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地质调查机构——中国地质调查所，并在该所确立了绵延至今的研究精神。丁文江集合了科学家、组织者和科学思想传播者等多重角色。除地质学以外，丁文江在地理学、人种学、优生学、历史学、考古学、少数民族语言学等领域也有独特贡献，是一位典型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是北疆博物院开幕式到访宾客之二，当日是以瑞典代表团成员身份来到北疆博物院参观。安特生出生在瑞典纳克省，青年时期在乌普萨拉大学学习地质及古生物学。在参加过几次极地探险后，他在1906年成为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其后不久，应中国政府农商部邀请，成为该部的矿务顾问。他与丁文江结识于1915年，从此两人成为亲近的合作伙伴。1916—1917年，他在探勘矿产之余也展开收集化石的计划。此时期，其工作内容逐渐从地质转到古生物研究上。1921年10月，在获得瑞典方面的资金以及中国官方的同意后，安特生亲自前往仰韶村进行发掘工作。自此，他的研究不仅从原先的地质探勘扩展到古生物学，还正式扩展到史前考古学领域。1921—1949年是中国史前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安特生在中国周口店遗址及仰韶文化的发现，使传统史学家意识到考古是了解中国古史的必由之路，尤其是田野考古。

巴尔博（George B.Barbour，1890—1977），英国地质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师，1922—1926年任燕京大学教授，是北疆博物院开幕式到访宾客之三。1922年在北京成立的中国地质学会，几十名会员中，外籍会员占了22席，在这群外籍学者中，就有来自英国的地质学者巴尔博。1890年，巴尔博出生在英国苏格兰首府爱丁堡。他的父亲是一名医生，为他创造良好的受教育环境。1910年，当巴尔博以优异成绩获得了文学硕士时，父亲送给他的礼物是周游世界的旅行。于是他先后游览了纽约、芝加哥、加拿大西部、旧金山等地，然后横渡太平洋，来到日本和中国。此后，巴尔博夫妇在中国度过了11个年头。除教学工作外，巴尔博还参与中国地质调查所的研究工作，并于1928年以《张家口附近地质》作为博士论文，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1929年8月，他自筹英文版的图文印费，将该报告赠送给中国地质调查所，刊印为《地质专报甲种第六号》。1934年，巴尔博在地质调查研究所新生代研究室工作。作为客座地文学家，他对长江流域的地貌发育和第四纪冰川的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1935年，巴尔博离开了中国。

巴尔博一生的大部分研究和野外考察涉及中国地质的许多方面。源于对泥河湾地质的考察，中外学者对泥河湾盆地的科学研究便正式拉开了帷幕。他在这里结识了来自北疆博物院的两位科学大咖——德日进与桑志华。巴尔博与德日进长期保持着友谊，曾共同完成了若干野外研究项目。1923年，巴尔博首次和德日进相识，后因学术趣味相投互相引为知己。从1924年开始到1934年，两人多次结伴到野外考察。1965年，在德日进逝世十周年之际，巴尔博专门撰写了《与德日进在野外的日子》作为纪念，该书用多种文字出版了，在全世界发行。

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1952），是北疆博物院开幕式到访宾客之四。斯文·赫定出生于斯特哥尔摩，从小就立志做探险家。19世纪末，世人对中亚地理还了解不多的时候，他就已经在该区域进行过三次险活动（分别是1893—1897年、189—1902年、1905—1908年）。他在柏林大学就读期间曾经受业于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在他第一次中亚探险活动之前，还曾经特别到德国再请教李希霍芬。他以探险活动为基础所写成的游记陆续被译成多国语言，在欧洲颇为畅销。在事隔十八年后的1926年，他又在德国汉莎航空公司赞助下，带领一个由德国、瑞典、丹麦多国人士组成的探险队，计划针对中国西北地区做深入的考察，包括地质学家、考古学家、体质人类学家、气象学家等，并且为该航空公司调查建立从上海到柏林航线的可能性。考察前后共历经6年（1927—1933），一般认为这是中亚科学考察史上规模最大、收获最丰的一次现代科学考察。

步达生（Davidson Black，1884—1934），加拿大解剖学家，是北疆博物院开幕式到访宾客之五。中国和加拿大建交几十年，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教育文化等各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说到中国与加拿大的文化交流，大家都会想到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白求恩，他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其实加拿大还有一位医生，为探索人类起源的奥秘长期在中国工作，最后积劳成疾倒在工作岗位上。他就是加拿大解剖学家、人类学家，著名的“北京人”的命名者步达生教授。步达生出生于加拿大多伦多市的一个名门望族，从小就对科学研究产生浓厚的兴趣。1906年，于多伦多大学医学系毕业后又返校学习解剖学。1909年，毕业后任教于美国俄亥俄克里夫兰市的西储大学，讲授解剖学和神经学。后来在加拿大地质测量局工作的经历，为其以后周口店的工作奠定了基础。1919年，步达生受邀来北京协和医学院任教。来北京协和医学院后，为解决教学和研究所用的人骨标本，步达生与当时中国主要的学术机构以及与中国、美国和英国等国专家加强了合作。并受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及瑞典科学家安特生关于中国史前文化的看法影响，拓宽了在人类学上的认识。1927年，步达生根据北京人遗址中发现的一枚下臼齿，给北京人定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1929年，步达生任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1927—1934年，他是周口店考古工作的负责人之一，曾研究北京人化石并发表过多种有关北京人和中国新石器时代人骨的论著。

据裴文中回忆，他1928年在周口店第一次见到步达生，“他给我的印象是瘦小的面庞，脊背稍微弯曲，精神充足，知识渊博。并且对于后进的人们，更多方面的指导。关于周口店中国猿人的研究，皆为步先生所担任”（裴文中：《周口店发掘记》）。步达生及其同事们所从事的发掘与研究工作促成了中国考古学的形成和发展。他在古人类学，尤其体质人类学、古生物学、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上做出了杰出贡献。同时，步达生鼓励和关心后学，注重培养年轻学者，为学术的发展创造条件，为中国培养了一批人类学和考古学人才，尤其是他对中国的合作伙伴十分友好。

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是这样总结步达生的：“鉴于他的科学兴趣与合作精神，所有参与合作的人员一致认为他是一位真正的朋友……。步达生忘我工作，积极率献，具有严肃的科学态度和很强的科学献身精神，为我国古人类学和考古学的发展率献了自己的一生。”他为中国近代科学事业奉献了一生，正如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委员会193年5月8日开会通过的备忘录所说，“他在科学上的辉煌成就使本学院增光”。

德日进（1881—1955），本名皮埃尔·泰亚尔·德·夏尔丹，法国人，国际著名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學家和古人类学家，同时也是国际著名的思想家。德日进为其中文名。德日进曾于1923—1946年，以合作者（桑志华的同事）的身份在北疆博物院工作。他在中国度过的岁月是他科学生涯中的顶峰时期，参与了著名的“北京人”的发掘和鉴定，并完成了他一大部分的哲学著作。

1912年，德日进遇到当时古生物学权威布勒教授，1912—1914年在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学习，受布勒教授影响开始古生物学的考古研究。1914—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征召入伍，担任战地担架队队员。1920—1922年，在巴黎学习地质学。1922年获得巴黎大学地质学博士学位。1923年受桑志华之邀到中国组成中法生物科考团，一同在中国黄河、白河流域进行田野考察，并采集大量化石及石器，实现了中国在古生物学、古人类学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他们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的研究成果是北疆博物院的宝贵财富。除生物考古方面的成就，德日进是近代西方公认杰出的思想家，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评价德日进“既是科学界，同时又是精神界的巨人”。

通过他们在中国的工作事例，可以看出当时这些地质、考古学家不仅要在田野考察时与大自然恶劣条件战斗，还要忍受中国国内军阀割据、盗匪猖獗的环境，若不是对求知求真的坚持，加上中国学者科学救国的责任感，恐怕无法持续不懈下去。从这个角度来看，就像是一种对文明的坚持。

这些科学家并不隶属于同一个机构，也不隶属于同一个国家，他们因科研工作在中国相遇，他们重视分工与合作的特性，也表现在一起出田野、以共同挂名的方式出版、参加学会讨论等活动上。他们了解科学是众人合作的事业，尤其像地质学、史前考古这类的自然科学，从材料收集、野外考察、标本制定，到室内分析、绘制图版、理论发表等，需要许多人的合作。尤其是田野考察、标本比对和鉴定工作，最需要有经验的专家互相协助，才得以事半功倍，所以其学术成果的归属和发表常常有多人共同挂名的情形。在当时中国分工未细、缺乏专门人才时，这些在中国相遇的中外科学家相互依赖彼此的专长，他们之间有私人友谊，也有相知相惜。

事实上，在自然科学的早期发展阶段，野外勘查和采集是很主要的部分，所以这些旅行探险家与专职的地质学、古生物学、史前考古学研究者成为研究该领域科学活动的一个部分。远来的外国学者们融入中国的研究环境，与中国本土的科学家们一同排除万难，共同为世界科学事业而努力，一步一步探索中国这块土地上几千年、几万年甚至几十万年前曾经有过的人类文明场景。■

参考资料

[1]戴丽娟.中国地质学及史前学发展初期之国际性格[M]//古今论衡（第25期）.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3.

[2]王希桐.中外专家情系泥河湾[M].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

[3]韩琦.安特生在中国——从矿务顾问、化石采集者到考古学家[EBOL].http：//jds.cass.cn/xwkx/sxpy/201812/t20181214_4793464.shtml.

[4]邢玉林，林世田.探险家斯文·赫定[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

[5]杨翠华，庞桂芬.远路不须愁日暮──胡适晚年身影[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5.

[6]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7]钱益汇.步达生与近代中国的科学事业[J].齐鲁学刊，2007（5）.

[8]李学通.翁文灏年谱[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