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帆应是到天涯* 几种稀见晚明版画插图考论

数月前，范白丁兄正困居江城，其时汉皐疫情方殷，各类消息纷至沓来。我颇以他的安危为念，每日必与他在微信中联络，竟成习惯。所谈渐渐离开眼前的担忧和烦乱，回到学术上，还有几次忆及已故黄专教授，他是白丁的长亲，也是我在广州美院的老师。2002年深秋，我陪着业师，去北京某医院边上一栋陈旧的居民楼里探望病中的黄老师。他刚刚从“鬼门关”前走过，倚靠在微微发热的暖气片上，明显黑瘦无力。可是在范老师面前，他却只谈生病前读过的一些书，兼及思悟，深入细节，毫无倦容，似乎要抓住老友相聚的每一秒钟。我当时在座中，就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人的命运、书的命运、学问的命运，融于此刻，无可名状，记忆至今。后来，业师写过一句话给我，“是日已过，命亦随减，但念无常，慎勿放逸”，我也转录给我的学生们，落笔的时候，仿佛重回2002年那个包裹在京城干燥空气中的寒夜。我对白丁感慨，我们转眼就是黄老师那时的年纪了，现在即便是看书，也常有命运之叹，Habent sua fata libelli这句话，过去总觉得做作，慢慢也能体会了。

《三刻五种传奇》1《三刻五种传奇》，明刻本，台北“国家图书馆”藏。

郑振铎先生〈劫中得书记〉有“李卓吾评传奇五种”条：

此书亦陶兰泉先生所藏，与彩印《程氏墨苑》同归于余。余方斥售明刊传奇数十种，乃复收此，结习难忘，自叹，亦复自笑也。此五种传奇为：《浣纱记》《金印记》《绣襦记》《香囊记》及《鸣凤记》，其中《金印》《鸣凤》《香囊》三记尤罕见。图版精良，触手若新。《浣纱记》首有《三刻五种传奇》总评，甚关重要。2郑振铎撰，〈劫中得书记〉，见《西谛书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37页。

所言即指是卷。

图1 《李卓吾先生批评红拂记》明万历间杭州容与堂刻本，私人藏

图2 《三刻五种传奇·香囊记》明刻本，台北“国家图书馆”

容与堂“李卓吾批评”曲本，我见到过《西厢》《琵琶》《红拂》《玉合》《幽闺》五种，拙编《中国戏曲版画菁华》拟每种收图若干。《西厢记》用上海图书馆藏本3[元]王实甫撰，《李卓吾先生批评西厢记》，明万历三十八年杭州容与堂刻本，上海图书馆藏。；《琵琶记》用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4[元]高明撰，《李卓吾先生批评琵琶记》，明万历间杭州容与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红拂记》国图藏本曾由“善本再造”影印，经考证却是翻刻，幸得一位收藏家许可，以其箧中原刊，弥补了遗憾（图1）5[明]张凤翼撰，《李卓吾先生批评红拂记》，明万历间杭州容与堂刻本，私人藏。；《玉合》《幽闺》两种，则是用台北“国家图书馆”的藏本6[明]梅鼎祚撰，《李卓吾先生批评玉合记》，明万历间杭州容与堂刻本；[元]施惠撰，《李卓吾先生批评幽闺记》，明万历间杭州容与堂刻本。以上两种，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此外，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容与堂六种曲》7《容与堂六种曲》，包括《玉合记》《幽闺记》《会真记》《蒲东诗》《红拂记》《西厢记》，实是四种，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包括《玉合》《幽闺》《红拂》《西厢》，外加《西厢》附录之《会真记》《蒲东诗》，仍在前述五种之内。郑先生以“三刻五种传奇”的题名，推断必有初、二刻，分别是“荆刘拜杀”加“琵琶”以及《幽闺》《玉合》《绣襦》《红拂》《明珠》，并无实据。8同注2。

我认为，《三刻五种传奇》是其他书坊艳羡容与堂曲本的成功，跟进的“仿冒品”，其中的“李评”，也未必仍出于无锡文人叶昼的炮制。容与堂联合叶某，借温陵以自售，偏又有更加精明者，来分他们的“一杯羹”。这种“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现象，在晚明刻书业中可谓屡见不鲜。此卷五种曲本，虽都仿效容与堂本的形制，却并未打出“容与堂”旗号。卷前插图，容与堂诸曲，上下卷各是十幅，这里减至各七幅。绘刻风格，则竭力追随容与堂，摹拟文人山水趣味，尤重皴法的表现。细审之下，有的构图，略嫌寂寥，人与景的比例，偶见失调，但其中仍有不少精品，加之总数多达七十幅，是研究万历后期以容与堂为代表的戏曲“诗―画插图”时，不可或缺的一份参考（图2）。

这部书抗战期间曾归西谛，时间却不长，《西谛书跋》收入郑先生〈劫中得书记〉的相关文字，吴晓铃先生按“原书今不知归何许”9郑振铎撰、吴晓铃整理，《西谛书跋》，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581页。。中国台湾学者张棣华《善本剧曲经眼录》著录此种，书号15162，当即为同一部，10张棣华著，《善本戏曲经眼录》，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6年，第156―160页。盖抗战后期西谛经济拮据，与为政府抢救的文献古籍一起，价让中央图书馆，成为公藏。

图3 《李卓吾先生批评玉合记》明万历间杭州容与堂刻本，台北“国家图书馆”

现在的台北“国家图书馆”，即原“国立中央图书馆”，其戏曲善本，一部分由原北平图书馆委托保管，其余则大都依靠郑振铎等人的艰苦努力得来。前述容与堂本《玉合记》《幽闺记》，就属于后一种情况。《玉合》是嘉业堂刘承幹旧物，《幽闺》则是暖红室刘世珩、刘公鲁父子的藏书。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外务省派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助教高仓正三到华东，企图大肆抢夺善本。1937年，日军寇吴门，刘公鲁死难。1939年高仓赶到苏州访查暖红室藏书的去向，还动用了驻军，却一无所获。原来古玩商人孙伯渊购下这批书后，运到上海待价而沽，最后由郑振铎为国民政府买下，其中就有容与堂本《幽闺记》。1940年，日人又开始对觊觎已久的嘉业堂藏书下手，高仓正三奉汉学家狩野直喜之命，参与上海满铁支所的“嘉业堂调查班”；与此同时，军部背景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也在蠢蠢欲动。所幸郑振铎和他的“文献保存同志会”仝仁，早有防备，通过各种渠道接触刘承幹，经过一年的反复谈判，终以二十五万元秘密购下一千两百余种嘉业堂藏书。嘉业堂并不以藏戏曲善本著名，但这部容与堂《玉合记》，确是绘刻印俱佳的上品（图3），在台北“国家图书馆”架中，与暖红室旧藏的那部《幽闺记》，合为双璧，记录了西谛等爱国人士在铁蹄下保护国故的一段佳话。11参见吴真撰，〈郑振铎与战时文献抢救及战后追索〉，载《文学评论》，2018年第6期，第52―61页。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谛题跋》稿本，著录明万历间（1573―1620）金陵唐氏富春堂刊本《十义记》《玉钗记》《灌园记》《三元记》《鹦鹉记》，跋云：

右富春堂刊传奇五种，系民国二十一年十二月初旬间，文古书店刘某引一同文堂伙友持来卖者……同文堂每种索价七十元，余还以四十元，后乃以二百十元合购此五种。余企求富春堂刊传奇已久，在南方几乎一种都没有得到。有人尝以三百元从王静庵遗书中得“忠孝节义”四大奇书。北平图书馆也尝以四百余元的最低价，获得富春堂、文林阁、世德堂诸唐氏书店所刊的传奇至四十余种之多。相诧为数十年来未有之奇遇！今余一日而获五种，虽不免“小巫”之讥，却也是今年购书的破纪录之举了。《紫箫》残本既得于前，《三元》《十义》等五种，又得于今；安见不尚有十种，乃至三五十种之再为余所得乎？13同注9，第577―578页。

富春堂本《十义记》《灌园记》《三元记》12[明]佚名撰，《新刊音释出像韩朋十义记》，明万历间南京富春堂刻本；[明]张凤翼撰，《新刻出像音注司马相如灌园记》，明万历间南京富春堂刻本；[明]佚名撰，《新刻出像音注商輅三元记》，明万历间南京富春堂刻本。以上三种，台北“国家图书馆”藏。

图4 《新刻出像音注商辂三元记》明万历间南京富春堂刻本台北“国家图书馆”

图5 《新刊音释出像韩朋十义记》封面明万历间南京富春堂刻本台北“国家图书馆”

我们以前曾多次讨论，富春堂传奇，所指向的受众，当是层次较低的“识字人口”14参见王正华撰，〈生活、知识与文化商品：晚明福建版“日用类书”与其书画门〉，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3年第41期，第1页。。对于初具阅读能力、理解力有限的购买者而言，插图的首要功用，确实就是说明故事情节以辅助认知，并能使他们建立起一种对舞台演出的回忆或畅想，这两点富春堂本都做到了。至于作为艺术品的精致、高雅等要求，既超越了“富本”刊刻者的能力，也超越了“富本”消费者的想象。站在历史的认知高度，富春堂本保存的资料，从戏曲文献学上来说，是珍贵的；其插图所承载的风格，也是版画史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郑先生评价富春堂版画“古朴可喜，有民间通俗画意”15郑振铎撰，《所见古书录》稿本，见《西谛书跋》，第579页。，不失为中肯之语。

吴晓铃先生为这段“西谛题跋”作按语“《西谛书目》卷五、叶四四下著录《玉钗记》，编号：一〇五八五；叶四五上著录《鹦鹉记》，编号：一〇五八四。余三种今不知归何许”16同注9，第578页。。据张棣华《善本剧曲经眼录》，富春堂本《十义记》《灌园记》《三元记》（图4），现皆入藏台北“国家图书馆”，书号分别为15128、15106、15090。17同注10，第106―108、71―72、53―54页。其中《三元记》《十义记》封皮有朱笔手书题签“商辂三元记”“韩朋十义记”（图5），看得出是郑振铎的字迹。基本能判断，这三部书也同前述《三刻五种传奇》一样，是西谛在经济困难时价让国民政府中央图书馆的。台北“国图”还有一部万历间世德堂本《还带记》，书号15083，封皮手书“裴度香山还带记”，也是郑氏笔迹，卷末栏外更有小字“长乐郑振铎藏书”18同注10，第43―45页。。1934年，西谛曾编印《长乐郑氏汇印传奇》第一集六种十二卷，其中就包括《十义记》《三元记》和《还带记》。吴晓铃发现《西谛书目》失记这几种书，推断“盖先生早岁迫于饥寒所斥”，应是正确的解释，但后面又说“实则诸本先后亦均归诸北京图书馆矣”，则失之武断。19同注9，第587页。

图6 《绣像传奇十种》内封，明万历间南京文林阁德寿堂刻、清郁郁堂印本，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

郑先生尝作《售书记》，实录他抗战后期的窘态，一批批地卖去千辛万苦收集来的藏书：

我从来不肯好好的把自己的藏书编目，但在出卖的时候，卖书的要先看目录，便不能不咬紧牙关，硬了头皮去编。编目的时候，觉得部部书本本书都是可爱的，都是舍不得去的，都是对我有用的，然而又不得不割售。20郑振铎撰，〈售书记〉，见《西谛书话》，第398页。

上述富春堂三种，应当就是在这矛盾的心态中，一一洒泪挥别，所幸我们今天还能觅其影踪。至于先生所记王国维旧藏富春堂“忠孝节义四大奇书”，当指《双忠记》《跃鲤记》《白兔记》《十义记》四种，曾经周越然言言斋购藏，今归上海图书馆。而原北平图书馆以“最低价”收入的南京唐氏诸坊所刻戏曲，即“别本《绣刻演剧》”21《绣刻演剧》，因著名的毛晋汲古阁《六十种曲》也题作“绣刻演剧”，故此部通常被称为“别本《绣刻演剧》”。原书共6 套60种，明万历间南京富春堂、世德堂、文林阁、德寿堂、文秀堂刻本，现存52种，台北“国家图书馆”藏45种，中国国家图书馆藏7种。南京图书馆藏有另一部“别本《绣刻演剧》”中的“第四套”，凡10种；上海图书馆则藏有“第六套”中的《双忠记》。，现时有四十五种去了台北“国图”，七种留京，我们下面还将谈到。

《绣像传奇十种》22《绣像传奇十种》，明万历间南京文林阁、德寿堂刻本，据卷前内封应为清初郁郁堂印本，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藏。

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所藏的《绣像传奇十种》，无论对于戏曲史、出版史还是版画史，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全书卷前有内封作“南北雅调 绣像传奇十种”，左栏小字“文林阁编辑”，下有一字，右栏小字“牡丹蕉帕四美鱼篮义侠 浣纱云台米栏易鞋还魂 郁郁堂藏板”（图6）。全卷共收入十种传奇，除第六种《浣纱记》为德寿堂刊本外，其余九种应该都出自唐氏文林阁。第一种《牡丹亭》卷首，有“王国维”印章，当是观堂旧物。

从戏曲史的角度说，这套总集，汇聚了万历中期以后南京唐氏书坊刊刻的十种传奇。这些曲本，作为单行零种，传世很少，有的本子甚至北京国图尚付阙如，有的则存在不同程度的残损。京都所藏的这一套，刊印清晰、保存精良，各剧皆称完整。过去黄仕忠先生影印日本藏中国戏曲文献，并未包括此部，笔者选编《新辑中国古版画丛刊》，特请京都大学授以版权，刊布回流，当可助国内研究界止渴。对于这批传奇的曲学价值，有待戏曲史专家的新成果，这里仅举一例。位于卷首的《新刻牡丹亭还魂记》，应刊于万历中后期，是现存《牡丹亭》各版本中较早者，但已经受沈璟一派曲学观点和《增定查补南九宫十三调曲谱》的影响，对汤显祖原著做了许多修改。戏曲史界一般认为，万历四十五年（1617）石林居士序刻本《牡丹亭》，最能保存“汤辞”的原貌。两相对照，会发现后世场上流行的词句，却往往是从文林阁及其他“沈律”改本沿袭而来。例如，最为人熟悉的“惊梦”一折，柳梦梅下场时的两句七言“行来春色三分雨，睡去巫山一片云”，便是此本所加。泰昌元年（1620）归安茅暎刻朱墨套印本《牡丹亭》，流传远广于文林阁本，却基本上是依据“文本”而来的。23参见[日]根ヶ山徹撰，〈试论文林阁刻本与朱墨套印本《牡丹亭还魂记》对后续版本的影响〉，载《中华戏曲》第52辑，文化艺术出版社，2016年，第167―186页。

从出版史的角度说，《绣像传奇十种》应与卷帙更繁的“别本《绣刻演剧》”放在一起讨论。后者汇集晚明南京书坊富春堂、世德堂、文林阁、德寿堂、文秀堂诸家藏板，共计曲本六十种，体量与后起之毛晋汲古阁《六十种曲》相当。印行时代或在清初，然考其所用原板，剞劂当皆出万历，远早于《六十种曲》。国图程有庆先生曾对比《绣像传奇十种》和“别本《绣刻演剧》”中相同的曲本，认为版本一致，前者版印较清晰，当较后者为初印。24程有庆撰，〈别本《绣刻演剧》六十种考辨〉，载《北京图书馆馆刊》，1993年C2期，第140―145页。至于“传奇十种”的编辑者是否首卷内封所言之“文林阁”，尚可讨论，“郁郁堂藏板”所指向者，应是清初刊行过《忠义水浒全书》和《宣和遗事》的书坊，其与前明南京诸唐未必有瓜葛，应属购版重印；“别本《绣刻演剧》”则更是这种情形，许多版片或又倒卖一手。现存“别本《绣刻演剧》”残书，分在台北、北京，南京、上海亦藏零种，全书共分六套，每套十种，各套第一种前均有扉页，作“绣刻演剧十本 第某套”，并列有所收十种剧目。以此观，“绣像传奇十种”也未必仅是孤立的一套，其卷前内封“文林阁編輯”下面的那个“禮”字，是否暗示郁郁堂印行的这部曲本总集，原先也有“仁、义、礼、智、信”或是“礼、乐、射、御、书、数”之类的五、六个分套？当然这只能是一种浪漫的猜测了。

回到版画史的角度，《绣像传奇十种》的价值更不容低估。此部所收曲本，大多有万历时较初印的零本存世，但插图往往保存不全，以致《古本戏曲丛刊》在影印其中多部书时，插图页只能遗憾地标以“原阙”。而“别本《绣刻演剧》”不仅较后印，图像质量下降，且所收曲本，除富春堂刊本外，大都被人专意将版画割去，至多只残余两三幅。京都大学此套《绣像传奇十种》，每一部的插图都是保存完整的，最少者五幅，多则达至十二幅，许多种堪称版画史意义上的“准孤本”。例如《新刻全像易鞋记》，这方面的情况就比较突出，北京国图虽藏有二部，但一部原属“别本《绣刻演剧》”，图已全佚；另一部应为单行的文林阁原刻本，残损颇甚，钞补处近于三停，版画亦缺损一幅半。反观《绣像传奇十种》所收《易鞋记》，全卷六图具在，霄壤间或无其俦，殊为难得（图7）。又如德寿堂本《重刻出像浣纱记》，没有单行零本流传下来，国图所藏是“别本《绣刻演剧》”之第一套第九种，图仅残留两个半叶，且因内封夺去，多数研究者只依据卷首“金陵对溪唐富春梓行”的署名，判定其为“富春堂刻本”，忽略了唐富春后期字号“德寿堂”的存在。仅此一事，《绣像传奇十种》的发见与研究，对于廓清晚明版画史，其重要性已不可小觑。

图7 《新刻全像易鞋记》《绣刻传奇十种》本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

图8 《新刻全像袁文正还魂记》《绣刻传奇十种》本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

值得注意的是，《绣像传奇十种》中收入了《珍珠记》《鱼篮记》《袁文正还魂记》（图8）等三种流行于民间的“包龙图公案戏”，辞近俚俗、事多不经，作者亦失考。或曰《袁文正还魂记》出“欣欣客”25郭英德著，《明清传奇综录》，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07―308页。，然其姓字、里居、生平皆不详，当以佚名视之。三剧所属声腔，则应是弋阳或其支派。万历南京刻书业，江西人颇具声势，富春堂唐对溪、世德堂唐晟，据考皆来自抚州金溪，后起之“文林”“广庆”诸唐，与唐富春互通声气，同乡同宗的可能性很大。富春堂、世德堂刊曲，源于江西的弋阳腔传奇比重甚高，文林阁虽时代较晚，得薰新风，刊刻了文人传奇名作《牡丹亭》《义侠记》等，却并未脱离乡梓，出品中弋阳腔民间传奇仍占其半。参考弋阳腔专家马华祥先生的辨析，《绣像传奇十种》中，前述三种公案戏并《四美》《云台》《易鞋》三记，“十种”之外，文林阁《胭脂》《赤松》《古城》诸卷，大约俱在此列。26马华祥撰，〈明代弋阳腔传奇考辨方法撮要〉，载《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第125―133页。文林阁曲本的版画，与富春、世德二坊的粗豪之制大异其趣，一方面受到继志斋所引徽坊风格的影响，另一方面却又带有自身明显的特点。许多作品，人物造型和景物设置，都透露出一种纤文之气。可见文林阁的出版物，虽然从内容上看，瞄准的未必是文人读者，却已深深浸润了追求细腻的时尚。

《重校投笔记》 27[明]佚名撰，《重校投笔记》，明万历间刻本，浙江图书馆藏。

郑振铎先生在1929年的《小说月报》第20卷第4期上谈过《重校投笔记》：

偶在涵芬楼的善本书室里，发见了一种不大经见的传奇，颇为之喜跃。这一种传奇便是邱濬的《投笔记》……更有趣的是，这本《投笔记》乃是二南里人罗懋登所注释校刊的。罗懋登是《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的作者，也曾注释过《拜月亭》。有了这部《投笔记》的发见，我们也可以想像，他所注释的决不仅止《拜月》《投笔》这两种了。将来也许有机会可以见到更多的出于他手注的东西吧。28同注9，第600页。

据戏曲史界考证，《投笔记》的作者并非邱濬，一般仍依祁彪佳所言，归于难作详考的“华山居士”，相当于阙名之作。29同注25，第88―89页。西谛见过的这部罗懋登注释本，后来不知所终，《古本戏曲丛刊》 所收者，为南京图书馆藏存诚堂本。吴晓铃先生认为此书当随上海涵芬楼二千余种善本，毁于抗战炮火。30同注9，第602页。但这里有一个疑点：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世纪文库》第二册，由郑先生据罗懋登注释本，摆印《投笔记》，并存其注释31同注9，第602―603页。；而涵芬楼被毁是在1932年的“一·二八”，时间似乎对不上。是西谛在“淞沪抗战”之前，已经对《投笔记》影钞留底？还是这部书被从涵芬楼借出，躲过一劫？抑或世间本就有另一部罗懋登注释《投笔记》？前述台北藏“别本《绣刻演剧》”，也包括《重校投笔记》，但插图仅残存一幅。

不意，2017年初夏，我在浙江图书馆见到一部《投笔记》。此本四卷四册，卷首题“重校投笔记”，卷前有“重校投笔记目录”，末署“二南里人罗懋登注释”。这个本子，应该与郑振铎先生著录的涵芬楼藏本相同，却罕为人知，郭英德《明清传奇综录》失载；但西谛说涵芬楼藏本共二十九齣，32同注28。而浙图本为全帙，凡三十九齣，不知郑先生所见是否残本，抑或是他的笔误。

浙图藏本《重校投笔记》，全卷共有插图十二幅，双面合页连式，夹入曲文第二、四、六、八、十一、十六、十八、二十一、二十六、二十九、三十二、三十七等齣。这些插图，与徽州玩虎轩、观化轩之制，甚至南京书坊继志斋、文林阁、广庆堂较精美的本子比，绘刻失之粗疏，印刷也不甚精良，风格上则十分接近广庆堂的出品（图9）。万历中叶以后，南京诸坊戏曲版画，皆宗玩虎轩旧格，然主人趣味，同中求异，绘刻作风，渐趋殊途。继志斋最尚翻刻徽版名品，广庆堂却多自出机杼之作，造型用笔则偏于洒脱，与同时期文林阁的纤文路数也颇不相类。富春堂主人唐对溪，以“德寿堂”字号重整旗鼓，颇得同为唐氏书坊的广庆堂支持，其《三桂联芳记》33[明]纪振伦撰，《镌新编全像三桂联芳记》，明万历间德寿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与广庆堂诸曲，同属“秦淮墨客纪振伦校正”系列，卷中插图，除独作单面方式外，造型设景、画法刀工，都与广庆堂并无二致；后来的德寿堂本《浣纱记》，版画已改为双面连式，也延续了与广庆堂本相类的画风，有些刻画，甚至颇有广庆、文林诸本未到处。

图9 《重校投笔记》，明万历间刻本浙江图书馆

我在北京国图见到西谛提到过的罗懋登注释本《重校拜月亭记》，内封作“刻全像音释点板拜月亭 （中栏小字）徳寿堂校”，图亦为双面连式，手法较《浣纱记》略简。另有题署“罗懋登”的《全像注释西厢记》，版画学玩虎轩本处很多，构图则略有改动。此外国图还藏有《重校金印记》，目录后亦有“二南里人罗懋登注释”，版画甚精。台北那套“别本《绣刻演剧》”中还有《重校注释红拂记》，目录后题作“二南里人注释”，原书应有插图十幅，现仅存一幅，余皆为人割去。34[元]高明撰，《重校拜月亭记》，明万历间南京德寿堂刻本；[元]王实甫撰，《全像注释西厢记》，明万历间刻本；[明]佚名撰，《重校金印记》，明万历间刻本。以上三种，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张凤翼撰，《重校注释红拂记》，明万历间南京文林阁堂刻本，别本《绣刻演剧》所收本，台北“国家图书馆”藏。

从德寿堂本《浣纱记》、德寿堂刊罗懋登注释本《拜月亭》，到未题书坊的罗懋登注释本《西厢记》《金印记》《红拂记》《投笔记》，这六部书行款一致：半页十一行二十字，小字双行同，上有眉栏，缀小字注释，行三字；白口，无鱼尾，四周单边；版心皆为“全像注释某某记”。很明显，这是万历间南京传奇刊刻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做法类似于广庆堂的“纪振伦校正”系列，印证了郑先生“（罗懋登）注释的决不仅止《拜月》《投笔》两种”的论断，进一步的猜测则是笔者以前曾提出过的，唐富春重张之德寿堂，虽难重现富春堂独领风骚的盛况，却还试图自成体系，在戏曲史、出版史和版画史上留下了“罗懋登注释”系列。

《剿贼图记》35[明]元默撰，《剿贼图记》，明崇祯间刻本，美国国会图书馆藏。

谢国桢先生《增订晚明史籍考》36谢国桢编著，《晚明史籍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本书1933年初版题名《晚明史籍考》，1964年修订后改名《增订晚明史籍考》，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华东师大出版社新版，以上海古籍《增订晚明史籍考》为底本，却去掉书名中“增订”二字，似有违作者原意。卷六“农民起义上”著录明季元默所著《剿贼图记》，其按语云：

元默，字中象，静海人，明万历四十七年进士，除怀庆推官，擢吏科给事中。崇祯六年春，以佥都御史巡抚河南，至八年夏，中州告急被逮，旋得释罢归，明史卷二百六十有传。是书所记，当农民军初起之时，默著为图记二十四帧，以自诩其功也。书前有吴阿衡序、明史本传，后附雍正九年辛亥玄孙展成序，乾隆戊子王猷后序，乾隆己丑五世孙克中跋，纯为颂谀之作。几经翻印，原图已失其真。闻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明崇祯间原刊本。37同注36，第277―278页。

谢先生所著录的本子，是“民国壬申（1932）石印本”，而关于原刊本，他提供的线索也是可靠的，的确是藏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书号B358.4 y97，不分卷，订为两册。卷前只有“剿贼图记序”，末署“崇甲戌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宛郡治生吴阿衡拜撰”。正文为二十四幅版画，各图前有单独半叶隶书图题，图后则有图记文字。其中十九幅图为双面连式；第三和第十六图，原本应当也是双面图，因为缺页，一幅少下半，一幅少上半；第10、17、21 三图，在双面连式图前后，又多了一个单面，经仔细比对，实是装订错误所致。

《剿贼图记》这部书，观其文字，无非污蔑农民起义，兼以自吹自擂，毫无可取，史料价值也不高。全书从崇祯六年（1633）开始“御贼”，一路吹到崇祯八年（1635），仿佛场场大胜、回回连捷，凯歌奏到最后，却变成“南自郧襄、北讫灵宝，延袤二千余里，无处非贼之巢穴。即合秦豫楚三省之兵力，终属单弱。堵有兵，剿则无兵；剿有兵，堵又无兵”，不久即出现凤阳皇陵为起义军所破、中州告急的情势，元默与一批官员被问责下狱。回头再读他那些“图记”，显然无法反映明末农民战争的实况，却生动地勾勒出崇祯朝一众文官将兵者的嘴脸：德不堪治国，才何以安邦，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遇强后退，冒功争先，气势汹汹，辞费滔滔，以辱人始，以自辱终，非但可恶，更觉可笑，究是可怜。

抛开内容不看，《剿贼图记》却是一部十分精湛的版画集。书中每幅表现战争场面的画作，无论绘刻，都是上乘。风格与前述容与堂曲本及《三刻五种传奇》接近，但已超越了“摹仿文人山水画”的一般含义，而成为一部特殊的“山水画谱”。万历中期，杭州画师顾炳曾编撰过版画书籍《历代名公画谱》38[明]顾炳辑撰，《历代名公画谱》，明万历间双桂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即《顾氏画谱》），其中就收录了许多山水画名迹，供读者赏玩，比较成功地把笔墨的皴点勾擦“翻译”为木刻的刀工法度39参见傅慧敏撰，〈晚明画谱的粉本问题：以万历年间《顾氏画谱》为例〉，载董捷主编，《风格与风尚：中国版画史研究的新面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9年，第194―208页。；这一做法也催生了后来的《唐诗画谱》40[明]黄凤池辑，《新镌五言唐诗画谱》《新镌六言唐诗画谱》《新镌七言唐诗画谱》，明末集雅斋刻本，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诗余画谱》41[明]汪氏辑，《诗余画谱》，明万历四十年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等书，逐渐完型了“诗-画插图”这一版画样式。由此，容与堂诸曲本插图，也可以看作是某种意义上的“画谱”，其赏玩功能远胜于图解功能，而且常常是独立于戏曲作品之外的。容与堂本《红拂记》，专门标明“相仿古今名人笔意”42[明]张凤翼撰，《李卓吾先生批评红拂记》，明万历间杭州容与堂刻本，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藏。，其用意自然是想要把书中插图类似于《顾氏画谱》的赏玩功能，高调地宣扬出来。这种努力，在《剿贼图记》中达到了极致，大多数“官兵捉贼”的战斗，都发生在对宋元笔墨皴法的密集型展示之中（图10），不是“奇袭黄大痴”，便是“智取倪云林”，间或也有一二“穷追李晞古”的峭劲“北法”（图11）。让人疑心的是，元某在戎马倥偬之间，怎么还有闲情逸致来顾及这些情调，除非他最看重的并非战局，甚至亦非战功，而是文人朋友们对其“风雅”的激赏。至今我们仍然不免视这套出离“艺术”的“艺术品”为版画史上的特例与瑰宝，却也从中品出了些许“桃花扇底送南朝”的历史定律。

图10 《剿贼图记》，明崇祯间刻本美国国会图书馆

图11 《剿贼图记》，明崇祯间刻本美国国会图书馆

谢国桢先生是一代史学大家，也是著名的文献家和藏书家。他对古版画的爱好，却很少有人提及。谢先生年轻时就与马隅卿、郑振铎有过交往，晚年还以“谢刚主”的署名发表过〈漫谈明清时代的版画〉一文。43谢刚主撰，〈漫谈明清时代的版画〉，载《文献》，1979年第2期，第121―132页。文中谈到作者青年时代与马隅卿、郑振铎的交往。另，陈福康编著，《郑振铎年谱》（上册），1930年9月24日条，引谢国桢《三吴回忆录》“在沪上认识了郑西谛先生，西谛约我到他家吃晚饭，看了不少好书，如明板《磨忠记》《修文记》传奇，五色套板《西湖佳话》，明刻绣像《列女传》等书，饱我不少的眼福”，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405页。关于这些，版画史界关注太少，我过去也并不知道。中国美术学院任道斌教授，是谢先生晚年的弟子，常与我们谈及老辈的治学风范，下次再有机会向任老师问学，一定要请他多讲讲谢老与版画的往事。

人与书的因缘际会，有时真是奇妙。过去陈研兄探讨明末湖州闵齐伋《会真图》的含义，曾有一个重大发现：题写在第十五图扇面上的“庚辰秋日”，不仅指示作品的刊刻年月——公元1640年的秋天，也藏起了另一个重要的时间，那就是元稹《会真记》中崔、张二人的分别之期——公元800年的秋天。他之后的研究，又将刻书家本人推到了舞台的中心，出生于万历庚辰（1580）的闵齐伋，到崇祯庚辰（1640）时恰逢甲子华诞。这些发现使我们折服于《会真图》版画从技巧与理念上持续带来的双重乃至多重意趣和惊喜。44陈研撰，〈作为艺术的题款时间：论德藏《会真图》的纪年题款〉，载《风格与风尚：中国版画史研究的新面向》，第232―255页。

很偶然的机会，我读到郑振铎先生〈中国版画史序〉里的一句话：“德国某博物院藏有清初板彩印西厢记图。”45郑振铎撰，〈中国版画史序〉，见《西谛书话》，第386页。似得之传闻，亦不准确，却是国内记载《会真图》的源头。此文写于1940 庚辰之岁。2000年，又一个庚辰，范景中老师到广州美院讲学，正在读大三的我，听完两天讲座，并不过瘾，夹着一大包古版画复印件，把初次见面的范老师“堵”在简陋的系办，问了一个多小时。转瞬之间，竟易二十寒暑，忝列门墙、老大无成。疫情中闲住，发愿整理十余年来访书笔录为“枣梨工房杂缀”，并作是篇，或可为先生“书籍之为艺术”的观念，添上几行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