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日进与北疆博物院

德日进与北疆博物院

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1881年5月1日诞生于法国中部奥弗涅（Auvergne）地区的萨塞那（Sarcenat）城堡，1955年4月10日病逝于美国纽约，是法国耶稣会神甫、著名的地质古生物学家和神学哲学家。他最初（1923）来到中国所接触和较熟悉的均是我国地学界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底的前辈，如丁文江和翁文灏等人，“德日进”这个译名可能是他们中的某一位用了《弟子规》中“能亲仁无限好德日进过日少”中的“德日进”作为de Chardin或Teilhard de Chardin的谐音字。这个译名的音义俱佳，堪称绝妙。

德日进作为地质古生物学家，其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中国，其主要的成就也是基于他在中国土地上的实践。这一点早就获得了国内外有关专家们的一致肯定。1950年5月22日，德日进被法国科学院古生物学部推举为院士，就是对其科学成就高度的认同的最好证明。德日进的神学哲学思想在宗教界内部一直存在极大争议，天主教当时的最高当权者一直禁止其发声，并且禁止其神学方面大量论文及著作的手稿的传播和正式出版。在去世前几年，德日进将这些稿件遗赠给其一位女友让娜•莫蒂埃（Jeanne Mother），后者很快将其几本主要著作（《人之现象》、《神境》、《人之未来》等）于1956-1959年间在法国出版，受到了众多读者的欢迎。此后，关于德日进的生平及其神学思想的研究的论文和著作大量涌现，在宗教界内为德日进翻案的呼声亦相当强劲。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一些天主教高层人士，包括一些枢机主教，对德日进的神学思想开始逐渐转变看法。从80年代开始，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和本笃十六世也都相继不同程度地接纳了德日进的神学思想。

德日进（1881～1955），法国杰出的思想家和地质古生物学家（图片由近代天津博物馆提供）

1935年耶稣会神甫在北疆博物院合影（近代天津博物馆提供图片）

与神学界的争议相比，德日进作为科学家的一面却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尽管德国学者Schmitz-Moormann在Piveteau等一大批欧洲著名的地学-生物学家的鼓励下，于1971年将德日进所有的自然科技论文进行了整理并分10卷发表，但反响不大。在中国，为了纪念德日进来华工作80年，在刘东生先生邀约下，2003年的《第四纪研究》中发表了包括刘先生本人所著在内的6篇文章，对德日进在中国的科学工作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回顾。这也成为了我国科学家开始关注德日进研究的开端。2004年，德日进1923-1940年间致布尔的89封信件结集发表，这是德日进学术思想成长的见证；2007年撰写过多位著名科学家传记的Amir D. Aczel的The Jesuit & The Skull和2008年翁心钧等整理编撰的《翁文灏古人类学与历史文化文集》相继出版。这些文献中都对德日进及其在华的研究进行了记述。

桑志华的邀请信改变了德日进一生的生命轨迹

德日进自幼生长在被称作“地质学家的天堂”的奥弗涅地区，受其父亲的影响，对自然界的事物，各种石头、昆虫、植物等充满了好奇；受其极为虔诚的母亲的影响而又笃信天主教。1893-1897年在家乡附近的耶稣会学校学习。1901年3月宣誓加入耶稣会。1902年秋受教会派遣到英属泽西岛（Jersey）修行3年，1906年又被派到开罗教授物理和化学课程。1909年被召回后又至英国位于东南海岸的黑斯廷斯（Hastings）继续深造。在此期间，德日进读到了柏格森（Bergson，1859-1941，192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创造之演化》（Creative Evolution，为梵蒂冈之禁书）。该书使他大受启发，并萌发了深入研究自然界万物演化的志向。1911年8月德日进正式被授予耶稣会神甫职。1912年7月回法国后，在巴黎天主教学院学习地质学[布萨克（Georges Boussac）讲授]，同时师从巴黎自然博物馆古生物部主任布尔（Marcellin Boule，1861-1942，著名古人类学家），学习古生物学。布尔是坚定的无神论者，脾气又是出名的暴躁和不友善。但出人意料的是，布尔对这位小他20岁的耶稣会小同乡却充满了爱怜。他们之间的师生情谊一直延续至布尔去世。布尔把出自著名的凯尔西（Quercy）的一大批始新世的哺乳动物化石交给德日进研究。德日进既有才干，又十分努力，他的第一部专著《凯尔西的肉食类化石》于1915年在《法国古生物志》上发表。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日进被征召入伍，作医护和担架员。由于在战斗中表现英勇，曾获战功章，并获授法国荣誉勋位团骑士称号。1918年5月德日进从前线回来，立即又重新开始研究化石。1920年下半年，时年39岁的德日进被聘为巴黎天主教学院地质系系主任，并讲授古生物和地质学。1921年发表《凯尔西的灵长类》和《法国下始新统哺乳动物化石》两部著作。1922年3月被授予博士学位。由于这些优异的成绩，1922年6月德日进被授予法国地质学会的Viquesnel奖（Auguste Viquesnel，1800-1867，1858年曾任法国地质学会会长）。在授奖仪式上，由布尔发表授奖词，他动情地说：“在我科学生命的暮年，在为战争残酷地夺去我们众多寄予希望的年轻科学家而倍感悲哀之时，能够看到像德日进这样的法兰西古生物学优良传统的传承人出现，对我是极大的安慰”。1922年年底法国科学院又将Gustav Roux杰出青年科学家奖授予了德日进。1923年德日进被选为法国地质学会副主席。一颗古生物学新星正在冉冉升起。德日进本来完全可能沿着导师布尔的期望，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迅速而成功地走下去。

但就是此时，德日进离经叛道的宗教思想，使他成为了天主教高层眼中的麻烦制造者。1922年春，在学术界已小有名气的德日进受比利时Enghien镇（位于布鲁塞尔西南）神学院之邀，讲述他在凯尔西哺乳动物化石研究方面的成果。在谈到哺乳动物的进化时，德日进表述了他对《创世纪》中有关“伊甸乐园”、“亚当和夏娃”以及“原罪”等的新看法。根据他对凯尔西灵长类化石的研究，他认为人类是逐渐进化产生的，亚当和夏娃一对夫妻不可能产生出整个人类，他对伊甸乐园和原罪的说法也持怀疑态度，认为这些都是极度浓缩的“速记式”的阐述。例如，原罪就不会单单是由于亚当和夏娃禁不住诱惑而偷吃禁果，其中应该包括人类的诸多缺点，诸如不贞、残暴，等等。回国后，他还觉得意犹未尽，又写了几篇文章进一步阐述他的这些观点。德日进这些思想和活动使法国地区耶稣会和罗马耶稣总会的主教们很恼火，甚至连梵蒂冈也担心起来。因此，耶稣会的主教们决定将德日进逐出欧洲，希望以此来制止这些怪诞思想的传播。他们想到了在中国采集化石的桑志华，也想到了在中国传教而不幸染病死在上海的德日进的姐姐弗朗苏瓦（Françoise，1879−1911）。德日进可以去上海吊慰他的姐姐，而在天津则可以和桑志华一起研究古生物化石。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德日进收到了桑志华神甫写给他的一封邀请他到中国工作的信。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1920年桑志华在甘肃庆阳地区发现了大量三趾马动物群的化石，1921年10月他曾把其中的一部分化石寄给布尔请求鉴定。当时，布尔就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正在整理标本的德日进。德日进曾数次致信桑志华，要求提供更多信息。但由于事务繁忙，桑志华当时未予回复。1922年8月，桑志华正在萨拉乌苏（Sjaraossogol，鄂尔多斯东南角，现内蒙古自治区境内）进行野外工作，他在萨拉乌苏又发现了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而且还有石器，因此，他认为已有足够的理由请德日进前来协助工作。而且他相信，德日进的老师布尔一定也会对这些新发现感兴趣。于是，8月13日桑志华就在野外给德日进写了这封回信。

同时，德日进也对来自中国的化石很感兴趣。德日进在8月参加于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的第13届国际地质大会时，碰到过当时刚刚就任中国地质调查所代所长的翁文灏。翁曾向德日进表示，现在正是中国古生物学发展的大好时机。不过从心底里讲，德日进仍然认为法国和巴黎才是他实现将天主教教义和生物进化论融合在一起的伟大使命的地方。但是，布尔却意识到在中国这块处女地上发现人类化石的可能。因此，布尔担负起了为德、桑合作考察筹集经费的重任。后来，来自教会的压力越来越大，在这双重因素的作用下，德日进最后还是决定到中国去。

工作中的德日进（右二）与布尔（右一）

1922年10月6日，德日进致信桑志华，表示接受邀请。经过多方努力，布尔终于在1923年3月从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和法国公共教育部各获得10000法郎的经费支持，组成了法国古生物考察团（后来法国科学院和人类古生物研究所都出资支持，最终总经费达到69000法郎）。1923年4月6日，德日进在马赛乘山脉号船（Cordillère）离法，5月17日抵达上海，吊唁姐姐后，于5月23日抵津，来到了位于马场道的北疆博物院。Cuénot在其《德日进》一书中写道；“这一年（指1923年）是德日进心灵进化中关键性转折的标志，也开启了其科学生命中最长也是最富成果的一个阶段”（Cuénot，1958）。

德日进在中国进行地层古生物学术活动的概述

如果从1923年5月德日进第一次踏上中国的领土算起，至1946年4月最后一次离开中国（包括中国香港）为止，在近24年的时间里，一共先后10次来到中国。德日进每次大都是在中国工作一年左右，其中最短的一次只有3个月左右，最长的一次达6年零8个月。这10次的总时间约为193个月，大约17年。实际上，在此期间，德日进即使到其他国家考察或参加学术会议，也几乎完全是围绕着或基于中国的问题进行的。下面是1923年以后德日进在中国居留的次数及不在中国时的大致情况：

1）1923.5−1924.9（以天津为基地）

返法

2）1926.5−1927.8（以天津为基地）

返法，1928年11月回中国途中访问非洲

3）1929.3−1930.9[先以天津为基地，1930年后以北京（当时称北平。下同）为基地]

返法探望父病，后赴美访问

4）1931.3−1932.9（以参加雪铁龙黄色远征为主）

返法

5）1933.3−1933.6（以北京为基地）

后赴美参加第十六次国际地质学大会

6）1933.10−1935.4（以北京为基地，江南地质考察）

返法，而后访问印尼等

7）1936.2−1937.2（以北京为基地）

后赴美访问，返法，访问莫斯科等

8）1937.9−1937.12（以北京为基地）

后访问缅甸

9）1938.4−1938.9（以北京为基地）

后赴美访问，返法

10) 1939.8−1946.4（以北京为基地）

返法，1951年赴美定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