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20
刘敏
(西安美术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5)
凭几出现的时间很早,并且很早就有礼的内涵。《诗·大雅·行苇》道:“戚戚兄弟,莫远具尔。或肆之筵,或授之几。”[1]亲族宴饮时,让年长者授几,以示特别的尊敬。从实用的角度来说,凭几可用于缓解久坐的疲劳,而它的设与不设、倚与不倚又包含着礼仪的内容[2]。凭几在东汉末年已在上层社会流行,这与先秦以来的跽坐礼俗关系密切。但跽坐易累,“故而有时乃凭几而坐,膝纳于几下,肘伏于几上”[3],以解疲乏。先秦至两汉的凭几多为两足,几面平直或微凹,形体较小。
凭几在魏晋时期发生重大变化,平直的几面变成弧形,两足变成三足,三足弧形隐几由此产生。“凭几”和“隐几”两词的含义和使用场合是不一样的。凭几指权力和身份象征,主要在礼仪场合使用。汉魏之前,凭几的礼制意义占据主流位置,是权威的象征。后来表达权威的凭几式微,更加具有私人意味的隐几大量出现于文人日常生活中,成为个人旨趣的表达[4]。笔者认为可以魏晋之际为界,将之前两足且几面横直用来凭靠的几称为凭几;将之后出现的三足且呈“曲木抱腰”状的几称为隐几,如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出土的一件呈“曲木抱腰”状的漆隐几[5]。与两足凭几相比,三足隐几弧形的舒适度及稳固度更高。
隐几在唐代依然流行,其又被称为“养和”[6]。皮日休在《五贶诗序》谓“有桐庐养和一,怪形拳跼,坐若变去,谓之乌龙养和”[7]。陆龟蒙的《乌龙养和》云:“养和名字好,偏寄道情深。所以亲逋客,兼能助五禽。倚肩沧海望,钩膝白云吟。不是逍遥侣,谁知世外心。”[8]依诗中的形容,可知它应是隐几。从“倚肩沧海望,钩膝白云吟”来看,其高度可能比一般隐几略高,可用于靠背。这似乎暗示着隐几与圈椅弧形靠背之间的某种联系。
五代以后,低型家具渐被高型家具所取代,垂足而坐的椅子也逐渐取代了床、榻等而成为主流坐具,与床、榻配合使用的隐几也逐渐减少使用。但古人利用隐几适于作弧形靠背与扶手等优点,将其与床榻坐具结合,让隐几成为床榻等坐具的靠背和扶手。事实上,这种结合现象在东晋时就已出现,这一点接下来将提到。
床榻是床与榻的合称。虽然都是汉代流行的坐具,实际上床和榻是有区别的。榻的尺寸要小于床[9]。矮足的大床是室内重要的家具,床足的低矮是与当时席地起居的生活方式相适应的,先秦至秦汉皆是如此。床、席共用,是席地起居是家具的基本组合,这一习俗一直延续到魏晋南北朝时期。
两汉至魏晋时期,除大床作为正式坐具外,同样普遍使用的还有供一人独坐的榻。这种独坐式榻的出现并未改变席坐的姿式和习惯,而隐几和榻成为经常出现的组合。南京象山东晋王氏家族7号墓陶榻上有陶隐几[10],这是汉代隐几与床榻组合的延续。朝鲜黄海南道安岳郡五菊里东晋永和十三年(357)冬寿墓壁画中[11],墓主人冬寿执麈坐于榻上,身前凭呈“曲木抱腰”之态的隐几。甘肃酒泉丁家闸5号晋墓前室壁画中部绘有墓主人跪坐于榻上,前凭三蹄足隐几的形象[12]。北京八角村魏晋墓石棺后壁绘有墓主像,墓主正面端坐于榻上,向前凭依着三足黑色隐几[13]。北魏时期,前凭隐几的坐榻风习也在平城蔓延开来,大同智家堡北魏墓石椁北壁壁画描绘墓主夫妇坐于榻上[14],男墓主像前有“曲木抱腰”的隐几一件,形制与北京石景山八角村魏晋壁画墓隐几形象相似。江宁丁甲山一号六朝墓中出土的陶牛车模型上也放有一件陶凭几,其葬入时是把弧曲的一面向后[15],应是便于乘车人靠背而设,发掘人员将其称为陶靠背。笔者认为称其为隐几比较恰当,因为在一同出土的还有一件两足直凭几,这也是区分两足凭几与三足隐几的一个例证。从这件隐几的使用情况可以得知隐几也可作为靠背使用,与圈椅弧形靠背的作用不谋而合。
中国古人的坐式经历了席地跽坐、盘腿坐、垂足坐几个阶段[16]。在盘腿坐中,榻是主要坐具。宁夏固原北魏漆棺上画有男女主人盘腿坐在榻上的形象[17],山西太原北齐徐显秀墓壁画中有男女主人盘腿并坐在床上的形象[18]。实际上,即使是最开始的跽坐在床榻坐具出现后,也有跽坐于床榻的方式。陕西西安理工大学发现的西汉晚期壁画墓中绘有女主人及宾客跽坐在矮足的木榻上[19]。魏晋时期的坐榻增高,出现了有壸门的坐榻。如甘肃嘉峪关1号魏晋壁画墓有跽坐于壸门榻上的人物形象;在酒泉丁家闸5号魏晋墓壁画中,不仅有人物跽坐于壸门榻上,还有墓主人在榻上使用隐几的形象。这种壸门榻到了唐代以后的垂足坐时代仍然是很重要的坐具,当与弧形隐几结合后,弧形围合造型的圈椅便出现了。后世圈椅中的壸门洞便是壸门榻的遗留痕迹。再者,追溯中古隐几的变迁,早在北朝以后,由于胡床传入以及跪坐礼俗式微,隐几已不常见,用法也由早期的前凭转为后凭[20]。先秦时期就出现的凭几造型经过秦汉、魏晋南北朝的发展演变,在隋唐时期最终定型为三足弧形隐几,其形象即圈椅弧形靠背的形象。此外,圈椅的弧形靠背和扶手也有“三足”,即两个前腿上截加一个靠背板。这是三足隐几与床榻结合后的演变结果。
圈椅可能是在唐代定型的,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唐代周昉《挥扇仕女图》里仕女所坐的圈椅,但其坐面较之后世圈椅显得低矮。宋代是圈椅的成熟时期。由于年代久远,宋代圈椅实物已不存。宋代圈椅继承唐代圈椅的造型并有了新的发展,其形象可见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宋画《会昌九老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南宋牟益《捣衣图》等,画中圈椅造型已较接近明式圈椅。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圈椅弧形围合造型形成的基本脉络。首先,汉代时期床、榻等坐具的流行,使隐几与坐具变成常见的组合。其次,这种组合经历魏晋南北朝的发展,隐几演化成三足弧形式,矮足床榻的高度也渐增,并带有壸门。最终至唐代出现了隐几与床、榻合二为一的做法,而这种做法应是导致圈椅出现的重要原因。圈椅应在唐代基本定型,其形制在宋代成熟。圈椅的壸门洞造型因素当是壸门榻的遗留,而弧形靠背与扶手当是三足弧形隐几的痕迹。圈椅的两根前腿上截和靠背板应是三足弧形隐几与床、榻结合后隐几三足的演变结果。■
[1]程俊英.诗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2]扬之水.古典的记忆——两周家具概说(上)[J].紫禁城,2010(5).
[3]朱大渭等.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4]李溪.凭几与隐几——文本和图像中的“一物二义”[J].文艺研究,2013(10).
[5]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马鞍山市文化局.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发掘简报[J].文物,1986(3).
[6]扬之水.隐几与养和[J].收藏家,2002(12).
[7][8](清)曹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六百十二·五贶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9](唐)徐坚.初学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0]南京市博物院.南京象山5号、6号、7号墓清理简报[J].文物,1972(11).
[11]洪晴玉.关于冬寿墓的发现和研究[J].考古,1959(1).
[12]甘肃省博物馆.酒泉、嘉峪关晋墓的发掘[J].文物,1979(6).
[13]石景山文物管理所.北京石景山区八角村魏晋墓[J].文物,2001(4).
[14]王银田,刘俊喜.大同智家堡北魏墓石椁壁画[J].文物,2001(7).
[15]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南京近郊六朝墓的清理[J].考古学报,1957(1).
[16]张朋川.《韩熙载夜宴图》反映的室内陈设的发展变化[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0(6).
[17]固原县文物工作站.宁夏固原北魏墓清理简报[J].文物,1984(6).
[18]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北齐徐显秀墓发掘简报[J].文物,2003(10).
[19]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理工大学西汉壁画墓发掘简报[J].文物,2006(5).
[20]邹清泉.隐几图考[J].文艺研究,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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