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埃及国家与离心化危机管理

[德]雷纳特•米勒-沃勒曼/撰 王海利/译

【古代地中海文明】

古代埃及国家与离心化危机管理

[德]雷纳特•米勒-沃勒曼/撰 王海利/译

古埃及历史上第一次重大危机出现在古王国崩溃之后。主要由于中央政权的崩溃导致大饥馑的发生。地方统治者尝试使用发明新的人工灌溉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古代埃及国家的形成与人工灌溉工程的发明之间并不存在任何联系，并不符合“治水专制主义”学说。

古代埃及国家；离心化危机；管理

在古代，埃及被称为罗马的谷仓。埃及所处的自然环境使得它的生存看似十分成功，但实际上并非总是如此，因为法老时期也发生过饥荒。古埃及历史上最著名的灾荒是《旧约圣经》中的记载。1参见《旧约·创世纪》，第47章。约瑟得知“七年灾荒”即将发生，因此必须采用有效的经济政策来克服这个问题，从而确保国家得以继续繁荣昌盛，人民永享幸福生活。问题是这个资料对我们来说是靠不住的。因为无论是《圣经》中的约瑟，还是他对灾荒的积极应对措施，在史料上根本没有确凿的证据。2D. B. Redford,A Study of the Biblical Story of Joseph (Genesis 37-50), Leiden 1970, 尤其是第98—100页，第167页之后，第206页之后，同时参看第236—239页。我还是想继续说灾荒问题，虽然约瑟故事中关于灾荒的细节很少，但是，古埃及历史上倒是有反映饥荒的确凿的史料。因此我们不能否认，在人类早期历史上的确出现过应对危机管理的措施。

饥荒发生在古埃及历史上的第一中间期，该时期中央政权瓦解，即古王国崩溃。3关于古王国崩溃的原因，参见R. Mller-Wollermann,Krisenfaktoren imgyptischen Staat des ausgehenden Alten Reichs, Tbingen 1986。第一中间期开始于公元前22世纪中叶，直到公元前1990年，或者公元前1970年结束，埃及再次被统一起来，4此处具体年代在埃及学界并不统一，本文作者以弗兰克的年代为基础。参见D. Franke, Zur Chronologie des Mittleren Reiches (12.-18. Dynastie), Teil 1: Die 12. Dynastie,Orientalia, 57 (1988), 尤其是第133页以后。从此进入中王国时代。第一中间期经历了约150年的时间，该时期最大的特点是国家四分五裂，各地方政权相互敌对。古埃及的地方权贵及其追随者们，在坟墓中留下的自传体铭文提及了灾荒。“灾荒”这个词，他们通常使用委婉语，即“心脏健康”（snb ib）。我们在某篇文献中读到：“但是，这个地区发生了多年的‘心脏健康’。”1G. Gabra,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Stela of Htpi from El-Kab from the Time of Wahankh Inyôtef II,Mitteilungen des Deutschen Archäologischen Instituts Abteilung Kairo, 32 (1976)，第48页，图版14，第6行。或者，“‘心脏健康’的糟糕的年头出现了。”2H. G. Fischer,Dendera in the Third Millenium B.C. Down to the Theban Domination of Upper Egypt, Locust Valley 1968，插图31上数第4行。绝大多数情况下，地方统治者一般不直接提及饥荒的发生，而是自我吹嘘说他们有能力为百姓提供充足的给养，让他们衣食无忧。其中有这样一句话说：“在坏年头里，我为（我的）城市提供衣食所需。”3H. O. Lange & H. Schäfer,Grab- und Denksteine des Mittleren Reichs im Museum von Kairo. II, Berlin 1908，编号20503，第3行。还有另一篇说：“在‘心脏健康’的那年里，我是一个大大的失败者。”4J. J. Clère & J. Vandier,Textes de Ia Première Période Intermédiaire et de la XIème dynastie, Brüssel 1948，第14页，§19，第3—4行。此外，为了进一步强调取得的成就，他们往往还附加上一句说，当时其他地区发生了饥荒，导致“整个上埃及被饥饿所困扰，每个人都吃自己的孩子。但是，我所管辖的地区却从来没有发生过此类现象。”5J. Vandier,Mocalla: La tombe d'Ankhtif et la tombe de Sébekhotep, Kairo 1950，第220页。其他文献中提及的类似的饥荒情况6文献中提到的饥荒事件，参见J. Vandier,La famine dans l'Égypte ancienne, Kairo 1936。关于第一中间期的饥荒，参见W. Schenkel,Die Bewässerungsrevolution im Alten Ägypten, Mainz 1978，第37—49页。可概括如下：

1. 饥荒并不是局部发生的。文献中提到的饥荒情况遍及整个上埃及。也就是说，仅就文献而言，中埃及和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并没有见证饥荒，在第一中间期几乎没有任何文献提及该问题。

2. 饥荒并不仅仅限于短暂的时间。最早的文献明确提及了饥荒问题，但是其后的文献中，至少贯穿整个第一中间期150年的历史中，也都提及了饥荒问题。

3. 饥荒不仅仅发生在某些少数群体身上。来自社会边缘的一些群体，或者生活在沙漠里的贝都因人可能更早地遭遇到饥荒的困扰，后来影响到的是多数群体。

现在就涉及到了饥荒发生的原因问题。大体来说，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值得考虑，并且这两个方面是相互影响的。一个是自然环境的影响，另一个是社会政治的弊端。受自然环境影响而导致的饥荒有两种可能：一是尼罗河水太多，二是尼罗河水太少。埃及作为典型的绿洲国家，对每年的尼罗河泛滥非常具有依赖性。洪水泛滥的时间，持续的时间，尤其是泛滥的强度，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不仅仅洪水过低会导致灾难发生，洪水过高同样也会导致灾难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是洪水的规模能给埃及带来破坏，而且洪水持续的时间同样可能导致灾难的发生。洪水持续的时间过久，会增加河水中寄生虫感侵袭作物的可能，从而使得收获季节推迟。新的一年里，从南方吹来的干燥的五旬风（Chamsin-Winde）7Chamsin，阿拉伯语“五十”。每年3—5月期间来自南方沙漠的热风卷着大量的沙尘影响埃及，一般会持续50天左右的时间，故我国学者称之为“五旬风”。——译者使得作物枯萎。8关于高洪水导致的问题，参见K. W. Butzer,Early Hydraulic Civilization in Egypt: A Study in Cultural Ecology, Chicago 1976，第51—56页。对于第一中间期的古埃及人来说，我们可以确信，他们视尼罗河泛滥不足为邪恶。在保存下来的自传体铭文中，古埃及人经常提及“沙岸”（tz.w）一词。例如，“我认真保存食物，这样可以使我在任何地方存活，即使在‘沙岸’出现的地方也可以活下来。”9J.erný, The Stela of Merer in Cracow,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47 (1961)，第7页；图版1，第9行。或者，“当他涉水时，他驱除了土地上的‘沙岸’。”10J. Vandier, Une inscription historique de la Première Période Intermédiaire, inStudies in Egyptology and Linguistics in Honour of H. J. Polotsky, Jerusalem 1964，图版1，第1行。导致尼罗河低洪水出现的原因，并不仅仅由于尼罗河水位的不稳定。上文中已经提到，灾荒持续了许多年。另外，在埃及学之外的证据中，我们也发现，新石器时代末湿润期的出现可能与此有关系。11B. Bell, The Dark Ages in Ancient History, I: The First Dark Age in Egypt,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75 (1971)，第1—26页；关于对Bell的批判，参见R. Müller-Wollermann,Krisenfaktoren im ägyptischen Staat des ausgehenden Alten Reichs, Tübingen 1986，第106—110页。因为它们的年代的断定并不确切，因此，第一中间期的灾荒问题与该问题是否具有连贯性，尚缺乏足够的说服力。然而，即使是古王国时期，人们对尼罗河水位的下降就已经做过仔细观察，但是该时期并没有饥荒发生。1参见B. Bell, The Oldest Records of the Nile Floods,Geographical Journal, 136 (1970)，第569—573页，尤其是第571页。一个更严肃的争论是，地方统治者却吹嘘在他们的统治下消除了灾荒。自然因素并不是导致饥荒发生的唯一因素。显然，管理混乱、经营不善同样也会导致饥荒的发生。让我们回顾一下第一中间期的情况，中央政权瓦解，地方割据，在这种情况下，显然储存与分配体系必须发挥作用才可以。当然，人口的剧增、战争等，也是我们应该进一步考虑的因素。2对于战争因素，参见R. Müller-Wollermann,Krisenfaktoren im ägyptischen Staat des ausgehenden Alten Reichs, Tübingen 1986，第113—115页。人口剧增方面缺乏必要的证据。关于内部移民的可能性，参见W. Schenkel,Die Bewässerungsrevolution im Alten Ägypten, Mainz 1978，第55—57页。

第二个应该探讨的问题是，地方统治者是如何采取措施应对饥荒的，这些努力是否都是地方统治者所为。首先，应该明确指出的是，地方统治者充分认识到统治之下的困境，并且考虑进行消除。为了挽救这种危机，有几种措施可能奏效，即扩大储存业；更有效的分配资源；革新耕作技术和类型。

国家范围的储存，在古埃及历史上很早时期就已经出现过。无论是中央范围的，还是地方范围的都存在。文献与考古证据中都发现了地方首府的储存设施。3参见W. G. Kaiser, G. Dreyer, R. Gempeler, P. Grossmann & H. Jaritz, Stadt und Tempel von Elephantine. Siebter Grabungsbericht,Mitteilungen des Deutschen Archäologischen Instituts Abteilung Kairo, 33 (1977)，第72、77、81页；以及M. Saleh,Three Old-Kingdom Tombs at Thebes, Mainz 1977，图版3；第18页。在第一中间期也存在类似的储存设施。4参见J. Vandier,Mocalla: La tombe d'Ankhtif et Ia tombe de Sébekhotep, Kairo 1950，第290页以后；H. G. Fischer,Dendera in the Third Millenium B.C. Down to the Theban Domination of Upper Egypt, Locust Valley 1968，第142页。在一篇传记中明确提到用于缓解饥饿的谷物，将在王府的大门口进行分发。5H. G. Fischer,Inscriptions from the Coptite Nome. Dynasties VI-XI, Rome 1964，第67页以后；图版18，第2—4行。与古王国时期相比，这种行为在第一中间期是否有过继续，或者储存设备是否被采用过，这在史料中并没有发现相关记载。然而我们可以确信，物品的分配发生了变化，这可能导致中央政府权力的削弱。我们可以根据文献推断出来。比如，在第一行，地方权贵的官邸得到了供给保障。在第二行，在他个人管辖下的周边地区也得到了供给保障。最后得到供给保障的是地方权贵管辖之外的地区。6J. Vandier,Mocalla: La tombe d'Ankhtif et Ia tombe de Sébekhotep, Kairo 1950，第220页以后，第239页；H. J. Polotsky, The Stela of Heka-yeb,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16 (1930)，第195页；图版29。H. O. Lange & H. Schäfer,Grab-und Denksteine des Mittleren Reichs im Museum von Kairo.I, Berlin 1902，编号20001，第6行。但是，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提升他们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谷物的分配并不富有人性化，体现的却是政治和权力。

耕种方法和类型方面是否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个问题尚不清楚。因为文献中缺乏证据，考古中也没有发现相关证据。然而，在人工灌溉方面，一个极其重要的革新显然发生了。即使不能明确说明，但文献中或多或少反映了这个问题。不过，一个明确的事实是，古埃及灌溉技术的革新是尼罗河水泛滥不足导致的结果。通过这些数量不多的、部分破损的文献内容，虽然我们无法形成一个非常具有说服力的理论学说，但也确实可以反映一些问题。这些相关文献内容如下：田地中的水道被封堵，一些水门修建起来，一些地势高的田地得到了灌溉，来自外域的洪水被有效阻止。7关于文献方面的语文学角度的解读，参见W. Schenkel,Die Bewässerungsrevolution im Alten Ägypten, Mainz 1978, 第29—31页，第36页。为了进一步澄清这些争执，我插入一个简短的说明，在第一中间期，古埃及自然灌溉技术已经十分普及。

尼罗河是一条“坝河”（Dammfuß）。也就是说，受水流缓慢的影响，尼罗河水中大量沉积物会逐渐沉淀下来，使得尼罗河岸高出周边的土地。由于受埃塞俄比亚季风降雨的影响，尼罗河每年8月份都会泛滥，洪水会淹没两岸的田地。洪水淹没田地的高度平均为至少1米，洪水一般持续1.5—2个月的时间之后退去。洪水退后，农业耕种成为可能。只要不加以控制，尼罗河就会不断地发生变化，因为水流速度的快慢导致尼罗河两岸的沉积物多少不一。泛滥过后形成的新的堤岸，与先前扩大了的天然形成的池塘，这样储存的水比任何地方都多。1关于尼罗河谷处形成的天然池塘，参见K. W. Butzer,Early Hydraulic Civilization in Egypt: A Study in Cultural Ecology,Chicago 1976,第17页。人们充分认识到了这些天然池塘的优势。在第二中间期，古埃及人第一次尝试效仿这一技术，并且进一步优化。他们沿着尼罗河谷适合的角度修筑堤坝，使尼罗河水保留在南方，稍微高于田地，然后修建一些沟渠，将河水引到所需要的地方。但是，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些尝试只是古埃及人对尼罗河的初步控制方法。我们还不能说，这时的古埃及人已经完全掌握了人工灌溉技术，因为这种利用尼罗河水的成功尚十分有限。无论怎样，灾荒继续绵延到埃及重新成为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中王国时期）几十年后的第12王朝。2关于最晚的文献，参见J. Vandier,La famine dans I'gypte ancienne, Kairo 1936，第114页以后。在中央集权的君主统治之下，古埃及人的水利利用技术达到了一个不同的高度。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塞索斯特里斯二世（Sesostris II）和他的孙子阿蒙尼姆赫特三世（Amenemhet III）这两位国王，他们统治埃及的时间分别约为公元前1840年和公元前1800年。法尤姆地区开发成为可耕地，应该归功于他们两人。法尤姆是尼罗河谷边缘的一片洼地，尼罗河支流从这里经过，这条支流被称为巴赫•约瑟（Bahr Yūsuf），3巴赫•约瑟（Bahr Yūsuf）一词来自阿拉伯语，意思是“约瑟水道”。据说该水道是在《圣经》中人物约瑟的指挥下开凿的，该水道将法尤姆与尼罗河连接起来，故称为“约瑟水道”——译者通过这条水道将尼罗河水引入成为一个内流区湖泊。阿蒙尼姆赫特三世最终通过控制法尤姆门户的入水口，修建排水沟渠，使得法尤姆成为可以利用的耕地。法尤姆门户是通过一条筑起的堤坝封锁起来的，这条堤坝后来逐渐延伸到今天的几公里长。4F. Gomaà, R. Müller-Wollermann & W. Schenkel,Mittelägypten zwischen SamaluÆ und dem Gabal Abū Şīr. Beiträge zur historischen Topographie der pharaonischen Zeit, Wiesbaden 1991，第27页以后。这个壮举由他们开创，也是由他们最终结束的，这一点可以由一些间接证据得出来。在法尤姆的门户，第12王朝早期的这两位国王分别拥有自己的金字塔。阿蒙尼姆赫特三世的金字塔位于他的巨大雕像附近，这样可以使得他作为法尤姆的统治者永不被人们遗忘。阿蒙尼姆赫特三世将自己富有创意的人工灌溉工程作为他政治宣传的工具，他将自己描绘成一个文化英雄。5在中国类似的现象，参见J. Needham,Wissenschaftlicher Universalismus.ber Bedeutung und Besonderheit der chinesischen Wissenschaft, Frankfurt 1979，第229页以后。此外，还有值得注意的问题：第12王朝的绝大多数文学属于政治宣传文学，它们见证了第一中间期的混乱时期，也见证了一个统治有序的历史时期，从而形成鲜明的对比。

再来看看其后的埃及历史时期：人工灌溉工程的组织与实施主要控制在地方统治者手中。6关于其后时期的灌溉知识，参见E. Endesfelder, Zur Frage der Bewässerung im pharaonischengypten,Zeitschrift für ägyptische Sprache und Altertumskunde,106 (1979)，第37—51页。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他们对本地情况最为了解和熟悉。因此，人工灌溉工程的核心作用仅仅局限于地方统治者来指导，可能也有一些规模相当的人工灌溉工程由中央统治者操控着。尼罗河岸的堤坝通常绵延十几公里，这与古埃及语中的 Itr.w 相符合。后来，这些沟渠常常被分成两半，中间再建造新的沟渠。7F. Gomaà, R. Müller-Wollermann & W. Schenkel,Mittelägypten zwischen SamaluÆ und dem Gabal Abū Şīr. Beiträge zur historischen Topographie der pharaonischen Zeit, Wiesbaden 1991, 第52页以后。这些沟渠至少可以追溯到拉美西斯时代，也就是说公元前12、13世纪，虽然它们已经没有了当初的面貌，但是遗迹却一直保存到今天。关于对堤坝的考古研究弥补了埃及学资料方面的空缺。

上述大量关于埃及学的资料和证据，有力地反驳了亚细亚生产方式或者“治水专制主义学说”的错误性。“治水专制主义学说”主要是与魏特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1K. A. Wittfogel,Die orientalische Despotie. Eine vergleichende Untersuchung totaler Macht, Frankfurt (M.)/Berlin/Wien 1977. 该书中文版参见[美]卡尔•魏特夫著，徐式谷等译：《东方专制主义：对于集权力量的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译者我们将结论总结如下：

1. 在古代埃及，人工灌溉工程的发明与埃及文明或国家的起源并没有联系。人工灌溉工程的发明是相对较晚的事情。

2. 古代埃及人工灌溉工程的发明，并不是来自国家层面的，而是地方层面的。

3. 在人工灌溉工程发明后，控制它们的不是国家统治者，而是地方统治者，且仅仅局限于几个比较大型的工程。因此，人工灌溉工程与国家官僚体系的形成，至少从埃及学的角度来看，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补记：

感谢王海利先生将我的这篇德文论文翻译成中文。虽然这篇文章发表于18年前，但是迄今为止丝毫没有失去其学术价值，只是就古王国崩溃的原因，埃及学界有了更进一步的研究。詹森—维肯在《古王国的崩溃》（参见Karl Jansen-Winkeln, Der Untergang des Alten Reiches,Orientalia, Vol. 79, 2010, 第273—303页）一文中，试图从外部因素探讨古王国的衰落，然而这个探讨丝毫不影响我这篇论文的观点。

（雷纳特•米勒-沃勒曼，2012年12月写于德国图宾根大学）

[作者雷纳特•米勒-沃勒曼（1956年—），图宾根大学古代东方文化研究所教授，图宾根，德国，72070]

[译者王海利（1972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北京，100875]

（责任编辑：李晓东）

2014年3月2日]

* 原文为Renate Müller-Wollermann, Der altgyptische Staat und dezentralisiertes Krisenmanagement, in Michael Bollig & Frank Klees eds.,, Colloquium Africanum I, Heinrich-Barth-Institut, Köln 1994, 第317—323页。——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