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魏晋南北朝时期动物纹金饰片

李晋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最富个性审美意识的朝代，文人雅士纷纷毁弃礼法，行为放旷，执著于追求人的自我精神和特立独行的人格，重神理而遗形骸;同时清谈玄学在士人之间成为一种时尚，强调返璞归真，一任自然。

这一时期，正是我国金器制作的特殊时期，金器在造型和技术上也不断突破，将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技术完美融合，为唐代金器的鼎盛奠定了重要基础。本文拟通过对广州博物馆馆藏五件（套）魏晋南北朝时期动物纹金饰片的整理分类，梳理魏晋南北朝时期动物纹金饰片的文化内涵、发展源流及用途，勾勒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的思想风潮与生活追求。

纹饰造型各有寓意

从多年来考古发掘可知，我国古代金饰制作发展历史可分为，萌芽阶段（原始社会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高度发展阶段（隋唐时期）、世俗商品化阶段（宋元明清时期）。金饰上的纹饰，也从最初的素面纹，到后来各种多姿多彩的动物纹、植物纹、人物纹等。广州博物馆藏的五件（套）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动物纹金饰片便是我国金饰制作萌芽时期较为典型的代表。

从目前考古发掘及广州博物馆馆藏魏晋南北朝时期饰有动物纹的金饰和器物造型看，其题材可分为神话动物和现实动物两类。神话动物以龙、麒麟、凤鸟等造型为主;现实动物多以鱼、马、熊等形象为主。这一时期南北方都存在着大量的少数民族政权，且部分处于原始部落解散或奴隶制国家早期阶段，其信仰仍带有浓厚的原始崇拜色彩。此时运用到金饰上的动物纹饰也是取自自然，体现了人们在刀耕火种中对大自然的认识，如对“神鸟（三足乌、凤鸟）、蛙（青蛙、蟾蜍）”等灵物的崇尚。

古人对神鸟的崇拜自原始殷人时期，便开始一直流传，《诗经》“商颂·玄鸟”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① “玄鸟”可能是原始殷人的图腾，代表了原始殷人。

在《山海经》、《南山经》、《西山经》及《大荒东经》中记载了关于凤凰、鸾鸟和金乌等神鸟的神话传说;到了汉代，西汉刘安《淮南子》、东汉王充《论衡》、张衡《灵宪》等书中也有不少关于“日中有蹲（踆）乌，而月中有蟾蜍”“乌力胜日，而服于鵻，能有脩短也”“日中有三足乌”等神鸟金乌的描述;晋代葛洪《抱朴子》与南朝宋车频《晋书》中也有关于“鸾鸟似凤而白缨……至则国安乐” ②等神鸟鸾鸟的记述。

可见，对凤凰、鸾鸟、三足乌等动物的崇拜不仅古而有之，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更视它们为百姓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的象征，并将这些动物形象运用在金饰之上，如广州博物馆藏晋代对鸟蟾蜍透雕金饰片（图1）。

此外，古人出于原始而朴素的愿望，将蟾蜍（蛙）变成图腾，期望蟾蜍（蛙）旺盛的生殖能力能反馈到自身，祈求新生、多子与长寿。

关于蟾蜍的“长寿”和药用性质，在葛洪《抱朴子》和郭璞《玄中记》中分别载“蟾蜍寿三千岁”“蟾蜍头生角，得而食之，寿千岁”。在《抱朴子》中介绍的五种不死灵药称“五芝”，而其中的“肉芝”指的就是蟾蜍头上的角，服之则可長生不老。特别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阴阳调和、长生不老、羽化登仙为当时士人的普遍追求，他们注重养生，把“蟾蜍”视为长寿代表，不仅将蟾蜍形象放入文学作品和其他日用品之中，还将其形象运用于金饰之上，展示他们对长寿的向往之情。

南朝宋沈约《宋书·董桃行》古词载：“白兔长跪捣药蝦蟇（蟾蜍）丸，奉上陛下一玉柈，服此药可得即仙。”③ 魏晋南北朝时期，蟾蜍长生不死的能力让他们非常崇拜，他们将蟾蜍这份生而后死、死而后生的“神力”与天上日月的盈亏联系在一起，因此有了如广州博物馆藏晋代对鸟蟾蜍透雕金饰片、南朝对鸟蟾蜍透雕金饰片这样（图1、图2），圆日中站着象征天下长宁的三足乌（凤鸟），三足乌脚下伏着一只蟾蜍;或如另一件南朝蟾蜍纹金饰片和金盖钮形饰（图3），圆月中伏着一只胖乎乎的蟾蜍。

月中的蟾蜍，在魏晋南北朝人心中除了象征长生不死外，还与人世间社会的治乱有着密切关系，“月照天下，蚀与詹诸（蟾蜍）” ④“蟾蜍去月，天下大乱” ⑤，此外，“辟兵法，或以月蚀刻时，三岁蟾蜍喉下有八字者，取其血以书，所持之刀剑即辟五兵”⑥，蟾蜍还有战神的象征，可以躲避兵器伤害。

金饰片用途多为首饰构件

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高门贵族提倡薄葬，因此考古出土发现金银器数量较少，多是一些小型器物。这一时期出土的金器主要有金手镯、金耳环、金簪、小金珠、金饰圈及辟邪、凤鸟、蟾蜍（蛙）等如广州博物馆藏这五件（套）动物纹金饰的金片类。

与广州博物馆对鸟形（图4）及鱼形金饰片（图5）形制相似的动物纹金饰片在江苏南京仙鹤观M2东晋高崧夫妇墓、江西南昌老福山M2东晋墓等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中也有出土（图6）。这些对凤（鸟）形、鱼形等金饰片主要出土于女性墓主尸骨头部附近，且上面均有小孔，可悬挂，符合步摇“步则动摇”的特点。

步摇，是一种约从东汉时期开始出现在中原地区女性头饰中的一种由簪子和小垂饰构成的步摇饰。多以黄金屈曲成龙、凤等形状，或垂有流苏及坠子。晋魏南北朝时期步摇有两种基本形制：一种呈花枝状，直接插在发髻之上;另一种与冠身合为一体，称为“步摇冠”。

完整的步摇在现今的考古发掘中尚未发现，但两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文献中却有不少记载，南朝宋史学家范晔《后汉书》中《礼仪志下》是及《舆服志下》中分别载：“孝灵帝葬马贵人，赠步摇、赤绂葬。皇后谒庙服……皆深衣制，隐领袖缘以绦、假结、步摇、簪珥……长公主见会衣服，加步摇……”而在唐太宗御撰《晋书·舆服志》中，则对步摇有了更详细的描述：“步摇以黄金为山题，贯白珠为枝相缪。八爵九华，熊、兽、赤羆、天鹿、辟邪、南山丰大特六兽，诸爵兽皆以翡翠为毛羽，金题白珠珰，绕以翡翠为华。” ⑦“爵”即鸟雀，“华”即花，而“六兽”则为神话传说中的神兽，西晋时人们将这些神话形象设计在步摇之上，除了装饰，更有祛邪纳祥之义。

南朝女诗人沈满愿作《咏步摇花》一诗：“珠华萦翡翠，宝叶间金琼。剪荷不似制，为花如自生。低枝拂绣领，微步动瑶瑛。但令云髻插，蛾眉不易成。”⑧ 描述了步摇的材质有金、玉、珍珠、翡翠等，饰以用薄金片和玛瑙精制而成的荷花，花叶相间，栩栩如生。把它插在云髻前的两额之间，枝弯珠垂，轻拂绣领，稍一挪动步子则珠摇玉动，顾盼生姿。

广州博物馆藏这五件（套）魏晋南北朝时期动物纹金饰片，均采用捶揲工艺制成，呈薄片状，且有圆环或穿有圆孔，单独使用可能性很小。特别是对鸟形金片和鱼形金片，在南北方多个墓葬女性死者头部附近中反复出现，且形制、尺寸都非常接近，从以上史料及考古发现可推，这些动物纹金饰片应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显贵家族女性步摇构件。

蕴含人们的思想风潮与生活追求

魏晋南北朝时期三足乌（凤鸟）、蟾蜍（蛙）等动物纹形象在金饰上的使用，生动形象地勾勒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醉心玄学、好老庄之道的思想风潮与世界观和注重养生的生活追求。

这一时期，中原文化、游牧文化、江南文化之间的融合让金饰制作工艺更加成熟，捶揲法、焊珠法等外来金饰制造技术工艺的引进与发展，为后期唐代金银器制作的兴盛奠定了重要基础。

（编辑/余彩霞）

参考文献：

① 张南峭注译：《诗经》，河南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50页。

②（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九百十六，钦定四库全书版，影印本，第3页。

③（南朝梁）沈约撰：《宋书》，卷二十一，钦定四库全书版，影印本，第13页。

④（汉）刘安著;（汉）许慎注;陈广忠校点：《淮南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416页。

⑤（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九百四十九，钦定四库全书版，影印本，第2页。

⑥ 同上，第1-2页。

⑦（唐）唐太宗文皇帝御撰：《晋书》，卷二十五，钦定四库全书版，影印本，影印本，第34页。

⑧ 沈满愿：《咏步摇花》，载（唐）欧阳询撰：《艺文类聚》，钦定四库全书版，影印本，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