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在运金箱里的历史

自古以来，中国百姓偏好金银。论原因，无论是否铸成钱币、冠上面额，或者多少面额，金银本身在相当程度上就已具有一種无法被操纵的价值。它能对抗货币的量化宽松，可让持有人豁免信用风险。这就是金银让人深信不疑的魔力。

近代中国，少不了金银的流通。为了解决任意两地之间移动的输送问题，一种装运大量金银的标准容器——运金箱于清末民初出现。此后，整部近代货币史处处可见其踪迹。

早期装运银元宝

清末民初，中国因坚守银本位，举凡政府税收、商业交易，都以银两为计价基准。虽然西潮来袭，改用银元、外币等情形相当普遍，但是最终仍须回归银两结账与清算，无法撼动白银货币的地位，从而进一步促成近代上海的汇兑市场与传统银炉，新旧两大行业与时俱进，蓬勃发展。

上海开埠后，迅速成为中国的经贸与金融中心，随后历次对外借债、赔款的本息又以此为交割地。进出上海的货币不仅数额庞大，来源、种类、用途也各有不同，沟通互换颇为困难。因此，拥有“主场”优势的上海通行记账法“九八规银”及二七宝“ 夷场新”，被外国人称为S h a n g h a i Ta e l（上海两），成为华洋交易的新秩序[1]。

随着市场对于夷场新元宝需求的不断激增，各地已趋没落的银炉业在上海又重新复苏。上海银炉是一个代客以银条、外省元宝、银元银角、杂银等熔化改铸成元宝的行业，一个随着上海口岸贸易的起飞而再度兴盛的古老行业，到了上世纪2 0年代与30年代前期发展至巅峰。（图1）

图1左：戊辰年（1928年）七月初三日，上海和丰银行送来五万两银，宝大钱庄签字以示收讫的回单。右：清末民初，上海协泰丰银炉所铸造的五十两夷场新元宝。

银炉与银行、钱庄之间的业务往来频繁，每日在上海街头穿梭的现银，动辄以数十万甚至百万两计，因此迫切需要一种结构稳固、成本低廉，又便于装运与计算的运金箱。有一种木造长方形的运金箱，体积约为72厘米×4 0厘米×2 8厘米，成为金融界装运元宝的标准容器。其内部以移动式隔板分成四层，每层可放15个元宝，总容量6 0 个，共重3 0 0 0 两或1 1 0 公斤左右，这是一个刚好可由两位苦力以扁担分头扛起的重量。

上海英商汇丰、渣打等银行都是使用者，由于箱子外观雷同，为了识别起见，正面按照惯例都会贴上斗大标签，是银行的旗号。箱内也烙印上银行名称的英文缩写。这种运金箱究竟从何时开始出现？现已不可考，但显然民国初期就已被普遍采用。

图2 上世纪30年代，上海汇丰银行所用的运金箱（图片来源：汇丰银行档案室。翻摄自J o e C r i b b， “ACatalogue of Sycee in the British Museum”，第37页，The British Museum Press. 1992年出版）。

图3 1920年，上海渣打银行已使用类似的运金箱（翻摄自Joe Cribb，“ACatalogue of Sycee in the British Museum”一书，第30页）。

运金箱曾出现在不少老照片中。图2系1936年刊登于《亚洲杂志》，拍摄地点为上海英商汇丰银行内，时间推测为1933年“废两改元”前夕。镜头下该行保管元宝的“司栈”（又名公估，S hr of f ）正在开箱亮宝。打开箱盖后，露出最上层，内有简单区隔，应是方便元宝堆叠放置的设计。经过点算，出现的元宝有15个。底下应该还有三个相同的隔层，装满时会有60个元宝。

除了汇丰银行外，发表于1920年的图3，显示渣打银行更早使用类似的运金箱。箱上贴着标签，菱形图内有行名缩写“CBI”，是渣打银行的专属旗号。这是一种源自清末上海租界商家标示身份的作法，因此运金箱的历史不排除可以提前至19世纪末。

改运999银条销往美国

1933年3月1日，国民政府下达“废两改元”令，货币单位从“两”改为“元”，银锭丧失货币资格，运金箱也失去原有效用。为了遵循政府法令，民间纷纷交出白银兑换新铸船洋（图4），金融界也不例外，上海各大银行也将持有的元宝逐箱运往中央银行，随后又被运进中央造币厂改铸银元。

上海金融业装运元宝的运金箱自此失去原有功用，后来几乎全数随元宝送往中央造币厂，长期保存于仓库之中。直到1936年间，情势发生转变，有部分运金箱被派赴新任务而重见天日。但与过去不同的是，载运内容从“夷场新元宝”变成了“999银条”。

1934年6月美国颁布《白银收购法案》，国际银价持续大涨，在中国则造成了通货紧缩，经济萧条，国内白银不断外流。作为因应对策，1936年5月《中美白银协定》签订，中方开始对美出售存银，换取美元与黄金，作为储备。于是，尘封在中央造币厂仓库的大量旧运金箱终于有了用途——装运银条。根据中美之间约定，交易的白银必须是纯度9 99的银条，这也是国际白银市场的交易标准。

早在1933年9月，中央造币厂就以精炼厂将从民间收到的元宝炼铸成999 银条，厂方命名为“甲种厂条”。除有999的高纯度之外，该银条每条重23493. 448克，合船洋1千元。本来是规划作为中央银行发行储备之用，后来就成了售美银条形式。

中央造币厂另铸有“乙种厂条”，成色880，每条重26697.1克。虽然成色较低，但重量较大，换算后，每条含银量与甲种厂条相同，亦合船洋1千元，原系作为银钱同业间收解之用，后来也只能一并出售。不过，因不符交易条件，所以乙种厂条又连同大量船洋再次回炉，炼铸成纯度9 9 9的甲种厂条[2]。

装运银条赴美，就成了旧箱子的新工作，任重而道远。重新贴上“中央造币厂”的标签，再由车夫送往码头，渡海前往美国。

旧箱找到新出路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白银大量被运往美国，但即便如此，中央造币厂仓库里堆积如山的运金箱还是未消耗殆尽。剩下的部分只好由厂方继续列册保管，抗战爆发后，又随厂从上海迁到重庆。

抗战结束之际，中央造币厂在重庆奉命将大量美国金砖改铸成厂条，作为兑现法币折合黄金存款之用。当时，厂方所面对的除了如数如期完工之外，还有如何分装分运制成的厂条的问题。沉睡的旧运金箱因此找到了新出路。

圖4 1933年废止银两制之后改用的“船洋”银元

图5 苦力挑着准备运往美国的甲种（999）银条，每条重23.5千克（图片来源：Life Magazine， 1937.10）。

图6 简称“原桶”的美国原装的圆形木桶

图7 以两条铁片“补强”的运金箱

图8 运金箱“补强”后，用于装运厂条银元。

当时，中央银行陆续收到大量来自美国的黄金，是1942年间中美签订《五亿美元借款协定》后，中方动用其中2 亿多美元所购买。黄金是出自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400盎斯金砖，纯度多在998以上，分装在一种特制圆形木桶内，中央银行档案称之为“原桶”。这种美方专为装运金砖的标准容器，结构坚固厚实，每桶可装七块金砖[ 3 ]。中央银行前后共收到600多万盎斯纯金金砖，承载的原桶就有2000多个。然而，金砖一旦被改铸成小条，原桶就不再适用，必须另找新容器。

于是，从来自上海的旧运金箱再度被派上用场。当时，重庆厂仍保管有416个，从19 4 5 年9月起分批调用。为了避免箱体老旧劣化、易破裂的问题，厂方对旧运金箱进行了简单改造，在表面加装了两道铁皮。补强后，就成为厂方装运厂条的容器[4]。

收到重庆厂解交的“补强版”运金箱之后，中央银行甚感满意。后来，中央银行也逐批留用厂方解交金条使用的所有箱子，并拨给价款[ 5 ]，这种运金箱就自此成为中央银行名下的设备资产。

运金箱获得中央银行留用后，随即承担重任。继重庆时期的法币折合黄金之后，接踵而来的上海黄金风潮（1 9 4 6年3月至19 47年2月）、颁布《经济紧急措施方案》（19 4 7年2月至19 4 8 年8月）、金圆券收兑（194 8 年8月至10月）、金银存兑（194 8年11月至1949年1月）等，可说无役不予，甚至在中央银行黄金秘密运台行动（19 4 8 年11月至19 4 9年5月）中亦可见其身影。这种运金箱容量较大，被中央银行广泛运用于装运库存厂条、上海烚赤金条、民间杂金、金币、银元、银条等。

重新设计 密运厂砖

尽管经过加装铁片补强，但还是不敌岁月摧残，在运送中运金箱屡因不耐碰撞而破裂，金条掉落的情形不断发生[6 ]。为了应付接下来的任务，中央银行不得不再向中央造币厂订制一款体型较小、四面加装两道木条的新木箱，于19 4 9 年1月起加入运金行列。

图9 四面加装木条的新型运金箱

对于中央银行而言，新型木箱，有其特殊用处。上海厂除了铸造五钱到十两重厂条之外，194 8 年12月间已秘密赶铸出1219块“厂砖”，也就是400两重的厂条[7]。后来到了台湾，厂砖的铸造仍持续进行，至1950年底为止，又铸造了431块。因系使用民间杂金混熔铸成，厂砖纯度仅在98左右[8]。新型运金箱大小约在3 0厘米×2 0厘米×18厘米，容量较小却更能负重，因此被大量用于装运厂砖。但新型运金箱的出现为时已晚，除了装运厂砖运至台湾外，在大陆的“出勤地”主要集中在四川。

在1949年底，该箱也曾装运厂砖前往重庆、成都两地。根据时任联勤第七财务处处长赵抡元的回忆，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前夕，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关吉玉亲自押送5万两黄金自台抵渝。因情势危急，随即原机转飞成都。12月8日，赵抡元奉命前往交接其中4万两。这批黄金共4 0箱，每箱1千两，但并非全是一两小条，多是500两大金砖（按：应系4 0 0多两），无法作为军饷发放。因此，将其中一万两金砖，委请成都造币厂连夜切割成小条[9]。

从赵抡元的回忆可大致确定当时装载金条的就是新型木箱。原因除了内容所提及“每箱1千两”的容量特征，当时的特殊时空背景也提供了一条有力线索。

军事不断失利的国民政府迁至广州后，1949年7月2月再度实施币改，发行银元券。新币制采取银元、黄金双轨制，也就是持券人可兑换银元或黄金。为了落实起见，中央银行计划在各地成立金银交易市场，并逐日公告黄金与银元之间的兑价。而由于民间流通的黄金成色高低不一，作为交易基准，中央银行于同月10日又通令各地，市场交易的黄金概以9 8为准[10]。

图10 1950年12月27日，相关官员前往台湾银行考察库存黄金。所陈列出的，清一色是这种体积较小的新型运金箱，内装的金块就是厂砖（图片来源：《历史月刊》第69期，1993年10月）。

该命令影响所及不只是交易市场，还有铸金厂。只不过，当时在大陆仍受国民政府控制且能够运作的铸金厂都在当时的四川，也就是重庆二十兵工厂与成都造币厂。两家先后在7月中下旬与8月2 6日开铸厂条[11]，听命行事，当时就是将厂条成色标准定在98。

根据赵抡元的描述，当时金砖是在未经熔铸的情况下，直接切割后分发。做法之所以可行，显然就在于金砖成色是98，刚好与四川流通厂条的成色标准相同之故。所以，当时出动的正是新型运金箱，内装的也不是美国纯金金砖，而是过去所不为人知的98厂砖。

各具背景的一大一小两种运金箱，连同来自美国的原桶，历经几度沧桑，后来有部分到了台湾。它们所装载的，除了黄金与银元，还有满满的历史记忆。

附注

[1]详阅戴学文《旧上海 夷场新》，第一章“概述”，第一节“上海租界新铸宝银”与第二节“出现背景”，第2-3页相关内容。2007年，作者自版。

[2]详阅戴学文《民国黄金档案》，第一章“从白银到黄金”，第五节“法币改革”，第47页以下。波多西工作室，2020年1月出版。

[3]详阅戴学文《你所不知道的国府黄金》，第一章“起源”，第二节“美国金砖在中国”，第49页以下。波多西工作室，2018年4月二版。

[4]1945年9月19日，中央造币厂保管课，保字第1号文：“……向前任借用长木箱五十个，业已装载金条三十四箱，但查该项木箱制作不甚坚固，一经使用，时有散破情事，现拟请将现存厂之长木箱366个，每个加配铁皮两道，以免运输时在途中发生散破危险……”“中央银行档”，档案管理局。收录于戴学文《中央造币厂铸金案与央行运台黄金》一书。波多西工作室，2021年11月出版。

图11 中央银行黄金运抵台湾之后，随行的运金箱也跟着部分黄金一起进入台湾银行库房，成为新台币发行储备。

[5]1946年1月15日，中央银行业务局，业字243号文：“……函准代付木箱价款48万元。”又，1946 年2月18日，中央造币厂，渝复字第7 2号文：“……送交贵行本厂代制装金条木箱309只（系本厂代为制造装载金条）。”又，1946年11月2日，央行业务局，业字第12834号文：“……函覆本行留用装金木箱嘱按原价每个三千二百元拨还价款。”中央银行档，档案管理局。收录于《中央造币厂铸金案与央行运台黄金》一书。

[6]参阅王树德《海关临危受命的一次紧急秘密任务》。《传记文学》，第五十九卷第一期。又，2004年11月10日，《世界日报》刊出一则名为“梁赤新”之人有关1949年5月间抢运黄金的回忆文：“……上海撤守前……从黄浦江押着大批木箱运到台湾。”“……从冈山空军总部运到台北中央银行……当木箱破裂，才知道里面是金砖与银元。”由于這种运金箱并未曾被停用，木箱破裂的问题，显然在央行黄金运台的过程中不断发生。

[7]参阅《民国黄金档案》，第四章“上海厂时期 铸解数量”，第125-127页。

[8]根据台银于1949年12月26日至27日的检测结果，厂砖成色为981.2742。参见戴学文《中央造币厂铸金案与大陆运台黄金》，第四章“台厂铸金案”“台银委铸金条表”，第180页。

[9]赵抡元《斩金发军饷——成都保卫战惊滔骇浪一幕》，《中外杂志》总292期，1991年。

[10]1949年7月10日，中央银行业务局，广州通27号文。“中央银行档”，档案管理局。详参《中央造币厂铸金案与大陆运台黄金》，第135页。

[11]参阅《中央造币厂铸金案与大陆运台黄金》，第三章“渝蓉两厂铸金案”，第133页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