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文化基因的影像传承——以电影《刘三姐》为例

时间：2024-05-20

熊立

（广西艺术学院影视与传媒学院，广西南宁 530022）

壮族是中国人口最多的一个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广东等地。千百年来，壮族在生产与生活实践中创造了优秀而丰富的文化。壮族文化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价值。壮族独特的文化基因不仅成就了其艺术创作，也成为其生存和保持民族特色的根源。在新的时代背景中，如何激活少数民族文化基因，使其成为当代新的文化背景之下民族艺术发展的因子和机缘，同时，如何挖掘少数民族的特色，利用现代艺术方式进一步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推动民族地区的文化传承与发展，这是当下民族艺术包括影视艺术创作必须思考的问题。

一、地域环境、生产方式与壮族的文化基因

在我国，壮族主要的聚居区在岭南西部。这里地形奇特，山陵广布，江河纵横交错，四季气候温暖，雨水充沛，自然环境优美，自然资源丰富。在地域上，广西三面临南海，并与越南接壤，往来频繁。显然，广西的奇山秀水不同于温婉的江南水乡，也不同于辽阔、雄壮的北国平原，其特有的自然条件、生态环境与对外交流的特殊性，滋养着生长在此的壮族人民。“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域的自然环境与民族的生理基础及民族性格的形成有很大的关系。“少数民族是最能释放自我天性的群体，他们的生境决定了其自由自在的天性。”[1]30广西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壮族自由自在的个性特征，他们热爱自然与生命，追求自由的生活及乐观向上的精神。壮族一直以来就有“倚歌自配”的婚恋民俗，壮族的“山歌”不仅是他们沟通和交流的方式，更是他们抒发情感进而自由选择配偶的方式。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歌圩文化”更是壮族追求个性和自由的充分体现。在歌圩——这种集体的欢乐对歌活动中，人的天性得以释放，呈现出自由自在的生命本真状态。这种山歌和歌圩的民俗不断传承，对壮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刘长林教授认为：“决定每一民族文化基因结构的始因并不在社会系统的内部，而在社会系统的外部，即民族的生理基础和民族生存的自然环境。”[2]31可见，南方独特的自然环境不仅为壮族的生活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也为壮族文化的形成奠定了丰富、厚重的物质基础。经过历史不断的锤炼与沉淀，这些自然环境最终成为影响壮族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性因子。

与地理环境相适应的是壮族以稻作农耕为主导的生产方式。长期与大自然打交道的稻作生产方式给壮族文化打上农耕文化的深刻烙印。壮族自古就有着敬畏神明的习俗。他们的信仰中掺杂着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形成信奉多神的宗教观念。“越人俗信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3]487相应而言，壮族民间故事大多表现了壮族人民对神灵的顶礼膜拜，流露出信仰和依靠神灵的心态。这种宗教信仰的习俗体现了壮族深厚的精神文化底蕴以及独特的世界观。同时，在长期农耕生活中，壮族形成了善恶分明的伦理道德观念。壮族民间关于“恶”和“善”的故事，大多以恶人遭受惩罚、好人得到应有的回报而告终，这反映了壮族人民的是非观和伦理观，体现了壮族“好善鄙恶，爱憎分明”的伦理道德观。[4]39覃德清教授经过多年的调查研究认为：“基于水稻培育和种植基础上形成的‘那文化’和‘弄文化’，是壮族文化衍生的根基，是壮族文化开放性与封闭性特征的基础，是壮族‘坚忍聪灵，宽和明达’的文化心理与民族性格形成的物质条件。”[5]23可见，以稻作生产为主的“那文化”和“弄文化”为壮族文化心理和民族性格的形成提供了条件，进而成为壮族文化发展与衍生的根基。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地理环境与生活方式相融合往往催生出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民族文化。“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6]“所谓文化基因，就是决定文化系统传承与变化的基本因子、基本要素；其中最重要的是结晶在一个民族语言文字系统中、升华为哲学核心理念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7]134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文化基因长久地、稳定地、普遍地发挥着作用，对各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的作用自始至终都存在着，它体现在各民族不同的思想、信仰、道德以及文学艺术之中。广西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在其中生成的歌圩风俗、多神崇拜的信仰习俗、“好善鄙恶”的道德伦常、山歌的艺术形式等构成壮族文化的原始因子，经过后世的不断传承，逐渐积淀成一种深沉而稳定的心理模式和行为规范，影响着生存在这一区域中的壮族人民，使他们呈现独特的民族品性和精神特质。因此，壮族文化的形成反映了广西地区的地理环境与壮族的生活方式相适应的普世性规律，同时，在其文化形态和内涵上往往又折射出地域性，并体现出壮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一个族群的文化基因往往通过艺术或者其他的媒介来呈现或传承。一方面，艺术的生命力来源于多彩本真的民族生活，其汲取了民族生活土壤中的文化元素，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信息，因此，作为一种特殊文化样式的艺术薀含了文化的全部基因；另一方面，文化又必须借助艺术载体进行传承和传播，二者相互联系，不可或缺且相互印证。长期以来，由于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环境相对封闭，文化的传播与传承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范围仅限于本地域或者临近的民族之间，并且人们对于一部分原生态文化的意义认识不足，对优秀的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处于原始、静态的阶段，少数民族文化的活力日渐衰减，面临着逐渐消失的威胁。到了现代社会，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影像成为当代民族艺术表达与传播所采取的较为普遍的形式之一。电影兼具记录、审美与传播的多重功能，为民族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传播、传承提供了有效的平台和途径，极大地加强了传统民族文化传播的力度，加快了其发展的进度。因此，在影像时代如何对电影传承民族文化的优良基因进行研究是一个重要且迫切的课题。

二、《刘三姐》与壮族文化基因的传承

刘三姐的传说流传悠久，民间也有不同版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党中央加强了文艺战线宣扬民族团结、共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力度，毛泽东主席号召抢救国家民族文化遗产，全国掀起了搜集、挖掘民族瑰宝的文艺运动。电影《刘三姐》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应时代而生的产物。在制作之前，《刘三姐》的导演和编剧深入到广西地区采风和调研，充分考察了壮族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性和民族性格。在此基础上，创作者采用了民间广为流传的刘三姐传说为素材，采取了以壮族山歌对唱为主的形式，进行凝练和加工来构建故事。据统计，在电影《刘三姐》的编剧过程中，“从民间搜集了340本民歌，加上群众口授，共搜集了182 500多首山歌”[8]116。《刘三姐》所采用的山歌，正是从民间积淀形成的18万多首山歌中筛选出来的。同时，它又借鉴了西洋歌剧的精华，创造出“中国式歌剧”的山歌。“民歌文化既是刘三姐文化最本质的特征，也是广西少数民族最鲜明夺目的文化符号。”[9]54《刘三姐》将经过现代编剧、导演再提炼创作后的山歌对唱贯穿于全片，影片对生活场景的描绘、壮族儿女形象的刻画和故事情节的营构，都通过山歌这一最具壮族艺术特色的形式展现出来，这种创作手法既是对壮族传统文化艺术的继承与发展，也融合了现代艺术的开拓与创新，具有极高的艺术性和思想性。

另外，《刘三姐》将故事的叙述背景设置在“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影片中桂林地区的秀峰碧水、茶岭农田、竹筏鸬鹚，展现出具有灵性和生命律动的南国风景。撒网捕鱼、对唱山歌、缝制绣球等富有壮族特色的生产、生活场景，构成了自由自在的生活景观和民族风情图，呈现了与其他地域不同的壮族文化特征，给观众带来清新自然的美感。除此之外，桂林山水不仅作为影像奇观和地域特色的表现，更重要的是，还对壮族的民族识别以及民族文化进行了有力的诠释。“桂林山水作为壮族文化的地理因素，它具有不可公约的唯一性、坚固的理据性与大地的包容性，这可以修正现代品格的抽象性、片面性与无根性；它所呈现出的恬静、纯洁、祥和不仅仅是壮族文化品质的最好诠释，更是让一个美好世界有了大地的依托与赋形。”[10]184《刘三姐》中塑造以“刘三姐”为代表的在风景秀丽的南国边远地带，在纯净秀美的自然山水中生活的壮族儿女的故事，不仅体现了壮族生活对广西独特的自然环境的亲附性、依托性，更折射出壮族文化自然淳朴的原生生发模式以及壮族性格本真向善的深层缘由，这使得观众在被影片视听语言吸引的同时，也在情感和身份上对壮族文化产生认同。

艺术作品的成功很大部分取决于人物形象的塑造。电影《刘三姐》首先让人物形象符合壮族的性格特征，在此基础上再赋予人物以时代的内涵。刘三姐的形象在壮族民间传说中是变化不定的，“但是万变不离根本，最能代表刘三姐本质特点的能歌善唱和聪明智慧，在每一种类的刘三姐形象中都占据主要位置”[11]65。电影《刘三姐》汲取了传说中刘三姐“能歌善唱”和“聪明智慧”的典型人物特征。其中，山歌是刘三姐人物的血肉和精神，也是壮族文化中具有标识性和生命力的部分。电影中，刘三姐的歌声不仅显示了“歌仙”的才能，更是充满了智慧和力量。“你歌哪有我歌多，我有十万八千箩”，“山歌能把海填平，上山能赶乌云走，下地能催五谷生”，“唱出人间不平事，唱出穷人一片心”。与民间故事中刘三姐形象不同的是，影片经过改编淡化了刘三姐传说中的“歌仙”形象，突出了她作为普通人所具有的人性美。“着重展现她作为‘人’的一面的特征，剔除神秘色彩”[12]235，因此，刘三姐的形象带有新时代的平民色彩和民间情怀，她唱出了老百姓的理想与愿望，得到了观众的同情与喜爱。同时，在影片中刘三姐与财主及走狗们坚决的斗争充分体现了壮族特有的“智慧”与“机巧”。“莫夸财主家豪富，财主心肠比蛇毒。塘边洗手鱼也死，路过青山树也枯。”刘三姐和莫财主等人的对歌既显示出壮族传统的“好善鄙恶，爱憎分明”的精神，又富有战斗性，对邪恶势力进行了揭露。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作为岭南最古老的少数民族——壮族具有鲜明的南方文化特征，这种文化特征来自于崇智的文化根系。所谓崇智文化根系是指在一个民族的思维中体现出较多的智慧性，在民族的心理中体现出较强的对智、巧的企求和崇拜。”[13]25可见，影片通过刘三姐的形象忠实而原生态地再现了刚直、充满智慧的民族性格。除此之外，影片还塑造了刘三姐大胆能干、火热多情的壮族妹子的形象。她既会捕鱼，又能做一手好针线，对生活和爱情抱着积极、乐观的态度。她对阿牛哥的情感在与地主老爷做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建立并日渐坚定。她暗地里为心上人缝绣球，唱着山歌表达对心上人的情思并鼓励阿牛接受恋情：“竹子当收你不收，笋子当留你不留，绣球当捡你不捡，空留两手捡忧愁”，壮族儿女勤劳勇敢、大胆追求爱情和幸福生活的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由此可见，“刘三姐这个人物形象达到了个性与共性的完美融合，是壮民族反抗阶级压迫和剥削，争取政治、经济和文化自由解放的理想化身，是壮民族正直、勇敢、智慧、善歌品质的缩影”[8]115。因此，经过艺术加工后的《刘三姐》不仅体现了壮族特有的思想意志、文化素养和审美情趣，也具有时代色彩与现代魅力，赢得了观众的认同。

当然，与同时期的其他文艺作品相仿，电影《刘三姐》不可避免地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在特定的历史年代，电影被置于国家意识形态的整体格局与规划之中，政治训诫和思想教育功能凌驾于电影的艺术形式和娱乐作用之上，“把本来体现了少数民族民间生命精神的传说转换成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同时也使之纳入到民族国家文学话语系统”[14]62。“一人唱来万人和”的《刘三姐》也同样如此，“这无论是从影片的改编、摄制还是接受上都可以得到明证”[15]9。但是，影片中刘三姐并没有完全变成“土改斗争”中的革命领袖，壮族山歌也没有演化为所向披靡的革命武器，刘三姐和阿牛哥在战胜莫怀仁后，并没有继续投入革命斗争，而是泛舟于秀美的大自然之中，驶向自由幸福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因为山歌保存了壮族人民所具有的幽默、睿智与浪漫、抒情的品性，柔化了意识形态的刚性色彩，以刘三姐和阿牛哥为代表的壮族人民大胆反抗、追求自由幸福的乐观精神，超越了彼时时代的局限，给予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壮族文化质朴、纯真与柔情的品质赋予影片人文关怀与艺术情感的补充或修正，才使影片呈现一种“张力”，在建构具有革命意志的现代社会的同时，为世人敞开了一个独具民族特色的歌美、景美、人美的艺术世界。

电影《刘三姐》在1961年上映后，获得巨大轰动，风靡了全中国。据统计，此后《刘三姐》曾在香港重映三次，在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先后上映，受到国内外观众的喜爱。《刘三姐》之所以一问世就震撼中外，并且保持了经久不衰的魅力，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融汇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超越了时代思想意识的束缚，通过影像传承了壮族文化基因，使壮族文化精髓得到深刻的艺术呈现。在艺术作品琳琅满目的当下，《刘三姐》仍然能以历史记忆和影像魅力在海内外拥有众多观众，享有声誉，“歌仙‘刘三姐’作为广西旅游和文化的品牌，和‘甲天下’的桂林山水一样镌刻在了人们心中”[16]108。可以说，《刘三姐》不仅是电影中的经典，也是壮族文化传承的艺术杰作，刘三姐的形象已不仅仅体现了具有地域性与民族性识别和认知的文化民族品格，更成为广西的民族符号，以及中华民族的情感体现和文化象征。

三、文化基因的激活与传承

中国地缘辽阔，有56个民族。不同地域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都创造了独特的、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在千百年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文化中凝聚、积淀的思想精华，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之中。“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不仅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也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独特贡献。”[17]民族传统文化是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不仅仅是民族文化发展的珍贵历史遗产，更能作为有生命力的精神基因，为当代社会文化、艺术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养料。另外，文化基因不仅是民族文化的特色，也是民族的标志。“文化基因使文化得以传承，因而也使一定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具有了相对稳定的特质，即人们常说的保持了文化的民族性。”[18]51在历史长河中，民族传统文化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在发生着主流或非主流的变化，不同的文化元素被淘漉和筛选，经历着重组与再生，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传统文化始终不变的是其文化基因和遗传密码。“说到底，民族就是文化基因的产物，是一定人群在文化基因作用下反过来认同和归属于文化基因的共同体。如果丢掉了民族文化基因，那么民族也就消亡了。”[18]52可见，“文化基因”不仅是我国民族文化多样性与文化创造力的充分体现，更是区别不同民族文化的识别码，是民族历史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的纽带。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增强，“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19]。然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社会语境中，民族文化只有经过传承和发展才能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力。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中，激活民族文化基因，传承民族文化精神，同时使其成为当代民族艺术发展的因子和机缘，对文化发展和民族认同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电影逐渐成为现代社会中深受人们喜爱和认可一种重要的媒介传播形式，成为记录民族生活和展现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这也为我国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新世纪以来，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电影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电影不仅仅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而存在，而是被置于整个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中的“核心地带”。这样，我们就面临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我们在发展作为产业的电影时，应如何创造出独具特色的美学与艺术韵味并在国际上有竞争力、体现中华文化深厚底蕴的电影产品；如何激活民族文化的基因，使之在现代语境中，焕发出新的活力，成为电影产业文化的核心与灵魂。另一方面，随着当前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相当多的传统文化瑰宝在逐渐走向消亡。而在现代语境中，传统文化精髓作为隐性基因只有经过激活，才能够实现它的潜在价值。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又面临如何对民族传统文化遗产进行传承与生产性保护，以及如何加强对民族文化身份的确认，以使其在多元共生的当代文化景观中彰显自身价值。这两个问题归结为一点，即我们的艺术包括电影都面临着如何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料、如何激活民族文化基因进行现代创新，从而在传承民族文化的同时提升产业竞争力的现实问题。在这方面，电影《刘三姐》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如上文分析，刘三姐传说是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在广西民族民间文化的挖掘整理与推陈出新境况下所创作的电影《刘三姐》借助电影艺术的影像形式传承与传播了壮族的文化精髓，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刘三姐传说和山歌虽然是是农耕文化的产物，但能超越时空的限制，从农耕时代偏远的边界走向现代化的工业社会，从岭南走向全国乃至走向世界，存在着多种原因。从《刘三姐》作为艺术作品的角度来考察，我们会发现，刘三姐的主题并不限于男耕女织的农作生活，而是反映了壮族文化中对自由、平等、乐观、浪漫等的追求，这种普世性人文精神有沟通传统与现代、地方与全球的功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影响力。这是《刘三姐》能够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同时，由民间人物经过影像艺术转换与创新而成的刘三姐形象不仅是充满智慧、富有正义感、不畏强权、向往自由的壮乡儿女的典型写照，更反映了中华民族崇尚自然、追求生存与爱情自由的民族品性，“是一个阶级、一个民族的精神”[8]115。虽然在“十七年”特殊语境下，《刘三姐》还存在一定的局限，但电影艺术家自觉运用民族文化资源进行创新，用电影呈现壮族的历史记忆、文化传统、人文精神和道德追求的努力，对当下的艺术创作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传统文化日益衰落的今天，在大力提倡文化软实力的今天，我们应该自觉挖掘传统民族文化资源，借用电影影像艺术激活与传承传统民族文化的因子，打造出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的优秀的艺术作品。同时，电影要想获得持久的发展和保持充沛的生命力，必须要有源源不断的活水和能量的补给，而这活水和能量的源头所在正是传统民族文化中最深层、最本质、最鲜活的文化基因。这种文化基因不但可以为当代电影艺术发展提供灵感和源泉，更是我国文化艺术持续繁荣发展不可或缺的保障因素。我们只有用现代意识从整体上来认识民族传统文化，将优秀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握民族文化基因与人民心灵共颤的规律，才可以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把民族文化基因的生命活力注入文化艺术之中，把当下的文化艺术和文化产业发展推上一个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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