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翔鹏与曲调考证研究*

高 兴

（山西大学 艺术学研究所，山西 太原 030006）

中国古代音乐源远流长、灿烂辉煌，在世界音乐文化发展史中居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曾两度达世界的顶峰，一次是以编钟乐舞为代表的先秦音乐，另一次是以唐俗乐大曲为代表的唐代宫廷燕乐。由于时代久远与曲谱资料奇缺，音乐学术界一向为“古乐沦亡”而惋惜。20世纪以来，为了改变中国古代音乐史为没有音响的音乐文献史的状况，使它成为有具体音乐作品的生动的音乐史，音乐史学家们在古谱学的研究中前赴后继，取得了突出的进展。其中，国内著名音乐学家杨荫浏、管平湖、叶栋，国外知名学者林谦三、劳伦斯·毕铿等，对于中国古代乐谱进行挖掘考证，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果，初步改变了中国古代音乐史没有音乐作品音响实例的状况。保存至今的可以明确所属历史年代的古代音乐作品，从数量上与当时的音乐作品相比仍属凤毛麟角，难以展示当时的音乐盛况。

为了解决中国古代音乐曲谱资料缺少，特别是中古时期音乐作品实例奇缺的状况，我国著名音乐学家、笔者的恩师黄翔鹏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曲调考证”这一全新的学术设想，并围绕之展开了艰苦卓绝的研究实践，取得了令人钦佩的研究成果。本文对黄翔鹏先生开拓的“曲调考证”研究领域及其学术创新进行论述的同时，试对当今“曲调考证”可以开展的研究课题进行探讨。

一、黄翔鹏先生开拓的曲调考证研究

黄翔鹏先生是我国当代杰出的音乐学家。他致力于中国音乐史、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凡40载。为了探求历史上中国音乐的真实面貌与发展规律，先生孜孜不倦地为之奋斗，在中国音乐史学、乐律学、音乐考古学、音乐形态学、古谱学等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许多具划时代意义与突破性。世人公认，黄先生是当今我国音乐学界“极少数的、具有可以站在历史高度去概括和把握事物关键能力的学者”。[1]7曲调考证研究即是其中一个有说服力的例证。“曲调考证”是一种根据音乐史中各时代的乐学理论、律学理论、词调关系等因素来鉴定一首存活于今乐之中的古传乐曲的考证方法。

（一）曲调考证学术理论的确立

在科学研究中，重大研究课题的成熟确立与研究者在学术理论上的创新密切相关。回顾黄翔鹏先生的曲调考证研究，我们从他先后发表的系列论文中可以观察到，其先后经历了“植根于实践的精神”“今乐与古乐关系的辩证分析”“中国传统音乐的高文化特点”三个阶段的学术思考。

1.植根于实践的精神

“植根于实践的精神”本来自黄先生对杨荫浏先生的中国民族音乐研究学术思想的评价。[2]163在音乐史的研究中，主观与客观的矛盾以及这一矛盾的解决程度与方式，归根结底要取决于实践。人们的社会实践在发展，历史观就随之发展，而研究方法也随之改观。通过反复实践，我们就可以对历史上音乐现象的内在本质看得比过去更清楚，对于各个音乐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考察得更加深入，因之也就增强了科学性，使认识与历史实际愈加符合。有时，历史资料并没有增加多少，但在实践的推动下，认识的角度、认识的高度都发展了，于是一个看起来陈旧的课题却获得了新鲜的解释。观察中国音乐史学走过的道路，20世纪中叶以前的中国音乐史研究多遵循文献考据的传统。固然这些古代文献具有相当的真实性，但其中也难免存在一些主观因素。20世纪中叶以后，杨荫浏先生以唯物、辩证的观点从事音乐史研究，他在文献考据的基础上更多地关注音乐考古、传统音乐创作表演实践，与古代音乐经典文献互证，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如宋姜白石歌曲曲谱的成功译解与他对现存的西安鼓乐演奏研究有关。杨先生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提出唐燕乐二十八调是否为四宫七调的疑问，同样是源自他对中国民族音乐实践中保持四宫传统的认识。[3]263黄翔鹏先生深知杨先生“植根于实践”这一学术思想意义之重大，于是继杨先生之后，他更加关注音乐考古、传统音乐考察，将“植根于实践”这条道路开辟得更为长远、更为宽广。比如，他对传统乐种的分类研究以音乐实践第一的观点提出，“传统乐种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不是按照人们头脑中的形式分类法而形成的，他们常常不守规矩而要越出形式分类的藩篱”。乐种的诞生是传统音乐的一种“高文化”的、特有的历史现象。它的界定要以两三代以上名师的师承关系、本乐种特有曲目、特有的表演方式与乐队配置、相对稳定的具自娱性的社会集体为依据。[4]25,27黄先生的《中国传统音乐180调谱例集》同样是以音乐实践为依据论证“同均三宫”理论客观存在的范例。[5]前言

2.今乐与古乐关系的辩证分析

中国音乐史中的古乐真的沦亡了吗？黄先生以植根于实践的学术思想对“今乐”“古乐”这对音乐事物进行了长期的思考，并为此做了大量的音乐考察工作。例如，他发现山西运城、侯马一带的民间音乐中保存有一种缺少角音的调式结构，这种音调中甚至出现了fa音与si音，却唯独不出现mi音。如晋南民歌《走绛州》，它的调式音阶为 sol、la、↓si、do、re、↑fa、sol。像这样的曲调还有许多，如《苦相思》《掀船调》等。也有一些曲调中即使出现了“角”音mi，但只做装饰性、经过性等偏音来用。在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中，宫、商、角、徵、羽为音阶的五个正音，其中角音对于宫音的确定具有重要作用，一般不可缺少。山西运城、侯马一带的这种音调就显得十分特殊了。后来，黄先生在山西侯马出土的编钟中找到了答案。1961年发掘的山西侯马二、三号墓中出土了一套春秋时期的编钟。这套编钟的音列为 sol、la、↓si、do、re、↑fa、sol，其中居然同样没有“角”音mi。古代乐器的音域与性能反映了当时的音乐实践情况。以历史中的音乐传承观念考察运城、侯马地区现存的这种歌调，可以肯定它保存了先秦时期该地区音乐的基因。此外，黄先生还发现五台山青庙音乐中的《忆江南》曲调与唐代音乐文献中记录的曲目及唐代燕乐宫调名称巧合。

以上两个巧合现象并非偶然，音乐文化的传承与生物学的遗传有相似之处，其中遗传基因的作用使保存至今的传统音乐中含有古代音乐的痕迹。在考察的基础上黄先生提出如下论断：在中国历史上，古人所说的“今乐”，其实也正是当时犹存的、生命力还极为旺盛的传统音乐。历史上的“今乐”，事实上是古乐生命的延续，它在传承过程中分别以原始面目、渐变的面目、发展了的面目流传至今。[6]114-115

3.中国传统音乐的高文化特点

然而，用什么方法来考证一首存见古代乐曲的年代呢? 为了探寻科学的考证方法，黄翔鹏先生经多年研究，发现了中国某些传统音乐具有高文化的特点。他是这样阐述的：我国某些传统音乐的“高文化”特点具体体现在它并不纯属民间音乐性质，它往往既含有民俗音乐的口头创作性质与即兴性，同时又含有专业音乐创作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可称为古代经典音乐的特殊品种，它们具有十分完备的乐律体系；在宫调理论、谱式等方面具有严格的规范；在表演中的乐器配置与乐器性能方面同样具有严格的规定。从其专业化的音乐特征看，现存的传统音乐与古代音乐之间不仅以“遗传基因”的方式联系着，某些乐曲在一定的范围与程度上带有可以辨认原貌的标志。[4]100因此，“对高文化的传统音乐进行研究就必须从音乐本身的遗存、乐器的遗存，一直到有关文献资料、社会生活资料以至乐律学的理论体系等方面全面地进行历史的研究”[4]96。这样才能认清某音乐作品的真面目，才能达到对它的正确认识与解读。这一精辟论断成为曲调考证的理论基础。

（二）曲调考证之方法

曲调考证理论确立以后，它的可行性如何呢？黄翔鹏先生从音乐实践出发，对“今乐”中存见的古乐的各种不同情况进行分析，大致有四。[6]110-112

1.原生态环境下保存的民俗性音乐

在这类音乐中，特别是与祭祀祖先、敬神、民族史诗有关的歌调、乐曲，由于其“神圣”的性质与严格的传承规矩，一般能保持千年不变的面貌。如苗族的“晚牯藏”，侗族的“拦路歌”，陕南以及江汉平原、山区的“丧鼓”，藏族、蒙古族的“婚礼歌”“降神歌”等。此外，苗族“木鼓”音乐、彝族“口弦”音乐中均可见远古社会的音乐遗存。

2.传统生活方式保存的古老音乐

某些民族、地区由于长期坚持传统的生活方式，在其音乐活动中较完好地保存了一些古代民间特性音调。但其即兴性的演唱、演奏方式，常使得曲调有所变化。我们仅可根据其发展历史观测到古代音乐的大致风貌。如鄂西兴山县流传的一种特性音调的民歌，这种歌调含有“兴山特性三度”音程（黄翔鹏先生命名），即介于大、小三度音程之间的一种音程。[7]38它竟然与西周中义钟的音律吻合。此外，我们还可以观察到湖北一些民间音调与湖北省随县出土的曾侯乙编钟中反映出的“楚商”调结构相同，由此可以探寻到这些民间音调的历史渊源，说明这些民间音调保存有两千年前的原始风貌。

3.封闭性地区保存的特有乐种

由于交通之不便、信息交流之困难，或信仰、习俗方面的严格规定，某些地区、民族的特有乐种中相对完整地保存着古代曲调的原貌，这种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杜亚雄教授在裕固族民歌研究中发现，我国甘肃省与匈牙利虽相距万里，但这两地的传统民歌曲调惊人地相似。究其缘由，它们共同保存着古代匈奴民族的同源古歌之基本面貌，基于传统的力量，这两地的歌调经两千年的隔离与分别流传而未发生变化。又如五台山青庙音乐中保存的《忆江南》一曲的曲名与唐《教坊记》记录一致，其宫调与唐代宫调理论相符，加之宗教音乐传承的封闭性，可以推断这首曲子应该是保存下来的真正的唐代教坊曲子。

4.有古谱留存的失传乐曲

在音乐史的研究中我们会发现，一些历史久远的古代乐谱在流传中因某些原因中断了传承关系，于是曲谱难以解读，以致不能恢复其本来面目。古谱的解读研究除符号译解等技术性的分析外，还必须与音乐实践紧密结合，特别要注意将其置于传统音乐的全部传承关系中考察，这样才能做到真正的解读。例如音乐学大师杨荫浏先生的《白石道人歌曲》研究，建立在他在“天韵社”所经历的严格师承关系的读谱训练之上。管平湖先生的古琴曲《广陵散》打谱研究，则依据其高深的琴学修养与功力。叶栋先生关于《敦煌琵琶谱》的解译研究，其中一部分曲调的译谱可以通过乐律、声韵、乐器史的研究证明其真实性。

经过以上对今乐中保存的各种古乐信息资料的分析，可以肯定曲调考证的可行性。在对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实践的基础上，黄翔鹏先生最终提出了曲调考证的基本方法[1]5：

①翻检历史中的音乐文献，考察被考证乐曲的来源、遗存情况。

②确定乐曲所属时代的黄钟标准，列出乐调调名的应有音高及调域。

③将存见的有实际音响的乐曲记录下来，或将发现的古谱进行试译谱。

④找出该乐曲在历史文献中的调名记载。

⑤按实际音高列出乐曲的音阶，并将之与历史文献中同名曲牌音阶作对照比较。

⑥根据语言音韵规律，寻找同名词牌填词入乐，观察是否符合传统词曲音乐中声调与音调之关系。

依以上程序，可鉴定一首存见于今乐之中的古传乐曲，或恢复一首刊行的古曲原貌。黄先生从中国传统音乐的古老乐种或保存至今的古代乐谱中发掘鉴定出可以确定时代的古传词乐有《忆江南》《菩萨蛮》《瑞鹧鸪》《万年欢》《舞春风》《内家娇》《风流子》《西江月引》等十多首，为中国音乐史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8]140-142黄翔鹏先生曲调考证研究的学术理论创新在于植根于实践的学术思想、今乐与古乐关系的辩证分析、中国传统音乐的高文化特点之论断。

二、曲调考证可以开展的研究课题

在黄翔鹏先生开拓的曲调考证研究道路的指引下，后来学者近20年来在该研究领域继续探索，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具体体现在如下研究课题中。

（一）传承严格的古老乐种中保存的历代曲调考证

传承严格的古老乐种中保存的历代曲调复原之可能性极大。如宗教音乐，祭神、祭祖礼仪音乐，这类音乐由于具有“神圣”的性质与乐师传承中的严格规矩，往往能够保持数百年乃至上千年不变。诸如智化寺京音乐、五台山佛教音乐、西安鼓乐、福建南音，被音乐学界称为唐代音乐的活化石。特别是这些乐种使用的乐器仍然保持着唐代形制，为曲调考证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证据。诚然，在具体研究中也存在许多的学术难点，如这类音乐在传承中的变异、当今乐师对传谱的误读、古代乐器演奏技法的失传等，于是很可能造成当今的乐曲演奏音响与古代文献中有关乐律、乐调的记载对不上号的问题，这就必须追究出缘由，予以校正。高兴主持的“唐教坊曲子的曲调考证研究”项目深入探索了曲调考证理论及研究方法，并以智化寺京音乐、五台山佛教音乐为乐种实例进行考证实践，考证并复原了《望江南》《滚绣球》《鹊踏枝》《天下乐》《醉翁子》《千秋岁》《虞美人》《感皇恩》《太平乐》《万年欢》《浪淘沙》《朝天子》等10余首唐教坊曲。开展传承严格的古老乐种中保存的历代曲调考证研究不仅限于唐代，其他朝代的古老乐种同样可以开展这项研究。

（二）历代有古谱留存的失传曲调考证

有古谱留存的失传乐曲研究是当今古谱学研究的热点。20世纪以来我国古谱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其中杨荫浏先生对《白石道人歌曲》的解读，林谦三、叶栋、陈应时先生对《敦煌琵琶谱》的解读，宋代《愿成双》曲谱研究，宋代《风雅十二诗谱》研究，日本保存的《五弦谱》等唐传乐曲谱研究等都曾激起古谱学研究的一波又一波浪潮。这些研究成果多从音乐实践入手，对乐谱的谱字、乐器演奏音位、乐律与乐调等问题进行细致的探究，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其中一些成果得到了学界的公认，也有的成果还存有争议，问题的关键在于研究中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因素。例如有些研究结论建立于主观猜想、推测之上，当然，研究中的“猜想”也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至少它会提供问题解决的道路与可能性。笔者认为研究成果的确立最终需要有严格的理论验证环节。如《敦煌琵琶谱》中的《倾杯乐》《西江月》《水鼓子》等曲调，无论译谱情况如何，都应按曲调考证的要求进行文献考证、乐律与乐调考证、乐曲结构考证，以证实译谱的真实性。建议学界同仁重视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三）历代有古谱留存的未失传曲调考证

历代有古谱留存的未失传曲调数量很多，大部分出自明清时期。当时的记谱法已发展到较为成熟的地步，音乐家出于对音乐作品整理保存与传播发展之愿望，编辑了各种曲谱集，如明《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南词新谱》、清《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1746年）、《纳书楹曲谱》（1792年）、《碎金词谱》（1843年）等。其中沈璟《南九宫十三调曲谱》收录了南曲曲牌719曲。[9]137而清《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收录了南北曲2 094曲，连同变体共计4 466曲。全曲集包括唐曲子、宋词乐、宋元诸宫调、元明散曲、南戏曲牌与北杂剧曲牌。[10]203这部曲集可被视为中国古代声乐作品的宝库。然而从音乐史研究的角度看，我们可以观察到清代的燕乐调理论已处于含混不清、名实不符的状态。我们完全有必要对之进行深入研究，厘清其真实面貌。音乐作品研究应对每一曲牌进行严格的曲调考证研究，还原其历史时代身份，丰富断代史的研究史料。黄翔鹏先生曾从《碎金词谱》中考证出《菩萨蛮》一曲为唐教坊曲子，为我们提供了范例。

（四）非物质音乐遗产保护发现的近代记谱的曲调考证

从历代音乐文献记载看，中国古代每个历史时期的音乐作品都很丰富，然而保留至今的音乐曲谱却寥寥无几，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与记谱法的发展有关。在古代，记谱法的发展是为音乐作品的保存服务的，于是，音乐作品的创作表演发展在先，记谱法的发展于后。唐代以前，我国的传统音乐记谱法处于萌发阶段，尽管之前有春秋战国时期辉煌的编钟乐舞、秦汉时期的相和大曲、魏晋时期的清商大曲，但仍然没有音乐曲谱留下。其二是与音乐传承方式有关。中国古代社会制定的礼乐制度虽将音乐置于高度重视地位，但从事音乐实践活动的乐人社会地位却很低下，他们的音乐技艺只能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很少有机会被记录于文献之中。其三与社会上层人士的支持有关，我们可称之为音乐保护者。乐谱记录者需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与音乐修养，乐谱的记录与出版需要较大的人力与物力。古代文人出于对古琴音乐的爱好，记录了大量的琴曲。《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由于官方的支持得以编辑出版。而传统音乐的大多品种只能靠口传心授方式传承，只是到了清代，工尺谱记谱法发展到成熟地步并有了一定程度的普及后，一些传统乐种始有乐谱出现。

当前中国音乐史的研究遇到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国家关于弘扬中华文化艺术的指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极大地推进了中国音乐史研究的进程。在蓬勃开展的非物质音乐艺术遗产保护工作中，我们又发现了许多民间乐人记录的手抄本乐谱，同时也收集整理了许多传统音乐曲谱。我们应如何对待这些曲谱呢？我认为应给予高度重视与认真研究。以五台山佛教音乐保护为例，韩军先生《五台山佛教音乐》一书完整地收录了五台山佛教音乐《宣统本》（1910年手抄本）、《民国本》（1935年手抄本）、《解放本》（1978年手抄本）三本曲集。[11]199-285从抄本时间看，距今都不算久远。笔者主持的课题组对之进行曲调考证后，结果使人感到意外。我们仅从《宣统本》中就考证出6首曲子为唐教坊曲，其他两本曲集与《宣统本》有较大不同，同样有保存唐教坊曲的可能。这件事显示出非物质文化艺术遗产保护工作中发现的古老乐种民间手抄本乐谱的可贵性。它与明清文人记录的古代乐谱具有同等学术价值，只是音乐记谱的历史机遇不同而已。对非物质文化艺术遗产保护中发现的近代记谱曲调进行曲调考证同样是一件重要工作。

（五）国外保存的中国历代乐曲的曲调考证

在中国音乐史研究中，国外保存的中国古代音乐作品史料历来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特别是音乐艺术发达的唐代，音乐作品曾流传至日本、朝鲜、东南亚诸国而保存至今。这些作品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兴趣，对之进行了细致的考察研究，成果斐然。如日本学者林谦三先生等对《天平琵琶谱》《五弦谱》《博雅笛谱》的研究[12]，日本学者对《三五要录》《仁智要录》曲谱的研究，英国学者劳伦斯·毕铿先生在《来自唐朝的音乐》中对日本保存的唐乐曲的研究[13]，中国学者叶栋先生对日本保存的唐传《五弦琵琶谱》、唐传十三弦筝曲、《三五要录》琵琶谱、《博雅笛谱》等的译谱研究。其中劳伦斯·毕铿《来自唐朝的音乐》一书对《皇帝破阵乐》《团乱旋》《春莺啭》等20余首唐歌舞大曲曲谱进行译谱。叶栋先生译谱的日传唐乐曲多达80余首。中外学者的研究目的很明确，即复原唐乐的真实面貌，学术精神令人钦佩。如今，我们审视这些研究成果或许会产生许多疑问，比如，日本保存的唐乐真实程度如何？是否存在日本化的迹象？日本保存的唐乐曲在乐律、乐调上是否与国内经典文献记载一致？中外学者在译谱中的差异如何解释？……问题的解决恐怕还是需要对这些译谱进行曲调考证。青年学者赵冻雪的《唐传〈五弦谱〉中保存的唐教坊曲的曲调考证》一文对林谦三、叶栋、何昌林先生译谱的《五弦谱》乐曲曲调作了比较研究，在此基础上运用曲调考证方法对《五弦谱》中的《夜半乐》《武媚娘》《三台》《何满子》等乐曲进行文献考证、宫调考证，并得出了相应的结论。论文选题的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中外学者根据音乐实践考察译谱的中国古代乐曲是否为历史中的真实面貌，在曲调考证理论与方法没有提出之前是难以证实的，而曲调考证理论的确立使之成为现实。

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中，曲调考证的学术意义重大，它能够为每个历史时期音乐发展的状况提供更多真实的音乐作品史料，使之变得更为生动、具有说服力。愿音乐界同仁在黄翔鹏先生开拓的曲调考证研究领域继续努力。

[1]乔建中，张振涛.待燃犀下看，高处不胜寒——音乐学家黄翔鹏和他的学术人生[J].人民音乐，1997（9）.

[2]黄翔鹏.杨荫浏先生和中国的民族音乐学[M]//黄翔鹏.传统是一条河流（音乐论集）.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

[3]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0.

[4]黄翔鹏.中国人的音乐和音乐学[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

[5]黄翔鹏.中国传统音乐180调谱例集[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

[6]黄翔鹏.论中国古代音乐的秉承关系[M]//黄翔鹏.传统是一条河流（音乐论集）.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

[7]王庆沅.黄翔鹏先生与荆楚古音[J].中国音乐学，2017（3）.

[8]高兴.全国艺术科学规划·国家社科基金音乐学项目选介：唐教坊曲子的曲调考证研究[J].中国音乐学，2017（3）.

[9]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词典（续编）[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2.

[10]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词典[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

[11]韩军.五台山佛教音乐[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

[12]林谦三.雅乐——古乐谱的解读[M].东京：音乐之友社，1969.

[13]劳伦斯·毕铿.来自唐朝的音乐（7卷，英文版）[M].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