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步辇图》谈唐代汉藏文化交流

陈本绥，崔子慧（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200241）

一、吐蕃国的历史背景

吐蕃是7世纪建立起来的奴隶制国家，吐蕃国政权的发展由盛转衰有200余年的历史，大致上与唐王朝的发展近似一致。唐王朝和吐蕃在这段历史进程中，通过一系列不同类型的交流活动形成了水乳交融的友好关系，如通使、册封、和亲、贸易、会盟等，这些活动带来了汉藏两族经济、文化以及政治上的广泛交流与相互交融，“一方面，汉族将自己的先进文化不断传播给藏族；另一方面，藏族将其独特的文化不断向汉族传播，丰富了汉族文化”[1]。汉藏两族密切关系的建立，与唐王朝吐蕃国之间的两次联姻有着紧密的联系，分别是于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远嫁吐蕃藏王松赞干布以及景云元年（710年）金城公主入藏与吐蕃王子联姻，《步辇图》便是阎立本以唐太宗接见松赞干布使者禄东赞这一历史事件而绘制的人物画作品。

二、从《步辇图》图像中探析汉藏文化交流

《步辇图》是初唐画家阎立本的一幅人物画，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该作品以色彩和线条著称于世，有珍贵的历史和艺术价值。阎立本以贞观十五年吐蕃国首领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联姻的历史事件为创作题材，唐太宗接见来迎娶文成公主的吐蕃使者禄东赞被描绘在这幅绘画作品上。作品中右边坐在步辇上的是唐太宗，是全图形象的焦点，是画面的重心，也被作者处理为画面元素构成的画眼。作者运用反衬手法，通过宫女娇小的体格衬托出唐太宗的高大魁梧。唐太宗盘腿坐于步辇上，身姿端正，神态威严自若，其外表透露出非凡的气度，充分展露出盛唐一代明君的威仪。画面人物安排主次明确且特点鲜明。左半边是三位恭敬的大臣，分别是典礼官、禄东赞、通译者三人，这三人身份不同，神情也有差异。典礼官是唐太宗的大臣，引领禄东赞觐见唐太宗，他只是一脸恭敬地站着；从画面中可以看出，禄东赞似在谨慎思索如何与唐太宗交谈才能达到自己的和亲目的，画中的禄东赞身材瘦弱；站在最后的通译官略有谨小慎微之感。

在静止的画面中流露出一种动态感，这主要得益于阎立本在绘画技法上对设色与线条的运用。唐太宗被九位宫女簇拥，宫女中有抬辇、有撑伞、有扶辇、有执扇的，姿态轻盈，表现了徐徐向前而行的画面。唐代宫廷中的后妃宫女都喜欢肩搭披帛，披帛上绣着各式花卉。画中太宗坐步辇，由两个宫女手扶，太宗戴折上巾，穿柘黄绫袍，腰系红埕带，着乌皮六合靴，与《史记》中的记载相合。宫女衣小袖长裙，作“十二破”式，朱绿相间，上至胸部高出，也是隋代及唐初常见样式，加披帛，用薄纱做成。穿小口条纹袴，穿透软锦靴，为唐初新装[2]。唐太宗所乘坐的辇，是由两位宫女所抬，并且都在脖子上系一根绳子，两个宫女都费劲地抬着，画面中所表现出宫女的姿态可以看出，唐太宗比较重，宫女们也是很吃力地在抬着辇缓缓前行。

《步辇图》中的辇（图1）是古代的代步工具，相传最早开始于夏代。辇车最初是有车轮的，人推着行走，最初是用来运载兵器等或者是宫中人的一种车。到了秦朝以后，帝王、皇后所乘的辇除轮子为“舆”外，还有人抬的方式。这种方式替代了马拉的方式，被称为“步辇”[3]。关于“辇”的描述，《南齐书》中也有相关的记载。《南齐书》舆服志记载：“舆车，形如轺车，漆画，金校饰，锦衣。两厢后户隐膝牙兰，皆玳瑁帖、刀格、镂面花钉。”[4]

图1 阎立本《步辇图》中辇（局部）

从《步辇图》这幅作品中所呈现的色彩来分析，整幅作品是以红色为主色调，红色对于我们来说是代表着喜庆热情的颜色。处在正中央的典礼官一身红衣，首先能吸引人的眼球。但全图只有他是一身红衣，出于画面效果的需要，作者在宫女的服饰和步辇盖顶上又适当地使用了红色。这样整幅画就显得相对和谐。禄东赞和通译官是吐蕃的使臣，少数民族服饰和中原民族服饰有很大差异，通常不会有整体一个颜色的设计。从传统意义上来讲，在古代黄色通常代表帝王的专属色系，同时也是皇权的象征，帝王的服饰一般也不会是红色，因此画中的唐太宗是一身土黄色（可能因为时间久远黄色褪变后的效果）的颜色。在这幅作品中，作者在设色上通过颜色的搭配既能表现出一种喜庆氛围，同时也表现出一种皇家风范及大国形象。在绘画作品《步辇图》中，宫女高束发髻，面着“黛眉”，这种眉色需要使用一种叫“青黛”的颜料，青黛是由波斯输入、从真正的靛青中提取得到的颜料[5]。画中人物皆着靴，靴是鞋的一种，原是从北方游牧民族中传入，大多由黑色皮革制成，鞋子前端捆扎为一个皮鬏[6]。李白有诗云“青黛画眉红锦靴，道字不正娇唱歌”。唐太宗、通译官以及典礼官的衣服为袍衫即常服，“其常服，赤黄袍衫，折上头巾，九环带，六合靴，皆起自魏、周，便于戎事。自贞观以后，非元日、冬至受朝及大祭祀，皆常服而已”[7]。

袍衫在隋及初唐也是受胡服的影响，为圆领，右衽，窄袖，领及下摆处没有边缘，长过膝，与传统的宽袍长袖有别。从《步辇图》中可看出禄东赞所穿衣袍领口为缀白边圆领（图2），所着衣袍有不同的纹饰相间，黑色腰带上有蹀躞挂件，双手合十作揖。这种窄袖长袍款式与作品中唐朝的服饰相比较，显得更加修长且富有线条感。从画面中禄东赞的人物形象来看，额头发际间路窄，眉毛向眉中仰起，眼神似有蓦然见到大人物时坚韧的试探，与太宗的视线形成交集。鼻子细长，呈鹰钩状，有络腮连鬓胡子，上唇亦有髭，与敦煌绢画维摩诘经变中的赞普相似[8]。

图2 禄东赞（局部）

再看《步辇图》中禄东赞服饰上的装饰，呈多个联珠纹饰样式，在这些纹饰中大致可以看出有鸟禽、羊匹等动物形象（图3），这种服饰上的纹样与唐朝官员的单色服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作者在《步辇图》中呈现的唐朝与吐蕃之间的服饰差异可知，作者当是十分熟悉唐朝服饰与吐蕃服饰之间的差异，才可以准确地表现出这样的细节。画面左边是典礼官吏和通译官，根据手中着笏的外观形状判断，可知这两位官员都是官高六品，手中笏的形状上圆下方。《新唐书》中记载：“象笏，上圆下方，六品以竹木，上挫下方。”[9]可见西域象牙在唐朝的充分运用。

图3 《步辇图》吐蕃服饰纹样（局部）

从以上探析，可以看出唐与吐蕃之间有着各个方面的文化交流，这里主要表现在服饰上，其他方面在这里就不作论述。同时，像西域、波斯等其他民族地区也对大唐王朝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也正是这些民族与唐王朝之间密切的文化交流，才可以共同构造那种万国来朝的大唐雄风。唐太宗在位期间重视文治，强调与其他民族开展文化交流，主张“中国既安，四夷自服”[10]。阎立本的创作题材大多与初唐政治事件有着紧密相连的关系，也有专门描绘与其他民族之间的相关历史事件，经他所绘的《西域图》《职贡图》《异国斗宝图》《历代帝王图》等作品都是对民族及国家人物形象的描绘，其中诸多表现其他民族的历史事件或者人物形象的绘画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唐王朝与其他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史料记载，唐王朝崇尚“一桩婚姻相当十万雄兵”的政治外交政策，与《步辇图》相关的文成公主便是这一政策最好的佐证。不仅如此，七十年后，景云元年（710年）金城公主也入藏与吐蕃王子联姻。在大唐帝国的近三百年间，唐王朝和少数民族正式和亲的共有二十多位公主。

三、《步辇图》背后的汉藏文化交流

贞观年间，大唐正处于威震海内的鼎盛时期，唐太宗被各民族共同尊为天可汗，各地“入贡”“请婚”等成为当时与唐王朝之间主要的“交流”方式。当时经松赞干布治理下的吐蕃已是一个强盛的王朝，在这样的历史潮流背景下，在唐与吐蕃建立的交好关系基础上，松赞干布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贞观八年（634年）派使者到长安向大唐朝贡，唐太宗即派冯德遐前去慰问，但对请婚之议婉言拒绝。松赞干布认为是吐谷浑从中作梗，发兵击之，也以此向唐朝显示武力。吐蕃在击败吐谷浑后，又将军矛指向松州（四川松潘）声言：“若大国不嫁公主于我，即当入寇。”[11]唐蕃由此正式建立友好关系。可唐朝因刚与吐蕃交往，对其了解不多，因此并未允婚。同年，松赞干布遣使求和亲，唐太宗虽派遣冯德遐前往吐蕃慰抚冲突，虽然以吐蕃失败而告终，但却是双方一次重要的实力接触。吐蕃引兵撤退后，“遣使谢罪，因复请婚”[12]。唐太宗也认识到处理好与吐蕃的关系有利于西部边疆的安定。因此，贞观十四年（640年），吐蕃国派大臣禄东赞亲赴长安，献金五千两及珍玩数百，再次请婚时，唐太宗决定以文成公主许嫁[13]。于是文成公主和亲吐蕃成为大唐与吐蕃国关系和好的重要标志，这件事不论是在吐蕃历史上，还是今天中国历史上来看，都具有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意义，也是世代中华儿女心中的一段佳话。

唐 阎立本《步辇图》

与吐蕃求娶唐朝公主的过程，在藏族的《王统世系明鉴》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大臣噶尔又来到国王松赞干布面前，请国王颁布命令前去求娶唐朝公主（文成公主）。国王交给他七枚金币，说“这作为见面礼品”。又交给他嵌有朱砂宝石的铠甲一副，说“这作为求娶公主的聘礼”。并另外赐给金沙一升，吩咐他在必要时使用。又交给他三卷信函，说：“唐主将会三次让你返回峰蕃请示，到时候你可将这三封信照顺序呈上，切记不要错乱。”此外，还赐给所需要的器具衣饰及骆驼、骡子等驮畜，打发他们上路，并嘱咐无论白天夜晚或经过什么险路，都要向尊胜救度母祈祷，然后通过。

于是，噶尔携带法王所交给的各种物品，驱赶驮畜，偕同大臣随从等一百余骑，于火阳猴年四月八日胜曜之日起程，向汉地进发[14]。

《步辇图》是阎立本创作于贞观十五年，是我国目前最早的一幅反映汉藏民族之间文化交流杰出的艺术作品。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这不仅仅是一幅历史故事性的绘画作品，也是我们去研究各民族之间大团结、大融合的一份重要史料，也充分证实了汉藏一家亲这一主题，有关诸多汉藏之间的文化交流皆可通过《步辇图》这张绘画向后世传达出来，而这一点也是我们今天研究这幅标志性画作的一个重要价值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