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智多样性，技术多样性 以理论信息科学重建为基础的经济重建之纲要*

[法]贝尔纳·斯蒂格勒

一“技术问题”与真相的考验

无论是谁，今天我们所有人都碰到了“技术的问题”1也有人否认或默认这个问题，这种情况甚至更常见，而否认和视而不见正是问题已经极为迫切的症状。——眼下（2020年3月29日），我们正在疫情的围困中与之遭遇。隔离让我们直面自身的存在方式：在无数“连接”面前我们都是孤立的个体，在集体层面上我们又是“连接”着的；在已然成为技术圈[technosphère]的生物圈[biosphère]病理学层面，疫情也开启了对于体外（依照阿尔弗莱德·洛特卡所称的“体外进化”2Alfred Lotka,Evolution as a maximal principle,Human Biologie,vol.17,no.3,septembre,1945.）要素的无穷追问。

我们需要以这样的视角非常仔细地重读《常态与病态》[Le normal et le pathologique]，3Georges Canguilhem,et De la pharmacologie.（原文如此——译者注）或许便能开始察觉，其实“生命政治”[biopolitique]首先是一种技术政治[technopolitique]，也就是一种有关心智[noétique]生命的政治。心智生命与动物生命、植物生命，以及细菌和病毒的生命形成了一片十分独特的群岛，我们在“数码研究网络”[digital studies network]的工作中称其为生命体群岛[archipel des vivants]。

早在疫情之前，我们所有人或多或少对“技术问题的追问”[Frage nach der Technik]有所耳闻，使我们遭遇这些问题的则是这一事实所产生的一系列结果：运算型[computationnel]技术已经颠覆了我们的生存方式——具体表现为不计其数的应用程序、服务、数据库、软件、算法，它们集中在基本上被两个国家垄断的几个平台上。

这种（西蒙栋意义上的4Gilbert Simondon,Du mode d’existence des objets techniques.）具体化[concrétisation]引发了一个与之相结合的技术－地理环境5同注4，以及Bernard Stiegler, La société automatique,Fayard,§ …的出现，在这个环境中，技术元素[élément]不再是潮水（参考西蒙栋对金堡[Guimbal]涡轮机的研究），而是由已经沦为“因弗格”（inforg——或可译为“信息机体”，因该词是卢恰诺·弗洛里迪从cyborg 引出的一个新词，故以音译作为对应——译者注）6参见Luciano Floridi,Philosophy & Technology,vol.32,2019,pp.379-388.的个体们所提供的“人力资源”，如此一来，在个体和集体层面都有一种全球性的网络化体外化生物[exorganisme]在运行，这种体外化生物异常脆弱，也具有相当危险的依附性。

未来，运算型技术将更加轻易地改变生命[vie]模式（不仅仅是生存[vivre]方式），而重新思考此一技术的功能、缺点、局限及危险，应该成为有关“疫情之后自然与文化当如何”之争论的核心。而这不仅事关后疫情时代，也事关后数字经济时代，如果数字经济的基础确实是对机器的剥削，以及通过机器对使用机器之人的剥削，那么后数字经济时代将在通往深渊的路上一往无前，那深渊便是熵。

二 病毒学与毒性：新争论

最近二十七年来，由普遍化的网络化（涉及2019年2月地球上的44 亿人7参考法文日报《回声》[Les Échos]，https://www.lesechos.fr/tech-medias/hightech/lusage-dinternet-dans-le-mondeen-cinq-chiffres-963228。）所引发的改变，大多数时候表现为一系列日益错综复杂的难题[problème]，如今还要加上一些病毒学[virologie]的难题——也就是毒性[virulence]，来自拉丁语的virulentus，本义为“分泌毒性的，有毒的”。

因此我们需要读一下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对乔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回应。针对后者指责各国以“普通的流感”作为借口来永久延续例外状态，南希写道：

这种例外实际上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成了一种规则。在这个世界里，各种技术相互连接（各种置换、迁移、种种实体的浸透或扩散等），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度，并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人口的这种倍增还包括富裕国家寿命的延长和老年人数量的增长，以及一般来说处于风险中的人的增长。

不应该搞错目标：毫无疑问，现在涉及的是一整个的文明。有一种病毒性的——生物的、信息学的、文化的——例外，是它在我们中爆发开来。政府只是可悲的执行者，指责它们更像是一种分散注意力的把戏，而不是一种政治反思。8译文引自澎湃·思想市场诗婷、鸡翻译，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 ward_6236325?from=timeline&isappinstall ed=0——译者注。

南希回应阿甘本说，如果真有一种例外状态，那就是“一种病毒性的例外”。在南希的行文中，有关技术的问题——以及技术与生命之间关系的问题，他使用了“真相的考验”[épreuve de vérité]这一说法。

而我想在此指出：

特别是在疫情之后，思考的重中之重是，以后更将是：将技术——它已经成了科技[technologie]——所提出的难题变成问题[questions]，也就是将技术作为思考的终极对象；

事实上，例外问题是其中的首要问题，它既在核心，也在外围。要思考这个问题，不仅要借助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理论，也要借助维尔纳茨基[Vladimir Vernadsky]、康吉扬[Georges Canguilhem]和洛特卡；思考这个问题也是在思考熵、负熵[néguentropie]，以及朱塞佩·隆戈[Giuseppe Longo]与马埃尔·蒙泰韦尔[Maël Montévil]所说的反熵[anti-entropie]之间的关系。

有关生命的心智形式，反熵的问题本身需要借助洛特卡9[9]所论述的体外观来思考并将其转化为一种反－人熵[antianthropie]，同时以一种负熵／人类学[néguanthropologie]的视角重新思考人类现实；

最终，我们需要在技术圈的尺度上重建一种政治经济学，并从这个尺度——同样也是宇宙技术[cosmotechnique]的尺度——对其展开批判。要深入了解这些既是观念上的、也是思想上的问题，需要重新审视信息科技的作用，重新审视新自由主义机器——它已经变成了极端自由主义和放任主义者[libertarien]——中的认知主义[cognitivisme]；这些问题以基础科学的名义，以哲学、经济和法律的名义，要求重建一种理论信息科学——在技术圈时代，在连接成网的各个社会之中，向自动化的、机器性的计算功能提供一种反－人熵的、负熵人类学的设想。

正因如此，我才不确定自己能完全同意让－吕克·南希的观点，他没有明确地解释清楚，为何对于他所说的“病毒例外”[exception virale]，“政府只是可悲的执行者，指责它们更像是一种分散注意力的把戏，而不是一种政治反思”。

如果说问题显然不在于“针对”任何人（正如尼采很久以前给我们的警告），那么反过来我们应该清楚，这类药理学毒性[virulence pharmacologique]的危机，以及由此而来的体外化中的病毒学[virologie dans l'exosomatisation]危机，绝不会对我们的退化[régression]心慈手软，让我们将潜藏在不满中的“恶意”（凶手）加诸于替罪羊；若要与退化抗争，我们必须用新的批判（有关科学权力、技术权力、经济权力、政治权力——也就是政府，以及以各种方式使用着这些权力的人）铸造武器。

三 改变疗伤方式［pansements］，重建理论信息科学

我们要去对抗的正是这股危险的退化趋势，因此：

问题首先在于要去了解，此种趋势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affecter]并感染[infecter]一种企图要与这种病毒保持距离的思想10《国民阵线的药理学》[Pharmacologie du Front National]研究了这个问题，可惜此书未被译成译成英文。——这个问题来自于我所说的“对心智进行包扎的疗伤总是将绷带本身给污染了”。11参看Bernard Stiegler,Qu’appelle-t-on panser ? Tome 1.L’immense régression, Les Liens qui Libèrent,2018。

同等重要的问题则是，重新花费精力去打造一种政治思考方式，对那些政府提出指控，进而提出质疑（因为心智的疗伤永远应该是一种哲学思考的形式），从头至尾审视那些难题，指控并质疑这些难题——以及要么维护、要么操纵这些难题的经济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之人，无论远近，既用积极的方式，也要用消极的方式。

去“消极地团结”，就是要加入好人角色和坏人角色“狼狈为奸”的游戏，参与到同一台演出[spectacle]当中——目的是在不改动角色分配和文本的前提下，坚持只让布景和剧情发生变换。这样就会产生我们所说的“处境”[postures]。

这种妥协[compromission]——不要将其看成坏人腐蚀的结果，而要将其看成心智药理学提出的一个格外狡猾的难题，我们所有人都要以消极的间歇[intermittences]12这是对保罗·维格诺拉[Paolo Vignola]的一个问题的回应。对其让步——关系到所有人，但尤其关系到专业的思考者，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大学教员[universitaire]。13在同一种妥协中不去区分有着无数细微差别的“近”和“远”，将是必要的、长期的、非常艰难的，或许也会困难重重，这里的妥协并非道德意义上的，而是知识论[épistémique]意义上的。我在《休克状态——21世纪的愚蠢和知识》[États de choc:Bêtise et savoir au XXIè siècle]里简单讨论过、在后来的著述中都提及过的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说，需要重新思考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开头、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里提出的观点，以及海德格尔的“座架”[Gestell]——关于这个问题，就我所知，德里达一直出奇地保持沉默。

原则上，大学教员们将普遍性[l'universel]上升为[porter]原则（也就是以某个原则为尺度），并以这个原则——即一种职业原则，教师这份职业必须永远是一份“良心职业”——为名义，（在原则上，即从本源[arkhè]）助长了社会（“政府”是社会的一个标志性维度：决策维度）被教育者、学院派人士所确立的东西所掌控，而这些东西本身就是问题。掌控的机会就是这个社会及其政府所遇到的那些难题——其中之一就是，那个终究沦为空谈、被用以反驳多样性[diversel]的普遍性变成了难题，而多样性问题也是局部[local]问题或非中心的[périphétique]问题（平民[plèbe]、黄马甲、移民等等）。

这个社会所遇到的难题，总地来说，首先是由其自相矛盾的状态引发的，自相矛盾的状态也就是那些处于动态的矛盾——地位、利益的矛盾，换言之，阶级矛盾。而身在动态矛盾中的学院思想者们，作为“人类的公务员”，应当有能力将这些难题作为既定问题建构组织起来[constituer]（“既定”[l'établi]本身也是个问题，它的意思完全不是要恢复“现代形而上学”[métaphysique moderne]所构成的“主宰”形象，虽然任何一个雅克·德里达的继承人都有可能因为传承意识和思想局限而自发地这样想——也就是说他们都有这样一种趋势：像法语中说的“躲在小手指头后面”14Se cacher derrière son petit doigt，意思相当于中文的“一叶障目”。——译者注）。

理论信息科学应该已经被有疗伤功能的思想抛弃了，抛弃它的以欧洲哲学即所谓的“法国理论”[French Theory]为主，也就是马克思思想和精神分析的继承人们，除了菲利克斯·瓜塔里[Félix Guattari]。我们的时代所专有的这一维度已经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新自由主义观念，这些观念隐藏在将科学与量化混为一谈（因此也是认知主义的[cognitiviste]）的运算型伪科学背后。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

哲学已经不再进行数学实践了。

数学有同数学物理学[physique mathématique]合流的趋势，有关于此，胡塞尔已经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中谈及，他以代数化[algébrisation]开始，讨论了一种虽已陈旧却仍称霸世界的机制[mécanisme]。

受数学物理学启发并通过算法被付诸应用的数学，可能已经被一种非常低端甚至贫乏的控制论设计所挪用，同时也被挪用到一种仅仅是小打小闹的信息理论；抑或已经被用来对技术做如此使用：其首要任务就是消除该技术中的所有思想和所有（心智）疗伤。

所以我们需要重拾“技术问题的追问”——接下来我将做如此尝试并以此与许煜展开对话，让那个以往叫做“西方”（如今只不过是一片残阳下的废墟）的一方，同那个一直叫中国——眼下这个名字前所未有地掷地有声——的一方展开对话。

四 资本主义体外化阶段的熵倾向与哲学工程的失败

过去十年来，我一直在尝试建立一个概念框架，在这个框架里，技术所引发的难题在各自不同的规模或尺度上（尺度之间的贯穿[passages]，是以尺度之间的关系为基础的，其前提是不同的层次[niveaux]构成了相应的地方性的或局部[localité]的尺度——从细胞到生物圈，再到包围生物圈的外大气圈[exosphère]，这种环形结构形成了技术圈，生命与人类都被圈在其中（如同一个疲惫的独眼巨人的瞳孔与虹膜）提出了外生器官的药理学问题。

我们生存方式的改变，是通过将各种实存[existence]进行普遍数字化实现的，实存的所有维度都被涉及（而这一整体[totalité]本身也成为一个全新的巨大问题）。无论这种改变已经完成，还是尚未完成，似乎都是方向单一的，并且其不可阻挡的势头与造成的破坏都日甚一日：这个单一的方向便是熵化。

数字带来的改变，具体表现为网络效应[les effets de réseaux]所支配的全球网络化[réticulation]15参看Giuseppe Longo,“Letter to Alan Turing”,Theory,Culture & Society,2018.过程，于是，群居性[grégarité]及此意义上的病毒性[viralité]（作为“模因”[mèmes]16来自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说法。或“拟态欲”[désir mimétique]17彼得·泰尔[Peter Thiel]借用了勒内·吉拉德[René Girard]所发展的这个概念。），的确一天比一天更令人失望，承载的希望一天少过一天，尽管在近二十年时间里（大概从1985年到2005年），它总是先让人燃起希望。

那些希望如今看来更像破灭的幻觉，18[18]它们首先出现在自由软件[Logiciel libre]设计者的小圈子里——从事开发（编码）工作的组织，其形成的基础是对经由工作形成的知识进行共享，这与经典的产业分工模式完全相反（另一个基础则是有关知识产权的新型法律），也就是伯克利和麻省理工在1985年左右摸索出的产业分工原则（只有安德烈·高兹[André Gorz]真正看到了这种全新的产业劳动组织的绝对之新，它终结了亚当·斯密[Adam Smith]、马克思、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先后分析过的、称霸了两个世纪之久的产业分工模式）。

理查德·斯托曼[Richard Stallman]曾通过一番努力促成了“自由软件基金会”[Free Software Foundation]的成立，他的努力也带来了一种可以称得上以哲学工程（philosophical engineering，蒂莫西·伯纳斯·李[Tim Berners Lee]尤爱使用这个说法19并非没有问题。）为基础的算法哲学。十年后，随着万维网——它后来产生了“科技价值”[valeurs technologiques]的“泡沫”，以及纳斯达克的“疯狂”投机——的全面推广，那些希望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共享。

然而，这一切的启动需要一个基本的先决条件，那便是伯纳德·麦道夫[Bernie Madoff]20纳斯达克既是一个指数，也是一个自动化市场组织，伯纳德·麦道夫1990年到1993年任该组织的主席，后来被判入狱150年，他还在1971年成为报价自动化交易的创始人之一。在1970年代初率先推出的自动化金融运动[mouvement de financiarisation automatisée]，这无疑是金融化进程的源头，而金融化又为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的新浪潮做好了准备，所谓新自由主义，即“保守革命”[révolution conservatrice]。

走出“单向度的人”之条件（condition，在此是阿伦特[Hannah Arendt]意义上的“条件”）的所谓“希望”，一方面，产生自文化工业和愚蠢[Dummheit]时代，这种时代特有的、蔓延开来的愚蠢，后来被阿多诺[Theodor W.Adorno]和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称为一种野蛮[barbarie]；另一方面，“希望”来自控制论－核[cybernético-nucléaire]时代的就绪，它侵吞了网络的去中心化[décentralisation]潜能和万维网的编辑[éditorialisation]潜能——两种潜能的基础是反馈回路，以及以递归性[récursivité]和我所说的更普遍的复现[récurrence]21递归是我所说的特有文本[idiotexte]的动力原则。关于递归的普遍概念，参看La technique et le temps 1,2 et 3(de la réédition Fayard),p.754,关于“特有文本”参看本书 pp.383,580-581,862-868。为基础的计算体系。于是，希望开始没落，回想起来甚至早已成为危险的幻象，因为由智能手机连接起来的社交网络终结了社会互联网——也被称为web 2.0，更将全面摧毁互联网逻辑本身。

在此说明一下，“艺术－工业协会”[Ars Industrialis]成立于2005年，协会一成立便提出技术内在的药理学[intrinsèquement pharmacologique]特征，而且，这些技术应被理解为西方（及其货币、市场）遭遇重创——重创之一是线性书写[écriture linéaire]，之二是（促成了自动化的）机械语法化[grammatisation mécanique]——后走向语法化[grammatisation]进程的一个又一个新阶段。我们还注意到，正是通过将这些成果[acquis]同中国的印刷、航海定向和爆破技术结合起来——它们促成了原始积累——现代西方才得以在全世界推行它那后来成为技术圈的统治（如今正在去西方化的过程中）。

随着智能手机和社交网络的出现，“社会互联网”的“终结”开始了，并且跟2008年的金融危机相配合，共同导致了“平台化”[plateformisation]22参看Daniel Ross,Carbone et silicium,Bifurquer.Éléments de réponses à Antonion Guterres et Greta Thunberg,Les Liens qui Libèrent,chapitre dix。的剧烈加速。由此而幻灭的希望被放任主义者／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te]运动大规模地工具化——以此延续着撒切尔－里根的“保守革命”之后的、20世纪末典型的“新自由主义”之变，并随着叶夫根尼·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所描述的“智能化”[smartification]进程具体起来。23Evgeny Morozov,Pour tout résoudre cliquez ici,FYP Éditions,2014.

五 敌托邦与不可能性

我们所有人多少都意识到（因为我们多少都有压迫感），这样发展下去，每天都在变得更“敌托邦”[dystopique]一些，除非有什么不可能事件发生，否则我们只会更为系统性地，也就是更加不可避免地走向断裂。我们所有人也都在问，病毒的极端事件是否已经是断裂的一种方式——这显然未必是个好消息，除非我们能把握这一断裂将其有效地重新发明。

当前的数字化事实状态是敌托邦特征的证明，它源于吉尔特·洛文克所说的“平台虚无主义”[nihilisme des plateformes]24—以及“艺术－工业协会”所说的“网络忧郁症”[blues du net]。25参看Stiegler,La société automatique,§ 13.至于疫情经历中的“断裂”意味着什么，每个人都很清楚，这是“休克主义”26Naomi Klein,The Shock doctrine: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Penguin,2008.的再次实现，预示了向着网状的、技术圈的列维坦[Léviathan]的全面激进化[radicalisation totalisante]的一次新飞跃。如果休克主义真的存在，它究竟可以是什么？其对立学说又可以是什么样的？

根据我个人过去所做的分析，我们现在最先要问的应该是：在计算的可能性称霸的时代，不可能[improbable]意味着什么？不可能，就是多样性[diversité]—即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é]、心智多样性[noodiversité]。可能（总是相对于更可能而言的27可以局部地、暂时地摆脱这种相对性，比如一个秩序或一个组织结构所形成的可能性。），是排除多样性的熵增趋势。而不可能，也就是无法预料之事，是黑天鹅，是坍塌有可能形成的裂缝[faille]。

压迫感显然来自眼前的事实：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建立在计算之上，而计算本身借助信息机器—其中的信息在功能上也是可以计算的—成为霸权。通过信息被设想（作为一种计算结果）出来的计算霸权意味着多样被消除，也就是那个有益的不可能被消除了—只有它能够延迟那些不可预见的不可能—也就是毒[toxiques]—的大量繁衍。

计算无法计算一切，并不符合软件极权主义[soft

24 Geert Lovink,Sad by Design,Pluto Press,2019.totalitarism]的操纵者想要通过其各项合计[totalisations]来强制实现的结果。计算会产生无法预料，要对抗其冲击，只有多样的、不被计算在內的不可能性[improbabilité]能做到。这便是“重启理论信息科学研究”命题的出发点了——其核心观点我不会在此展开；其基础分析，在《南京课程2016－2019》28参看Bernard Stiegler,Nanjing lectures 2016-2019, trans.Dan Ross,Open Humanities Press,2020。这本书中有部分总结，我重述第九章“作为知识型与熵纪的资本主义”[Le capitalisme comme épistémè et comme Entropocène]中的三个要点：

（1）资本主义所构成的知识型[épistémè]，已经被作为固定资本的、网络化的生产装置[appareil]物质化了，而后者本身也已成为资本。这种知识型以霸权的方式重构了所有计算工具，对它们进行功能整合，29即西蒙栋所描述的功能整合[intégration fonctionnelle]，也就是具体化过程，这会导致西蒙栋所说的“相互关联的技术地理环境”[milieux technogéographiques associés]。对于此种技术地理环境最近的发展变化，西蒙栋没机会进行分析了。参看Bernard Stiegler,Réenchanter le monde，La société automatique，Dans la disruption 以及Au-delà de l'Entropocèn。再将它们用在统计、测量、模拟、建模、观测、生产、物流、移动、定向、书目计量[bibliométrie]、科学计量[scientométrie]、营销、自我量化[quantified self]、远程操纵[téléguidage]等方面。

（2）信息是这一知识型的流程学[allagmatique]操纵者，30参看西蒙栋。作为运算型技术的知识型与资本主义完全同质，都服从于计算，而计算组织起交换所发生的各类市场，构成了精神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内容。网络化的人工智能正是通过这种计算实现的，这种计算的基础是认知主义——所有知识形式的总体范式。

（3）此一认知主义的知识型却是一种反知识型[antiépistémè]：它的发展只能依靠制造一个普遍化的无产阶级化[prolétarisation généralisée]31《自动社会》第一章中阿兰·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的例子引出的就是这个概念。的过程。正如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在《理论的终结》[The End of Theory]32参看凯文·凯利[Kevin Kelly]的回应，以及我在《自动社会》中的评论。中的论述，“大数据”的关联主义[corrélationniste]神话完美示范了意识形态是如何被重构的——借助以下二者的帮忙：认知主义范式；网络化的、拟态的、运算型的市场营销33关于意识形态与市场营销的关系，参看Pharmacologie du front national,§。本身。

在后文中，我只能先来反思不可能性与体外化形式之间的关系[rapports]的问题，特别要从标准化[standardisation]的角度来反思，由此尝试与许煜的论点展开对话，讨论他所说的技术多样性[technodiversité]，以及与此相关的宇宙技术论。

六“世界三”的动态支撑与当前理性的解体

我们感觉得到，也看得到，对多样性的系统性消除正在发生，与之密切相关的一是科技，一是可计算性[calculabilité]——科技被合理化[rationnalisé]并由此与计算彻底绑在了一起。但技术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技术是经验性的，而且必然是与实践知识[savoir-faire]相关。我们正在经历实践知识的消除却不自知，原因很明了：让我们能够思考并疗愈这一事实、将其推向法的层次的知识始终没有形成。去建构这样一种知识是疫情之后，也是重建理论信息科学项目的重中之重。

重建理论信息科学的项目，在功能上要考虑多样性的必要，其假设的前提是建立一种负熵人类学——目的是在人类纪制造一个通往负熵人类纪[Néguanthropocène]的分支[bifurcation]。34参看Bernard Stiegler,The Neganthropocene,trans.Dan Ross,Open Humanities Press,2018.负熵人类学需要以这样一种数字研究为前提，我曾于2012年在蓬皮杜中心介绍了其原则和首要目标，这件事促成了一个非正式的网络即“数字研究网络”的建立；也促成了一本著作《数字研究——知的器官学与识的技术》[Digital Studies.Organologie des savoirs et technologies de la connaissance]的完成。35[35]

在《自动社会》[La société automatique]及《技术与时间》[La technique et le temps]再版后记“官能与功能的新冲突”[Le nouveau conflit des facultés et des fonctions]36[36]中，我已经提出这样的观点：自动的可计算性是将理解[entendement]的分析[analytique]功能指派给了一种自动滞留的装置[rétentionnel automatique dispositif]，这将导致知性的过度发展[hypertrophie]和康德意义上的理性——通过综合[synthèse]进行决策的官能，又称判断力——的退化[régression de la raison]。阿尔弗雷德·怀特海[Alfred Whitehead]在后热力学时代重拾这些康德式问题时，再次激活了综合功能无法溶于分析官能的这种特异性。在《客观知识》[La connaissance objective]中，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强调了“世界三”37波普尔将世界分成三个种类：世界一，由物理客体和事件组成的世界；世界二，由心灵主体和其感知事件组成的世界；世界三，客观知识组成的世界。——译者注与体外化之间不可化约的关系。

有关知性当前的过度发展和理性的功能，我的立场一如在《技术与时间3·电影的时间》[La technique et le temps 3.Le temps du cinéma]中所持。在这本书中我提出，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中所定义的想象力[imagination]，以及他在第二版中所提出的图式论[schématisme]理论，都不属于精神的超验维度，而属于经由失忆的[hypomnésique]第三持存（有关第三持存[rétentions tertaires]，《技术与时间》再版时进行了详细阐述，它们出现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确立且处于准稳定状态[métastabilisé]的一系列组态[configuration]。这一切都源于波普尔所说的“世界三”：导致失忆的第三持存正是“世界三”的动态支撑。38能够与波普尔产生这样的连接，我要感谢戴维·贝茨[David Bates]和戴维斯·贝瑞[Davis Berry]。

理性的独特性被自动化了的理解所消解，这种可能性本是运算型认知主义[cognitivisme computationnel]的基础。过去几十年来，运算型认知主义在所谓分析哲学的唱和下大行其道，却最终走向了数字化。它的支配地位与新自由主义如出一辙：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与西蒙[Herbert Simon]在圣山学社修复所谓“新自由”[néolibérale]学说时相遇（波普尔也是圣山学社的成员），他们提出市场是一个信息系统，作为信息，可计算的便是好的。

同时，哈耶克与西蒙将民主的概念界定为自由信息的空间——所谓自由[liberté]，事实上就是将一切现实简化为可计算性的自由，也就是让一切现实化过程（全部的未来）都服从于市场的霸权律令，让一切知识都服从于熵的状况。不幸的是，波普尔在这场与真正的民主背道而驰的政变中妥协了，真正的民主从来都不是对多数[majorité]的保护，也不是对少数[minorité]的保护（二者都是财会概念），而是对多样性的保护——它应该在每个公民的身上培育，成为负熵人类纪与反人类纪里的潜在抗击力[résilience]。

七 究竟为何技术多样性问题是人类纪之末的首要问题？

许煜在《论中国的技术问题》中（在进入中国的技术问题之前）介绍了作为一种技术多样性问题的技术问题，借由多样性的概念，他指责普遍的可计算性正横行世界，普遍的可计算性具体表现为一台依照规定设置[agencements]运行的机器，而这些设置本身也是可计算的，其范围：

一边是这台机器及运行其中的技术系统，在这样的系统中，机器既是时钟、存储器，也是核心部件，即操纵者（进行处理[processing]）；

另一边是各种社会系统，以及生物系统和地理系统，彻头彻尾的运算型技艺系统一面强占、一面计算着它们，如此一来，在利用反馈回路——其自身以递归功能[fonctions récursives]为基础，皮埃尔·利韦已经指出过其中的困难39Pierre Livet,"La notion de récursivité,de la première cybernétique au connexionnisme",Intellectica,no.39,2004/2,pp.125-137; https://www.persee.fr/doc/intel_0769-4113_2004_num_39_2_1214.——消解着这些系统的同时，操纵始终实时进行着，每笔交易都被简化为市场上的计算。

我们在此要注意：

被认知主义者错误地定义为图灵机器的计算机已经成为细胞元件（智能手机[smart-cell-phone]由此而来），它属于一个通过反馈回路收集、处理和分发着数据的运算型网络，其运转速度要比神经系统快几百万倍，但神经系统形成的是心智－存在[neuro-existentiels]的局部网络，这些心智－存在，我们在不同语境下又将他们称为精神个体[individus psychiques]、公民或消费者。

卢恰诺·弗洛里迪所说的“因弗格”便是这些心理－技术设备[appareils psycho-techniques]的聚合[agrégation]，技术圈形成了一台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意义上的巨机器[mégamachine]，进而成为一种新型的、复杂的、更高级的外生机体，40[40]其中的各平台都在剥削着这台巨机器，企图用一种无视形式因、目的因和质料因的运算型效率之主权，取代由自身目的性[finalités]所定义的政治主权。

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之下，我们才说如今的技术多样性问题是所有“世界公民”面临的紧迫问题，虽然在许煜看来，技术多样性问题首先是中国遇到的问题，不能化约为西方问题——但它确实已经成为西方的巨大挑战。

从这个当代语境出发，我们可以，比如说，回顾一下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是在何种状况之下对中文书写给予高度关注的——他认为在中文书写中，或许存在一种精神的至上维度，那可能是西方精神从来不曾具备的。41这 也 是《 论 文 字 学》[De La Gramma-tologie]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原因之一——这种缺失也叫做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e]和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e]。许煜和我很久以来都希望能够组织一个论坛讨论中国的这些问题，论坛的名字可以叫“通用表意文字：理论信息科学与书写游戏”[Characterista universalis,informatique théorique et jeux d’écriture]。

眼下，理性的消解是由作为踪迹工业[industrie des traces]的数字经济执行的，不过消解在20世纪就已经开始了。20世纪的文化工业已经用心理合理化[rationalisation]替代了理性（现代性[modernité]的实现就是以这个过程为代价的，这个过程又被叫做现代化[modernisation]），这是一场真正粉碎性的、又被超级－合理化[hyper-rationalisée]的消解（逻各斯[logos]完全被比率[ratio]即算法取代，也就是说，比率——以及所有会计学意义上的比例，自诞生之日就是一种算法），这种消解也是普遍性[universalité]概念本身的分崩离析。如今在完成这一任务的，是机器概念的滥用[mésusage]，也就是那个被阿兰·图灵定理化[théorématisé]了的抽象机器。

因此，西方的普遍主义无法成为尊重民众多样性的、有解放力量的理性，只会成为可以为自身利益（也就是西方利益）异化一切资源的合理化过程。在认知型技术42我们将所有形成了我们所描述的新型认知功能的技术称为理性能力与功能的体外器官。——参看"Le nouveau conflit des facultés et des fonctions",postface de La technique et le temps 1,2,3, Fayard.的强制下，这一进程追求并圆满实现了本该随着文化技术[technologies culturelles]43这是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对本雅明理论的发展，他们并没有完全领会本雅明所说的“复制性”[reproductibilité]的重点所在（其实是一种缩短－延展性[repro-ductibilité]，参看La technique et le temps 3.Le temps du cinéma et la quetion du mal-être）。的出现、在一个不同于精神技术[technologies spirituelles]44精神技术是依纳爵·罗耀拉[Ignace de Loyola]及其传道团为进行精神练习而实践的，目的是回应路德教派主要通过将《圣经》翻译为大众读本而散布的精神技术，由此，忠诚被重新定义成了阅读实践。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借助卡尔文[Calvin Coolidge]重新定义了这样一种计划，将其明确引向了账簿[les livres de compte]的阅读，由此出现了比率，从此，忠诚再次被重新定义为计算。的存储器[registre]上开始的一切。

这又产生了一个问题：现代性是否意味着历史上由西方发展出的各种趋势[tendance]所具有的普遍性？尤其在这个技术将普遍的科学定律——其中尤为突出的是牛顿的物理学和可计算性的数学——都具体化的时候。为了切近这些问题，首先必须回到安德烈·勒罗伊－古尔汉[André Leroi-Gourhan]提出的普遍技术趋势[tendances techniques universelles]的概念，许煜在他的《论中国的技术问题》中曾对此概念的特征做过简要介绍。45Yuk Hui,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in China:An essay in cosmotechnics,Urbanomic,pp.8-10.

我们在人类纪之末面临着这些紧迫问题（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GIEC]、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地球生物圈正逼近状态转变》[Approaching a state shift in Earth's biosphere]46Nature,6 juin 2012.的签署者们，都用不同的方式发出了公告，还有《生物科学》47BioScience,Volume 67,Issue 12,December 2017,pp.1026–1028,https://doi.org/10.1093/biosci/bix125.杂志在2017年11月13日发出的呼吁，以及2020年2月法国上千名科学家联名呼吁反抗48Le Monde,20 février 2020.等等），因为人类纪突显出清除生物多样性与心智多样性造成的极端危险性，而清除的操作者正是目前的体外化阶段，操作手段是普遍化的数字语法化[grammatisation numérique]。

在这样一个具有（并非宗教意义上的）末世之感的阶段，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勒罗伊－古尔汉所说的普遍技术趋势？

八 趋势与环境

比如说，我们是否应该追随（安东尼·奈格里[Antonio Negri]里再次提出的）加速主义观点，让网络平台[plateformes réticulaires]的技术向好的方向调整（根据尼克·斯尼切克[Nick Srnicek]和亚历克斯·威廉姆斯[Alex Williams]的看法，好的方向是社会公平与经济合理性[rationalité]的重建）？还是应该将技术－工业[techno-indutriel]的概念多样化[diversifier]——是否类似于这个意思：在1987年的断裂[crack]之后，美国的证券权威们认为，自动交易程序的“（群体）习语化”[idiomatisation]势在必行，这样才能减缓系统性的下跌趋势，49Distler Catherine,"Réseaux globaux et marchés financiers:les leçons du krach de 1987",Quaderni,no.12,Hiver 1990-1991,Finance et technologie de la communication,pp.37-47.就像事后研究表明的那样，当时任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公开推测行情会过分看涨时，下跌确实减缓了？

关于技术多样性，要理解许煜的观点——看起来是对勒罗伊－古尔汉的观点提出异议，同时根据我研究的结果——我在个人研究中再度思考了有关普遍技术趋势的论点50需要明确的是，《论中国的技术问题——宇宙技术试论》所表达的立场是相对于西蒙栋所描述的变成了机器性的具体化过程，这一点非常关键：正如西蒙栋用这个概念回应了维纳[Norbert Wiener]及其对机器与机体之间的反馈的思考，递归问题是许煜最新著作《递归与偶然》的讨论对象。——必须注意以下三点：

（1）有关环境[milieu]的问题。环境既是勒罗伊－古尔汉在《环境与技术》[Milieu et techniques]中提出的环境，也是“种族细胞”[cellule ethnique]所处的环境（对此勒罗伊－古尔汉将克洛德·贝尔纳[Claude Bernard]的研究作为类比），它从来都被切分为彼此衍射的一系列环境[milieux]，诸如内部环境、技术环境、外部环境——它们存在于体外化过程51因此也在这种体外化过程中形成了简单外有机体和复杂外有机体，此观点可参看《分支》[Bifurquer.Eléments de réponses à Antonio Guterres et Greta Thunberg]的第二章，2020年5月即出，以及《何为疗伤？卷3：解构与破坏》[Qu’appelle-t-on panser ?Tome 3.Déconstruction et destruction]，2021年初出版。中（勒罗伊－古尔汉称为外化[extériorisation]过程）；因此，从来就没有单一的环境（也没有单一的语言），只有复数的环境，它们从一开始就被——以我们多少能够感觉到的方式——切分好了（可以也应该类比于这样一个事实：语言从来都是复数的——群体习语[idiome]、个人习语[idiolecte]、方言[dialecte]、土话[patois]）。

（2）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区分身体外置的[exosomatique]器官外生[exorganogenèse]和记忆外置的[exomnésique]器官外生：存储外置[exo-mémorisation]52关于这一点，参看Qu’appelle-t-on panser? Tome 2.La leçon de Greta Thunberg,Les Liens qui Libèrent,chapitre sept.是失忆载体[supports hypomnésiques]的产物；根据各异地相差的差异化[différenciations différemment différantes]，必须分清以下二者：普遍技术趋势在仅仅是趋势时的表现状况；当普遍技术趋势已成现实并且毫无例外地变成噩梦时——摧毁一切能在理论上使它们发生负／人熵[néguanthropiquement]衍射的事物——的表现状况。衍射说[diffraction]主要由勒罗伊－古尔汉提出，却不为西蒙栋所知，西蒙栋假设了一个机器性的[machinique]具体化过程——结果是（多个）环境的结合：这些环境（通过控制论）进行网络化的扩张，形成了海德格尔所说的“集置”。

在展开论述第三点之前，我想先对前面两点做些评述。

九 什么是趋势？

普遍技术趋势的表现状况—— 即技术个体化[individuation]过程的局限和倾向，它们构成了普遍技术趋势总是有限度的表现——会随着不同类型的记忆外置型语法化[grammatisation exo-mnésique]而变化，正是这些不同的语法化产生了相应的表现。

自（语法化过程开始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记忆外置型语法化便形成了各种社会系统（吉尔和卢曼[Niklas Luhmann]意义上的社会系统——萨满、学院、研究机构、法庭和法院、议会等等，还包括教堂、寺庙，以及各类神权机关）的失忆载体。确切地说，普遍技术趋势的表现状况是依据存储外置过程的不同进展——它们又与语法化相关——而变化的。

是什么让趋势成为趋势，而且仅仅是趋势？首先是因为并不存在着一种趋势：一种趋势的出现总是伴随着一种反趋势[contre-tendance]，于是形成了两极，西蒙栋所说的不定二元[dyade indéfinie]就在这两极间相互拉扯。这种二元性[dualité]也是一种两面性[duplicité]，正是尼采借狄奥尼索斯、阿波罗和厄里斯[éris]所提出的。伯格森[Henri Bergson]则用另一种方式总结——考虑到这一过程中生命体[vivant]的热力学和特异性，他将该过程称为“宇宙的热死亡”[mort thermique de l'univers]。

因此，一种趋势即一种（反）趋势，而所谓（反）趋势是相对于另一种（反）趋势而言的，趋势借助（反）趋势形成一个开放的动态系统（该系统用多重因素决定[surdéterminer]了更为有限的尺度间的全部转导[transductive]关系，由此形成了一些子系统——正如在体内[endosomatique]生命中，机体是一个由器官组成的动态系统，而器官又是由细胞组成的）。在人类的生命中，是什么让一种反趋势成了一种反趋势？这是伯格森提出的问题，他将其描述为一个有关神秘开启[ouverture mystique]的问题，开启总是需要某种机械53Henri Bergson,Les deux sources de la morale et de la religion,chapitre quatre.——而所谓机械，不仅是牛顿及其“机械论”意义上的机械[mécanique]，也是品达[Pindare]所说的机械[mékhanè]。54关于这一点，参看Bernard Stiegler,Dans la disruption:Comment ne pas devenir fou?,§§…

不过，有时被称为“破坏性创新”[disruption]的现象引入了一种十分特殊的情况，也是正在这里技术多样性的问题扺抗根据事实状态[état de fait]而得出的单一趋势（这是个矛盾的说法，否则那就不再是趋势，而是一种状态——而且这种状态为人所熟知：我们称其为死亡，此处的问题就成了“文明的必死”[mortalité des civilisations]），破坏性创新之所以具有这种特殊性，在于身体外置技术与记忆外置技术已经被数学机器整合在一起，形成了语法化的数字阶段，于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体外化过程开始了。

十 趋势与环境

这种整合便是那些“平台”的特征（弗兰克·帕斯奎尔[Frank Pasquale]对此有所描述），这些平台以算法为基础，形成新的运算型“一般等价物”：它正在取代货币。但是这种趋势的“普遍性”作为势不可挡的事实状态，而不仅仅是由不同步[diachronisation]导致的同步[synchronisation]趋势，将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致命的人为熵[entropie anthropique]，使生物圈变成技术圈。

那么，至关重要的是在体外化与存储外置之间重新引入一些条件，促成心智多样性重建所需的可变性[variabilité]——心智多样性的可变性显然也是一种技术多样性，单凭它就可以培育一种生物多样性，技术圈便无法摧毁生物圈。为此，必须从体外的角度重新思考心智[noèse]及其能力与功能，重新思考一种心智生成[noogenèse]。55参看本书后记：La technique et le temps 1,2 et 3,Fayard。

在体外化过程中各种体外技术所遭遇的模式，并不是体内模式，而是来自物理学、生物学，以及西蒙栋所说的机械学[mécanologie]——康吉扬则称之为器官学[organologie]，源于自洛特卡以来我们必须思考的体外进化[évolution exosomatique]。体外进化与体内限制（康吉扬在《常态与病态》中尝试分析的问题）合成，却超越了体内限制，尽管体外进化从未能彻底打倒体内限制：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几乎在体内限制之外生存——却没有全然脱离体内限制：如果能够完全超越体内限制，他就不会死。

经过上述分析，在进一步展开前，我们先来到第三点。技术环境（取《环境与技术》中的词义）总是超出内部环境的，它与其他内部环境（其他“种族细胞”）产生联系并与其他内部环境的技术环境产生共振——同时贯穿它们共同的外部环境。

今时今日，外部环境因这样一种贯穿[traversée]饱和了：没有别的了，只有一个内部环境了，而它本身也已被耗尽，失去了培育异质性的潜能。也就是说，各种内部环境将继续存在直到它们被相互连接的贯穿（这些贯穿是经由技术环境来來联系起所有内部环境的）所分解——而技术圈便会只剩下一个单一的技术环境。

记忆外化会导致三个层次相遇在器官外生化过程中[exorganisation]：

生理层次，例如那些非失忆的体外器官，它们与体内器官彼此相连；

神经层次，这是被体外化的、外生器官化的[exorganisé]、无记忆成分的存在物[être]的大脑特征，但这一切需要以各种教育模式，也就是社会规则为前提；

逻辑层次，这本来一直属于逻各斯、空闲时间／学习[skholè]，以及（西方的）“休闲”[otium]的管辖范畴，却由于逻辑机器（该机器本身的基础则是物质的微观物理学属性）成了科技事务。

在第二和第三层次之间交织着一系列象征性的体外器官化（首当其冲的就是群体习语）。三个层次的穿插便是高等复杂的外有机体的特质。56[56]

尤其在疫情之后，所有问题的关键将是建立一种新的理论信息科学为负熵经济学[économie de la néguentropie]所用，目标是抵达负熵人类纪时代，以一种负熵人类学为基础，将不可计算性、知性与理性之间不可化约的延异[différance]置于理论的核心——通过由导致失忆的第三持存形成的想象力本身发挥作用，同时，勒罗伊－古尔汉的普遍技术趋势将是技术－逻辑的图示。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