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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大草创作被什么局限

时间:2024-05-20

董水荣

我们常把大草看成书法艺术中最为璀璨的明珠,所以我们对当代大草的创作有太多期望。对于书法作者来讲,大草有许多说不完、道不明的情结。有人说草书(大草)在各种书体中最难,几百年来就出了寥寥可数的几位大家,甚至有的朝代都推不出一位大家。大草之难,在于让其真正具有抒情写意的原本属性。

如果我们客观地看就会知道,大多数“展厅里的大草”其实只是当代书法公共化转折时期的过渡性作品,它成功地实现了书写与公共展示之间的裂变,但同时也未能逃脱技术性与公共展示的支配。很明显,创作大草必须有坚实的书写能力,才有可能轻松地表达自我。只有具备深刻的大草见识,才能营造出超凡脱俗的大草意境。但是什么样的书写技法与书写能力才是有价值的,什么样的大草见识才算深刻?实际上,局限当代大草高度的就在于对这两点的认识。笔法、线质、文本被认为是大草的核心,张扬、气势、奔放被认为是大草的审美。也因此,简化了大草复杂而深刻的意韵。

在书体演变史上,从草书演变出大草,应该说书法艺术的最后一种书体诞生了。大草与章草、小草的书写目的与方式都不一样,章草、小草更多还是为了方便文字信息交流的便捷。大草则完全脱离了日常实际的应用,所以它才是真正意义的艺术自觉。而晋人俊朗、清雅的审美,更多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自觉。

大草在盛唐崛起,一开始就被赋予了特殊的艺术品质。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中写道:“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大草可以用于情感的宣泄和表达,更能从生活中提取动人的意象。怀素曾说:“吾观夏云多奇峰,辄常师之,其痛快处如飞鸟出林,惊蛇入草。”能看出,想像对于书家大草创作的重要。

当代大草创作主要局限于两点。首先,忽视大草的书体表达功能,缺少自我的反思追问。至今,很多书法家认为书法用笔为上,但对于一位优秀的大草书家或一件卓越的大草作品来说,绝不仅是扎实的用笔与坚实的线质能做到的。这种简单的见识,让很多草书作者一生都在做线条锤炼。他们甚至以很哲学地姿态去宣讲:书法就是写好“一根线”。但在他们的作品里,根本见不到大草真正的才情与动人的艺术感染力。关键还是没有将大草的表现视角放在更为内在、更为宏观的表现方式上。一位真正的书家,应该不断进行自我质询:这根线再扎实又有何意义,如果一件作品中都是扎实的线能表现什么?

没有反思与追问就无法建立起深刻的大草识见,没有对经典的提炼与意象的想像,就无法生成动人的草书意韵。从大规模、大批量的展览出现以后,所有的大草创作几乎都受展览所规定的总体机制的支配。从展厅视觉效果看,尺寸放大,并提倡竖式,形成展厅效应的“视觉冲击力”。从表现形式上说,大草创作常杂有多种书体的题跋与各种视觉形式的创新,提出了“形式至上”的理念,最终形式也走向了公共化。而从书写技术表现上说,取法跟风、导向单一,尽管有个别更为新鲜的取法对象,也只是对经典的一种模拟性创作。由此,大草的抒情性被观赏性代替,艺术的个性与创造性被获奖功名目的性代替。“伪帖学”“伪大草”充斥着当代书坛,繁荣的书坛局面之下,我们却洞察到了艺术创作的一种死寂状态。

其次,缺少有见地的艺术评论,让好的大草作品得以确认。仅仅通过展览,以入展和获奖获得对作品的确认并不完整。一方面是展览机制本身的局限,规定作品要符合投展的规则;另一方面,并不应该完全相信评委的艺术眼光,可以想像到,不同评委面对同样的作品会有不同的认知。因此,评选结果也显得不再重要,任由一批批获奖作者和作品如潮水般起起落落。为什么包括“国展”“兰亭展”在内的当代书法展览的获奖作者已不再吸引人们的关注?因为他们的作品并没有真正的过人之处。对于大草有见地的评论,不同于评委对展览作品依靠评选经验和自身创作经验的判断。如果評委的评析只是贩卖泛泛而谈的观点,或者没有过人的挑选眼光,将会逐渐失去对优秀作品价值的确认。当代书法评论真正要提升到新的高度,需要更多直面作品的能力,这需要从书家个案的考据与对人的赞美中回到关注作品本身,才有可能真正让书法批评走向专业。

我们需要有见地的大草评论,因为我们现在理解大草与大草的创作已经远离了其精神。看似很多书法家在务实地研究大草书写技术,然而满纸烟云之中却不见大草精神,从而进入了一个大草技术公共性、精神与审美平面化的时代。大草的潮流由“王铎流”“徐渭流”到现在的“张旭流”“怀素流”,但在这些书写技术之下却看不到真正意义上的自我。

在大草创作中,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品质,却不是我们想像的与书法家自我认识的“时代高度”。实际上,我们口口声声说敬畏经典,然而在经典里得到了什么才是关键。对经典的理解越简单,当代大草的书写也就越直白,空洞的线质与气势之下了无生机可言。如果本该变化丰富的草书在笔底走向了重复和单一,全无意趣与生机,那么草书还会激动人心吗?其实,大草的艺术性已经被当代大草的创作热情掩盖了。

没有整体的大草情境的建立,大草就没有内在维度,其审美也没有心灵的内面。这让大草成为了技术层面的符号,书家也会成为单向度的书家。因此,今天回过头来考察中国书法史中每一次变革历程、书写方式的变化和精神审美的转折,就有了异乎寻常的意义。(注:作者系江苏省文化艺术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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