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主体与时尚之间的交互构造

史亚娟

（北京服装学院 语言与文化学院，北京 100029）

在探讨主体与时尚的交互构造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对主体问题做一个简单回顾。从哲学意义上讲，主体与客体相关，是用以说明人的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哲学范畴，主体既是实践活动也是认识活动的承担者，换言之，人既是认识论主体也是实践论主体。自笛卡尔以来的西方传统哲学注重主体研究，强调自我意识、主观能动性对于主体建构的影响，而以胡塞尔等人为代表的现代语言哲学则注重研究主体间性，强调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交往互动对主体建构的作用及影响。从主体概念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主体概念经历了从古希腊的实体主体到近代的认知主体，再到现代的生命主体，体现了哲学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人本学的转向。本文中要探讨的时尚主体首先是一个现代的生命主体，是一个以肉身为基础建构起来的精神存在、文化存在，具有自我相关性和社会相关性，是人格自我与个体肉身在心理物体学基础上的统一，是自我的被动的和主动的意向性的统一；其次是一个时刻与时尚处于相互构造过程的主体，二者在相互构造过程中建构了一个新的生命共同体，同时这种交互构造过程也成为整个交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的一部分。

交互主体性又称主体间性，主体间性强调的是人的主体性在主体间的延伸；“交互主体性”的表述包含了“主体性”的基本涵义，同时又强调其“交互”的特征，即主体与主体相互承认、相互沟通、相互影响。二者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主体性。[1]35然而，众所周知，无论是交互主体性构造还是主体建构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时尚主体不过是个体复杂多变的主体身份建构过程中的一个方面而已，因此在以往的时尚文化研究领域，学者们似乎更注重研究阶级、权力、文化等各种社会要素在主体身份建构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例如，美国时尚文化研究学者、服装心理学研究专家苏珊·凯瑟在《时尚与文化研究》一书中认为“保持现有身份”和“改变现有身份”是时尚主体构成中两个交替出现的过程，并将时尚主体的建构置于由“生产、分销、制约、消费”组成的文化回路研究模式中进行讨论[2]14-20，重点分析主体的阶级、国别、民族、种族、性别、性取向等身份特征在时尚主体建构过程中的作用及影响。另一位英国社会学家乔安妮·恩特维斯特尔在其著作《时髦的身体：时尚、衣着和现代社会理论》中探讨了时尚与身体、身份之间的关系，强调了时尚是对身体的表达，提供关于身体的话语，认为“衣着或饰物是将身体社会化并赋予其意义与身份的一种手段”[3]2。然而，这些研究几乎都忽视了时尚与主体之间的内在关联，时尚对主体意识和精神方面的影响以及主体对时尚构造的主观能动作用，从而没能更好地揭示时尚与主体之间的交互构造关系。因此，本文将从时尚本体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阐释。

首先，主体与时尚之间的交互构造不同于身体与服装之间的交互构造，身体是一个生理学上的概念和存在，身体与服装之间的交互构造很容易理解。人们常说的“服装是身体的第二层肌肤”便是服装构造身体的最好注脚。服装可以满足身体的保暖、透气、遮羞、舒适等基本需要，好的服装不仅可以让身体更美，也可以掩饰或者弥补身体的缺陷。身体对于服装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为了满足不同条件下身体的种种需求，服装也必须不断推陈出新，不断变换样态。

但是，时尚不同于服饰，主体更不同于身体。人们谈到主体与时尚之间的关系时，除了上面提到的身体这个着眼点之外，最常用的另一个视角就是身份。从凡勃伦关于时尚是有闲阶级的炫耀性消费到西美尔提出时尚的阶级区隔特征开始，时尚就成为了某种阶级身份的标志、表征及载体。后来美国学者布鲁默又提出了“品味说”，认为现代社会中的时尚是集体选择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公众品味（taste）是形成选择结果的关键。[4]10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中，时尚物品不仅成为一种符号编码，更是一种没有深度的符号象征，而主体在时尚面前则完全失去了主观能动性，沦为不折不扣的时尚跟随者，一切对时尚的反抗与批判都是徒劳，因为时尚一但达到自身的饱和状态就会自我爆发、自我消解。时尚在当代多元文化社会中似乎又成为了个性的代言人。然而，所有这些被广泛讨论的时尚学说，似乎都忽视了时尚本身与生命主体之间最基本的交互构造关系。虽说广义的时尚可以指某一时期内社会上流行的风尚或者人们对社会某项事物一时的崇尚，但狭义的时尚可以理解为当下流行服饰的总称。时尚对于主体的构造不仅仅在于改变身体的外在感观，满足身体保暖、舒适、遮羞、修饰等要求，更重要的是赋予身体以活力、新鲜感和时代气息，提升主体的内在精神气质和外在精神风貌，使时尚主体的工作生活变得更加充盈和美好。在时尚的帮衬下，生命主体不仅可以呈现出种种姿态，如高端大气、低调内敛、优雅端庄、风度翩翩、雍容华贵等等，还会因为时尚而自信满满、精神焕发。因此，时尚在赋予身体以意义的同时，实际上首先完成了对主体精神气质的培养、呵护以及构造，其次才是对穿着者身份地位的彰显、个性品位的表达。这一过程是建构个体主体性的内容之一，也是主体心理及精神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代民主社会中复杂的主体性建构以及主体间性问题，尤其对时尚主体的建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一、主体与时尚之间的交互构造

（一）时尚对主体的构造及其作用机制

时尚一词的意义非常宽泛，“百度百科”中将时尚定义为“人们对社会中某事物一时的崇尚”。这应该是广义的时尚定义，社会上某一时期流行的各种事物，如健身、看美剧、打网游，甚至吃小龙虾都可以短时间内在社会上流行开来，成为一种时尚。英文“维基百科”中将时尚定义为在服装、鞋类、配饰、化妆、身体或者家居设计领域内流行的风格或实践活动，尤指服装及与之相关的研究。时尚就是流行的服饰及其风格，这是狭义的时尚定义，也是时尚研究的主要对象，当然也是本文要讨论的时尚。不过，流行的服饰及其风格只是时尚的外在表现，而非时尚的本质，时尚的本质是永恒的变化和更新，“时尚易变而风格永存”从一个侧面道出了时尚的本质。每一次或长或短的时尚周期都是时尚生命历程中的一个阶段、一次旅行。变化和更新既是时尚的本质，也是其存在方式，更是时尚生命得以延续的秘诀。时尚在变化和更新中具有了生命力，也具有了影响主体构造的能力，并首先表现在对主体气质、精神风貌的提升和塑造方面。这一点不难理解。流行的肯定是当下的、受人艳羡的、被人追捧的、具有时代气息的，甚至是前卫的可以引领潮流的事物。同站在时代前列受人仰慕的科学家、政治家、企业家、明星以及各类社会精英一样，一身“潮范儿”足以为一个普通的生命个体增加几分存在感、自信和尊严，而这也应该是时尚从最基本层面出发构造主体精神气质的表征。其次表现在时尚对主体人生所具有的缓解焦虑（如异装行为对同性恋文化焦虑症的缓解作用[2]53-15）、激发、引领、改变和超越现状的作用，这种作用可称之为时尚领导力。时尚有如此魅力，主要是因为时尚的本质切合了主体生命的本质——厌恶平庸，害怕被忽视，渴望被关注认同，喜欢冒险、刺激、新奇，期待超越，而时尚的力量正在于标新立异、常变常新以及对庸常乏味的彻底抛弃。时尚用一次又一次的涅槃重生帮助生命主体远离平庸，克服年华易逝的焦虑感，赋予生命以新奇感、生命力和永不放弃的力量。简言之，时尚不仅可以让主体生命充满自信，也可以用自身的魅力、新奇的样式和大胆的突破影响生命主体的存在状态以及生命主体对世界和自我的认知，让主体生命焕发生机，充满活力。

时尚对主体的构造机制可以从如下三个层面来考察：一是技术层面，二是文化层面，三是美学层面。技术层面是时尚构造主体的基础，与主体身体的构造关系最为紧密。主要涉及与时尚设计相关的面料设计与研发、色彩搭配、廓形剪裁等一系列设计和制作过程，也包括时尚生产、营销及消费在内的整个流程。时尚主体位于整个流程的终点，主体消费时尚的过程也是被时尚塑造或者说是构造的过程。文化层面是时尚构造主体的必要条件，为技术构造的主体赋予意义和价值。如果说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话，那么时尚在文化层面对主体的塑造就在于为主体提供一种生活方式。事实上每一种时尚风格都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比如以流苏、长裙、繁复的配饰、浓烈的色彩为主要特征的波西米亚风表达了流浪、自由、放荡不羁的情感，代表了摆脱都市喧嚣之后的一种回归自然、休闲而又洒脱的生活方式。当下时尚圈里流行的中国风则是运用各种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如国画、水墨、刺绣等）创造一种皈依中国传统文化，崇尚端庄、内敛、含蓄又不失优雅自然的生活方式。时尚风格对时尚主体的塑造是潜移默化的，时尚主体对某种时尚风格的选择可能是有意为之，也可能是无意的，但都意味着主体对时尚所代表的生活方式的选择和认同。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美学追求，就身体层面来说，唐朝以丰腴为美，而过去几十年来以瘦为美已是全球性共识，当下瘦而不失健美、骨感间杂丰满似乎受到更多人的青睐。因此，时尚构造的主体必须是符合当下流行美学标准的主体，美是时尚构造主体的重要环节之一，符合时代审美的身体外观是生命主体最需要的、最珍视的，时尚在用自己所代表的生活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主体构造的同时，还必须用符合时代流行美学标准的美的形式来构造主体。美是每一个生命主体穷其一生都不会放弃的生活理想，而这也是时尚从未放弃的追求之一，不能让主体感受到美的时尚注定不会长久，不能让主体获得美感认同的时尚肯定不能流行开来。只有符合时代流行美学标准的时尚才可以使生命主体更加自信、更加有勇气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换句话说，美的时尚有助于构造一个自信满满的生命主体。

在上述三个层面的共同作用下，时尚不仅参与并完成了对主体外观的构造，也赋予了主体以生活的意义。技术层面的时尚使得时尚塑造主体成为可能，为之提供了必要条件。如果说时尚赋予身体的是作为自然身体所不曾拥有的意义，那么文化和审美层面的时尚赋予主体的是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一种美的存在，是强大的自信、强烈的意向性、充盈的生命活力。这才是时尚构造主体的真正价值和意义所在。

（二）主体对时尚的构造及其作用机制

主体对时尚的构造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绝不是“量体裁衣”四个字所能概括的。在这一过程中，主体赋予时尚以生命。首先，时尚的“生命”就是从诞生（由设计师设计出来）到生产、营销再到被消费直至消亡（不再流行）的整个过程，这可以称为时尚的流行周期。有些服装（尤其是一些奇装异服）虽然被设计出来，但是除了走台展览之外从未在社会上流行过，这样的服装称不上时尚，或者说是“朝生暮死”的时尚。时尚离不开生命主体的研发、生产、营销、发现、选择、认同、追逐以及最后的遗弃。所以说生命主体对时尚流行周期的参与过程实际上也是赋予时尚以生命、意义和价值的过程。同时主体对时尚的研发、营销、发现、选择、认同、追逐以及各种规划也是赋予时尚以意义的过程，不管是香奈尔（Chanel）小黑裙的性感魅惑，还是迪奥（Dior）时装新风貌的优雅动人，抑或“中国风”的内敛含蓄，都离不开穿着者身体、相貌、内在精神和外在气质对时尚风格的演绎与赋值，时尚世界的意义都来自于创造时尚和穿着时尚的主体。时尚世界首先是一个被主体赋予了意义和价值的世界，没有生命主体的参与，时尚流行周期以及时尚的各种文化表征就无从谈起。

生命主体对时尚的构造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首先是设计、生产和营销时尚的主体，其次是穿着主体。前者只负责将时尚带到这个世界，是否流行成为有生命的时尚则依赖于后者——穿着主体赋予时尚以生命，并主要体现在穿着主体的气质和精神风貌对于时尚构造的影响。经常听到有人说，T台上的时装穿在模特身上光芒万丈，穿在街头普通人身上就像一堆垃圾。这种说法似乎有些夸张，但是也有一定道理，不是每个人都能驾驭时尚，都能把时尚穿成时尚，与时尚相搭配的首先是合适的身体，其次是拥有这个身体的主体气质（或者说气场）、精神风貌，后者同样决定了这件时装能否称之为时尚。多数情况下，主体的精神气质都是后天培养的。在时尚发展初期，贵族和上层阶级的穿搭能够影响时尚潮流的发展方向，不仅仅是因为他们高高在上，下层阶级注定就要仰慕、追随、模仿，趋之若鹜，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还包括贵族和上层阶级拥有高贵的血统、优越的社会地位、高雅的生活方式、无上的权力，这些决定了他们是充满自信和拥有强大个人精神意志的存在，无形中赋予了他们的服饰穿着以权威性，让他们能够成为时尚领袖。一个拥有强大自信心和意志力的生命主体能够赋予时尚以生命力，这也就从一个侧面回答了时尚领袖的诞生机制。在阶级地位日益弱化的现代民主社会中，主体的内在气质同样也是成为时尚领袖的必要条件之一，时尚的光辉需要生命主体多种形式的滋养。一个形容猥琐、缺乏自信，每每在人前低眉顺眼、小心翼翼的人穿什么样的服装都不会让人联想到“时尚”二字，反而会让身上的时装黯然失色。此外，一个人内在的学识教养、言谈举止会影响到一个人外观的呈现，“腹有诗书气自华”，说的就是人的内在气质对主体时尚外观的影响和塑造。

穿着主体对时尚的发现、选择、追逐和遗弃是主体构造时尚的主要途径和方法。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是生命主体，这个生命主体从诞生之日起就有性别、种族、国别及阶级差异，又在家庭、学校和社会中接受不同形式的培养、熏陶、教导以及规训，从而拥有不同的性格和身份，所有这些都使得他们在成为一个时尚主体之前，就已经拥有了其他主体身份，而其他主体身份对于时尚主体身份的构造不会无动于衷，而是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这一过程施加影响。关于这点最鲜明的例子就是不同年龄阶段、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会选择不同的时尚风格。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美等国很多青年人热衷于嬉皮风、泰迪男孩风、朋克风。而八十年代的时候，西方社会经济复苏，女权主义运动已经取得阶段性胜利，权威套装、雅痞风、简约风成为新的时尚潮流。潮来潮往，其背后的原因并不复杂。工人阶级出身的嬉皮士不仅渴望改变自身境遇，也有着青年人的朝气和叛逆性格，有着探索世界的好奇心、向主流社会说“不”的勇气，所以他们最终选择了具有强烈叛逆色彩的服饰风格。而对于八十年代的职场女性来说，能够和男性一样立足职场成就人生价值已经取代获得平等的受教育权成为新的奋斗目标，穿戴具有权威感的中性服饰也就成为了实现这一人生理想的有效途径之一。不同年龄阶段、不同社会地位和不同追求的社会个体有着不同的人生态度、人生体验以及人生目标，这些因素决定了不同的生命主体会有不同的时尚态度和时尚人生。当然，生命主体的其他主体身份如性别、种族、国别、宗教等等，也会按照各自的立场向主体的时尚选择施加影响，从而使得主体对时尚的选择成为一个受到多方因素影响的交叉构造过程，而这种影响的直接结果就是时尚流行周期的形成以及时尚风格的潮来潮往。

（三）主体与时尚之间的交互构造

通过以上论述，主体与时尚之间的交互构造可以总结如下：时尚在技术的支撑和帮助下，从文化和审美两个方面帮助生命主体远离平庸，克服焦虑感，赋予生命主体以充满魅力和信心的外观气质和精神风貌，以不竭的生命活力，并激发主体勇于突破、改变现状的勇气；而生命主体则以其内在的生命力滋养时尚、支撑时尚，赋予时尚以生命和存在的意义。尽管时尚主体是建立在其他主体身份之上的，随着其他主体身份的改变而发生变化，但在某种程度上，主体对于时尚的选择权足以左右时尚潮流的发展方向，所以为了满足主体的要求，时尚必须不断更新、变换形态以适应主体态度和需求的改变，并表现为一个又一个时尚周期的更替。从间性理论的视角来看，无论是时尚对主体的构造，还是主体对时尚的构造，都不是单独发生的事件，而是彼此交织在一起的。时尚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互蕴含、相互奠基的关系。时尚主体的诞生是二者交互构造的结果。作为生命主体的一种重要存在方式，时尚主体是一个拥有尊严、自信满满的主体，是一个充盈着生命活力的主体。

二、过程性、阶段性和差异性：主体与时尚之间交互构造的基本特征

主体与时尚的交互构造不是截然分开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二者之间达成默契成为一个整体是一个非常复杂、不断变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互相发现、不断成长的过程，要不断磨合之后才能成为一个统一的生命共同体。首先是因为主体是一个变化中的主体。在主体的众多主体性特征中，年龄、职业、身份的改变最为频繁，而国别、信仰、性别等特征虽然发生改变的机率不是很大，但是一旦发生改变，对于主体与时尚之间的交互构造也会造成影响。其次，时尚符号所表达的文化意义和内涵同样具有可变性。例如，在传统性别文化视阈中，抹胸、低领、露背装、吊带装、超短裙等服饰都被看作是低俗的、不登大雅之堂的，这些服饰符号所表达的文化意义就是低俗、放荡，甚至不堪入目。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女性社会和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同样的服饰现在已经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文化内涵，成为女性性感、优雅、自信的象征，女性可以穿着这些服饰出席很多正式且隆重的仪式和活动。因此，研究时尚与主体的交互构造，必须注意主体和时尚二者都始终处于变化之中，这种变化决定了二者之间的交互构造是一个不断发生变化的过程，这种变化也许是缓慢的、微妙的，但仍然具有阶段性和差异性，这是我们下面要论述的问题。

就阶段性来说看，主体与时尚之间的交互构造和人生的重要成长阶段是一致的，基本上也可以分为幼儿和青少年时期、青年时期、中年时期和老年时期。在幼儿和青少年时期，生命主体的时尚观基本上属于被塑造阶段，童装、校服、学生装是最常见的着装选择，主体的时尚选择、时尚观念更多受到父母等家庭成员以及学校老师的左右，对社会上各种流行时尚风潮还处于懵懂阶段，在时尚面前基本没有选择权，自我主体对时尚的构造作用较弱，二者之间互相构造的张力较小。青年时期是人一生中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时尚观等等逐渐确立的时期，感情、职业、思想、身份（如学生、职员、主妇、明星、老板、官员等等）等各方面都会发生较大变动。这一时期，在经济条件、政治权力、文化规范与社会话语的联合作用下，主体与时尚之间互动频繁，交互构造特征最为明显，二者之间的交互构造充满张力，不断调整变化。到了中年时期，随着主体涉世程度的加深，对于各种权力、文化规范及社会话语的运作有了较为客观清晰的认知（从开始的拒斥到容忍直至习以为常），逐渐拥有了较为稳定的人生观、价值观、事业观、爱情观、婚姻观，当然还有时尚观。不同的人生阶段需要不同的时尚。这时主体的时尚外观与精神气质较好地融合在一起，构成一个新的生命共同体。因此这个阶段多数生命主体历经生活的磨难、岁月的洗礼，逐渐克服了青年时期的懵懂、莽撞和冲动，拥有了成熟的气质、淡定的心态，也逐渐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时尚风格，时尚与主体之间的交互构造也逐渐处于相对稳定的关系。

主体与时尚之间交互构造的过程还会因主体的性别不同而具有差异性。其中，女性主体与时尚之间的互动和构造作用表现得非常明显和活跃，追逐时尚几乎是每个女性一生的梦想，在女性人生的各个阶段几乎都有所表现，尤其是青年和中年时期，表现得最为活跃和显著。同时时尚对于女性个体性别和身份的塑造作用也很重要。在时尚发展史上，女性时尚风格层出不穷，不同时代的女性时尚也是各具特色，塑造着不同时代女性的形象和身份。例如，二战期间大批男性参军走上战场，妇女们不得不走出家门开始承担先前由男性承担的工作，这时英美等国的女性时尚表现出很强的功能性，款式简单，用料节俭，塑造出干练且有社会责任感的女性形象和身份特征。又如20世纪80年代，随着女权主义思想逐渐被社会接纳，大批女性走入职场，阿玛尼（Armani）顺势推出了的“权力套装”（Armani power suits），对女装款式进行了大胆的颠覆，将传统男式西装的特点融入女装设计，以宽大而圆润的肩垫为显著特色，加上西装式翻领、松身的结构，单调的基本色和阔脚长裤，塑造出洒脱自然又略带几分豪气的时代新女性形象，也把时尚对女性职业身份的塑造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然而，男性主体与时尚之间的交互构造作用在男性一生的各个阶段表现都不是十分活跃，社会上流行的男性时尚明显缺乏变化，单调乏味。当然这并非意味男性主体和时尚之间没有互动，而是这种交互构造通过另一种方式——反时尚的方式表现出来。男性反时尚风格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时期。18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男性放弃了服装中各种鲜艳的的色彩，华美精巧甚至多余的饰物，将这些完全留给女性使用，而将自己的裁剪变成阴郁、简朴的艺术。直到现在男装时尚依然保持着传统三件套形式，将服装的角色降到基本需求的程度。然而男性主体反时尚的态度以及男性反时尚风格的持久性恰恰塑造出男性不随潮流而动、阳刚、坚毅、果敢的形象和性格特征，同时表明了一种不需要取悦他人的性别和身份优越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父权思想及其统治地位。

主体与时尚之间的交互构造具有过程性、阶段性和差异性的特点，这也意味着时尚主体不是某一时空交叉点的偶然事件，而是一个受到多种内部和外部因素制约的复杂活动。这主要是由生命主体建构本身的复杂性所决定的。事实上，生命主体从出生到暮年会受到来自家庭、学校、社会、阶层、权力等各方面的影响和塑造，不仅主体与时尚之间，主体与主体之间也时刻处于交叉互动的状态，从而构成了主体间性，而时尚与主体交互构造而成的时尚共同体也不过是主体间性的一种存在方式。

三、意向性、主体间性和超越性：主体与时尚之间交互构造的动力之源

主体与时尚之间的交互构造之所以成为可能，与主体意向性、主体间性和超越性密不可分。“意向性（Intentionality）”概念最早由布伦塔诺提出，他认为意向性具有两种功能：一方面，意向性可以包含实际上不存在的内容；另一方面，意向性指意向活动与对象之间的关系。[5]141-142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用“意向性（Intentionality）”指代主体意识活动的指向性和目的性，意向性是意识的本质和根本特征。外部世界被人的意识的意向性光芒照亮之前是一片黑暗、一片混沌，没有意义和没有秩序的，只是当意识的意向性投射于外部事物，当外部事物成为意识的对象时，它们才有了意义和秩序，也才使得世界上自我存在之外的一切具有了客观有效性。主体意识意向性的存在也使得主体与时尚的交互构造成为可能。人作为意向性的主体，其意识活动必定指向某种意向活动的对象，在主体与时尚交互构造活动中，时尚就是主体意向投射和再构造的目标。

胡塞尔在《沉思》（1931年）一书中将“交互主体性”规定为由我与他人群体化而产生的共同体。后来在《危机》（1938年）一书中多次论及“交互主体性”问题，并将之定义为所有人的“同一世界的意识”“一个共同的世界统觉”“一个唯一的心灵关联”等等，可见他强调的是交互主体性是各种主体意识的共通性和统一性。[6]203“所有这些心灵都不是外在地而是内在地统一的，即通过他们的生活的公共化作用这样一种意向的相互交融与渗透而统一的。”[7]304此外，在论述主体间性问题时，胡塞尔还认为，每一个人当他与具有世界意识的他人进行交往时，同时就意识到这个具有“他人”特性的他人。自己的意向性以令人惊异的方式延伸到他人的意向性之中。与此同时，自己的存在有效性和他人的存在有效性，也以一定的样式相互结合在一起。[6]2 1 1正是在主体意向性相互结合的基础上，主体之间的交互构造才得以完成。胡塞尔对交互主体性构造的论述与本文中主体与时尚之间的交互构造似乎存在差异，因为时尚不是具有生命个体的“他人”，然而时尚的存在是穿着时尚的主体与众多时尚主体之外的生命主体集体创造的结晶，作为技术、文化和审美的产物，时尚的背后有着设计师、制造商、营销商、广告商等一系列主体存在，所有这些主体对于时尚的诞生都投入了各自的意向性，从而使得时尚成为一个具有技术性、文化意义和审美价值的独立存在。因此，作为一个被赋予了意义和价值的独立的技术与文化存在，时尚既可以被视为主体间性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可以被视为主体之间交互构造的中介。

图1 时尚与主体交互构造示意图

从交互主体性的视角来看，穿着时尚主体的意向性与时尚本体之间的交互构造从本质上来讲也是主体的意向性与被灌注到时尚本体中的诸种意向性之间的一种磨合、碰撞、相互修正，直至彼此接纳、相互支撑，最后形成一个崭新的生命共同体——时尚主体。从整个人类文化世界的构造来看，时尚主体与时尚本体之间的交互构造实际上也是更大范围内生命主体间交互构造的一部分，是时尚主体与时尚设计师、生产者、营销人员之间主体的交往互动和交互构造，是多个生命主体意向性的交织和主体意识的统一与融合，当然也可以被视为人类交互主体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和载体。而时尚之所以能够以一定的流行周期流行开来，成为一种有一定生命周期的文化现象，与这个时尚主体背后发生作用的群体化意向性有关，单一主体意识的意向性很容易受到周围群体意向的影响，从而加速单一主体与时尚之间交互构造的速度，扩大其规模，最后形成某个时尚群体及时尚风潮。

为了便于理解，我们以图1来表示时尚与主体之间的交互构造关系。

此外，主体与时尚本体之间的交互构造还有赖于生命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和超越性。生命主体的超越性就是主体意向性的延伸，意味着作为生命主体的人能够超越人与物、动物与植物之间的界限，甚至将它的有效性延伸至非物质的境界。正是这种外在超越性使得生命主体能够赋予时尚以生命和活力，也使得时尚对主体的构造成为可能。换言之，这种内在超越性在赋予时尚以生命和活力的同时也赋予时尚本身所没有的构造能力，超出了时尚原有的势力范围，使其成为建构生命主体的重要内容之一。

现代民主社会中，随着时尚的阶级性特征日益模糊和街头时尚的高歌猛进，时尚与主体之间的交互构造似乎不难达成。庸碌世间，不是每个人都能过上被人仰望的生活、诗意的生活、无忧的生活，但是过上时尚生活成为一个个体可以实现的愿望。时尚是现代民主社会中每个普通个体都有望拥有的一种生活方式和一份生之荣耀。

[1]郭湛.论主体间性或交互主体性[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3）.

[2]Susan B.Kaiser.Fashion and Cultural Studies[M].London，New York:Berg，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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