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2020年10月由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为革命作曲：聂耳与中国的声响民族主义》(:’)新书，是美国密西西比大学历史系教授何稼书(Joshua H. Howard)继其研究中国工人阶级的《战争中的工人》一书之后的又一部力作。

何稼书1988年毕业于欧柏林学院，1998年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学博士学位。自1999年起在密西西比大学任教，以教授东亚现代史为主。他的研究兴趣最初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与革命史——特别是1937年抗战爆发和20世纪50年代初共产党政权巩固期间重庆军火库中的工人阶级。他的专著《战争中的工人》2004年出版后，颇得北美中国民国史学界的认可。自2006年起，他的一些论文(包括他关于聂耳和“国防音乐”的论文)开始受到国内近代史学界关注，有些还被译成中文，在国内的学刊和专著上发表，如他的《聂耳的新兴音乐创作与30年代的中国革命》《国防音乐：抗战时期的军事音乐创作》等。

何稼书与聂耳结缘，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1989年，何稼书在聂耳的出生地昆明任外教，因班上的学生中有聂耳胞兄聂叙伦的孙女，始听到聂耳大名及故事。之后他被聂叙伦邀请到家中再次倾听聂耳在昆明、上海及日本轶事。但他真正把聂耳作为研究对象还是在十多年后。2005年8月，他在成都由四川师范大学和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所联合举办的“‘1930年代的中国’国际研讨会”上，用中文宣读论文《聂耳：创作“新音乐”与1930年代的中国革命》。2006年1月，在美国亚特兰大召开的“亚洲研究协会东南会议”上，他又用英文宣读了这篇论文。

2007年9月至2008年8月，何稼书为研究聂耳，曾作为富布赖特学者(Fulbright Scholar)专门到中央音乐学院访学一年，得到汪毓和、向延生、蒲方等学者的帮助，也采访过梁茂春教授等。笔者应邀参加2009年4月在香港浸会大学举办的“东方与西方相遇”国际研讨会初次结识他，他当时提交的论文是《聂耳：本土之子和“西化了”的作曲家》。之前(2009年1月)，他在亚特兰大召开的“亚洲研究协会东南亚会议”上，宣读了题为《聂耳之死：历史与记忆》的论文。2010年3月，在费城举办的“亚洲研究协会年会”上，他邀请笔者和其时在夏威夷大学任教的刘长江参加他组织的“音乐与民族主义在中国”讨论组，他宣读的论文是《民族偶像的塑造：纪念聂耳的人生与音乐，1935—1949》(此文后成为《为革命作曲：聂耳与中国的声响民族主义》第五章)。2013年1月，他在北卡罗莱纳州的威尔明顿召开的“亚洲研究协会东南会议”上，宣读了论文《改革开放时期云南的聂耳纪念活动：从“人民音乐家”到玉溪“第一品牌”》(此文后成为其专著第七章)。同年9月，他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召开“民国时期的军事与军事化”研讨会上宣读了《国防音乐：抗战时期的军事音乐创作》。2014年1月和3月，他在杜克大学举办的“亚洲研究协会东南会议”和费城召开的“亚洲研究协会年会”上分别宣读了《聂耳：创作声响民族主义与中国革命音乐》和《打造“新”中国音乐：聂耳与无产阶级音乐运动》。之后数年，何稼书又在“亚洲研究协会东南会议”2015、2016、2017、2018年会上分别宣读了《阅读聂耳日记：个人与政治》(此文后成为其专著第二章)《从外围构建中国民族主义：聂耳身份的形成》《一个民族主义者偶像的塑造：纪念聂耳，1935—1949》《纪念“人民的音乐家”：社会主义构建与美学政治，1949—1966》。2017年，他还在英国剑桥大学举办的“全球二战中的中国”国际研讨会上宣读了《一个民族主义者偶像的塑造：纪念聂耳，1935—1949》。

近几年来，何稼书也被国内的大学邀请做有关聂耳的讲座。如2014年5月和2017年5月，他分别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和南京大学用中文作有关聂耳的专题讲座。2016年暑期，他还曾在四川大学开设有关聂耳与中国革命音乐的短期课程。“第六届近代中外关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近代中国：互动及其影响”2016年8月在北京召开时，何稼书以论文《一个民族主义者偶像的塑造：纪念聂耳，1935—1949》参会。

多年的研究终结硕果，何稼书费时十多年的《为革命作曲：聂耳与中国的声响民族主义》(以下简称《为革命作曲》)一书，终于于2020年10月作为夏威夷大学出版社“亚太地区的音乐和表演艺术”系列丛书之一出版。

《为革命作曲》得到海外中国近代史学界和音乐学界同仁的高度赞誉。如美国纽约大学历史系教授柯瑞佳(Rebecca E. Karl)在此书封底的推荐语中称赞何稼书“通过对第一手资料的有效利用及对相关理论和历史深刻细腻的解读”，写出了不仅是“首部英文关于中国作曲家聂耳内容充实且有深度的专著……也是任何语言中第一部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聂耳音乐实践中重要组成部分而认真对待的专著。”柯瑞佳还称赞“这本书在挖掘聂耳生平和事业独特性的同时，将聂耳融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环境。对于任何关心现代历史，特别是关心中国20世纪初古典音乐、民歌是如何与中国革命相联的人来说，此书都应属必读之列。”

柯瑞佳上述的评语，虽给人以过谀之感，但称其为一部“史料丰富的首部实质性的英文聂耳传记”确是贴切之言。迄今为止，西语世界对于聂耳进行深入研究的专著还付诸阙如。虽然美国政治学者理查德·克劳斯(Richard Kraus)在其《钢琴与政治在中国：中产阶级的抱负及其为西方音乐所进行的奋争》第二章、美国中国近代史和文化学者安德鲁·琼斯(Andrew F. Jones)在其《黄色音乐：中国爵士乐时代中的媒体文化与殖民现代性》第四章，都曾提及过聂耳，但是克劳斯和琼斯各自所浓墨重彩的主角分别是排名在聂耳之后的“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和“时代曲”的始作俑者黎锦晖，聂耳充当的只是“绿叶”的角色。罗靓在其2014年出版的《现代中国的先锋与流行：田汉及表演与政治的交汇》第四章中也涉及到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但罗著讨论的焦点是词作者田汉，聂耳又是陪衬。

何稼书《为革命作曲》这本书，从实质上来讲，是一部关于中国近代史、殖民现代性、音乐民族主义和音乐政治化的著作。虽然此书也包括对聂耳13首歌曲的音乐形态解析，但与一般的音乐家传记不同的是，何稼书也利用其他学科的各种理论来诠释聂耳的人生及其音乐民族化、大众化、革命化历程。如讨论聂耳的音乐民族主义思想时，何稼书就汲取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和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民族的创建”等论点。在讨论聂耳的电影音乐和上海的都市“声音景观”(soundscapes)时，何稼书则借鉴了美国民俗音乐学家苏独玉(Sue Tuohy)的“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声响维度”(The Sonic Dimensions of Nationalism in Modern China)概念。在讨论聂耳的“群众歌曲”与黎锦晖的“时代曲”时，他除了广泛参考国内学者的相关音乐学著述外(奇怪的是，孙继南先生的《黎锦晖评传》《黎锦晖与黎派音乐》竟然不在他参考著述之列)，主要参考的是安德鲁·琼斯《黄色音乐》(1997)和安德鲁·菲尔德(Andrew D. Field)《上海的舞蹈世界：1919—1954年的歌舞文化与城市政治》(2011)的跨国界文化学、媒体研究和殖民现代性研究成果。在追溯《义勇军进行曲》在海内外的传播时，他多参考罗靓2014年专著《现代中国的先锋与流行：田汉及表演与政治的交汇》中的相关细节。在对《塞外村女》《梅娘曲》《铁蹄下的歌女》《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等谱例的音乐形态解析时，他则对汪毓和、樊祖荫、童忠良、梁茂春等国内音乐学家的相关研究成果多有借鉴。

何稼书这本新书虽可说是聂耳作为中国近代作曲家的传记(至少前四章如此)，但正如其书名所示，其讨论的主题是“为革命作曲：聂耳与中国的声响民族主义”。何稼书认为“聂耳的创作对于理解20世纪中国艺术与音乐的发展及其走向政治化的历程十分重要。探讨聂耳关于艺术的角色及现实对于艺术与艺术家之重要性的见解, 讨论他的音乐如何传达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和革命精神, 有助于理解中国的现代性与革命的共生关系。”

第二章“读聂耳日记：‘我或可成为中国的象征’”叙述聂耳1930年夏天初到上海之后的工作及生活经历。何稼书认为，以往学者为聂耳所树立的形象缺乏真实感，没有呈现出聂耳“内心的冲突与纠结”(第43页)。在他看来，要想为聂耳描绘出一幅多层面的、有血有肉的音乐家肖像，学者们必须对聂耳的家庭关系、友谊、爱情和艺术激情详加审视。何稼书通过阅读聂耳20世纪30年代初的著述——特别是1930年夏—1932年春的聂耳日记，得出了聂耳这位从边陲到都市的文艺青年对上海的殖民现代性“既拥戴又抵制”的结论。如他努力学习英文、小提琴以排除思乡和孤独之痛；想参加上海奢靡的西洋娱乐活动却因囊中羞涩无法如愿；因对上海卡巴莱(cabaret)舞厅文化有兴趣而订阅《良友》；到上海大世界看年轻的情侣跳舞和对爱情的渴求。但在聂耳的脑海里，中国的国家存亡危机又是与他个人的奋争交织在一起的。这些奋争既涉及到聂耳自己对上海现代性的爱恨矛盾心理，也牵涉到他个人欲念与事业抱负的平衡；既不想放弃对情爱的追求，又渴望成为大公无私以天下为己任的革命者。(第43页)。

除了通过详析聂耳初到上海时对上海殖民现代性的矛盾心理来将聂耳形象血肉化外，何稼书还通过对聂耳此间日记批判性的解读来使为聂耳“卸下光环”。他指出，聂耳此间的日记之所以读起来像读道德箴言，是因为聂耳知道他的日记经常被明月歌舞剧社的小演员朋友们偷看到，所以他故意把他的日记写得像道德指南一样。(44页) 不过，何氏对聂耳此间日记的解读亦不免给人以过度诠释之感。如他没有任何根据地认为聂耳此期的日记之所以记得那么勤、所记的内容又多与浪漫与情爱有关，是因为受到了丁玲《莎菲日记》和郁达夫的小说《沉沦》等的影响。(45页)

1931年4月，聂耳进入黎锦晖的明月歌舞剧社。一年后，聂耳与黎锦晖反目。对于聂黎关系，何稼书也有不同于国内学者的解读。如汪毓和认为，歌舞班的生活促使聂耳“一度醉心于个人成就的幻想，增加了他不少的思想矛盾和斗争。”何稼书认为“这一分析可能低估了聂耳与黎锦晖之间的相似处，尤其是他们共同的爱国热情。”黎锦晖对民间曲调的吸收也对“日后聂耳的歌曲创作产生了影响。”“聂耳最终与明月歌舞剧社决裂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一种矛盾情感的形成，也就是说，随着时间推移，他试图保持对袁春晖的忠贞之情，但同时却发现自己对明月歌舞剧社的年轻女性开始产生感情。”(53—54页)

本章对聂耳在上海的恋爱经历亦有所描述。作者根据聂耳日记和他好友事后的回忆，细述了聂耳此期与明月歌剧社女演员王人美(柏拉图式的爱恋)、白虹的爱恋纠结，袁春晖与聂耳分手的过程，并分析了恋爱给聂耳带来的快乐与烦恼。(54—57页)

第三章和第四章，何稼书集中分析了聂耳音乐观的转变以及其无产阶级政治立场是如何影响其个人境遇的。1931年至1935年间，许多从国际无产阶级艺术运动中翻译出来的小册子在上海左翼文化艺术圈中流传，特别是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等苏联社会主义者的文艺论著都纷纷传到上海。何稼书认为，聂耳音乐观的转化，与直接受苏联影响下的上海左翼文化艺术的兴起有直接的联系。通过倡导音乐的政治功用，聂耳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音乐运动的主要实施者。此间的聂耳和他在艺术理念上志同道合的田汉、吕骥、周扬从苏联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立场出发，就艺术和音乐的本质、形式及社会功用与他们的“竞争对手”(娱乐业、学院派)等展开激烈的论争。(74页)

在叙述聂耳音乐观的转变上(83—86页)，何稼书重点突出了田汉对聂耳的影响。虽然聂耳1932年才初识田汉(田汉《忆聂耳》)，但共同的生活经历(由寡母抚养大、同情社会底层)及同样的艺术抱负(同为艺术大众化的倡导者、同样景仰日本左翼文学)和政治倾向(同样反对国民党)使两人一拍即合。田汉介绍聂耳入党、加入左翼戏剧家协会、“苏联之友社”；田汉也是聂耳歌曲代表作的合作者。1932年6月，经田汉介绍，聂耳参加了左翼戏剧家联盟影评小组的活动，始用“黑天使” “浣玉”笔名发表批评文章，批蔡楚生、黎锦晖，从而导致了他1932年7月遭明月歌剧社解聘和1932年8月7日的北平之旅。

此章最值得圈点之处在于，何稼书没有把聂耳“怎样去做革命的作曲家”的思想转变过程和上海左翼文化艺术的兴起看成一个只限于聂耳个人和上海的孤立现象，而是将其作为世界性无产阶级大众音乐思潮的一个部分。可惜的是，何稼书虽然在序论中提到这一点，但在实际的叙述中却只引用到与苏联有关的案例。

文化—社会—历史—政治层面的阐述诚然重要，但艺术-美学层面的分析对一个作曲家的传记来说亦极其关键。第四章“为革命而创作”详细剖析了聂耳1933年到1935年初创作的十多首代表性歌曲。以往有关中国音乐的研究专著，如果作者是非专业音乐学者，一般都不会包括任何谱例(如克劳斯的《钢琴与政治在中国》、琼斯的《黄色音乐》)，更不会包括对谱例的音乐形态分析。学历史出身且自幼学习小提琴的何稼书则不同，他对聂耳的儿童歌曲(《小野猫》《卖报歌》)、劳动歌曲(《开矿歌》《码头工人歌》《大路歌》《四不歌》)、妇女歌曲(《新的女性》《塞外村女》《梅娘曲》《铁蹄下的歌女》)、进行曲(《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有从音乐技术性的分析。

聂耳成为“国家偶像”的过程，实际上在他1935年夏去世后不久就已开始。此章描述了聂耳逝后一系列的纪念活动以及《义勇军进行曲》在抗战时期在海内外广泛流行的语境、过程(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全民总动员、聂耳纪念活动)、传播渠道(《聂耳日记》(节选)的出版、民众集会、民众歌咏会、唱片灌制、抗战歌集出版、抗战纪录片拍摄)以及主要传播人(聂耳左翼的同志、上海的云南同乡、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救亡歌咏运动领袖刘良模、美国歌唱家保罗·罗伯逊、荷兰纪录片导演伊文斯)。在详述《义勇军进行曲》在海内外——特别是在美国——流传的过程上，何稼书的叙述多得益于罗靓2014年出版的以讨论田汉为主的英文专著《现代中国的先锋艺术与流行文化》。此书第四章对《义勇军进行曲》作为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的一首配乐歌曲到1949年被提升为新中国国歌的历程有详细的叙述。

此章还就聂耳在日本的最后岁月专设一节。但与冈崎雄儿不同，何稼书并没有就聂耳究竟是被日人谋杀，还是意外溺毙的所谓“谜题”多费笔墨，而只是依据《聂耳日记》和聂耳发表在左翼电影月刊《艺声》(1935年8月号)上的“日本乐坛一角”一文，重构了聂耳1935年3月为避难到日本、不幸于同年7月17日在藤泽市鹄沼海滨遇难、总共只在日本住了92天的过程。

与笔者所接触过的近期出版的海内外相关著述相比，何稼书《为革命作曲：聂耳与中国的声响民族主义》之不同凡响之处有二：第一，在理论构建方面的抱负与贡献——此书从国际的视角来评判聂耳的群众歌曲创作、苏联音乐对左翼音乐运动的影响、聂耳的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第二，此书对现有中国现代性研究范式的补正。如何稼书自言，目前学界对于中国现代性建构问题的研究多热衷于考察上海的消费文化或者国家在塑造现代性中的作用，有意识地以此取代以往的革命史范式。聂耳对于现代性和革命的探求则为这种倾向提出了纠正。通过对聂耳音乐创作的考察，恰恰展现出现代性与革命的共生关系。

综上所述，《为革命作曲》一书在跨越学科的阈限、史料甄别、问题意识、研究视角、论述取向、史实呈现和理论深化等方面均有可资借鉴之处。它虽然以聂耳的人生及其音乐的大众化、民族化与革命化为主线，但其所述内容实际上涵盖了近代中国的政治、文化、社会、殖民现代性和声音景观等各个层面。尤其是在呈现1930年代上海多维度的都市声音景观、聂耳早逝后其作为“人民音乐家”的“偶像化”过程、《义勇军进行曲》在海内外的流传和接受途径、以及改革开放后聂耳作为从云南出来的“人民音乐家”在商业化语境下的身份转变上，此书都有可圈可点的贡献。

① Joshua H. Howard,:’,，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② 〔美〕何稼书：《聂耳的新兴音乐创作与30年代的中国革命》，张静译,《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第78—88页。

③ 此文收入罗敏主编《中华民国史研究》(第2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81—224页。

④ Richard Curt Kraus,:-，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⑤ Andrew F. Jones,:，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⑥ Liang Luo,-:,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4.

⑦ Philip V. Bohlman,:,,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1.

⑧ Sue Tuohy, “The Sonic Dimensions of Nationalism in Modern China: Musical Representation and Transformation,”40.1 (Winter 2001), pp. 107-131.

⑨ Andrew D. Field,’:,,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11.

⑩ 〔美〕何稼书：《聂耳的新兴音乐创作与30年代的中国革命》，张静译，《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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