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名相蹇义仕途研究

权莎 罗诗谦

（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重庆 400047）

蹇氏一族在元朝入川，其中一支定居在四川巴县（现今重庆）。经过五代经营，家族不断壮大。在蹇义入朝为官、身居要职之前，蹇氏家族虽人丁兴旺、家业壮大，但并不算是名门望族。蹇义政治生涯的开始和仕途思想的形成，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蹇义的从政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丰富的从政经验和明确的仕途思想使蹇义历经六帝，官职由中书舍人、吏部侍郎至吏部尚书、少师、少傅，最终衣锦还乡、名耀一方。

1 蹇义从政的政治环境

明朝建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便十分重视科举这一选拔人才的方式。洪武三年（1370）科举考试便已经恢复如初。洪武四年（1371），盘踞在川渝一带的大夏政权也被明朝消灭殆尽。这便为蹇义的出仕提供了稳定而有利的社会环境。大夏政权被消灭后，四川地区进入平稳发展期。加之洪武年间各方外患平定之后，明太祖为防止建立帝业中功臣集团居功自傲，先后进行了加强中央集权的改革。“胡蓝之狱”也使明初的大臣文人极为恐慌。

蹇义原名蹇瑢，四川巴县陵江河（即嘉陵江）人，洪武十八年（1385）中进士，赐名“义”，授官中书舍人。胡惟庸案后，废丞相和中书省，权归六部。中书舍人这一职位也隶属于承敕监。由于隶属单位的变化使蹇义在为官之初便侍奉在朱元璋左右，并深得赏识。但是在明初恐怖的政治环境中，这种亲侍皇帝左右的殊荣也并不是顺顺利利的。侍奉皇帝需做到谨小慎微，否则可能稍有不慎便会招来杀身之祸。与蹇义一同入仕、同样被太祖亲授名字的王朴，因直言劝谏而遭杀戮。史书记载，时京官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当时政治环境的恐怖可见一斑。

建文帝时期，治国为政之术与太祖相悖甚远，机要职位也尽数换作旧时东宫辅佐之臣，洪武时期重用之臣皆被疏远。蹇义虽被“超擢吏部右侍郎”，但实际上也是被边缘化，而不得信任重用。

朱棣以“清君侧”发动“靖难之役”，建文一朝旧臣不再受重视。此前被疏远的蹇义等人，因此时的朱棣急需熟悉典章制度之人帮其“恢复祖制”而被重新重用。蹇义在朱棣在位期间，官至吏部尚书，与户部尚书夏原吉同为重臣。《明史·蹇义传》称“义熟典故，达治体，军国事皆倚办”。

因蹇义在朱棣四子夺嫡之战中始终支持太子朱高炽，因而明仁宗在位期间受重用的皆为蹇义、夏原吉、杨士奇等辅佐东宫的旧臣。明仁宗设三公三孤，委以蹇义少保兼吏部尚书一职。明仁宗在位时间极为短暂，明宣宗即位后同样对蹇义委以重任。虽后来将吏部尚书一职委任他人，但仍然令其侍奉左右。蹇义在明洪熙、宣德年间达到为官最高峰。

2 蹇义仕途经营思想

蹇义在明代历经5朝，官至吏部尚书、少保。但其名声却不如在同朝为官的夏士奇、三杨，这与蹇义的仕途思想和个人谋略有着极为重要的联系。从个人才干上讲，蹇义除在永乐年间有些许政绩外，其他几朝政绩甚微。杨士奇就曾评价蹇义“遇事多疑少断，常持两端且短于才。际遇累朝，久在显位，虽膺殊宠，而无所建明”。明仁宗就曾因蹇义没有提出建议而不满，并言“蹇三人皆无一言，岂朝政果皆无阙，生民皆安乎”。可见蹇义在政绩上并没有经常性的建言献策。蹇义官位居高，倘若没有政绩，那如何在各朝身居高位而不下呢？

首先，蹇义具有较强的工作执行力。“靖难之役”后，明成祖朱棣急需熟悉典章制度的机要人员助其重建体制。蹇义因长期处于朝廷中枢，对典章制度极为熟悉。并在朱棣准备“时方务反建文之政，所更易这悉罢之”全数反对建文朝政时，提出“损益贵适时宜。前改者固不当，今必欲尽复者，亦未悉当也”[1]。朱棣也因蹇义“举数事陈说本末。帝称善，从其言”[2]。蹇义因较强的工作执行力，在明初出色地完成典章制度的重建，巩固了在其在仁宗、宣宗朝不可动摇的位置。

其次，蹇义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优点便是其深谙人际关系的处理之法。蹇义“为人质直孝友，善处僚友间，未尝一语伤物”[3]。在处理社会关系上，蹇义可谓“张咏之不饰玩好，傅尧俞之遇人以诚，范景仁之不设城府，义兼有之”。蹇义为人处事的忠厚宽宏，是其历经各朝不倒之重要原因。

再次，蹇义与仁宗、宣宗皇帝的密切关系是其达到人生中出仕的顶峰状态的保证。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父子，在永乐年间的夺嫡之战中历经磨难，并在仁宗朝、宣宗朝即位后的异党叛乱中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明仁宗就曾道：“‘即吾去世。后谁复知三人同心一诚。’遂出二敕二印。赐二人。”[4]从中可见，仁宗皇帝与蹇义、杨士奇等人之间的信任、密切关系。

最后，蹇义深谙圣上旨意不可违背之理，因而曲意逢迎皇帝心意，也是其从政顺利之原因。从明宣宗废后之事便可窥见，宣宗朱瞻基宠幸艳妃而废元后是一件有违道德之事。而在这件事情上，蹇义虽并未积极迎合皇上心意，但在私下却分别做官员的思想工作，让杨士奇、夏元吉等官员认同皇帝的做法，且与宣宗言“自古所有，何得议之”[5]。由此也可看出，蹇义虽才干谋略比不上杨士奇、夏元吉二人，但在迎合皇帝心意上却超过二人。

蹇义的仕途经营思想可以总结为：第一，虽谋略不足，但是执行能力足够；第二，品行友好，为人坦诚相待；第三，谨小慎微的态度和适时的建议得到了皇帝的青睐。

3 蹇义从政对当地的影响

蹇义从明成祖时期，经由科举考试进入仕途，为官50载，官至吏部尚书、少保。并由宣宗皇帝亲赐宅府两座，一处位于北京文明门（今崇文门）内，一处位于巴县（今重庆渝中区领事馆天官府小区）①因历史动荡，现今所赐宅第现今无存，仅存与之相关地名。。蹇义官职吏部尚书为六部之首，因而称之为天官府。除此之外，还有与之相关的太师坊、太保坊等，但是在后期均因城市建设需要，尽遭拆毁。蹇义所建宅第也破格采用王府规格建之，“阶用纳陛，瓦川琉璃”，并特赐琉璃厂于蹇氏族地凤居沱。宣宗驾崩后不久英宗即位，蹇义因疾而终，特许葬于巴县蹇氏族地。

蹇义入朝为官、身居高位对蹇氏家族和巴县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蹇义为六部之首的吏部尚书，使蹇氏一跃成为巴县名门望族。并且终明一世，蹇氏始终位居巴县四大望族之首。蹇义的原配夫人和继室也被封为一品夫人。蹇义四子中，其中三子均恩荫为官，蹇芳通过武举入仕。蹇氏家族也继蹇义开始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和培养。蹇芸之子也于成化年间中进士，之后也有中进士者。

蹇氏家族的发展和对教育的重视，也相应地对于推动整个重庆地区的文化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不但蹇家的文人多了起来，巴县籍的进士数量亦增长明显。巴县地处偏远，教育事业长期落后，唐宋时期登科人数寥寥无几。据记载，洪武时期连同蹇义在内也仅有两名进士。蹇义之后，永乐、景泰年间，巴县籍进士数量陡然上升。

蹇义的从政不但光耀门楣，使蹇氏家族成为当地的名门望族，也为重庆地区科考文化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领头作用。重庆现今还保留者有关蹇氏的文化记忆，如蹇家巷、太师坊等地名。■

[1]明太宗实录·卷十[M]//明实录类纂.武汉：武汉出版社，1991.

[2]（清）张廷玉.明史·蹇义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明英宗实录·卷一[M]//明实录类纂.武汉：武汉出版社，1991.

[4]（明）杨士奇.东里文集·东里别集·圣谕录[M].刘伯涵，朱海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8.

[5]（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