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南方：新中国成立以来广西风物题材绘画概况

周丕华

广西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亚热带气候孕育了大量风格独具的南方风物，为广西画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资源。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批批聚集于广西的老、中、青画家，以其独具个性的艺术语言描绘着这里的一草一木，抒写他们对这篇土地的热爱和对少数民族原生态美术发展的责任及信心。

广西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亚热带气候孕育了大量风格独具的南方风物，为广西画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资源。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批批聚集于广西的老、中、青画家，以其独具个性的艺术语言描绘着这里的一草一木，抒写他们对这篇土地的热爱和对少数民族原生态美术发展的责任及信心。

广西位于我国华南地区西部，东连岭南地区，西延云贵高原，南临热带海洋，北接南岭山地，境内河流纵横，光照强、雨水充裕，属于典型的亚热带地区，这些优越的地理条件孕育了大量珍贵的亚热带植物，如朱槿、紫荆、芙蓉、三角梅等，尤其盛产水果，如火龙果、荔枝、龙眼、芭蕉、木菠萝等，被誉为“水果之乡”；北部湾海洋地区动植物色彩斑斓，造型奇特，如海莲、红树、银龙鱼、神仙鱼……其物种繁多、风情别具，为历代广西画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资源。从1949年至今的近70年里，以朱培钧、黄独峰、陈再乾、张冬峰、熊丁、吴以彩等老、中、青画家，创作了大量以广西南方风物为题材的经典作品，彰显出广西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

第一阶段：现实主义画风形成期（1949年—1976年）

在这近30年里，中国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十年动乱”和土地改革，政治、经济和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术主要遵循了毛泽东在延安座谈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以地方风物为题材的绘画虽然不及风景、人物更能反映时代的变迁，但在表现手法、主题精神上也发生了重大改变。以花鸟画为例，开始从传统文人画的“避世”转向新文人画的“入世”，其现实主义画风逐步形成：画家们深入生活，对景写生，描绘人们喜闻乐见的花草虫鱼；在创作上，一是在把握传统中国画精髓的基础上融入了西方油画的创作理念和技法，二是在传统文人画基础上融入时代观念和审美特点，其中以老一辈画家黄独峰、朱培钧、刘锡永为代表。

广东籍画家黄独峰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的画家之一，他曾先后拜师于岭南画派创始人高剑父和大风堂创始人张大千，因此其作品既有西画扎实的造型能力，又有中国画的笔墨情趣。尤其是岭南画派的“折中中西，融会古今”国画改革宗旨，以关注民生以及表现普通民众的审美趣味为本，极大地影响了黄独峰的创作理念。黄独峰的风物绘画一改传统文人画的柔弱、纤细，在表现客观现实的基础上，强化动植物与人们生活遭际、思想情感的某种联系，如《木瓜白颊》和《罗汉果》两幅作品，构图饱满，墨的浓淡、枯湿对比强烈，笔线遒劲有力、如锥画沙，给人以酣畅淋漓、气势磅礴之感的同时，又极富生趣和亲切感。但最为精彩的还是黄独峰笔下的那些让人赞不绝口的热带鱼：它们姿态优美、色彩绚丽、动作轻快，并映射了画家对人生、社会的某种思考和感悟。如在《神仙鱼》这幅作品里，画家主要采用了兼工带写的手法，鱼的头部和腹鳍用细笔勾勒，其余部分用粗笔侧锋书写，用笔轻快流畅、挥洒自如，极为生动地再现了鱼儿的敏捷与欢快。在《弱肉强食》这幅作品里，画家将对社会的体察融于笔端，疾笔挥洒，将鱼群追赶的迅疾和强弱凸现得极具感染力。

出生于桂林的雕塑家兼国画家朱培钧先生，早年毕业于杭州艺专，曾师从雕塑家刘开渠和国画大师潘天寿两位大家。由于出身文人世家，从小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且能诗善画，因此他的作品格调高雅、意境深邃，尤以花鸟画见长。在广西艺术学院任教的近30年间，他除了创作大批梅、兰、竹、菊等传统题材的中国画，还描绘了大量南方特色的蔬果花草，其构图简洁却法度谨严，讲究笔意墨韵且生活趣味盎然，这正是这一时期新文人画的特点——在继承传统基础上对现实的关照。如在《绣球》这幅作品中，画家用以浓破淡的墨法将叶子的形状、老嫩、空间关系表现得生动自然，以石绿、藤黄、胭脂、朱砂等冷暖色赋以绣球花自然和人文色彩，并体现了最具中国特色的“随类赋采”的设色法；在《棕花》这幅作品，画家寥寥数笔便表现出棕榈叶的坚硬、挺拔，用笔又狠又准，因此，王朝闻先生在1989年出版的《朱培钧画集》的“代序”里说：“他的中国画在造型方面具备雕刻艺术的肯定感，却没有拘泥于雕刻艺术的拘谨感。”

1958年为响应国家支援边远省市美术事业发展的号召，山西籍画家刘锡永从上海举家迁入广西，第二年调入广西艺术学院任美术教师。刘锡永在北京京华美院（现中央美术学院）学习期间，受徐燕荪、齐白石、吴镜汀等大师的言传身教，传统笔墨功夫极为扎实，且在山水、花鸟、人物画上兼有建树。尤其是他为广西的工笔画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如我们现在熟知的盘桂兴、黎正国、余永健、郑军里等画家都是他的嫡传和再传弟子。刘锡永一直钟情于广西的风土人情，并创作了一批以甘蔗、桂圆、木瓜等南方风物为题材的作品，让世人大开眼界：如在表现甘蔗这幅作品中，画家以满构图突破了传统文人花鸟画一角半边式，尤其是在造型上极为生动、写实，且用笔泼辣奔放，墨色清新淡雅，润泽透明，给人以蓬勃的生命力和潇洒自由的感觉。在《北人无此口福》这幅作品中，画家通过娴熟的笔墨技法刻画出木瓜树主干的挺拔、侧枝的空间关系，区分出木瓜的大小和成熟与否，使观者似乎能闻到那熟透了的木瓜的香甜，听说当年画家正是为讨妻子欢心而创作此作。

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以南方风物为题材的套色木刻和年画：如雷时康的套色木刻《待归》，暮色中，站在门口眺望的母亲身后大片的芭蕉林和广西典型的南方干栏式木屋，营造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唐石生的《蕉园》，借鉴了中国画的表现手法，更具形式感；帅立功的年画色彩鲜艳，人物形象生动，画面中出现的大量木瓜树增添了浓厚的地方特色和生活气息。

总体来说，这一时期以风物为题材的作品在反映当时的时代精神上较人物和风景滞后，其创作年代主要集中在“文革”之后和改革开放前。但在精神上，画面中以往那种隐逸、孤傲、颓废精神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昂扬奋发的新时代精神——“生活化”便是这一时期风物题材创作的主要特点，并形成了最早的现实主义画风。

第二阶段：个人风格探索期（1977年—1999年）

这一时期是以广西风物作为创作题材的重要阶段，一方面，在改革开放背景下，经济、政治、文化得到空前发展，美术创作环境宽松且创作思维活跃；另一方面，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广西艺专培育出的大批青年画家逐渐成为广西美术界的中坚力量，他们在进行本土风物表现的同时，把自我的生存体验和对社会现实的理解融入创作之中，探索其独具特色的个人风格。尤其是1982年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分别举办的“全国少数民族美术作品展览”和“广西少数民族生活美术作品展览”，极大地提高了画家们对本土题材的关注。以陈再乾、张冬峰、杨诚等画家为代表。

陈再乾是这一时期写意花鸟画代表画家之一，他先后师从著名画家萧朗和黄独峰，因此他的作品既有萧朗的秀润清雅、洁净明艳，又有黄独峰的气益雄浑、朴拙犷健，他注重传统基本功的锤炼，善于吸取各家之长为己所用，加之他对南方风物的自然和人文特性深层次解读，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画风。画家常以繁密的全景式构图为主，造型严谨生动，运笔抑扬顿挫，笔墨苍劲老辣，营造出一片生机勃勃的南方亚热带自然景象。如在《硕果图》中，横向的出枝拓展了画面的空间，且枝干的用笔粗放大胆，而木菠萝却以较为严谨的勾、染、点为主，生动地再现了枝干的苍拙、雄挺，木菠萝的硕大以及空间关系，尤其是垂直向下取势的木菠萝几乎占去一半的画幅，更加凸显了一幅沉甸甸的丰收景象。与此同时，画家也十分注重画面的动静关系，以赋予创作更强有力的生命活力和对自然的感悟、关照：如在《观音麻》《南疆蕉园小曲》《铁树开花圆人梦》这几幅作品中，画家均采用了斜对角线构图，且用笔轻快流畅，给人强烈的动感，并营造出一幅风雨交加的景象。而在《蕉丛聚曲图》中，垂直粗壮的芭蕉树给人以静穆祥和的气氛，而画面中几只在斜对角线上的小鸟打破其宁静，增添了一份生机和活力。因此画家在创作题材上不囿于传统，大胆突破，使得他绘画语言极具个性和鲜明的地域特色，在拓宽了当代花鸟画的题材和表现手法的同时，也体现了画家对广西风物的歌颂和热爱。

盘桂兴跟随刘锡永先生学习工笔人物画，花鸟画是他退休开始创作的，他笔下的南方风物却是另外一番景致：其题材几乎是以广西南方亚热带风物为主，在遵循传统工笔画技法基础上，融入西方的明暗、结构法，同时借鉴了民间年画的生动可爱、喜庆祝福等形式，设色艳丽，刻画工整细致，画面厚重繁茂，给人以自然亲切、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在《春满人间会红颜》这幅作品中，画家以大片红色的三角梅营造出愉快、温馨的氛围，两只亲密相依、窃窃私语的鸟儿突出其主题，而花团锦簇的三角梅姿态万千却毫无累赘繁杂之感。《无花果亦多——玉米葵》和《南国风韵》中，画家一改之前的写实风格，以一种装饰的表现手法和抒情的笔调，再现了南方亚热带植被在强光照射下色彩显得明艳和绚丽。

油画家张冬峰笔下的南方风景像抒情诗一样浪漫、柔美、动人。他常以南方见惯不惊的芭蕉、竹子、木菠萝树等为题材，将南方的风土人情和极具特色的地域风貌表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画面中那种润泽的氛围使人似乎能感受到空气的潮湿，闻到叶子、泥土、草木的清香。如1989年创作的《菠萝蜜》入选第七届全国美展，画面的明暗、线条的粗细对比强烈，挂在树干上的硕大的菠萝蜜……南方亚热带风情深深吸引着观者的同时，给人以强烈的视觉效果和心灵震撼。1990年创作的《亚热带情思之一》中，画家在造型和构图上突破传统，将木瓜、菠萝、菠萝蜜、芭蕉叶符号化，其灵感似乎来自达利的《记忆的永恒》，给人以新的视觉和心理感受。事实上，在张冬峰的大部分创作都是以南方亚热带人物和风物作为题材的，给人以自然亲切之感。

这一时期的风物题材绘画还包括84岁高龄的阳太阳先生创作的《红黄蓝白黑》和《清品》以平面和色彩构成关系来刻画南方蔬果，作品明显吸收了马蒂斯的构成关系。画家杨诚笔下的《棕榈树》系列给人以悠长而神秘的色彩。左剑虹和雷务武笔下的芭蕉林厚重、茂密、蓬勃，充满无限生机。

第三阶段：回归传统和本土（2000年至今）

进入21世纪，在全球化语境和多元文化并存语境下，画家们在彰显个性的同时开始回归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和运用，民族化和本土化成为这一时期的关键词，油画运用中国画的创作技法和理念的特点更为突出，中国画汲取了西画、日本岩彩画的设色、构成、装饰等手法的同时，开始回归于新文人画的闲情逸趣。在此背景下成立的广西漓江画派提倡的田园画风，影响了广西风物绘画的整体风格，尤其是弘扬本土和民族特色的创作日渐增多，广西风物题材绘画也呈现出新的特征：一方面是在传统绘画基础上对民族题材的表现和提炼，如青年画家熊丁的山水画，常以南方大片的甘蔗林为表现对象，在图式上多以传统构图，结合了广西本地特色，其画面的甘蔗林最具南方亚热带地区的特色，画家用笔轻快，画面墨色厚重清丽，极具田园风光。如作品《凤亭秋韵》中，画家以纯水墨表现凤亭河周边的田园景色。图式新颖，笔墨苍润，语言精炼。画面给人以清新、自然、亲切之感，富有浓郁的田园气息。另一方面是女性画家的创作队伍越来越壮大，并以她们独特的视角和表现形式呈现给观者另一番亚热带景象。

南方的风景柔媚、明艳、婉约，更为广西青年女性画家所钟情，她们以女性独特的视角来解读和表现它们，给人以新的面貌和心灵感召。吴以彩的油画常给人出其不意的惊喜，画家喜欢以中国画大写意的方式来表现其对象：随性、自然、个性张扬、神秘力量，这些都属于她的绘画特色。在《阳光下的芭蕉树》和《枯黄的芭蕉树》这两幅作品中，画家分别以土黄和藤黄的调子来区别不同光照下芭蕉树的神态，一个在光照下反射出刺眼的光芒，另一个是则是秋后叶片的低调，两种色调，两种情绪的宣泄；而《藤蔓与红色耕地》将对象符号化，并强化了红土地与绿色藤蔓强烈的冷暖对比，画面中那些抒写出来的线条、抽象化了的色块增强画面节奏感的同时，看似平静的画面背后却隐藏着某种神秘的力量，牵引着观者不由自主走向那密林之中。

如果把吴以彩的画比作风情万种的女子，那张笛的作品便属于名门闺秀：温婉、清新、雅致。因画家7岁开始练书法，其用笔书写性更为突出，画面更为自由、舒展。《那些花儿》中是一大片三角梅，画家以粉色的色调表现出南方风物的清新自然，更展现女性内心深处的娇羞、向往、温情。

徐芳的花鸟画兼工带写，多取材于广西南方的黄皮果和芭蕉等植被，构图变化多端，在技法上既有传统工笔花鸟画的工整细致，又结合了现代水墨画的泼彩和肌理制法，画面呈现出流变性、随机性和偶然性等特点，尤其是在对光、空气、色彩的处理上给人无限遐想的空间；在造型上并不拘泥于局部的刻画，而是以大写意的手法勾勒对象的神韵；而在意境的营造上，画家结合了现代审美倾向，注重自然和精神的回归，画面在丰富的光色变化中既凸现地方特色，又显得华丽、厚重、时尚、明艳却不失优雅、细腻、润泽。在《鸟语之一》这幅作品中，黄皮果和鸟儿以勾染为主，而周围的雾气、枝干以没骨、撞染为主，营造出一种清新而宁静的氛围；《秋色》中画家大胆地运用倒立垂直三角形构图，凸现了那沉甸甸的成熟的香蕉给人以收获的喜悦和希望，干枯的叶子和香甜诱人的芭蕉、前景中粗犷的芭蕉树和背景中弥漫的雾霭形成强烈对比，整个画面再现自然的强大力量；在《秋声不可闻》中，画家一改之前的洒脱，以一种较为严谨、细腻的笔调勾染大片的芭蕉叶，背景仍以玄淡的晕染为主，给人以亲切、温馨唯美之感；在大多数创作中，画家似乎钟爱施以少许粉色来渲染整个画面，无不体现了女性的天真浪漫的情怀。

结 语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南方风物题材的创作发展，在不同时期都有其独特的风貌，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广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政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接受了徐悲鸿和岭南画派关注现实和生活的创作主张，并在技法上将中西的写实和写意进行融合；二是结合广西本民族的地域特色和人文情怀，在表现地域特色基础上抒写对本土的热爱；三是在接受西方绘画、或中国之外的其他东方艺术、或东南亚画风的特色，在表现形式和技法上尤为突出，更加注重画面的情感宣泄和形式表现。然而，广西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文化优势并未被画家们充分地挖掘和表现，尤其是对色彩绚丽、形态万千的海洋动植物的描写甚少，美术理论家尚辉在最近举办的“第二届民族美术论坛”中强调：热爱广西和广西籍的画家更有责任对本土资源引起高度重视，进行创作和表现，形成具有广西特色的本土绘画语言。

参考文献：

[1]刘新.广西美术五十年[M]. 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09.

[2]广西艺术学院院史编写组.广西艺术学院院史，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