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书画的现代化（五）

文／陈玉圃

陈玉圃 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教授

前期说画家要以我为主，并不是玄之又玄的话。因为孟子也说过，要“万物皆备于我”。这句话的重点就是“我”是什么？否则，凭什么万物会备于你？

刚开始学画的时候，黑伯龙老师告诉我，要学老师的老师，怕我因为师生关系困于他的技法风格之内出不来。我老老实实地临摹了郭熙、李成、夏圭、唐寅、石涛、王石谷等人的许多作品，有的如一幅长卷至少要临摹好几遍。这是打基础的阶段，是在找“我”的阶段，很辛苦，但也充满激情，因为这是我的兴趣所在。我没有上过高中，接触不到正规的西方艺术教育体系，只能从传统中寻找自己的影子，即那些古人技法中能打动我的地方，可能是一幅画，也可能是一处小景，甚至可能只是一块石头，或者一抹水云，能坚持下来的动力就是因为喜欢。喜欢还需要什么理由呢？人生之路可能很长，但决定人生质量的时间却肯定极短，往往一个不经意的选择就会决定你的一生。如何把这种不经意变成必然，就看“我”在哪里？我要感谢父亲、老师，他们都没有扼杀我的兴趣，禁锢我的思想，反而是任由我被兴趣所引导，一步步地从传统中走了出来。

临摹了几年之后，虽然老师、同学都夸赞我的笔墨功夫扎实，有灵性，但随着年龄的逐渐增加，我开始不满足于乏味的临摹、创作，觉得自己画了那么久的画，还没有看见过真山真水，算是怎么回事？正好朋友陈启坦买了一辆新的自行车，我就向生产队请了病假，偷偷跟他两个人骑车去了一趟泰山。家乡离泰山不过百十里地，两个人轮换着骑车，一天赶到泰山，一天爬上去，一天赶回家。饶是年轻气盛，腿也疼得好几天走不了路。无论如何，那是我第一次出门看山，虽然没有时间对景写生，但看到了真山水，还是很有收获。途中，我以所学的绘画语言去一一印证，斧劈、披麻、点苔等，了然于胸。原来，大自然就是最好的老师，不言而教，毫无保留，只看你自己的悟性如何。回家之后，就靠着记忆，开始进行绘画风格的变化。严格来说，这是我的绘画风格破茧而出的时刻，勉强说起来，也算是一种转化？

等我来到广西艺术学院，黄独峰老师带着我们四处写生，遍观祖国山水。每次出游，我都跟在老师后面，听他点评山河秀丽所在，把种种风景都记在心里，然后回去慢慢琢磨，靠着记忆，凭着自己的艺术本能去记录白天看到的一切。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写生方式。自己带学生写生的时候也不鼓励他们对景写生，而是希望他们能记住那些打动他们心灵的场景，在画面中重现它，或者升华它，其中上下承接的就是“我”。每个人的“我”不一样，所以我没有办法告诉学生他们“我”是什么，却可以告诉他们如何能找到“我”：“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任何人在最初见到壮丽的风景，总不免于心情激动，这时候一定要冷静下来，不要被风景的壮丽所裹挟，因为心不定，则笔不稳，墨不精。要明白眼见未必为实，耳听未必为真，传统绘画不能没有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判断。所以，需要以不在乎的态度去协调太在乎，不要如韩愈说的“非固开其为此，而禁其为彼也”那样。不是说这种写生方法不错，就一定要排斥其他的方法，每个人的绘画素养、积累不一样，他们升华、转化的契机也不同。所以，老师教诲学生，一定要包容、宽容，乃至容忍，如此，他们才能有机会用自己的眼睛看清世相，接受自己。我在南开大学上课的时候，讲传统绘画的思想，就有学生直接站起来说“我一点也不同意你的观点”。他当时接受了很多现代、前卫艺术的观点，对我的“保守”很不以为然。然而时过境迁，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社会的摸爬滚打之后，这位学生至今也是传统绘画的信仰者了。所以，转化应该是自然而然的，是个人素养的积累与时代风气的自然呼应，不能以强力扭转之。有时候戏言，我提倡的写生方法也类似于守株待兔。去耕田，却得到了兔。四处写生写实，却是在培养写意写虚的能力。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即使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在实践传统绘画，我也可以怡然自得，不为外界所迷惑。当然，这时候谈“转化”也没有了意义，而这就是最大的转化。

在20 世纪90 年代初，我读了很多有关传统方面的书，儒、道、释都有。有一天，我忽然明白了“无心恰恰用”的好处，原来模糊的“画道论”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成为我继续画风变化的理论指南。而以此心观照绘画人生，我又很幸运地遇到了两次机遇，才彻底将绘画风格的转化变成风格本身。

一是1997年调入广西师范大学，定居桂林。两年时间，我踏遍了桂林诸峰，真正体会到了桂林山水所以能“甲天下”的魅力，这对我的山水画转化有很大的影响。有诗曰：“身世浮沉如转蓬，一卷书画走西东。老来卜居甲天下，看遍桂林三百峰。”绘画风格本来偏重于表达山水之雄壮瑰丽，现在又补充了山水之清秀典雅。一阴一阳之谓道，自此我的绘画风格才开始定性，走上了“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道路。可见，作为一位现代山水画家，有交通便利等条件，“行万里路”是一个绘画风格进行转化的方便法门，在这一点上古人没有办法和我们比。我能融合了南、北山水之美，从而能从传统绘画模式中脱颖而出，就是得益于在广西17 年的生活、学习经历。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广西成就了我的艺术，一点也不错。

二是2003年“非典”疫情时候。我困居在北京，听从号召在家不出门，半年之间，除了画画就是画画，没有上课、展览、朋友等世俗之事，精力体力也比较充足。那个时候心定神闲，几乎天天画大画，六尺、八尺，往往一日而就。下笔如风，心手相应，将近十年来的心得皆融汇于笔墨之中，从而突破了绘画风格的约束，真正进入了一个随心所欲，落笔生花的境界。这时候回看艺术人生，就发现那个“我”，居然还是十几岁时候的“我”，绘画原来也没有变成乏味的工作，依旧是自己最倾心的爱好！

还是韩愈说得对，写文字要学圣贤，要“师其意，不师其辞”。这个“意”就是“我”的普遍性，随类赋形在画家身上，成了他的个性。这大概就是黑伯龙老师当初不肯让我临摹他的作品的缘故吧？感恩黑老师、陈老师、黄老师、阳老师等老师和长辈，没有他们的宽容和指导，“我”可能就迷失在滚滚红尘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