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斌杰：提高软实力唯有深化改革

王全宝

说起新闻出版改革，柳斌杰打开了话匣子，侃侃而谈。在过去十多年的新闻出版改革历程中，柳斌杰不仅是见证者，也是操刀者。

柳斌杰，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2002年3月，柳斌杰从四川省委宣传部调到新闻出版总署任职，在此度过了十一个春秋，参与并领衔了新闻出版体制的改革。

此间，中国的新闻出版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图书、报纸品种和总发行量跃居世界第一位；数字出版产业居世界第二位；印刷业产能占世界第三位。此外，中国的出版产品进入了193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文化产业的主力军。

2013年3月1日下午，临近下班时间，柳斌杰在新闻出版总署办公室里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专访。“回顾在版署工作这11年，我做了大量工作，问心无愧。”柳斌杰告诉记者，“但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做完。”

谈及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已然的成就，未竟的愿望，都令柳斌杰感慨。他坦言，由于固有体制的限制，新闻出版领域条块分割的状态仍未打破，而解决这一问题的路径，唯有不断深化改革。

要创新文化观念和体制，允许文化标新立异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新闻出版领导岗位工作已有十余年时间，从转企改制，上市融资，到跨地区跨行业跨媒体联合重组回首十多年的改革历程，你有什么体会？

柳斌杰：我对文化体制改革的思考比较早。在（四川）省里工作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思索这个问题。上世纪90年代末期，我在四川省组建新华文轩发行集团，从那时就开始推进出版体制改革。

到了新闻出版总署工作以后，我感觉到，计划经济的思维在出版业还是非常顽固。比如，按计划分配资源，按计划分配资料，按计划出书，不管市场，不管人民群众需要等等，这些都是问题。于是，我下决心改革这个体制。所以我们提出了两种性质、两种体制、两种机制，事业产业相结合的一整套体系，打开了改革的思路。当时，在十六大精神的指导下，我们对整个新闻出版改革进行了顶层设计。在很短的时间里，改革使整个新闻出版业发生很大的变化。

现在出版行业已组建了120多个集团，49家上市公司，充满了活力。这些成果的取得，关键在于我们解决了体制问题。另外，我们从宏观管理到微观管理都放活了这个机制，例如，按照生产单位的需要，提供国家资源，推动繁荣，大大调动了创造力和积极性。

我认为，要推动市场化的改革，把出版的产品放到市场里去检验，让人民群众参与评价，让市场去证明。而过去那种计划经济方式，导致主管部门想的，与人民群众想的，有时不是一回事。

中国新闻周刊：文化体制改革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目前我们的文化实力仍然不强，你认为造成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在哪里？

柳斌杰：我认为原因在于没有解放思想，没有按照文化自身规律办事。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我觉得这个论断深刻把握了我国文化发展总的态势。

文化实力仍然不强，其重要原因在于创造力不够。文化是最具创新性质的领域，如果不解放思想，人民的创造活力就不能迸发出来。

要改变这一现状，我个人认为首先要创新文化观念，必须把提高文化综合国力放在与提高国民素质、提高核心竞争力同等的高度来看待。其次，要创新文化体制。第三，要鼓励创新文化政策，允许在文化上标新立异，使文化工作者的聪明才智得以尽情发挥。第四要创造一个国际交流的环境。没有文化创造力，文化强国建设将无从谈起。只有按照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办事，才能创造我们强大的文化实力。

中国新闻周刊：在新闻出版体制改革中，该如何推动文化多元化？

柳斌杰：我想这需要推动政策环境的变化。过去，出版业受计划经济或者左的思想影响，就算很多人有思想深度，但有建树的作品也出不来，因为受到各种各样的阻碍。

为此，我在新闻出版署就曾调整出版方面的政策，尽量让学术领域有一个百花齐放的局面。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个政策的调整，不可能有今天的局面，有些作品不可能得奖，甚至当时连想出书都出不来。

推动出版产业，就要使出版政策更加适应多元文化的生存的要求。在坚持主旋律的前提下，还是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中国新闻周刊：这些年你推动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在转变政府职能方面做了哪些工作？该如何进一步深化？

柳斌杰：我们在对出版新闻单位的微观管理上也是减少干预，清理、减少了100多项审批事项，减政放权，减少审批环节。

我想，继续深化文化行政体制改革是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重点。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强化政策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要继续推动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中介组织分开、管办分离，理顺政府与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使政府、企业、事业、中介组织各行其道、各负其责，完善管人、管事、管资产、管导向相结合的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

深化改革，要打破新闻出版的条块分割

中国新闻周刊：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到目前为止，你认为还有哪些改革没完成？

柳斌杰：由于各方面条件限制，的确有些改革还是没有做到。我认为，打破新闻出版领域的条块分割，创造更加良好的发展环境，这点还没有做到。目前的新闻出版领域，基本上还是部门所有，单位所有，地方所有，很难融合成为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去年就提出来，第二步深化改革，就是以重组为主，打破以上的界限。去年，这个工作没来得及做，今年还会继续做这个方案。

还有一块没做完的工作，是社会力量如何参与新闻出版业的问题。尽管我一直是支持他们（民营机构）参与这个发展的，但由于法规政策的各种限制，融合得不快。问题主要在于环节上还没有打通，虽然社会力量参与了，但是参与得有限，而且过程还是曲折的，不是那么顺畅。

我觉得，下一步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市场上有些所谓学术类刊物长期依靠出租或出卖版面牟利，有的甚至制造假刊，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柳斌杰：你说的现象的确存在，但问题是很多期刊归部门所有，而任何单位宁可赔钱，也不会放弃刊号这个稀缺资源。

现在的状态是，一方面多余，一方面紧缺；该死的死不了，该生的出不来。一方面，占有报刊号却办不好、处于半死不活状态，少数有刊号的刊物非法寻租、出卖版面；另一方面，该办的报刊由于缺刊号而办不起来。数量很多，质量高的少，普遍规模较小，资源分散，结构不合理。

我个人认为，阻力主要来自既得利益者和主管主办单位。

我想，解决问题的主要思路就是：打破单位部门所有制的局限，拿出一批刊号在市场流通，政府管理部门不再审批报刊，而是审批谁有资格来购买，让资源也流动起来。

据我了解，报刊刊号应该在市场上流通，全球都有报刊流通机制，我们也应如此。推进报刊体制改革，解决刊号资源市场配置问题，是未来新闻出版结构调整、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之一。

首先，要创新文化观念；其次，要创新文化体制；第三，要鼓励创新文化政策，允许在文化上标新立异，使文化工作者的聪明才智得以尽情发挥；第四，要创造一个国际交流的环境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

柳斌杰：我认为，解决刊号问题要分“三步走”。首先要通过改革优化报刊布局；第二要打破刊号资源单位部门所有的局限性，从全国层面出发重新配置资源；第三步就是报刊资源要力争在市场上实现流通。

在政府转变职能方面，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政府管理部门负责宏观布局和调控，只审核报刊出版单位的市场主体资质和准入条件。

改革最大的障碍，来自于观念和部门利益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说新闻出版改革还存在障碍，你遇到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柳斌杰：我认为，最大的障碍有两个。第一个障碍来自于观念。在文化领域，特别是在新闻出版领域，容易把这个观念问题的特殊性扩大了，它的一般性就被忽略了。但实际上，文化除了它的传播的内容以外，其他的生产、流通、消费的方式都是跟经济一样的。但过去这种思想却解放不了。

一开始推进改革时，有人就说，“这怎么了得，这个领域怎么能够这样改革？”但如今已经证明，改得很好，改后发展得很健康。因此，解放思想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障碍，是部门的利益。现在出现了什么情况呢？某新闻出版单位的领导“跪”在地上求着说，“你不能做大，也不能改革，做大了就不是我们部门的了”。这是比较典型的。

一些部门坚持保留它们的报、刊，社，就是为了自己方便，就为了宣传自己的行业和部门，而不是考虑整体国家利益。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强调要构建大型的国际性的传媒集团，就是要打破部门之间的分割。所以，部门所有制是第二个最大的障碍。

中国新闻周刊：怎么破除这个障碍？

柳斌杰：下一步就要改革，取消部门所有制。整个新闻出版要脱离原来的主管单位，形成独立的行业。实际上中央关于新闻出版改革第一个文件已经讲了，几个部门重组以后，由行业主管部门确定体制。中央已经决策要走这一步，只是目前改制不到位，很多的矛盾问题还要依靠部门帮助来解决。

第二步的改革，就是要将改革、改组、改造结合起来，打破条块分割的状况，让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独立经营，依法办事。

中国新闻周刊：你一直主张保障媒体行使舆论监督权，但是现实中，媒体的监督权还是经常受到阻碍和挑战。你对此有何看法？

柳斌杰：我认为媒体行使舆论监督权，是民主政治不可缺少的环节。我们一贯重申支持新闻媒体依法加强舆论监督，对此我们的态度是鲜明的。

新闻出版总署曾发过关于支持新闻媒体正常采访、维护记者权益的通知。对于媒体的正常采访，任何地方、任何机关的领导干部都无权阻止，这是关系到人民群众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的问题。我再次强调，任何个人都不能为了个人的利益、地方的利益，干扰阻挠新闻媒体的报道。

但是目前，我们确实有一些领导还不习惯于开放的环境，不习惯在媒体的监督下进行工作，还存在多报成绩、少报问题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