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文化与明代广东社会变迁

牛晓琰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 广州 510623）

广东一隅，史称岭南。现今提到这个名字，首先令人联想到的便是它发达的经济和前卫的思想。如果把时间往前推到近代，孙中山、梁启超、康有为、陈澧，这些广为人知的名字纷纷登场，是风云激荡的近代史上广东不断探索与变革的见证。务实、进取、自由、包容，是近代至今广东输出的最直观的岭南文化印象。然而如果稍作深入了解，便会发现广东又是一个很重视传统的地方，祠堂、古迹遍布全省，各种传统的民俗文化也仍具活力。这种崇古而不泥古，既葆有历史又颇具先锋精神的岭南文化，在中华文明中散发着独特魅力。但是在明代以前，广东还是中原印象中未开化的不毛之地。由于五岭阻隔，与中原内陆交通不便，自汉代以来一直发展较缓慢，多是作为贬谪官员的流放地。唐代韩愈被谪至此，曾给侄子孙湘写下“好收吾骨瘴江边”的诗句；宋代苏轼亦被谪，却以飞扬之性情放言“九死南荒吾不悔，兹游奇绝冠平生。”然而无论孤愤或旷达，其时广东的荒凉险恶都可见一斑。

到了明代，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为广东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海上贸易带来的经济繁荣使得岭南日渐富庶，学术和文化也随之而发展，出现了影响全国的学派和学者，讲学风气大盛。在岭南文人士大夫的推动之下，儒家伦理秩序得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昔日的荒蛮之地历经有明一代，成为书院遍布、人文彪炳的“海滨邹鲁”。现今的岭南文化，其开放包容之风气、自由独立之思想，这些重要特征在明代广东的社会发展中便已形成。

1 学派纷呈

明代学术以浙江大儒王阳明之“阳明心学”最为人所熟知。其实在王阳明之前，广东大儒陈献章便已在家乡讲学，开明儒心学之先河，世称江门学派。而后，陈献章的弟子湛若水将其学说继续发展演进，创立甘泉学派，并广建书院以讲学，各地学子纷纷前来受教，生徒近4000人，极一时之盛。除心学以外，广东还有一部分学者秉承“实学”，以务实的态度治民生经济之学，是为岭南学术之又一大宗。

1.1 江门学派

明成化、弘治年间，岭南大儒陈献章设帐讲学，提倡“以自然为宗”“学贵乎自得”的思想，世称江门学派。陈献章（1428—1500），字公甫，号石斋。广东新会人，居白沙里，世称白沙先生，亦称陈白沙。他的学术思想中充分强调了独立思考的精神。其所谓“自得”，是要求学人在学术上有自己的见解，有独立的人格。即使是面对先贤圣哲的著作，也要经过自己的思考和理解来做出判断。这种与圣贤平等对话的治学方式和独立的思辨精神，至今仍是岭南思想文化之一大特色。

陈献章之学说以静为主，不向书本文字中驰求，因此有人劝他著书立说，皆不应。陈献章曾自言二十七岁时跟随理学家吴与弼求学，于古圣贤之书无所不读，然而始终不得门径。于是在回归故里后，舍弃书本，惟求静坐，“终于静中自得之，然后日用应酬随其所欲”。因此，其教学者，但令端坐澄心，“于静中养出端倪”，此是首先的要务，然后才是读书。陈献章一生虽不事著述，但颇有诗性。其诗作流传2000余首，题材广泛，大至民族大义、国计民生，小至插花看柳、闲庭信步，均是触景而成，风格平易自然。他的心法学说、道德品格大部分寓于诗文之中，因此有“诗教”之誉。从陈献章的诗文中能够窥见其江门学派的很多论学宗旨。例如，他写给学生陈秉常的诗：“我否子亦否，我然子亦然。然否苟由我，于子何有焉？”循循善诱，鼓励学生不受老师的束缚，不迷信权威，大胆质疑，独立思考。

1.2 甘泉学派

江门学派提倡独立思考的学风，使得其学派自身不断发展演进。陈献章为学主静，先要从静中入手，而后“日用间随处体认天理”。他的学生湛若水即以“随处体认天理”为学的，并畅发其余蕴，创立甘泉学派①湛若水号甘泉，故得名。。湛若水提出“心无一物，天理见前。何为天理？本体自然。廓乎浑兮，四时行焉。勿忘勿助，圣则同天。”要以勿忘勿助、自然而然的状态来感应万事万物，方能体认自然之天理。弘治年间，湛若水与浙江大儒王阳明同在南京吏部任职，时常互相讲论切磋，二者思想相互影响，将明代心学发展至新的高度，世称王湛之学。

甘泉学派的规模一度颇为壮观，从学弟子甚众，“相从士三千九百余”（罗洪先《湛甘泉墓表》）。主要代表人物有永丰吕怀、德安何迁、婺源洪垣、归安唐枢，号为湛若水的四大入门弟子。再传有名者为许孚远，三传有冯从吾，以后逐渐与阳明学派合流。另外，明末著名心学家刘宗周，经唐枢至许孚远，亦可谓是湛若水的三传弟子，其思想也颇受湛若水的影响。

1.3 实学

明代学术思想多元，在理学之外，尚有实学一派。实学主要讲求“实用”，提倡“实政”，更多地关注国计民生之事务，是传统儒学发展的最后阶段和独立发展形态。明代实学之风气由丘濬所开创的。丘濬（1400—1495），字仲深，广东琼山（今属海南）人，经济学家，明代以尚书入内阁（即实际上的宰相）第一人。他所著《大学衍义补》一书，是其经世思想的集中体现。书中所倡导的国家经济观，主张藏富于民，上层统治者要了解百姓的日用饮食，以民为本，民富则君富。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思想。

岭南实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黄佐（1490—1566），字才伯，号泰泉，世称泰泉先生。广东香山人，与陈献章、丘濬合称明代广东三大学者。黄佐论学讲求实学，认为“学必读书，然后为学”，《四库全书总目》称其为“明人之中学问最有根底”者。黄佐曾授翰林院编修，后在朝廷斗争中被谮，出为江西按察佥事。官江西期间，黄佐大力发展教育，举节孝，立乡社，且注重下层民众的教育，“择士民及徭、僮之子弟教之”，由是风化大行。致仕后，于家乡讲学，诸生日录所闻，辑为《庸言》一书。

2 儒家社会秩序的建立

明代中期，朝堂上发生过一场持续数年的皇统论争，对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和秩序形态产生了无比深远的影响，这就是著名的“大礼议”事件。“大礼议”起因于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明武宗崩，身后无子，经杨廷和等廷臣与皇太后议定，承明太祖“兄终弟及”的祖训，迎明孝宗弟兴献王之子入继大统，是为世宗皇帝。所谓“大礼”，即世宗入继后如何处理其与孝宗、武宗以及所生父兴献王的关系。世宗登基不久，以内阁首辅杨廷和为首的武宗旧臣们便以“继嗣”为由，要求世宗改换父母，尊伯父明孝宗（即明武宗之父）为皇考，生父兴献王为皇叔父，世宗难以接受。此时，观政进士张璁上疏责廷臣之非，提出了“继统”的理论来支持世宗，上疏附和张璁之议者尚有岭南士大夫霍韬、方献夫等人，于是一场长达数年的论争便开始了。

“大礼议”期间，争论的双方都引经据典，从儒家经典中寻找依据来作为己方立论的支持。主“继嗣”的编修邹守益上疏云：“陛下欲隆本生之恩，屡下廷臣会议，诸臣据礼正言，致蒙诘责。昔曾元以父寝疾，惮于易箦，爱之至也。而曾子责之曰‘姑息’。鲁公受天子礼乐以祀周公，尊之至也。而孔子伤之曰‘周公其衰矣’。臣愿陛下勿以‘姑息’事献帝，而使后世有‘其衰’之叹……”举出曾子易箦和鲁公僭祀周公的事例，试图用儒家人伦礼法来规劝世宗不可“徇情以为孝”。而张璁则援引《礼记》中“礼非从天降也，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矣”的论述，申明“圣人缘人情以制礼，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的制礼之准则。经过数轮论争，至嘉靖三年（1524），以世宗大获全胜，钦定大礼，追封生父兴献王为恭穆献皇帝而告终。“大礼”议定后，所推首功者有张璁、桂萼、席书、方献夫、霍韬五人。其中方献夫与霍韬俱是广东士大夫的代表，广东文人也由此走上政治前台，成为朝中的南海士大夫群体。

嘉靖七年（1529），世宗颁布《明伦大典》，记述大礼议事件的始末。嘉靖十五年（1536），诏令天下臣民祭祀始祖，以往只能由贵族士大夫阶层享有的祖宗祭祀，至此在民间普及开来。这一系列的举措使得儒家的宗法观念得到了空前发展，从上层社会普及深入到民间各个阶层。在这种氛围下，各地纷纷开始纂修族谱、兴建宗祠，宗族体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有些族规甚至同政府推行的乡约相结合，称为乡约家法。广东士大夫霍韬、方献夫等人积极在家乡推动乡约和宗族的建设，岭南大儒黄佐等人也大力倡导地方修建祠堂。屈大均《广东新语》载：“其族长以朔望读祖训于祠，养老尊贤、赏善罚恶之典一出于祠。”由此，儒家的社会秩序在岭南日益完善，岭南历史被纳入到了传统中国的一部分。

3 书院的繁荣

明代广东书院大量兴建，以嘉靖朝为最。书院是社会教育组织，最早出现在唐朝，正式的教育制度则是由宋代朱熹创立的。最初是由富室、学者自行筹款，于山林僻静之处建学舍；后来由朝廷敕赐匾额、书籍，并委派教官、调拨经费等，逐步变为半民半官性质的地方教育组织。明代的书院具有学术传播与研讨的性质，是明代学术主流。授课形式往往是学者们的学术讲座，讲学内容也并不局限于科举考试，而是更多放眼于学生的人格培养、修身养性以及治学方法。在这种讲学体制下，各地方逐渐形成不同学派，分庭主教。凡书院集中之地，在有明一代必曾有过文化的辉煌。

广东书院始于宋，盛于明。明初岭南大儒陈献章在家乡设馆授徒，而后，其高足湛若水发展其学说，在广东、江苏、湖南等地广建书院，生徒甚众。此外，广东名儒霍韬、方献夫、黄佐等人也纷纷创办书院，讲学之风盛极一时。明代广东书院数量之多，已占全国30%，仅次于江西、浙江，居于第三位。

4 刻书与藏书风气

明代广东的儒风大盛导致了对书籍的需求量激增，刻书业蓬勃发展，官府刻书（又称“官刻”）、文人刻书（又称“私刻”或“家刻”）、书坊刻书（又称“坊刻”）均蔚然成风，且出现了文人刻书向商业书坊发展的趋势。

明正统二年（1437），广东提学副使林廷玉于药洲（今位于广州市越秀区教育路），将濂溪祠改建为崇正书院，以刻书闻名全国。曾刻印唐代杜佑的《杜氏通典》、唐代颜师古的《汉书注》、宋代朱熹的《周易传义》《四书集注》等。明清时期，药洲一带成为广东文教重地，明代提学道署、清代学政署均设立于此。直至民国时期，原提学司先后改为教育部、教育司。后来，广州人民为了纪念药洲在文教上的历史意义，故将此路命名为“教育路”。

广东藏书楼的兴起和发展是从明初开始的。其中的著名藏书家首推丘濬。丘濬家贫好学，早年为求书而备尝艰辛，明景泰年间中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丘濬出仕之后，为使家乡学子不再无书可读，特地于琼山县学建石室以藏书。在丘濬辞世后，明孝宗特赐图书万卷予石室，以示哀荣。石室藏书曾达数万卷，并历代相传。

丘濬在朝中供职时，偶然于内府藏书中发现了当时久已失传的几部岭南先贤著作，于是精心加以整理汇编，并刊行于世，著名的有《张九龄文集》《武溪集》等，为岭南文化留下了珍贵史料。

明代广东藏书家多为学者。被称为与丘濬同开岭南藏书之风的大儒黄佐，平生著述200余卷，其藏书处宝书楼在当时名噪一时。其余如张萱及其西园、陈琏及其万卷堂、梁储及其奎翰楼、梁朝钟及其吼阁等，都是明代广东赫赫有名的藏书家和藏书楼。

历经有明一代，广东完成了从化外之地向传统儒家社会的转变。江门学派重视独立思考、大胆质疑的学风，塑造了岭南文人士大夫独立不迁的人格；实学又为岭南文化注入了务实之风气。同时，儒家社会秩序的建立，使得岭南文化中凸显出注重传统的一面。经过明代的长足发展，广东方能在清代和近代走在历史潮流的前端，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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