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4-23
刘婉媛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是长期观察、研究中国的著名学者,尤其是中国的政治转型方面的权威。他身在海外,以局外人的身份与角度洞察中国社会,其观点与建言受中国官方的重视。在中国新领导层的组建尘埃落定之际,郑永年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对新政府及其未来政策走向、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发表了看法。
中国新闻周刊:据你观察,新一届政府的人员构成有什么特点?和往届政府相比有什么不同之处?
郑永年:构成这届政府的人员,可以说是专家型,他们的学历普遍比往届政府官员的学历高。此外,他们的工作经验比以前的官员要丰富,基本上都有在中央、地方(包括在不同的地方)的工作经验。
选拔领导人的条件,与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有关系,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要求。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要实现工业化,所以就需要“技术官僚”,选拨干部就侧重工程、技术背景的官员。如今重点是社会改革、社会建设,要进行政治改革了,那么就需要具有文科背景、法律背景的官员。
中国选拔党政接班人已经制度化了,这是在邓小平掌权以后慢慢发展而来的。因为逐步制度化,目前就已经比较正规,在选拨中会比较注重官员各方面条件的平衡,比如文科、理科知识背景的平衡,有内地工作经验和沿海工作经验的平衡,等等。
新政府可以称为专家型政府,从人员构成来看,文理科背景比较平衡。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本届政府而言,未来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郑永年:我认为社会改革当然是主题。这方面会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工作,涵盖政治、社会、经济领域。现在的政府要转型成为服务型政府,那么,就要推动公共服务,在社会保障、尤其是医疗和住房方面多做工作。李克强这几年也一直在强调政府在教育、住房等方面的公共服务问题。但是,要提高公共服务,就要有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要配套发展。
改革开放之后的二三十年,改革的主体是经济改革,而现在,我认为本届政府的主攻对象是社会建设,包括社会制度建设。但是社会制度建设是需要有钱的,需要有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所以从这方面来说,发展是引导力,没有发展的话就很难提供公共服务。同时,要真正提供公共服务的话,就需要一些政治改革。而政治改革的先决条件,就要克服既得利益的阻力。
这个问题非常难,但政府不得不做。关于既得利益,大家说了很多年了。并不是说,改革就是要消灭这些既得利益。事实上,既得利益任何社会都有,没有一个社会是没有既得利益的,关键在于如何克服它的阻力,真正让更多的民众受惠于经济发展。
中国新闻周刊:那你认为如何克服利益集团的阻力?
郑永年:我一直主张,中国是不可能消灭既得利益的。在这方面,邓小平的策略就非常重要:要在既得利益之外培养新的利益,用新的利益来克服老的利益。邓小平开启改革时,城市的既得利益已经较大,他就先把改革放在农村。改革开始后,他发现国有企业既得利益很大,但他并没有把国有企业给减掉,而是在国有企业之外培养非国有部门,包括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民营企业成长了以后,就对国有企业产生很大的压力,那个时候改革国有企业就相对容易了。改革国有企业成本高,但有了民营部门,就可以消化国有企业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吸纳国有企业的下岗工人。
就以中国的金融机构为例:很多人说,国有银行私有化是不可能的。那么,既然国有银行改革不动,那能不能让民营金融机构成长起来呢?中国的民间金融其实蛮强大的,只是一直处于非法的地下的状态。这一块力量,是可以培养的。
要记住,既得利益都是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为什么国有企业进入房地产领域,那是因为2008年以后把4万亿都给了它。中央政策可以培养出这样一个既得利益,也可以培养出新的既得利益与之抗衡。所以,不能简单地谈既得利益问题,因为既得利益任何社会都有,既得利益也是社会稳定的一种需要,毕竟如果社会没有利益,大家谁也不负责任。现在要做的,就是在既得利益之外培养出新的利益来,这个非常重要。
中国新闻周刊:培养新的利益群体,就得有一个开放的体制,这似乎就要涉及政改了。
郑永年:中国的改革过程就是这样:在毛泽东时代,工人、农民是主体。改革开放后,出现一大批民营企业家,这使得中共去改革它的政治体系,比如允许民营企业家入党,这就是很大的改革成就。然后又去修改宪法,制定物权法,等等。现在进行大部制改革,就是要分权给社会,让社会力量成长起来。体制不能够封闭起来,必须开放,向新的社会阶层开放,这样,新的利益就可以产生,新的利益就可以进入到体系中,这是一个政治过程,是新的利益和老的利益互相讨价还价的过程。
当年,中共允许民营企业家入党,就是国际共产主义的创举。民营企业家进来后,在党内能不能发挥作用?党内民主应该怎么做?这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现在,要发展大社会,大社会就是让非政府力量来主要参与,他们成长起来后,就可以进入人大,或者可以在政协增加他们的名额。这就形成一个开放的政体。
政改其实一直在进行。我上面所说的民营企业家入党,就是政改。以前,没有农民工担任人大、政协代表,现在有了。当然,他们的数量还很少。那么,今后可以多增加他们的席位,这是制度允许的。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个体系必须是开放的,有一个开放型的政党制度,不同的新的力量就会参与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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