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展与广州起义

蔡志贤

摘 要：共产党员吴展是广州起义的直接参与者和起义部队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起义前期积极响应并参与准备工作，在起义中亲自率领黄埔军校特务营全体官兵歼灭了广州外围的部分敌守军，并对敌军增援部队进行顽强的阻击，最后掩护起义部队安全撤退。起义失败后，随撤退部队为扩大和巩固海丰、陆丰、惠来、普宁等红色根据地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吴展与参加广州起义的英烈们一起，为改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和人民的悲惨命运，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

关键词：吴展;共产党员;黄埔军校;特务营;起义

1928年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广州暴动纪念宣言》明确指出：“英勇的广州工农兵士，受着全国——尤其是广东革命斗争的推动，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于去年十二月十一日爆发了空前的武装暴动，推翻了反动统治。”广州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部分官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与广州工人、农民缔结同盟而英勇夺取政权的一次武装起义。起义的主力军是以叶剑英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梁秉枢带领的第四军警卫团以及吴展率领的黄埔军校特务营等我党早期直接掌握的武装。而身为共产党员的吴展，是廣州起义的直接参与者和起义部队领导者之一，他为广州起义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本文拟将史料汇集成篇，还原吴展在广州起义前后的一些活动情况，以飨读者。

吴展（1899—1934），原名鹏昌，别字凌霄，别号修翎，安徽舒城人。幼年时的他天资聪颖，从私塾跳级到舒城县第二高级小学就读。1919年秋小学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入安徽省立第一中学。在进步的书刊启迪和激发下，他积极参加反对军阀倪道烺、马联甲的“六·二”运动，并和蔡晓舟、舒传贤等人筹建了安庆市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创办了黄埔军校。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军校之创办，先后两次发出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多选派党团员或进步青年到军校学习，培养党的武装骨干”。是年春天，作为20世纪20年代热血有志的进步青年，吴展不顾家人的阻拦，瞒着身怀六甲的妻子以及年幼的儿子偷偷地奔赴广州投考。经过严格筛选、笔试和面试，由时任黄埔军校试验（入学考试）委员严重、军事教官刘宏宇等二人保荐入学，并被编至第一期第四队（备取生队）学习。“由于共产党对共青团的教育抓得很紧，使团员政治觉悟得以迅速提高，他们到校后，都纷纷要求‘升党。”[1]吴展作为安庆市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与周士弟、王尔琢、曹渊、左权、宋希濂、侯镜如、李默庵，以及后来一起参加广州起义的徐向前、唐澍、唐震、蔡升熙、陈选普、梁锡祜、黄锦辉、刘楚杰等同期学员先后成了中共党员，使他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更坚定了信仰马列主义、跟中国共产党走的革命信念。学习期间，吴展一直以入学誓言“同受社会国家之感触”为座右铭，经过近半年的“军事与政治、理论与实际并重”的刻苦学习和训练，于同年11月毕业。因其才华出众而被校本部留用，先后任第二期教官部中尉特别官佐、第三期校长办公厅中尉特别官佐。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军校决定采纳教育长方鼎英的建议筹建了规模最大的分校——武汉分校。学员分别来自第5期的政治大队、炮兵大队、工兵大队以及即时全国招生。其中招收女生一事是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上的首创，女学员们在短短的5个月时间里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和革命思想熏陶，后来成了中国第一批女军官，可谓巾帼不让须眉。后来参加广州起义的游曦、周越华、危拱之、郑梅仙、张瑞华、杨庆桂、彭镜秋①等女学员在校期间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的吴展亦随校本部政治科一起迁往武汉，并担任学生总队第四队队长兼训育教官。

1927年春正当大革命轰轰烈烈的时候，蒋介石于4月12日在上海发动了武装政变，全面实行对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以及工农革命群众大肆追捕和屠杀。汪精卫又于7月15日宣布“武汉分共”，武汉分校随即对学员进行解除武装以及遣散共产党员的行动，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宣告破裂。此时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趁机收留一部分学生扩充其势力，并将他们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以后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张发奎自兼教导团团长，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兼任该团教育长（后毛遂自荐任团长），吴展任第一营营长，宋湘涛任第二营营长，刘先临任第三营营长。另外，游曦、曾宪植、郑梅仙、廖德璋、彭镜秋等30多位共产党员身份的女学员中不愿遣散的也被编进了教导团。

正当反动派一齐挥舞起屠刀向共产党杀来时，我党领导人之一蔡和森主张采取武装起义还击敌人。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挽救中国革命，中共中央决定联合愿意革命的国民党左派，将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组成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决定于8月1日举行南昌起义。参加起义的部队：叶挺指挥的第二方面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贺龙指挥的第二方面军第二十军;朱德指挥的第五方面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以及南昌公安局的保安队等。而吴展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虽然已经全副武装地拖出了武昌城，而后来还是因陈独秀命令，他们仍旧回到武昌两湖书院来”[2]，连同原驻武汉的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一起没赶上参加该起义。后来这两支队伍先后到了江西和广州，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以及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的广州起义。

被称为“赤子赤孙”的第二方面军教导团是一支有一定文化程度和政治理论水平、身体强壮、打过硬仗的队伍。该团的1300多名下级军官中，就潜伏着包括吴展在内的几百名还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共产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相当大，就连张发奎都承认教导团是“一颗拉了线的手榴弹”[3]。南昌起义后，张发奎为了要和桂系的李济深争抢广东地盘，打着“护党运动”的旗号带领第二方面军回师广东，教导团也随大部队南下。队伍行至江西九江时，张发奎害怕教导团闹事，收缴了学员们的武器。“当时学员的思想十分混乱，唯恐张发奎也仿效蒋介石来个‘清党，大部分人准备逃亡。”[4]在那危急关头，第二方面军参谋长兼教导团团长的叶剑英在吴展等共产党员的协助下，分头对学员们进行教育，指出了“干革命是任重道远，不可能一帆风顺”[5]，稳定他们的情绪，重新集结并继续南下。途中为防匪患，张发奎又重新发还枪械装备队伍。但当教导团到达广东韶关休整待命时，张发奎的猜疑又一次令全体学员交出武器，有部分学员们再一次出现情绪低落、思想动荡不安，党组织为保存革命力量，又一次派吴展等党员骨干分头到各连去做说服学员工作，使队伍得以保持原状继续前进。

1927年张发奎率部占领广州后，立即脱下“左派”外衣，加紧镇压工农运动。此时中共广东省委一方面识破汪精卫、张发奎之流的“要在夹击中奋斗”谬论，决定必须在他们下毒手之前进行起义。另一方面，当时张发奎的主力部队正在西江同桂军作战，广州空虚，武装起义正是最好时机。中共广东省委随即将决定上报中共中央，后获复“中央对于你们的暴动计划均大致同意，惟须立即开始”[6]的批示。

11月中旬，张发奎的亲信原教导团团长杨树松赴任黄埔军校教育长一职。而吴展是杨树松赴军校任职时在教导团中调用跟随前往人员之一，被任命为新成立的黄埔军校特务营营长;另一名随行人员王侃如（共产党员）则被任命为黄埔军校办公厅秘书。作为起义计划中的主力部队之一黄埔军校特务营，吴展等军官们在秘密进行起义组织准备工作的同时，坚决执行南方局与省委联席会上所确定的行动方针：“尽量发展党在士兵中的组织与影响，以取得此等武装群众之实际领导地位。”[7]他们一方面以革命意志坚强和行动积极的士兵为核心去团结和教育广大士兵，另一方面要求他们每日加紧实施政治、军事训练，并根据城市起义的特点，侧重进行散兵战斗中的攻击、射击和夜战的训练教育。当时吴展率領的黄埔军校特务营共有三个连，“其中朝鲜人一百五十多”[8]，他们后来与在广州的部分苏联、越南等革命者一样，怀着为解放全人类而献身的共同目标参加了广州起义。当中二连连长崔庸健以及教官杨达夫、金元凤、吴松尹和金山等朝鲜籍师生还是中共党员。

12月4日，由起义总指挥张太雷在黄花岗亲自召集以教导团、警卫团、黄埔军校特务营为主的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200多人秘密会议。会上张太雷向大家做了国内形势和敌我情况等问题的分析，并代表省委做起义的动员报告，要求大家回去发动和团结广大官兵的同时，认真检查落实起义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与会者表示拥护省委关于组织广州起义的决定，“一致决议誓死为工农革命奋斗”[9]。吴展作为起义主力部队之一的领导者，参加了会议并接受“上级指示黄埔特务营的任务是：监视反动武装，组织特务营配合工人的活动”[10]。

起义准备工作按部就班进行之际，负责转运武器的小北直街大安米店突然被敌人发现，老板被捕后供出实情，汪精卫马上做出“屠杀全广州的革命分子的决议”。中共广东省委在这紧急形势下，决定将起义由原来12月12日提前到12月11日，并将提前起义的决定立即报告党中央。

12月11日凌晨，张太雷、叶挺、周文雍、恽代英等在北较场四标营教导团驻地集合誓师，并宣告广州工农兵联合起义开始。教导团第一、二、三营，警卫团第三营，工人赤卫队第一、二、三、四、五、六、七联队，市郊西村、芳村、花地的农民赤卫军等按部署分别对各据点发起进攻。至天亮前，珠江北岸市区大部分的据点已经被起义军占领。6时左右，广州苏维埃政府在维新路原广州市公安局内成立，宣布一切权力属于工农兵士，设立政府组织机构和任命各委员会委员，并颁布革命政纲。当天中午，有1000多人参加的广东人民拥护苏维埃大会在丰宁路西瓜园举行。会后张太雷乘车到前线指挥作战，途中遇敌袭击，被流弹击中牺牲，“于是全盘军事指挥便失去了头绪”[11]。

黄埔军校特务营的驻地长洲岛离市区较远，因此未能第一时间收到起义提前的通知，至当天下午才知晓起义提前。军校教育长杨树松闻讯后第一时间逃离军校到了虎门，吴展、王侃如等经过碰头商议，决定马上召集黄埔军校特务营全体官兵，按原计划分批乘坐木船过江向广州市区靠拢。出发前队伍曾受不明真相的学员围观质问，但因他们事前稠密的组织工作到位，所以队伍很快就能集合完毕并强行登船，于傍晚时分在对面鱼珠码头全部登岸。吴展布置警戒后，队伍在挨路的村庄宿营。第二天凌晨，他们从鱼珠出发，分别全歼了蟹山炮台和鱼珠炮台等地的敌守军后，再沿着公路向西行。队伍抵沙河瘦狗岭附近作小憩和整顿，当吴展正与王侃如等军官们商议如何派人进城与起义指挥部取得联系时，突然担任警戒的士兵前来报告发现敌情，原来对方是奉张发奎之命从惠州返回广州镇压起义的李汉魂部队，吴展立即布置进行阻击，并下令做好战斗的准备。当敌军走到有效射程范围距离时，吴展马上命令开火，双方随即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我们的士兵大多数是未经过实战的学员，军官的实战经验也不多，因此在激战过程我方兵员损失较惨重，其中崔庸健率领的第二连朝鲜籍师生就伤亡了100多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队伍很快就被冲散，吴展只好命令部队向白云山方向撤退。队伍边打边撤，至太和圩时陆续与从市区撤退出来的教导团、警卫团等余部会合。为使起义部队不再受不必要的损失，决定由吴展率领的特务营和教导团一营等的余部留守进行阻击敌军，掩护大部队继续向东转移。

与此同时，国民党李福林的第五军二个团、驻韶关的二个团、驻佛山的二个营、东江的第二十五师、西江的第十二师、南路的教导第一师二个团等敌军从西、北、南三面将广州包围起来。除士兵外，工农队伍的武器严重不足，“工人的武装还有许多是竹刀木枪”[12]，且缺少训练。他们虽浴血奋战，顽强阻击，但多处据点还是失守。教导团女兵班班长游曦带领的女兵们在天字码头阻击数倍于自己的敌军，反复冲杀搏斗，最后全部壮烈牺牲。敌我力量悬殊，要继续坚守广州是不可能的，为保存实力，起义指挥部决定撤退。国民党军队在起义部队撤离后重新占领广州，随即进行了6天的血腥大屠杀，整个广州城尸横遍野，血染珠江，此次起义共有5700多军民殉难。

撤出广州的起义队伍，其中一部分的工农红军分别向东江、北江转移;而教导团、警卫团、特务营、部分工人赤卫队以及从监狱中救出的人共1000余人，分别向花县方向转移，16日抵达花县，各营长、连长马上召开了联席会议，决定为便于统一领导，将队伍改编成为一个师。朱德、陈毅带领的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在北江成立了红一师;董朗所带领的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在海陆丰成立了红二师;琼崖的游击队在海南成立了红三师;最后这支参加广州起义的队伍就自命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师。当天下午，在花县县立第一小学广场上召开了红四师成立大会。师下面按“三三制”设第十团、第十一团、第十二团等三个团，叶镛任师长，宋湘涛任副师长，袁裕任师党代表，王侃如任师政治部主任;由原教导团成员组成第十团，白鑫任团长（后叛变者），徐向前任团党代表（后任师参谋长、师长），吴展任团参谋长;由警卫团和黄埔军校特务营成员所组成第十一团，赵希杰任团长，缪云人任团党代表;由新参军的工人和农民组成第十二团，饶寿柏任团长，陆更夫任团党代表。队伍整编后，经龙门、紫金到达海丰，与彭湃所领导的海陆丰起义部队会师，为后来扩大和巩固海丰、陆丰、惠来、普宁等红色根据地继续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被誉为“东方巴黎公社”的广州苏维埃政府，虽然三天后被扼杀在摇篮里，但它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工农兵三种革命力量很好地联合起来，工人暴动、农民暴动、兵士暴动化而为一”[13]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尝试。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但它使全中国的工农兵士群众认识到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唯一领袖，只有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才能达到真正夺取政权的目的，为人民求解放，为民族求独立。

广州是吴展跟着共产党戎马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以广州起义为开端，吴展开始接受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的洗礼。在起义中，他表现出临危不惧、指揮若定的英雄主义气概，以及我们共产党人特有的在危难时刻冲锋陷阵、前赴后继、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吴展从冲破封建家庭孤身投考黄埔军校开始，就有共产主义的坚定理想信念和执着追求，特别是经过参加广州起义后，使他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最终成了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军杰出的军事干部。与此同时，在他进步思想的熏陶和影响下，胞弟吴洁①、弟妹马毅②以及后来成为他的革命夫人彭镜秋等家人都参加了起义，他们与广州起义的英烈们一起，为改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和人民的悲惨命运，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吴展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广州起义志士的丰碑上！■

参考文献

[1]陈宇.中国黄埔军校[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107.

[2]张侠.南昌起义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20.

[3]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教导团参加广州起义纪略（王谨权）[M]//广州起义资料（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84.

[4]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大革命失败与广州起义（叶剑英）[M]//广州起义资料（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2.

[5]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广州起义中的教导团（刘祖靖）[M]//广州起义资料（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60.

[6]中共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等.中共中央致南方局并转广东省委信[M]//广州起义.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36.

[7]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广东政治报告（二）（1927年12月5日）[M]//广州起义资料（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84.

[8]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崔庸健委员长参观中国革命博物馆时谈朝鲜同志参加广州起义问题[M]//广州起义资料（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08.

[9]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广州暴动与中国共产党的策略（中夏）[M]//广州起义资料（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56.

[10]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崔庸健委员长参观中国革命博物馆时谈朝鲜同志参加广州起义问题[M]//广州起义资料（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09.

[11]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广东暴动纪实（韶玉）[M]//广州起义资料（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98.

[12]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广东暴动纪实（韶玉）[M]//广州起义资料（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03.

[13]中共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等.广州起义[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2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