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减排的中间道路

梅兰尼·哈特

（作者系美国华盛顿智库“美国进步中心”政策分析师）

中国要继续发展，必须重新平衡经济，包括为扩大的中产阶层提供更多福利，增强消费者购买力。

然而从气候变化的角度看，这些变革代价不菲。多数中国人向往美式生活方式：配有温控系统的大房子，更多的家用设备和拥有汽车。在中国，此类消费开始增长，引起了家用能源消耗及排放的激增。中国能源消费总量超过美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因此，人均能源消费仅是美国的24%。这说明中国家庭耗能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美国显然有自身的能源和气候问题，中国不应该走美国的老路。中国应效仿日本或德国这些低碳节能的发达国家。这也是北京的目标。不过这仍会带来巨大的能耗增长。所以，即便中国领导人竭力减少工业排放，他们仍然得面对消费引起的排放增长。预计在2030年前，中国的排放量将持续增长，中国的气候谈判代表坚持将减排承诺局限于排放总量，并反对激进减排。

为保持经济发展和满足中产阶层的消费欲望，北京应发展可再生能源。2011年，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为1.33亿千瓦，发电量全球最大，规模是德国的两倍多，比美国多35%。问题是，虽然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在提高，但相对于整体电力使用仍是杯水车薪，而且电力缺口依然是靠消耗化石燃料尤其是煤来填补的。这一年，中国主要的能源消耗中，化石燃料占比超过90%，可再生能源，包括核能和水电，加起来总共占8%。北京决定扩大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计划2015年达到11.4%，2020年达到15%。然而，考虑到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近期内可再生能源的增长速度不足以扭转整体排放量持续增长的态势。

中国电力部门正处向市场发展的瓶颈中，这是制约可再生能源在中国大规模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相关部门随着中国整体经济改革，北京逐步改革电力部门，通过把电厂与电网公司化，将政府部门转化为国有企业，把国有垄断企业分解为规模较小的公司，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如今，中国仍然通过政府强制措施来控制公用事业价格。公用事业产品价格如果涨得太高或者太快，会造成通货膨胀或带来社会不满。为了避免这种结果，政府主宰了批发电价和零售电价，并用亚市场价格来定电价。商业用户和居民用户享有不同的电价，商业用户支付的高额电价用来补贴居民用户的低廉用电。这些价格控制措施让发电厂度日艰难，尤其是当煤炭价格走高之后。为了安抚发电厂，北京也给煤炭以及其他相关投入设定了低于市场的价格。

这种干预对于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副作用。人为调低煤价导致发电厂失去投资可再生能源的动力。虽然目前中国对风能和太阳能提供回购电价来降低成本，但是回购价依然远远高于煤炭的价格。煤电上网价格是每千瓦时0.3元，但是风电每千瓦时在0.51元到0.61元之间，太阳能电价每千瓦时在1元到1.15元之间。

许多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厂成为统计数字里快速增长的发电量的一部分，但他们仍在努力实现与国家电网的并网。那些成功并入地方电网的发电厂发现，地方电网也许无法和超负荷的全国电网相连接，无法把多余的电输送出去。

这种扭曲的市场状态，导致了中国的发电厂无法放弃煤炭发电，因此就也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排放的增加。

西方国家正致力于改革公用产品的价格体制，以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比如说，让电力公司对严重污染的能源支付更高的费用。而中国则正在努力让价格体现实际的生产成本，对于附加的环境成本就无法顾及了。

北京正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国家发改委有两个新进展：第一，中国国有电网运营商购买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电力；第二，取消对煤炭的国家价格控制，让煤炭价格更加市场化。这个政策变化势在必行，但切实执行却需要时日。而针对国际上要求中国在减排上采取行动的呼吁，中国领导人或将认为这会约束其保持经济增长的能力。

在中美气候谈判的非正式场合，一些中国气候官员和分析人士越来越愿意讨论这样一个观点：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个说法，可以成为一把计算尺而非防火墙。这与美方的观念更为相近。

中国领导人意识到，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要在气候谈判中与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越来越困难。中国正面临巨大的压力，要求其按照经济增长的实力来承担更多的气候责任。对于北京而言，找到一条中间道路，即承认中国变化的经济地位的同时，在气候责任上，不要马上将中国和美国等其他高收入国家列为一个梯队，这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