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药理学 基于驱力的资本主义和力比多反经济*

[法]贝尔纳·斯蒂格勒

有一个人物长期无人知晓，特别是在心理分析界默默无闻，但他对于建立这个正在我们眼前趋于崩解的经济模式来说却举足轻重，他就是爱德华·伯尼斯[Edward Bernays]，他碰巧还是弗洛伊德的外甥。伯尼斯建构了他所谓“公共关系”这个基本概念，这正是后来市场概念的初始版。他在自己舅舅的案头工作基础上，开创了管理和商务事业，并且打算把美国的工业政策整个改造成一种力比多经济。

20世纪的力比多经济已经逐步被市场彻底改变，而市场建构起一种我所谓的心理权力[psychopower]，这和福柯所谓的“生命权力”[biopower]有关。生命权力通过规训权力的技术来控制生产者群体。心理权力通过导引人们对商品的力比多能量来控制消费者的个体与集体行为——也就是通过挑起在消费对象中的欲望投资，从生产系统中的工业投资里获取利润就变得可能了。

我在此辩护的这个论题乍一看似乎跟赫伯特·马尔库塞的很接近。但两者其实是非常不同的，我希望在下文把这差异辨析清楚。我一方面提出原则上有一种无意识的历史性——这也是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的观点，尽管他并没有这样把它当成一个论题（稍后我会回到这个问题）。但是另一方面，我也提出这个历史性采取的形式就是生存经济[economy of subsistence]（即关于需求的经济）和存在经济[economy of existence(s)]（即关于欲望的经济）之间的关系，这些欲望本身同样假定了一种我所谓的“贯通”经济[economy of what I call“consistences”]，即（幼儿的、爱情的、艺术的、科学的、哲学的、政治的和宗教的，等等）各种形式的理想化对象的经济。

我们深受影响的这场全球危机就是生存与存在之间的消费主义协议的崩解——这个崩解是由于已经发生的贯通的清算，即清算各种形式的理想化和升华（正是在这一点上，我的观点与马尔库塞的相似，特别是他使用去升华[de-sublimation]和自动超我[automatic superego]的概念）。由于心理技术的出现（其批判者首先就是瓦尔特·本雅明和法兰克福学派），无意识的历史性使得力比多反经济成为可能，即作为约束驱力之力量的力比多的解构——要理解那个约束力，我们必须将之与康德的超验想象的约束力相关联——由此开启我在此称之为欲望的药性[pharmacology of desire]的问题——此处参考希腊、柏拉图和德里达对“药”[pharmakon]的理解，即既有毒性又可治病（是药三分毒）。

在消费主义经济中，驱力被转离其目的，朝向人造的需求——这些需求无法构成任何欲望。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讨论想象力短路的好莱坞投射系统时，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不过，我已经试图用一件尚未出现的作品说明，他们的分析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想象力总是通过过渡性的人工造作[artefacts]1本文将artefact 一词译为“人工造作”，参考了丁耘的〈生生与造作〉一文：https://mp.weixin.qq.com/s/IIn5ZHB LIkPaqfXuZEdzYw，2020年8月10日搜索。为方便读者理解，仍加了“人工”二字。——译者注而得以建构，并非想象的技术性外化导致了这个短路，而是心理权力运用于必须被理解成“药”这一文化霸权导致了这个短路。

一般来说，幻想产生于内在于力比多的多态性[polymorphism]，但在“消费主义”幻想问题上，这个转移无法导向任何力比多，因为它反而停在去升华和去理想化。消费对象（一旦得到投资就）一定会被取消投资：消费主义是一种可弃的经济，也就是不忠的经济。消费者不必对他们的消费对象着迷：他们必须消费，确切地说，就是消费者必须疏离这些消费对象，破坏它们，弃置它们，以便去追随自己驱力能量的转移，朝向那些由于工业创新而日新月异的迫近眼前的新对象。

在《为了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2Bernard Stiegler,For a New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Polity,2010.一书中，我试图表明，这种基于驱力（而非基于欲望）的消费组织在资本主义投资一方有其对立面，由投资意向变为投机的形式，即“根本性的不忠”[essentially unfaithful]：它“结构性地”倾向于“去除投资”[disinvestment]。对冲基金和融资并购就是那种去除投资的组织——也是我们的经济毁灭的根本因素。

一

总地来说，无意识的历史性和力比多经济的历史性源自于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一书中对“器官的完善”（或“器官的改进”）的描述：“人总是在完善他自己的器官。”3Sigmund Freud,“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Vol.21,Hogarth Press,1953-1974,p.90.

我曾试图在《什么使生命值得活：药理学》一书中说明这是一种药性的状况：

在文化和文明的这一“不适”[malaise]中，技术（假肢性[prostheticity]）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因为它明显是药性的，尤其它是工业时代形成的“人工器官组织”[……]在这个“完善”（或者改进）过程中，4我曾试图在《象征的贫乏2：感性大灾难》[De la misère symbolique 2.La catastrophè du sensible,Galilée,2005]中概括成一个理论，作为感性的谱系。技术毫无保留地补偿“存在的缺省”（瓦莱里[Valéry]也如是说），通过“每次挑起一个新的缺省——总是”比前一个“更大”、更复杂、“更难管理”。这种持续的失调引起沮丧、自恋式创伤，以及忧郁。5Bernard Stiegler,Ce qui fait que la vie vaut la peine d’être vecue:De la pharmacologie,Flammarion,2010,pp.31-32.

这个药性，必须结合乔治·康吉莱姆的著作来研究，它经历并完成一系列器官的去功能化和再功能化，这一定要从一般器官学的角度来思考，然后组成一个我所谓的“可感的谱系”[genealogy of the sensible]。

哲学“始于”压抑技术问题，但技术也是从心理分析意义上所理解的“压抑”[refoulement]问题被压抑的核心。升华预设了压抑。这是一个构成力比多的表现性提升的问题，条件是它将自己与性对象分离开来的能力作为其特质；同样它是个压抑问题（压抑，比社会意义或政治意义上的压制意味更重）以及压抑所导致的倒退过程，比如控制一个象征系统。正如这是降落的可能性一样，这也是提升的可能性。因为它起因于压抑，这压抑必须在三个经济层面来分析，这三个层面又与组成一般器官学的三个层面相关联：“政治经济”，作为劳动的分工和生产的组织化；“象征经济”，作为礼物和反礼物经济与前一个层面相关联；“力比多经济”，它是基于驱力的源头，是前两个层面的能量源。这三个经济层面组成了器官学组合的三个层面。

没有审美[aesthetics]就没有力比多，这就是为什么拉康会说“美的情色功能”。但力比多审美本质上是假肢性的[prosthesic,une prothesthésie]。假肢性是人类审美的基础，因为只有直立，假肢才能成型，手放弃帮助身体移动的功能，而发明出捏制的功能，这就是这个过程的开端时刻。爪子去功能化，变成手或脚，这是技术性的真正开端，还要形成一次再功能化（按法国人类学家安德烈·勒罗伊－古尔汉的说法，指一个功能的再平衡或再调整）：那么手就是符号、对象、人工造作、假肢和作品的生产者。脚开始用来跳舞。劳作的手开启了一个世界。

审美的器官学历史在于一系列的功能性外化和相关的去功能化，这也产生对感觉器官造成影响的功能性再分配，在此基础上，假肢性就被构成一种进行重复的新的力量。

这些重新分配对“力比多经济”的活力加以导引，从中产生出这些活力，即通过这个去功能化过程创造出活力。因为如果力比多真的不是性驱力，而是能把其活力转向非性对象的欲望，那么这只可能是：在弗洛伊德所谓器官压抑的基础上的去功能化允许技术对象的分离，技术对象本身是采用过程的条件。并且只有在器官学的这种去功能化和再功能化的基础上，“持续不断地”重新定义支撑所有“审美”的“功能系统”，技术[tekhnai]能被生产为艺术[ars]，艺术对于“对可感物的分享”来说是必要的——艺术“只不过是”审美的“一个维度”，平均分配就产生于其中，这也是最广泛意义上的一个升华过程。

在非均衡（心理与集体个体化过程史以之为主要内容）限度内的这个持续的功能性再均衡就在普遍压抑的源头揭示出器官压抑过程的各种结果。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这个压抑始于嗅觉的去功能化，这与人的直立相关，即与勒罗伊－古尔汉写“一切始于足下”时所指的提升的思想相关，这跟尼采的看法非常接近。假肢的维度（构成人类感知能力或感觉能力，只要它是心智的）以“形成性别差异”为特征，这在动物界已经明显起作用了。但是，作为拜物化和构成自恋的投射表面的支撑，假肢把这进行了彻底改装，刻写在“判断”的必要性内——即在审美“偏好”的可能性中（关于这点，可能有人会问，这是否并未从类人猿的饮食里产生）——这个偏好的出现已经由达尔文将其与鸟类的性行为相关联而得到检验，拉康则从自己的角度将这一判断和偏好，描述为美的“形成和唤起性欲”功能。

现在，正是在这个假肢基础上，利用文化工业及其所含的心理技术，资本主义力比多经济就能被建构起来了。

嗅觉的功能转变（意指或开启器官的压抑）在弗洛伊德看来是直立的结果。征服直立明显也与征服武器有密切的关联，因为这是以工具的形式对这个胜利可以造成的可能性所作的清晰表达，通过把手从与身体移动的关联上解放出来，所以这也明显与加工制造和行动相关联，由此，它也同时导致源自力比多再投资利益意义上的去功能化。因为这整个组成了拜物教的问题，即幻觉问题，如此，可感的变成了“激动人心的”，或者可感的在得到提升时变成了心智表达的载体。

不过，弗洛伊德只是在心理学的层面来思考这些器官性重置，完全没考虑过人工造作，尽管它们占据的重要场所在于梦的解析。它们在1929年得以明确地再检验，那是在给弗里斯[Wilhelm Fliess]的有关气味的信发出三十四年之后，在“器官压抑”的名义下，特意分析成“升华的条件”：

由于假设人的直立，以及嗅觉的减弱，不只是人的肛门性欲，而且是整个性欲都受到威胁，变成器官压抑的受害者；有鉴于此，性功能就伴随着一种无法进一步解释的厌恶感，这厌恶感还阻止性功能的完全满足，并迫使它从性目标转移至升华和力比多的替代物。6Freud,“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op.cit.,p.99.

在弗洛伊德看来，肯定有一种升华的器官学，它包含器官的替代：这便是嗅觉和视觉器官的去功能化和再功能化，铭记在勒罗伊－古尔汉所谓的新的功能性均衡之中，即生殖器官可见性的加强造成嗅觉器官的损害，这个器官压抑也是一种象征性的压抑，这样，忠诚或者羞耻实际上就被征服直立所包含的这个升华过程所诱导了。

那么，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由直立的提升导向了忠诚和羞耻，即西班牙人所说的verguenza、希腊人说的aidos，导向了“不可避免的文明进程的开端”，在这个意义上，其性基础是器官学的，这与生殖器官的形成相关联，与嗅觉器官的去功能化所诱导的视觉器官的作用相关联。如果把这与受到荷西厄德[Hesiod]、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和整个希腊神话启发的希腊哲学家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的叙事相关联，那么所有这些的条件就是人类的技术进步和假肢的形成。

因此，这就是在20世纪下半叶被古人类学最终确认的内容。正如弗洛伊德所大胆提出的那样，成功直立并非人类“决定直立行走”，而是取决于新的功能性均衡的建立，这受到了拉康非常感兴趣的“幼态化”[neotenisation]的诱导，其事实是人类身体“立即”直立起来“及其”假肢化，即手终止移动的功能，转向新的制作功能的利好。这个新功能意味着工作的显现，以现实构成中的愉悦经济的形式显现，即在其发明中，力比多能量从性目标转离，如此，升华的产生既是“作为”愉悦原则，又“超越”这个原则。

不管弗洛伊德说过什么关于器官改良或完善的话，他也从未想过人工造作在建构记忆或无意识时的作用（这在《摩西与一神教》[Moses and Monotheism]一书里尤其惊人，但在《图腾与禁忌》[Totem and Taboo]一书中已经清楚了）。另一方面，欲望形象的（即无意识的）历史性似乎几乎被拉康表述清楚了，他仔细考量了忠诚的爱和无意识的文学结构中的升华之处：

尽管如今忠诚的爱已经从社会学领域完全消失了，不过（只要考虑我们与女人的关系），它还是在无意识中留下了痕迹（这不必称为“集体”无意识），在我们继续栖居其间的整个文学、整个图像所维系的传统无意识中留下痕迹。7Jacques Lacan,The Ethics of Psychoanalysis,Routledge,1992,p.112.

在《对天主教徒的演说》[Address to Catholics]里，拉康特别把升华放进与技术的关系之中：

我们知道天地之中是什么，天上地下都没有了神，问题是要知道，在构成我们的技术的分离[disjunctions]中，我们让何物得以显现[……]弗洛伊德的“冲动”[Trieb，其理论中最早也是最神秘的概念]遇到了一块绊脚石，以死亡驱力的形式和配方[formula]，在他的信徒里引发了一个大丑闻。不过，在我们对（死亡）这件事[the Thing]什么也不想知道时，这就是这件事的反应。它对我们也一无所知。但是不也存在一种人类一次次围绕着反复旋转的升华形式吗？这个力比多（弗洛伊德告知我们，凡人体内没有力量能使它升华）不就是现代人用来面对孤独的那个升华的终极结果吗？

二

资本主义工业经济向无意识理论和欲望基于压抑的理论提出的首要问题，就是这个欲望的技术性问题，即其历史性问题，假设其根本的外向性这个事实（我们必须把这个外向性与温尼科特所谓的过渡对象与过渡空间相联系），力比多经济可以被它的工业开发[industrial exploitation]通过运用心理权力的心理技术所摧毁。这个人工造作经济（和幻觉经济）也是一种“药性”。人工造作便由此成为欲望成形（和其“系统性压抑”的可能性）的条件，如果不是其彻底毁灭的话。这个系统性压抑与创新必需的系统性不忠的组织相关联，约瑟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在1911年把这个创新加以理论化，当时他跟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差不多，没有察觉到其任何后果。

不过，如果说这个新生的心理器官[juvenile psychic apparatus]现在受到当代毒药性的不成熟的、系统性的影响是事实，那么这个问题就必须提出来作为力比多“反”经济。资本主义力比多经济提出的临床问题、社会病理学问题以及精神病理学问题就有自我毁灭的特点，即受死亡驱力的主宰。

抱持这样的观点，就意味着再次确认欲望的问题。作为力比多的“能量”，欲望是由在对象中把驱力转换为投资的器官凭借一些约束系统产生的，这些约束系统既是超我的，也是升华的（二者不可分割：不存在一种没有可资辨认形象的超我，没有升华产生的那些可辨认的形象——这个问题是要知道反之是否也正确）。

这个器官[apparatus]处理我（在《技术与时间3：电影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Technics and Time 3:Cinematic Time and the Question of Malaise]一书里）已经做过分析的滞留系统[retentional systems]，这个系统负责产生首要与次要滞留的选择标准，它们一起组成一个心理器官。这些是超我的和升华的器官，在把不同世代联系在一起的跨个体化[trans-individuation]过程的长回路上建立起它们的标准，发现自己被受制于心理权力霸权的心理技术造成短路，并由此导致跨个体化的短路。

这样的短路引起弗洛伊德在他的《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Massenpsychologie]一书中描述过的这个类型的退化辨认过程。但这些短路也大量引发我所谓的普遍无产阶级化——即大量失去实践知识和（文盲的）全面失学的过程。

欲望的长回路经由跨个体化得以创造，如此，跨个体化像这些回路本身一样，有一个代际结构。形成如此回路的跨个体化的景象就如精彩的苏格拉底对话，在对话里，说话者共同享有一个充满潜力的、前个体的文明池[fund]，即充满“创伤”、未定的前摄、压抑因素，以及各种象征性的收费[charges]。正是这些收费不断迫使苏格拉底召集神话和相关秘法，女祭司狄欧提玛[Diotima]就是其中的一个人物。

对话的活性解放了这些收费，这就是《斐德罗篇》[Phaedrus]里有关带翼灵魂的神话所描述的内容。当对话式的跨个体化产生一个长回路，或者说追寻或追随一个长回路时，它就导致柏拉图所谓的“长回忆”[anamnesis]。长回忆把对话和说话者与他们的话语对象的源头相关联，这也就是他们的“重要”对象——作为一个“非同寻常的”对象，即“理想的”对象。

这里参考柏拉图的对话，并不是暗示这是产生跨个体化的根本形式（大多数时候它反而却通过完全另外的行动，产生于完全另外的形式），然而事实仍然是，哲学作为起源于西方的知识奠基，所研究的就是这个结构，导致宪法形构为跨个体化过程的合法性特征[lawbound character]——因为所有哲学争论之事（尤其是在令我们在此费心的早期哲学里），就是与所有形式的“逻各斯”的合法性相符合的政治合法性的形成。

跨个体化预设了每个对话者的个体化，即预设了一个由穿过对话者而恰好将其转变，最终到达与穿过其他对话者的回路相对的点上，从而创造出回路的转－型[trans-formation]。这些长回路把我们带回到最初的关于潜意识的问题，即最后回到原初的缺省[default]状态——即弗洛伊德和拉康所谓的“原物”[das Ding]。

这个原初的缺省也把欲望[desire,eros]建构为“不足”[penia]，即，缺省——因为它缺乏，有需要，或者有缺陷，并且正如我已经试图在别处表示过的——就成了欲望本身当中的必要之物，它引发欲望的形成，正好等量于导致自身的摧毁（因为它是药性的）——自从活人的假肢化[prostheticisation]开始，即同时自从开始有了这一武器、装备，根据《图腾与禁忌》，在部落里儿子弑父的可能性就产生了。事实上，弗洛伊德自问过，迫使儿子们犯下弑父大罪的是什么，他提出的假说是，答案一定是“新武器的出现”，他自己也没理解到这武器出现的条件是：它是一个假肢、人工造作、“药”，它开启了这个过程，最后生成的就是法律。

在《会饮篇》[Symposium]中，当女祭司狄欧提玛对苏格拉底说哲学就是欲望时，意思就是哲学把它的对象理想化为欲望，因为各种形式的欲望就是那些理想化的过程。现在，这就包含把这些投资的对象无限化，由此把它们投射到可能无限长的回路上——信任就建构在这无限的潜力上。这样的无限化，变成升华，就形成了各种知识的基础。这些知识广义来说就是对话性的，根据在巴赫金[Bakhtin]的著作中一以贯之的意思：即那些运用知识的人恰恰通过运用知识这个事实参与到自己的塑造当中，使自己个体化，正如柏拉图的对话场景中所发生的那样。

这是与环境[melieu]（即过渡环境）的形成相关联的方式，通过这些过渡环境，那些受过渡对象束缚的人和那些恰恰通过这种束缚（即欲望的束缚）而建构起来的人，通过自己的共同个体化和跨个体化—即通过把自己投射到代际平面上—而参与到这个环境本身的个体化。

构成欲望长回路的跨个体化长回路也能贯穿那些不“短路”的回路，不过那些回路可能“是”短的—比如说在幽默、玩笑、机趣、喜剧、诗歌、双关语和普遍意义上的艺术之中。但是这些回路之短只是因为它们“很快”—它们可能实际上很长，但这段距离很快被走完，所以，在跳过心理器官的藩篱时，它们以某种方式设法逗乐灵魂。

正是以如此方式，“它”[id，法文中字面意为“它”的ça]能引发大笑：就像一个长回路里的球能在关于“它”的游戏里高速飞过很长的距离。这些游戏也就是温尼科特的游戏，由此把“它”作为游戏的“药”与过渡对象相关联。“它”正是由此把不同世代联系在一起，首先是通过那个最初的“药”，也就是那个过渡对象。

那么，消费主义经济提出原则上所有对象本身都可以在使用之后就抛弃掉，这就造成原初认同和更普遍意义上的关怀关系的短路。消费主义经济由此形构成一个“去除学徒状态”[dis-apprenticeship]的巨大过程，它也是关联环境和对话环境解构的一个巨大过程—因为，这个象征物服从于其工业制造者和这个产品的消费者之间的功能性对立，恰恰经由这个过程，这个象征物被去象征化了。

消费者被去象征化了，因为他们不再以任何方式参与到自己的转变环境的出现之中—这个环境由此具有了固有的毒性。正是如此，那些“游离的”环境（即心理个体在其中被去个体化的那些环境）被建构起来，并且力比多经济由此变成一种反经济，这就是“把驱力从其生处解放出来”的一种有系统的过程和系统化的过程。到1970年代末，在英美两国，这个过程采取的名称都是“保守革命”，随之带来的就是新-自由主义。

心理权力使游戏功能化，变成控制和驯服注意力的系统。不仅如此，心理技术的目的在于刺激和掌控次级的认同过程，或者，如果说不是掌控这些过程本身的话，那么至少是掌控其象征内容，这些内容就是如此被去除象征化。这导致次级滞留[secondary retention]的标准化，即记忆痕迹的标准化，这些记忆痕迹建构起每个个体在那个选择性操作内实施的标准，这选择性操作总是伴随胡塞尔[Husserl]所谓的初级滞留[primary retention]（即在感知涌流的浪潮之中）。这也由此意味着，结果是心理上去除个体化和经验上去除独特化，或者换句话说，是经验本身的短路。

这恰好就是法国电视一台[TF1]主席帕特里克·勒·雷[Patrick Le Lay]寡廉鲜耻地称为“大脑空闲时间”的产品，这时间后来“被卖给了可口可乐”。

力比多生态（即“总是假定一个固有的药性过渡环境作为前提的力比多生态”）由此就被由专门为驱动服务的心理权力来执行的心理技术所毁—这导致一个被以驱力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强加的有成瘾基因的社会，在这资本主义里，消费者的上瘾行为和基于驱力的行为与投机者的行为共同形成一个系统，这些投机者的行为正是基于驱力的，也就是超级短期着眼的。

这个去象征化毁掉了所有信用，因此也毁掉了所有的法则，它激起了普遍化的去投资行为。基本的经济问题—即（通过投射理想化的想象贯通性）链接生存经济和存在经济这二者的问题—就是投资的问题：投资首先被理解为力比多，既在主体的核心，也在代际游戏的核心，及时约束驱力的不同能量；投资其次被理解为资本投资的经济空间，企业家阶层借由这个空间通过前摄系统得以维持，即通过多多少少汇聚起来的欲望的社会联系或者约束得以维持。这至少是我在《为了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For a New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一书中已经做过论述的内容。

作为一种前摄系统，资本是建构欲望的一种具体的“药”的统治制度。欲望是前摄——是对象中的无限投资。与路德[Martin Luther]所遭遇到的以印刷媒体为形式的新药理学一同发生的，是资本主义的出现，韦伯[Max Weber]把它描述为依赖纸币的投资本身的新模态——那个特殊的印刷媒体就是钞票，特别是美元现钞，上面印的不是“我们信仰上帝”[In God we believe]，而是“我们信托上帝”[In God we trust]。

用法语说就是，钱是“要命的药”，具有魔鬼般的药性，它正是前基督教路德宗里的魔鬼化身。如今，钱首先既是第三纪[tertiary]的滞留，也是第三纪的前摄。只要钱允许资本主义发展为一个投射欲望和投资的前摄系统，那么事实就确实如此。但钱之为“药”恰恰因为，就如它是一个投射欲望的系统一样，它也是一个计算和核算的系统，能把信仰变形为信托，把一切化约为可计算性，并不可避免地毁掉信托本身，去升华（即那些欲望对象的解构，它们也是无限的投射器）因此变得有限，然后这种有限化被翻译成非投资[dis-investment]，也就变成了投机。

这个倾向于去象征化的系统，韦伯将其描述为根本上的世俗化和祛魅，如今到达一个必须被理解为“终极祛魅”的阶段—“一个极限”，资本主义的三个限度在其中组合起来并互相增强，同样，就像医药标签上常常警告的那样，不同药物的组合也能造成危险的增效。资本主义的这三个限度是：（1）利润率下滑的趋势；（2）力比多能量下降的趋势；（3）负面外部效应的扩散（由普遍化的系统性的不忠和可抛弃性造成），由此摧毁对物质和行为二者都施以剥削和改变的工业系统生效的基本条件。

消费主义资本主义这一极限—其药性完全是爆炸性的，并且已被显示为结构性成瘾—恰好就是在一种新药生效的时刻与之遭遇。空间的限度阻碍对此进行详细的讨论，但是至少有一点必须提到，这一遭遇也开辟了走出消费主义工业模式的可能之路，以及通过对生存经济和存在经济进行新的重置，重新建构相关环境与富于过渡性和象征性的生活的可能性。

然而，要用心理分析来思考这整个问题，也就必须对心理分析本身进行深刻反思，就是要在它与作为假肢的起源默认的关系当中来反思，在假肢的器官完善的源头，资本主义处在“字面意义上的愚蠢化”[literally stupefying]时期，这个时期（作为一个去除学徒状态和普遍化的无产阶级化的大手术）必定导致不仅被称为系统性的麻木（即头脑的痉挛状态，产生瘫痪性昏迷），而且真正是一个愚蠢的系统、一种系统的愚蠢（这里的bêtise 是一种蠢态，法译英时译者取其令人厌恶的意思，不可简化为只是目瞪口呆的那种愚昧状态），也就是导致建构在摧毁力比多能量本身的基础之上的基于驱力的压抑，只要它通过编制符号的“药”的媒介来约束驱力，这符号就是从温尼科特的过渡与前语言对象到建构起拉康思想的能指。

那么，我跟马尔库塞的观点之不同在哪里呢？这里不能详加解释，在《坏账与失信3：资本主义失去的精神》8Stiegler,Mécréance et discrédit 3:L’esprit perdu du capitalism,Galilée,2006.里可以找到更充分的论述。但就用几句话做个总结吧，我们说马尔库塞的核心论题“现实原则”[reality principle]已经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变成了为他所谓的“剩余压迫”[surplus-repression]服务的“施行原则”[performance principle]。他对弗洛伊德的力比多理论提出批判，认为这使一个实际上历史性的事态自然化，也就是依情况而定的。马尔库塞由此提出修订弗洛伊德的观点，以服务于为“解放本能”而斗争，首先在于辨别现实原则的两个平面中的理论观点的改变——将“结构”面（即一种“欲望的本性”）和“历史”面（在这个特定时代的当下）区别开来。至于这个历史面，马尔库塞的论点是，在这个工业时代，恰恰是“施行原则”代表了适合这个时代的现实原则的配置。

这个区别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它的出发点在于一个原则——即“心理分析的类型在一个过程式的历史性之内被形式化，各种力成型于这个历史性当中，它能够使这些类型形式化”。不过很明显，你不可能定位和“脱离”[dis-engage]一个并不总是已经与历史有关的结构面，即历史性地，或原[proto]历史性地，或前历史性地“卷入”[engage]，也就是“人工的”“人工造作恰好是过程性及其类别历史化的操纵者”，它恰好作为一个个体化的过程“激发”[engage]欲望——但这点正好被马尔库塞“忽略”[escapes]了。如果人工造作是这个过程的操纵者，也就是这个过程的条件，那么这就意味着无法隔离这个过程的前过程的基础。这也意味着“这个‘结构性的’基本上是‘历史性的’，并且是‘偶然的’”，它不为任何（使定义这个过程的构成要素变得可能的）本体论所指导或者包含。这些“因素”已经永远成为“增补”：基本特性就是一种基本的补充性。

我在此所称的心理分析类型的形成过程，即那些已经永远变成补充的元素的形成过程（已经保留在幻象的怪诞的机制之内，也就是对真实的虚构，并作为技术发明），就是个体化的心理的、集体的和技术的（也就是人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内，这些元素之间的“关系”比这些“元素”更重要。如果有维持住自己形式（或者维持了它们的亚稳定形式而非稳定形式）的元素，那么只要有由关系构成的力（就是“至少”配好对的力，可能“看上去”是对立的，但实际上是在组－合的过程当中）及其组合（与笛卡尔的方法相反，经由这个分解的事实而分解为其本身的元素，却不因分解而被摧毁），这就只能是正确的。在三股绞缠的个体化过程当中，“这些关系的共同形成”就提出“谱系”[genealogy]的问题，谱系本身是从“器官学”构思出来的。

在本文开头概述的一般器官学就是说明这个过程性谱系的理论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