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妾”项文曜辩诬

于法霖

摘 要：项文曜，明代浙江淳安县人，景泰年间官至吏部左侍郎。因外号“于谦妾”被认为是溜须拍马的小人。项文曜的不光彩形象首先出自李贤笔下。文章对此记载进行分析，以期去掉李贤加在项文曜身上带有感情色彩的不实之词。

关键词： 项文曜;李贤;于谦妾

在历史上，明代名臣兵部尚书于谦“年未五十，丧妻，不复娶”[1]，更没有妾。但却有一位被称为“于谦妾”的人，不过并非女性，而是于谦在兵部的副手兵部侍郎项文曜。正统年间，有一位为讨好大太监王振而剃光自己胡须的工部侍郎王佑被人们叫做“王振儿”。王、项二人都是侍郎，时代又相近，所以“于谦妾”“王振儿”成为巧对并收入了清代人编的《巧对录》中。项文曜也就成了溜须谄媚的典型，时至今日仍会被用于作文举例，调侃一番。

清代所修《明史》中并未给项文曜立传，但也没有记载“于谦妾”的故事。清雍正年间所修《浙江通志》中记载：“项文曜，字应昌，淳安人。宣德癸丑进士，观政兵部，尚书王骥奇其才，俾修马政，复奉使西洋，所至民不扰而事治。授兵部主事。未几，征麓寇及整饬辽东边备，皆著劳效。寻除本部郎中。正统十四年，升右侍郎，转吏部左侍郎兼詹事。文曜持已莅官，并以勤敏清慎著闻。天顺初，被诬，终于家。成化五年，诏复官，赐谕祭。”[2]文字中记载项文曜是一个“勤敏清慎”之官。

“于谦妾”，最早当出自明内阁首辅李贤所著《天顺日录》中。书中记载：“景泰时，少保于谦在兵部，侍郎项文曜附之。内议患其党比，欲因事以开别用，持正者佐之。会予被荐，遂转兵部，迁文曜于吏部，复附何文渊。言官劾其憸邪，赖于谦力保存之。已而谦败，文曜卒见斥谪。当时以文曜为于谦妾，士林非笑之。每朝待漏时，文曜必附谦耳言，不顾左右相视，及退朝亦然，行坐不离，即在吏部亦如是。王直先生一儒者，于谦初甚尊敬之，已而被文曜谮毁，以为无用腐儒，谦遂慢之。谦初尝谓予曰：‘东王先生，君子儒也，可敬可爱。每经筵之宴得连坐，必与之相劝多饮数杯。及文曜转吏部之后，忽谓予曰：‘吏部老者何如不告归？予曰：‘告几次矣，朝廷不允。谦曰：‘第无实意耳。予曰：‘观其意亦实。谦曰：‘果有实意，病卧不起一两月，必放归矣。予谓：‘老先生至诚，使之假卧，必不肯为。后渐闻其所谮之言，方知谦之不敬王先生乃由此耳。当时文曜亦有代为之意，谦知之，未遂其谋也。”[3]文中对项文曜作为“于谦妾”的表现说得十分仔细，还记载项文曜是为自己的仕途而挑拨大臣间的关系。李贤在这里将项文曜描绘成一个奸邪、谄媚的人。由于李贤是明代著名的内阁首辅，所谓“自三杨以来，得君无如贤者”[4]，被誉为一代贤相。所以，项文曜“于谦妾”的帽子应当是戴稳了。

万历年间焦竑所编《国朝献徵录》中记载：“（项文曜），淳安人。踰冠举进士。文曜貌美如玉，便辟好言笑，而才敏阴贼，亡不畏之。为兵部郎中，于谦时柄任，号能公直亡阿狥，而亦甚亲爱文曜，荐为右侍郎。每朝会故当众妩媚谦，为可憎状。时人语曰：‘雄其冠，雌其节，生不知耻于公妾。再迁吏部左侍郎。尚书王直老矣，而贤有声，于谦重之。文曜因心利代直，构其隙，于谦几惑。亡何，英庙复辟，杀谦，捕文曜下狱，杖之百、戍边，年仅三十余。”[5]作这段文字之人用心可谓恶毒。这段记载将项文曜说的极其可憎，在明知项文曜二十出头即中进士的情况下，故意减少项文曜的真实年龄，又称奇貌美如玉，暗示于、项二人关系暧昧。据《宣德八年进士登科录》，项文曜中进士时二十一岁，为兵部侍郎时为三十八岁，到天顺元年戍边，已四十五岁，何来“年仅三十余”之说。从内容上看，显然是对《天顺日录》的记载加以渲染而成，有诽谤之嫌，并不可信。

如《天顺日录》所说，项文曜就是小人;若《浙江通志》记载属实，李贤就有诬陷的嫌疑。明代大臣王琼在所著《双溪杂记》中即怀疑李贤在《天顺日录》中“屡短文曜以为党附于谦，士林非笑，不知于谦非邪人，而文曜党附为何事也”[6]。

按李贤的记载，项文曜的“党附”是为升官，乃至挤走吏部尚书王直而代之。但这正是李贤记载的一个漏洞，因为这在当时是不可能办到的。

首先，从吏部自身的官员配备来看，这不可能。在景泰朝，吏部不只有王直这一个尚书。因王直当时已经年逾古稀，所以还有一位“佐王直理部事”[7]的吏部尚书何文渊。项文曜虽然已经是吏部侍郎，他的上面还有比他位次高的吏部左侍郎俞山。王直为官多年，虽年近八十，但“年益高，名德日益重”[8]，贵为少傅兼太子太师，仅次于历仕六朝的少傅兼太子太师礼部尚书胡濙，在当时的文臣中班列第二。另一位尚书太子太保何文渊则与景泰朝最有权势的司礼监太监兴安交好。俞山则是景泰帝朱祁钰还是郕王时的讲官，当时加官太子少傅。项文曜仅是吏部侍郎兼少詹事，职位品级不如前三人。如果项文曜想做到吏部尚书，要将这几位全部挤走，他并无此能力。

其次，任命吏部尚书是一件大事。项文曜任兵部、吏部侍郎时间太短，资历较浅，威望不足，景泰帝不会这么做。何文渊被罢官之后，景泰帝任命都御史王翱为吏部尚書，助王直理部事，王直仍然是尚书，项文曜仍为侍郎。

第三，按一般的说法，于谦在景泰朝位高权重，甚为景泰帝信任，可以帮助项文曜当上吏部尚书，这也不可能的。于谦虽被后世誉为“救时宰相”，但没有宰相的权力。“其实，景泰年间，六部分理庶务，皇帝大权独揽，于谦除了掌兵之外，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得预人事权而已”[9]，远不是后人想象的那么位高权重。于谦最多在皇帝征求大臣意见的时候有建议权。且即使是在《天顺日录》的记载中，于谦也没有推举项文曜为吏部尚书的意思。

由此看来，项文曜对王直或许有意见，但不会处心积虑地挤走王直而“代为之”。如果那样做，只可能是“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

如此，李贤的记载未免不实。王琼在《双溪杂记》中以为此事是因为“吏部侍郎缺，调兵部侍郎项文曜于吏部，李贤以吏部郎中升至兵部侍郎代文曜，盖嫌于升本部，与尚书王翱并之。意（于）谦尝荐文曜，贤以为今调出谦意，深衔之”。即李贤是以为是于谦故意不让自己升本部侍郎，反而举荐项文曜，心存不满。而且《天顺日录》中称此次调动是“内议患其党比，欲因事以开別用，持正者佐之”[10]。这一句话颇为高明：于谦与项文曜既是“党比”，那么按照“君子不党”的说法，两人便不是君子;而由于李贤自己得以升任兵部侍郎取代项文曜，又自然将自己推向了“持正者”的位置。

是不是李贤在自己的著作中故意曲写的呢？是有可能的。

李贤与项文曜都是宣德八年进士。但或许真如《浙江通志》所记载，项文曜有能力才干，正统元年四月，即被擢为兵部主事，四个月后，李贤才被擢为吏部主事。土木之变后，时为吏部郎中的李贤幸运地从土木堡逃回，项文曜已经被吏部推举为兵部右侍郎。如果李贤由吏部郎中升为本部侍郎，按部次排名是可以班列项文曜之前，但却是项文曜升吏部侍郎。后来李贤升为吏部右侍郎，项文曜却以吏部左侍郎兼少詹事排在他前面。如果没有后来的“南宫复辟”而导致项文曜被诬陷流放，李贤或许要一直被项文曜挡在身后，对此李贤极有可能心存不满。

对于李贤，《明史·李贤传》在称其为贤相的同时，也指出他“自郎署结知景帝，超擢侍郎，而所著书顾谓景帝为荒淫。其抑叶盛，挤岳正，不救罗伦，尤为世所惜云”[12]。因为听信别人说叶盛说他“诗文不佳”[13]，李贤就心中忌恨，不但借起草给别人的诏书对叶盛进行斥责，而且还一直抑制叶盛的升迁。对于他的著作《天顺日录》，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的，“未免爱憎之见”。则因为心中的不满，在自己的著作中稍稍地报复一下项文曜，也是极有可能的。

所以，项文曜即便不如《浙江通志》中说的那么好，也必非《天顺日录》及其他野史所讲的那么不堪。“于谦妾”自然可以当做一个故事来用，但如果仅仅因为有一个“于谦妾”的故事，就认定项文曜其人不可取，恐怕有失公允。■

参考文献

[1][11]（清）吳廷燮.明英宗实录[M].台北：台湾史语所，1962.

[2]（清）嵇曾筠，（清）李卫，（清）沈翼机，等.浙江通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3][10]（明）李贤.天顺日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4][7][8][12]（清）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5]（明）焦竑.国朝献徵录[M].台北：明文书局，1991.

[6]（明）王琼.双溪杂记[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9]尹选波.试论景泰帝朱祁钰[M]//王毓铨.明史研究第3辑.合肥：黄山书社，1993.

[13]陆容.菽园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l985

[14]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M].北京：中华书局，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