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徽州文书

顾岩

摘 要：徽州文书存世量巨大，其产生与流传和徽州宗族、商业、教育的发展存在时间上的契合和内容上的关联，各类文书的出现存在内在的逻辑关系。

关键词：徽州文书;宗族;商业;教育

20世纪50年代，徽州屯溪大规模面世文书档案20万件，时间从宋代直至民国，被称作继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之后的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五大发现。之后，休宁、歙县、祁门等地又陆续有多次发现，面世文书数量不等。目前公藏机构和民间藏家手中的文书数量均十分庞大。有报道称，全国徽州文书总数量大概有100万件（册），是迄今所知国内遗存数量最多、质量最高的民间文书群[1]。这些包括徽州文书在内的浩如烟海的徽州古代文献，为徽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徽州文书的时间跨度长达700年，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种类包括契约、合同、日记、账册、告示等数百种，近乎涵盖了宋代以后中国传统社会民间所能产生的全部文书类型。徽州文书触及范围之广，连续记载之长，对于初识者可谓震撼，继而不禁疑问，是什么样的特质让这片土地产生了如此的文化奇观？一般认为，古代徽州地处黄山白岳，地理环境相对封闭，历史上少战乱，也没有发生过毁灭性的自然灾害，加之徽州人文底蕴深厚，拥有强烈的文物、文化保护意识，从而使大量的徽州文书得以保存至今。但留存的条件并不能等同于产生的理由。在中国，还没有哪个区域在如此长的时期产生过如此巨量的民间社会文书。而纵观徽州文书的流传历史，会发现它与徽州宗族的发展、商业活动的兴盛以及教育的进步存在某种有趣的叠加。

目前所见徽州文书的时间上限主要在宋。这也是陆续迁居于此的中原世家大族的血亲和伦理观念随着理学的兴起和传播不断深入人心，宗族组织稳定发展的时期。同时，国家经济重心南移，高度发达的商业开始培育出拥有巨额资本的徽州商人。以文治国的国策使教育发展相对迅速，徽州地区对教育的重视程度逐渐加强。到了文书存留最多的明清时期，徽州宗法社会日益强固，进而达到极盛。徽州商帮在全国各地逐渐占据了重要地位，经商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商业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2]。“贾而好儒”的徽商，借其财力优势，多方位、多层次地资助和发展教育。徽州教育兴盛，书院私塾遍布城乡，初等教育机构涉及家家户户。这些时间节点的契合或许只是历史的巧合，但却可以让人们从另外的视角审视徽州文书的产生与留存。

受教育人口相对广泛，使书写文书不再是某些特权阶层的专利，进而使建立一种与各自的生产和生活紧密相关、传承有序的家庭档案成为可能。频繁的商业活动和社会流动，培养出徽州人强烈的契约意识，依靠“约”和“法”来维护权益、协调关系的意识日渐觉醒，宗族内部的规、约，禁、戒和训诫的强力推行，则从另一方面强化了这种意识。“立字为据”成客观需要和行为习惯。而在以血缘认同为核心的徽州宗法社会，对宗祧承继的重视已成为徽州人深入骨血的基因。这些原始凭证、字据以及记述家族活动的各类文书就是大宗族下的各个小家庭历史实态的直接写照，它们既是物质传承的依据，更是精神传承的依托。在它上百年甚至数百年的流传过程中，每个家族的一代又一代所有者传接前代，也记录当代，用最直接却最虔诚的方式完成他们宗祧承继的使命。

徽州文书的产生与流传和徽州宗族、商业、教育的发展息息相关，除了在时间上契合，内容的关联表现则更为明显。徽州氏族大姓大多由中原迁入，“在徽州这样一个特定的封闭区域中，宗族显示出很强的对外扩散、对内安抚的适应性，已成为各姓族人生存发展的基石”[3]。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宗族血缘上的同质需要通过续谱、修谱来体现，组织上的维护与管理则须有相应的规、约、禁、戒等可依照，诸多家族谱牒、族规家法类文书便由此产生。而在推动和强化这些思想、行为规范及伦理意识的过程中，教育教化作用凸显。同时，徽州商业帝国的成长使各大宗族获得教育的资金渐趋丰盈，宗族需求与商业财富共同助力徽州教育，也带动了文化与学术，尤其是徽派理学的繁荣。因而徽州不仅多见试卷、捷报、办校文约等文书，各类私家著述的存量也十分可观。随着教育的开展，作为徽州宗族文化内核的程朱理学影响愈发深入，宗族组织进一步强化，与宗族活动、运作相关的祭祀文书、誊录簿、祠簿、祀簿等也多了起来。宗族教育培育的徽州商人，也借助宗族势力壮大业务。许多商业账簿、札记、票据、合同、信札等文书，不仅记述各行业的运营状况，也反映出各地徽州商人在同乡同族间互利合作建立优势行业，并且依靠社会关系营造商业网络的实际情形。基于商业网络形成的行业与资本优势，有助于部分徽商攫取巨额的商业利润，根深蒂固的宗族观念则使财富返乡成为必然。回到徽州的商业财富大多会转化为土地，成为不同层次、不同分支的宗族财产。宗族内部以诸子均分为原则分家析产，不断地分配、再分配，形成经济上各自独立的中小子户。这些中小地产所有者中，一些人因天灾人祸或经商失败沦为了土地出让者，一些则因为宦或经商致富成为新的土地买入者。在买与卖的往复中，徽州土地频繁交易，产生了大量的田土买卖文书、官方税契文书以及基于土地所属关系变化产生的分家阄书、租佃契、赋役文书等，其中土地和财产类文书因其效用长期存续，在整个徽州文书中占比最高。此外，在商业活动和宗族扩展过程中，各类矛盾的产生在所难免，诉诸法律成为深谙规约精髓的徽州人的自然选择。所谓“新安健讼”，商业诉讼、宗族诉讼文书在徽州地区也是屡见不鲜。

徽州文书的发生发展有其特定的时代与社会背景，宗族、商业、教育均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作为初次接触者，对其相互间内在逻辑的感知，是笼统而肤浅的，有些可能也经不起推敲。但这不会减弱这座文化宝库本身的光彩。如今，徽州文書的专业研究更为细致、全面，关于古代徽州的讲述也更加具体生动。徽州文书正像徽州古建筑、徽州古村落一样，以其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清晰的时代表征，成为普通大众了解古代徽州，乃至理解古代中国的一把钥匙。■

参考文献

[1]罗昕.《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出版，大量徽州文书首度面世[EB/OL].澎湃新闻，2018-09-30.

[2]徽商最鼎盛的时期[J].黄山学院学报，2008（1）：21.

[3]吴伟逸.试论古代徽州宗族的形成及其特点[J].安徽史学，1997（3）：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