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镜像：社会变迁下的新时期流行歌曲

郭鹏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北京100031）

时代镜像：社会变迁下的新时期流行歌曲

郭鹏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北京100031）

改革开放以来，流行歌曲成为最为活跃的社会文化形态之一。它对社会现实密切关注，投射社会结构状况和精神氛围，而歌曲本身则随着社会转型不断调整自身的文化实践。通过对代表性作品的音乐分析和意义解读，把握流行歌曲与社会文化环境互动发展的关系及其获得社会认同的内在原因，透过歌曲体察社会文化的深层内涵和文化共同体的集体认知，是符合流行歌曲文化本质的一种研究思路。

新时期流行歌曲；社会变迁；表征；文化；音乐分析

英国学者斯图尔特·霍尔认为，文化的核心就是人类通过创造符号，实现意义的创造、沟通、理解和解释。在他看来，这是一套表征机制，其中各种记号或符号用于代表或者象征人们的概念、观念和情感，搭建一个意义共享的平台，使人们以大致相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从而实现文化的循环。[1]1-2某种程度上，流行歌曲就是人们相互交流的一种音乐符号，个体情感通过非书面的声音结构传递给别人，激起他人的共鸣，它所特有的这种会话性就是有关意义创造、沟通和理解的经典范例。

新时期30多年，是中国社会巨大变迁和飞速发展的历史时期，而流行歌曲也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下迎来其全面复苏和蓬勃发展的态势，并以强有力的方式参与到社会文化的构造进程中。它如同一个晴雨表，巨细无遗地表征着社会的各种变化，并在歌词内容、音响结构和音乐风格等方面反映出来。笔者认为，通过对代表性作品的音乐分析和意义解读，把握流行歌曲与社会文化环境互动发展的关系及其获得社会认同的内在原因，透过歌曲体察社会文化的深层内涵和文化共同体的集体认知，是符合流行歌曲文化本质的一种研究思路，而不断变迁的新时期社会文化语境和繁荣活跃的流行歌曲创作则为研究者提供了理想的研究素材。鉴于此，本文拟从流行歌曲的文化表征入手，通过对新时期社会发展转型总体进程的梳理，结合特定历史节点上部分代表性作品的分析，揭示流行歌曲与社会现实的结构同源性关系。

一、艺术化：从理想主义到忧患意识

如果说改革开放使中国告别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步入现代化发展的理想进程，那么，这一时期的文化建构，应发挥出社会转型所需要的合法化论证作用，以一种策略性的必需和意识形态的成功实践，肩负起在事实上对“文革”历史进行有效放逐与遮蔽的重任，将新时期的到来书写为结束蒙昧、迈向文明的伟大叙事。其首要举措便是恢复已经丧失的“十七年”的文化传统。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再次成为重要的思想原动力，将祖国、家园、未来和新生活等话语表达在特定社会语境中，构造为一种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美好愿景。这也是新时期文化的普遍特征。①很多文化学者曾对新时期初社会文化特征进行讨论，笔者对其进行的概括则是由这些成果生发出来的认识和思考。参阅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2-49页；黄会林主编《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76-182页。

作为变革转型期的文化表达，抒情歌曲一度成为新的音乐风尚，将个人化抒情纳入国家民族整体叙事成为歌曲创作的主流，代表性作品是《乡恋》《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大海啊，故乡》等。其创作主体大多出自音乐学院，受过西方作曲技术的训练，“创作手法主要是专业歌曲创作中的常用技法，有的歌曲还能隐约使人感受到艺术歌曲创作的气息”[2]130。这使得抒情歌曲在音乐风格方面仍有别于文化工业下的流行歌曲，因此也有学者将其称为从民族音乐、古典音乐或美声歌曲略加修剪派生出的“亚古典艺术”[3]214。例如当时广为流传的一首《大海啊，故乡》（1981年，王立平词曲）即传递出这样一种艺术气息和含蓄的美感。

作为故事片《大海在呼唤》的主题歌，《大海啊，故乡》的歌词质朴深情，如叙家常，借对大海的思念与赞颂，抒发了作者对故乡和祖国母亲的真挚情感；音乐部分以其特有的文法，对大海这一意象进行刻画。旋律素材采用自然大调，两段体结构。前段由上助音与上行大跳音型相结合的主题材料及其自由模进、衍化构成；后段则通过裁截和音区提升等手法，实现主题的深化与情感的升华，并在段尾体现出再现元素。起伏有致的波浪式旋律，与3/4拍框架下均分八分、大附点顺分或二分长音等自由组合的节奏形态相得益彰，使音响清新流畅并带有轻盈的律动感，使人仿佛置身于海面之上，呈现出一幅船只在海浪中漂流荡漾的画面，而清彻透明的钢琴伴奏和几处色彩性和弦的巧妙点缀更加强了海面光波意象的艺术效果。和着隽永秀丽的曲调，踏着轻柔和缓的节拍，人们从这首歌曲中，既享受到精神上的放松和愉悦，也能体悟出其委婉流露的主旋律式的抒情。

一个万象更新的时代，朝气蓬勃的音乐语言和新颖多样的创作手法，既是应运而生也是人们情感与审美的必然选择。一曲《在希望的田野上》（1982年，晓光词，施光南曲），通过描写新时期广阔农村土地上生机勃勃的兴旺景象，进而讴歌整个神州大地的腾飞，寄寓着人们对伟大祖国的美好祝愿以及为之奋斗的决心。为了表现时代精神和艺术特色，作曲家将南北方民歌素材相糅合，创作出生动朴实又富于清新乡土气息的旋律语汇。前半部分以高音区下五度大跳接级进上行方式开始，产生明亮开阔的主和弦效果并暗示出歌曲的明朗基调，后通过不断引入多种大跳音程而发展为上下翻腾的旋律样态，散发出一股憧憬家乡美好前景的豪迈之情，以及田野般广阔无边的宏伟气势。后半部分先在高音区展开一个基于衬词的宽广乐句，表现出昂扬向上的激情，与之相对应的是一个欢快跳跃的复调声部，仿若此起彼伏、热情洋溢的劳动场面，后对前面素材进行引申，将音乐形象刻画得更加饱满。此外，歌曲对进行曲节奏的有效运用为自身注入积极的动感因素，而音高材料方面对调式偏音及平行小调离调语汇的灵活穿插，则求得了音响色彩的变化。以上种种音乐特征综合起来，成就了这首别具一格的祖国颂歌。

一首首欢乐的歌从百废俱兴的时代巨浪中飞出，如同清泉滋养着一片片久旱的心田；一段段起伏曼妙、优美动听的旋律，将若干现实主义叙事织入其中，憧憬着新时期的理想。

历史总是在沉淀过后才被再度提起和重新审视。1980年代中期，人文知识分子开始对“文革”进行反思，而改革遭遇的问题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激烈冲突又常使人们陷入难以名状的困惑与迷惘中。在这新旧观念交替的特殊历史时期，整个文化界掀起寻根热潮。先前的慷慨激昂为理性反思所置换，在质疑当下的同时，批判和寻觅的目光投向历史深处。显然，精巧雅致的工艺技巧与乐观热情的审美取向已不足以承担现实之重，抒情歌曲也在完成自身文化使命后成为时代印记，豪迈奔放的“西北风”歌曲遂登上历史舞台（这一音乐风格将留在后文进行论述）。艺术化的表达方式让位于大众化的审美诉求，逐渐转为流行歌曲创作中的暗线。当然，也有老一辈作曲家敏锐洞察社会心理，以颇为艺术化的音乐语汇，表现出当代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文化担当与忧患意识。《绿叶对根的情意》①这首歌曲被业界冠以艺术化流行歌曲的称谓。参阅金兆钧《光天化日下的流行——亲历中国流行音乐》，人民音乐出版社，2011年，第203页。这类歌曲结构较为庞大，旋律与和声语汇较为复杂，演唱富于技巧性，在后来的流行歌曲创作中有所传承，如《真实的故事》《弯弯的月亮》《黄孩子》等。（1986年，王健词，谷建芬曲）即是代表，也是第一首在国际比赛中获奖的中国流行歌曲。歌词以一个漂泊游子的第一人称视角，描写个人与故乡之间割斩不断的血肉关系，蕴含着延续传统文化血脉的时代诉求；而曲调则选择小调性营造悲切的音响氛围，发挥并扩展文学意蕴为更复杂的心理感受。前段起始于同音重复后反波回环的音调，接下五度跳进，由先紧后松的节奏形态配合，表现得急切而伤感，在不断向下的延展过程中渐显压抑，后展开为一连串上下折转的戏剧性陈述——由重属和属和弦音构成，内含七度上跳的锯齿状音型接原调上三度模进，积聚起悲剧性的情感力量，最后从高点级进下行并结束于主音。后段截取此下行材料进行迂回发展，再综合调动音区变化和离调等手段，到达情感抒泄的至高点，将音响推向大气磅礴之势。起伏跌宕、先抑后扬的旋律走势和音响张力充分表现出以痛感唤起崇高之感的美学内涵，这正是觉醒、溯源的知识分子的心灵写照，也是特定时代的一个具体文化表象。

有时候，艺术作品并不是对社会现实的简单模仿或再现，它们之间的深刻联系和本源关系是通过一种离间的方式实现的，是通过使艺术作品自身成为某种不同于现实的“异在事物”的方式实现的。换言之，艺术与社会现实的联系反而体现在它与现实的疏离，体现在它对现实中稀缺之物的渴求之中。②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受到了于润洋先生对阿多诺音乐社会学理论相关阐述的启发。参阅于润洋《对一种社会学派音乐哲学的考察——阿多诺〈新音乐的哲学〉一书的解读和评论》，《音乐史论问题研究》，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28-29页。随着1990年代经济发展成为社会重心，市场化和商业逻辑全面降临，文化的严肃意义和精英主义倾向式微，而消费文化逐渐渗透至日常生活。面临传统文化和历史的巨大断裂与阻塞，艺术化风格的流行歌曲也逐渐陷入可悲而濒临死亡的文化失语境地。仅有少数人文知识分子仍在努力求索，企图在文化断裂带搭起一座浮桥。《黄孩子》是由作曲家何训田和歌手朱哲琴主要参与和完成的一张具有探索意义的唱片，作曲家本人则视其为“一张极富个性、创意，高水准和艺术化的音乐集”[4]48。

同名主题曲《黄孩子》（1990，何训友词，何训田曲）也是一首具有文化寻根情结的歌曲。歌词所表达的是境外华人普遍的心声和文化倾向，是对异质文化冲击的忧思，对民族主体地位的呼唤。歌曲包含变化重复的两个乐段，各分为前短后长的两个乐句，经由单一主题陈述及一系列循序渐进的引申发展，描绘出身处异质文化中的个体对于文化归属的从困惑到寻觅再到觉醒的心理扭转过程。

前段主要表现置身他乡的主人公迷茫、困惑甚至怀疑等心理感受。第一句从主和弦下行分解音调开始，经自由模进展开并通过音高方面的诸多联系保持前后贯通，总体不断向下的趋势使之具有深沉的音乐性格；第二句引入上跳元素产生情绪波动，在围绕属音的短暂平稳运动后紧接八度陡降至低点，似哽咽般打断呢喃自语，在保持很长拖腔之后结束。后段在规模和音乐语言的变化展开方面呈扩大趋势，以表现积极转变的心理态势。第一句先由主题音调衍生出绵延起伏的大波浪旋律线，后围绕重属和弦引入连续七度大跳，从而产生动荡的音响效果，表现出不断翻腾激荡的主体意识；第二句先通过调式变换造成音响色彩和情绪的黯淡，随后跨越七度直线飙升至高点后迅速回落，呐喊“自己是个黄孩子”的歌曲主题，排山倒海般的情感激流和气势喷薄而出，最后在扩充阶段再现八度下跳材料，并于不断重复的属低音上再次吟唱歌曲主题，以展示文化归属的渐趋澄明。此外，灵活巧妙和丰富易变的节奏处理加上歌手演唱的自由发挥，使旋律气息更为宽广流畅，而其空灵曲风和孤高冥想般的气质，似乎也表达出知识分子在失语时代的超脱理想。曲高和寡，高处不胜寒，歌曲及专辑的其他作品虽没有成为“进入寻常人家”的文化主流，但作为反面参照系却能够反映出199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的某些精神征兆。

回转曲折的旋律线条、灵活多变的节奏样态、色彩丰富的音响效果和严谨有序的发展逻辑，艺术化流行歌曲丰富细腻的艺术表情和深度模式曾带给当代人充盈饱满的审美享受和心灵震颤般的崇高体验。尽管它在政治经济体制转型，后现代文化急遽扩张的社会语境中有所退却和隐没，却始终蕴藏于各个时代的深层文化肌理之中，欲以传统美学唤醒人性中的美好一面，也表达出公共权威和知识精英阶层对干预大众生活和入主社会格局的文化渴望。

二、大众化：从思想启蒙到都市片语

如前所述，1980年代中期的时代情绪从热情理想逐渐转向忧患而焦灼。对十年浩劫痛定思痛，人文知识分子萌生出深刻质疑历史和批判现实的冲动，他们渴望创造出一套新的社会话语，以摆脱由历史文化断层导致的无名状态，进而表达其参与社会改造、融入社会发展主流的渴望。这也可理解为近代知识精英对大众进行思想感召的启蒙传统在新时期的体现。可见，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同时蕴含着精英阶层的启蒙理想和大众化表达的文化诉求，成为特定社会转型和文化过渡期的重要特征。作为大文化批判语境的共生物，作为大众/精英的双重话语，“西北风”歌曲风靡一时，如《信天游》《黄土高坡》《心中的太阳》和《我热恋的故乡》等，苍劲开阔的黄土音调，结合迪斯科和摇滚乐的强劲律动，展现出粗犷豪迈的音乐风格。这类歌曲的风行投射出这一时期的深层社会心理。寻找自我的原始起源和本真状态，体认被外部缺陷所掩盖的民族尊严，并在业已改变的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再造其精神，这为“西北风”歌曲既在情感上无法割舍对乡土的眷恋，又在言说中批判历史和渴望变革寻到了合乎逻辑的解释。

《黄土高坡》（1987年，陈哲词，苏越曲）即表现出这样的思想内容。“黄牛耕地”“窑洞土屋”“狂风呼啸”，家乡这片净土寄托着几代黄土人的情感和历史使命，而它的原始和落后却与祖国飞速的现代化进程严重失调。歌词打上了浓重的历史与时代烙印，抒发出黄土人对家乡热土的热爱与感恩、深省与忧虑等百感交集的复杂心境，并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表达出一种重新审视家国历史和命运、寻找富强之路的急切的集体愿望。

歌曲的音乐部分以清徵七声调式为基本素材，围绕其拓展出具有特定表现意义的音响空间。具体表现为：旋律线条多穿插商、徵交替四度跳进语汇及各种变体与级进下行音调，其中前者常引申出双四度上跳或上下急转、带有棱角性质的三音列，展现出西北民间音乐的高亢和苍劲力度，后者则刻意突出了充满忧悒色彩的清角音，语气和音区也较为低回，凝聚出浓郁的叹息意味；徵调式和声语汇与曲调同源相生，奠定了全曲的总体基调和底色，而几处不协和和弦与半音化低音的巧妙结合则渲染出略显压抑的音响效果；八分均分、小附点顺分和大切分逆分等音型的自由组合表现出音乐发展的积极动力，而不断敲击作响的鼓声，则激发出如释重负般的轻爽快感和行动力量，以及某种与生俱来的集体凝聚感。综合以上方面，这首歌曲勾勒出一幅真实而朴拙、苍凉而悲壮、粗放而又颇具颗粒感的画面。它使人们深切感受到黄土高原人民的淳朴与豪爽，以及他们发自内心的自豪感和民族认同感，也表现出“留下我一望无际唱着歌”的苦闷和忧愁，并欲将这一切情绪都宣泄释放在一往无前的激情中。

特殊的历史阶段，它所面临的飞速变换的现实和遗留的隐患，扭结出的巨大张力会导致社会心理的失衡和情绪的躁动。这种社会情绪及其反映在特定行为主体上的心理状态，也是“西北风”歌曲所关切的主题。如《心中的太阳》（1988年，李文歧词，李黎夫曲）。歌曲原为电视剧《雪城》的片头曲。该剧根据著名作家梁晓声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来，以返城知青为轴心，描绘了在时代变革与历史惯性的对峙语境中，在社会秩序等习惯意识强大反冲力的威胁下，一代人普遍纠结、矛盾于生存的艰难选择，陷入价值观念无所适从的茫然与不解，却始终没有放弃对个体价值和生存意义的追求。

歌词以颇富诗意的笔触含蓄表现了电视剧的思想主旨、情绪基调和文化氛围。音乐包含两个乐段，伴有引子等附属结构。旋律采用五声商调式，以西北音乐糅进东北号子音调为主要素材，与剧情所展示的特定历史语境（北大荒知青返城）保持内在联系。以商、羽、徵三音为主的核心结构音群在全曲占据重要地位，其中商、徵和羽、商双四度框架，以及由游移音穿插造成的级进运动成为体现音乐风格和音高结构的重要因素；不同的交替四度进行在和声控制下构成第一段中两个具有移位关系的乐句，洒脱而豪放，结合歌词看，仿佛激励人们去迎接如天气般复杂多变的生活挑战，表现出悲剧所隐含的某种坚信人类可臻于完美的乐观奋进精神。除此之外，歌曲仍有多处可圈可点的艺术处理。如第二段中一个急促的叠句，几个结构音连续三次上四度进行，在分裂而移位的节奏上重复“我不知道”的呐喊，配合反向下二度和声语汇营构出向两极开阔的音响空间和积极的音乐推进态势，并于高点处产生刺激性效果，对剧中人物迷茫、分裂而近乎崩溃的心理状态进行刻画。又如引子，以散板速律为基础，引用第二段旋律并为其配置了带有半音化特征的几个增三和弦，轻描淡写却极具张力的音响营造出令人窒息般的压抑氛围，暗示出剧作本身的悲剧性。如果说电视剧是对特定时代社会现实和精神结构的凝聚和投影，那么主题曲则是对它的进一步浓缩和提纯。它以高度的艺术概括力，在剧集内容出现前便预示出里面的矛盾冲突和时代情绪。即便剧情淡出人们的记忆，这首歌曲却能够唱响在一代人的心间，并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化印记。

“西北风”歌曲是流行音乐界对自我语言的一次探索，也是1980年代中期知识阶层的心灵诠释。引亢高歌和直抒胸臆正是他们身体力行地践行文艺大众化以实现思想启蒙的具体途径，但作为流行歌曲，它终究无法如精英主义者所盼望的负载“历史、人性、变革、图新等许多愁”（宋小明）。而这场覆盖全社会的启蒙仪式，似为1980年代的中国社会实现一次加速向前的历史发展，却使精英们看到另一处始料未及的现实图景。面对经济体制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特别是凌空而降的市场准则和商业逻辑，199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已不再具有各类理想或激情迸发和表达的历史契机和文化可能性，迅速进入功利和实用主义的成熟期，致使这一时期的精英文化跌入一片苍白的窒息与失语之中。伴随精英知识界骤然沉寂的，是大众文化的渐趋鼎沸之声。这一时期的流行歌曲作为喷涌而出的大众文化之代表，作为摆脱体制羁绊的文化工业和流行运作机制的产物，终于不再为诸多不堪重负的历史性问题所累，将目光转向当下社会生活和个人生存状态，并逐渐体现出市场化、商品化和都市化倾向。

随着城市化加剧、精英教育体制解体和市场逻辑的全线胜利，生存压力日益增大，昔日的大学生活成为时下孤独、冷漠甚至绝望的现实生活的颠倒镜像。校园民谣作为大学祛魅后心理失衡的文化表达，以个人化的叙事视角，通过对学生时代的追忆和回味，慰藉和缓解精神压力，同时消解着大学的传统历史使命和文化价值。

《同桌的你》（1991年，高晓松词曲）是校园民谣的代表作之一。歌词立足于学生时代的生活琐事，将与之相关的出现在过去与未来、理想与现实中的各种意象巧妙拼贴，编织了一个关于友情和爱情的纯美故事：当年老师无意间安排的同桌女孩，却成为生命中最珍贵的回忆；如今同学们各奔东西，女孩也已为人妻，深深的遗憾与惋惜藏在心底，化作真诚的祝福。作者以自然大调、6/8拍和两段体结构组织音乐。均质化的节奏使歌曲内容缺乏重心；围绕属、主音的环绕式音调，犹如吟诵一般，营造出伤感的追忆氛围，仿若歌者独自轻吐那段青葱岁月，抚慰现实生活的袅袅哀伤。昨日的大学生活剪影成为今天的现实童话，“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成人话语染指校园生活经验。学校生活的记忆碎片织进平面化的旋律，纯真或貌似纯真的友情和爱情内容嵌入颇为灰色黯淡的音响，这是一种难以言表的无奈与颓丧，一种丧失勇气的现世哀嚎。校园民谣将叙事视角局限在个体经验狭窄、昏暗的空间之中，本以封闭的校园生活作为抗拒市场的手段，却最终沦为市场竞争的工具，成为消费记忆的商业修辞。

与校园民谣不同，城市民谣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社会空间，是祖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具体语境下的产物。在这一进程中，城市化逐渐成为衡量社会和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劳动大军从四面八方涌入城市，“打工族”“农民工”作为城市新居民大量出现，原有平衡而分离的城乡结构被打破，异乡漂泊成为生活常态。城市民谣以敏锐的文化触角探寻这一社会现实，通过对日常生活琐事、寻常情景和普通个体内心独白的描述，在不同的都市人心中唤起此情此景、感同身受的感觉，以此抒发某种现实的无力感。它的音调口语化特征更为明显，贴近人的自然发音，介于说与唱之间，甚至直接采用言语对白作为旋律语汇，因而被人称为吟念歌曲。

作为城市民谣的代表性作品，《我的1997》（1992年，艾敬词曲）以道家常般平铺直叙的语气讲述了属于作者个人的故事，里面有童年的回忆也有现实的际遇，有对生活的感慨也有对未来的向往。歌曲的音乐结构较为自由松散，似乎是作者抱着一把木吉他循环弹奏两个和弦时唱出来的，展现出一种“无为而治”的音乐态度。这另一方面却将旋律局限在狭窄冗长的空间中，主要语汇仅表现为调式前三个音级级进下行框架下的轻微波动，并以此为基础做即兴变化，在不断交替进行的和声铺陈下加重了碎片感。而大量切分节奏和起句方式的变化则略微消解了由音高材料单调造成的乏味感并营造出些许轻快的感觉。就这样，作者好似一位说唱艺人，漫不经心地“叨叨”自己的那些事儿，平白浅露却也真切实在。城市民谣将日常生活经验挪入艺术园地，本以特立独行的创作姿态标榜其文化自觉，却最终在与生活琐碎直接同一或极度逼真的模拟中，跨越了艺术的神圣藩篱。它以一份后现代的轻飘话语磨平了意义的深度。

1980年代的知识精英一度将流行歌曲视作思想启蒙的理想形式，曾几何时，这一文化热潮连同其催生的歌曲却一同沉寂、湮没在时代发展的洪流中。这既是社会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也是流行歌曲本质属性规约下的文化宿命。面对经济逻辑和市场准绳，流行歌曲褪去了华丽外表和精细雕琢，欲以回归自然的方式表达个人内心的平凡世界，也满足对瞬息万变的现实生活与社会情绪的即时捕捉等文化诉求。

三、多元化：从网络狂欢到众声喧哗

21世纪伊始，现代通信技术和新的传播媒介迅猛发展，渗透至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特别是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广泛普及，极大影响了各行各业的规范标准和社会文化格局。普通民众有更多机会参与文化生活和艺术活动，在思想表达和情感抒发等方面获得更大自主性，所扮演的社会文化角色亦越来越为重要。这使得社会各极的多元对话成为可能，特别是突显出来自社会底层的声音，对文化民主化具有积极意义，也为大众文化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彻底从权威与特权、神圣与禁忌中解脱并得以还原的普通人的真实生存状态和民间生活场景，可以在无所不在、带有交互和虚拟特征的互联网中，获得充分自我展示和肯定的空间。网络歌曲即满足了这一文化诉求。它的创作主体大多为业余爱好者，鲜有专业音乐教育背景，其出版和发行无需通过传统正规渠道，仅凭互联网便可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多数作品带有自娱自乐的草根文化色彩。《东北人都是活雷锋》（2001年，雪村词曲）是国内第一首真正意义上的网络流行歌曲[5]28，以亲切朴实的叙事风格和诙谐幽默的遣词造句，讲述了一件发生在日常生活中助人为乐的小事，塑造了一个豪爽、热心肠的东北人形象。

作者在自家电脑上运用数字音频工作软件独立完成音乐的创编和录制，以2/4拍、六声宫调式、两段式结构作为基本形式要素组织音乐。前段包含四个非方整型乐句：前两个乐句保持重复关系，将弱位徵音开始的上行三音列材料与念白相连，以接近调侃的语气讲起这段民间轶事；第三句与前两句保持平行关系，后部旋律下行流动开来，在小三和弦音响烘托下流露出些许抒情与黯淡之色，但当如“送到医院缝五针”这类大白话被唱起时，一种颇为滑稽戏谑的艺术效果仍让人忍俊不禁，感受到民间生活的真情和喜悦滋味；第四句先将上述材料向上自由模进，派生出京剧唱腔般的曲调，后在交替进行的和声语汇衬托下以大调音型为基础做下行模进，具有一定时代感和趣味性。后段包含四个具有变化重复关系的小分句，整体重复一次。旋律以带附点的十六分音型为基础，将三音列材料进行迂回重复式发展，并通过下半音润腔的方式修饰句尾一字长音，给人一种神神叨叨的感觉。而在欢腾热烈的东北秧歌打击乐队烘托下，作者以夸张滑稽的演唱方式和地方俚语唱出歌曲主题和百姓生活的原生态情景，再加上末尾“翠花儿，上酸菜”这样一句生动风趣的特色方言，活脱脱一出人间喜剧。歌曲贴近大众生活，嬉笑怒骂间流露出浓厚的人情味。

一时间井喷式爆发的网络歌曲，如同庞大的民间集市，聚拢各种浓重的民间元素，将诸如自由私密、粗鄙、插科打诨等感受进行恰如其分的表达，勾勒出一幅饶有活力的大众狂欢图景。作为自发性的创作活动，网络歌曲本以网友纯粹交流的非营利性面目出现，但其巨大的市场潜力终究会吸引商家，体现出巨大的商业价值，创造了这一时期无线增值业务巨额收益的文化奇观。当然，市场经济意味着市场需求和经济利益是价值衡量和文化定位的主要标准，而需求层次种类的分化繁复也将导致市场和文化的多元。

在享乐和消费等曾受诅咒的字眼成为时尚信条，消费已然成为驱动经济发展重要途径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审美较量作为经济战争的重要环节在文化领域愈演愈烈。流行歌曲不断提升的美学品质和花哨式样是其增加市场竞争力和取悦消费者的有力保障，而年轻人日益苛刻的审美需求，以及将艺术视为游戏和自我幻想的普遍倾向，为流行歌曲规划了新的文化路径。《半岛铁盒》（2002年，周杰伦词曲）便是一首精致而有特色的作品。歌曲由一处特别的情景开始：在一家具有浪漫情调的精美书屋，少年想买一本铁盒包装的书。推门听到的风铃声、纯美动听的钢琴曲、青涩腼腆的对话，一切显得那么简单美好，犹如雨后初晴的天空那样清澈透明。少年的生活从此与这本书联系到一起，而和喜欢的人一起读书则是最令他感到幸福惬意的事。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如今装书的铁盒已落满尘土，生锈不堪，它却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历程，还记载、封存着一段饱含甜蜜与快乐、伤心与苦涩等滋味的初恋回忆。歌曲题材上符合特定主体的心理和情感特征，试问哪个青葱年少没有过暗生情愫或因遭拒绝而悲伤烦恼的经历呢？

歌曲形式上的创意在于作者以多种音乐风格和语汇的有机组织来表现学生的情感生活，用天马行空的表现手段再现他们的个性和精神世界。前段通过属音喋喋不休的重复构成几近夸张的平行音调，与之相配合的是快速复杂的节奏炫技和充满各种学生身份符号的绕口令式语流，提供过剩的能指，超越了现实的真实性而转化为精巧的游戏，段尾逐渐生成的环绕型音调，在替代和弦衬托下产生游离的音响效果，凝聚出歌词内容的神秘感。中段通过调性、音区、节奏和旋律线条等方面的综合改变展现出全新的音响空间，完成蒙太奇式的时空切换和心理转向，初恋那份“很想回忆的甜”朦胧模糊，难以记清，片段化的反波型音调在以均分八分音符为主的平稳节奏控制下不断循环重复，形象地刻画了主人公恍惚不定的精神状态和缠绵思绪。后段直接引入弱起并始于属音的大跨度上跳动机，派生出连绵不断的音流，在高音区辗转相承，迂回攀升，在离调进行的推动力作用下到达高点，伤感情绪层层袭来，一股脑儿涌上心头。值得一提的是，该曲和声语言十分考究，其中低音的级进下行运动与旋律产生了有趣的对位效果。从某种意义上看，这首歌曲幻化出一座将快乐游戏与抒情想象熔于一炉的审美乐园，以此逃避现实生活的乏味与无聊，其间又不可避免地触及青春共同体的集体无意识，再加上明星偶像含混不清的咬字吐词和慵懒唱腔，足以让他们沉醉、眩晕还掏空了口袋。

流行歌曲审美品质的提升是音乐艺术发展演变的文化自觉，但流行文化的本质告诉我们它的终极目标仍然是流行，任何美学创意和表现形式上的花样翻新都不过是流行歌曲提升自身修辞力的文化手段。如今的流行歌曲，除了作为特定社会文化现象的衍生品，还越来越多地凸显出其作为歌坛刻意选择结果，具有强烈修辞意味的流行制造模式和营销策略的文化意义。流行制造的修辞手段众多，其中一种具有后现代主义性质的双重编码技术影响较大。它的特点是一部艺术作品中，“部分是现代的，部分是其他的：民间风格的、复古的、本土的、商业的、隐喻的、情景的……”[6]314同样，流行歌曲也可以拼凑人类文明的各种成果，将传统文化的历史经验和西方文化的现代样式巧妙而奇异地组接到一起。“中国风”歌曲这一民族化音乐潮流，将本民族音乐语汇与流行音乐的表现形式相互糅合，将传统文化的符号化文本与大众文化的经典表述相互渗透，消除、弥合了古今中外的时空界限，创造了一道亮丽的流行风景线。如《青花瓷》（2007年，方文山词，周杰伦曲）。歌曲采用依曲填词的方式创作而成，词作者听过曲调后萌生以中华艺术品作为歌词素材的灵感，并选择在华丽唯美的文言词句中掺入现代白话的表述方式，描摹传世青花瓷的风采和艺术魅力，还自然插入流行修辞所必要的爱情桥段，别有一番韵致。

音乐部分也通过表现手法上的多元融合和内在渗透展露出别样的韵味。旋律采用五声宫调式，以级进为主，既能通过对凝练的材料进行集中发展而体现出清晰的逻辑性和层次感，又具有蜿蜒起伏、潇洒飘逸的线条美感，仿若缓缓流淌、清泠透亮的山泉溪涧。流行音乐的典型和声语汇与五声性旋律自然融汇，既保持了音乐的素雅气质，又焕发其崭新生机，渲染出梦幻般的迷人色彩。吉他温婉，古筝清脆，竹笛悠扬……中西融通的配器方式让歌曲在古朴清秀之中流露现代气息而丝毫未显沉闷。这里，多元文化的巧妙交融与风格嫁接打造了解构经典为大众流行的成功案例：内容形式上的丰富材料限定在流行歌曲标准化的音响空间中，短小、精致和碎片化成为传统与历史新的时代面孔，东方文化的本土经验和民族情结被想象性地还原为怡情消遣的现代精致生活。在深厚传统文化被流行的时尚话语所稀释的戏仿式再现中，经典叙事和民族化创作的有益尝试被再度转喻为消费文化与文化消费的事实，而当代人则享受着对传统和历史自鸣得意的玩弄或附庸风雅式消遣的乐趣。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风”歌曲正是以大众对此既熟悉又新鲜，既求知好奇又需绕过某些难点的心理为文化诱因，并执着于传统文化的历史表面及其装饰性价值，以多元拼贴和引用为主要手段，它的成功代表了后现代历史主义美学在音乐领域的胜利。

今天，经济发展宗教般的命令和媒体的推波助澜，使流行歌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兴旺。歌坛新人辈出，风格不停更新，流行趋势纷至沓来，新的音乐观念、音乐语言开启了崭新的文化空间。听众不断提升的审美鉴赏能力和多元化的市场需求与高水准的流行制作工艺、修辞技术和形形色色的流行制品形成互动，顺应了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斑驳陆离的文化景象背后隐藏着一个潜在的事实：经过市场可行性检验的流行歌曲，将被立为范型并成为标准化的生产模具；大多数成功且流行的个性化作品或音乐类型，将受到批量复制。也就是说，歌坛通过不断发布新的趋势来制造流行，又从新异中繁衍雷同的事物以确保流行的进一步扩散和安全高效。表面上的多元差异和内在的均质化成为流行歌曲的结构性矛盾，而时下从选秀热浪中大量涌现的精美翻唱曲，则确乎对这一问题作了一个极端的注解。但是，“没有一个有组织的社会，能够不在其核心建立差异的架构而生存。没有一个市场经济，能够不在大量生产中抹灭那些差异而得以发展”[7]3。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流行歌曲作为重复经济的典型，表征着当代社会的加速发展状况。

结语

“一首歌就是它的时代的声音。”[8]5流行歌曲更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以其特有的方式记录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喜怒哀乐，承载特定的社会事实和文化意义。某种程度上，一首歌曲自它流行的那一刻起，就已经社会化了。流行的歌曲往往由于符合、顺应甚至强化当时社会发展的主导逻辑，容易获得社会的认同，而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现实与时代主题，则时刻调整着流行歌曲的文化方向。它既可理解为作曲家将对社会现实的深入体察，内化为某种心灵体验再进行听觉艺术具体化的主体性表达，也可理解为社会这个超主体在发展转型过程中的自我衍生物和授权象征体。社会现实是流行歌曲的发声标准和结构模具，流行歌曲则将其内化为自身合法的文化蓝本，投射、凝聚社会结构状况和精神氛围；它的结构样态是社会各级势力文化合力的结果，反映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对立统一关系。基于这种认识，本文立足新时期社会文化语境，考察流行歌曲与社会转型和结构调整协调同步的文化实践与发展轨迹，以期为当代社会与音乐文化认知提供参考依据。

如果说流行歌曲是一面认知的棱镜，那么理解它的表征或透视原理则需诉诸对它自身文本符号的解读。歌词、旋律、和声语言、演唱方式甚至某些细节，均有可能发挥关键性的修辞作用，它们是使歌曲顺应时代、满足社会文化需求和广泛流行在内容和形式上的保障。研究者应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曲目，在深入理解它们产生的社会语境和时代背景的基础上，合理有效地调动音乐分析的研究手段。由于流行歌曲是修辞运作方面的高手，形式和内容上任何一个细微的偏差都有可能影响修辞效果，所以音乐分析也应尽可能做到综合全面、有的放矢——切中歌词内容方面的核心主旨，抓住音乐形式上具有表现意义的要点，或者说把握好这里面真正起作用的意指关系，并适当融入文化分析技巧，从而对流行歌曲与社会文化环境互动发展关系作出音乐学方面的合理解释。这也许对于面向流行歌曲这一大文化研究领域中热点问题的音乐学者而言，不失为一条可行的研究路径。

[1] 斯图尔特·霍尔，编.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时间[M].徐亮，陆兴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 居其宏，乔邦利.改革开放与新时期音乐思潮[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

[3] 黄会林，主编.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4] 鸿昀.从寻觅到宗教——对《黄孩子》、《阿姐鼓》文化意蕴的解读[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6（4）.

[5] 王思琦.网络流行音乐与网络上的流行音乐——新世纪中国内地流行音乐发展回顾之一[J].歌唱世界，2015（10）.

[6] 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M].顾爱彬，李瑞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

[7] 贾克·阿达利.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M].宋素凤，翁桂堂，译.台北：时报文化，1995.

[8] 陆凌涛.百年回声——流行音乐与时代[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Time Mirror:the New Era of Popular Song sunder Social Changes

GuoPeng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popular songs have become one of the most active social and cultural forms.It is closely concerned about social reality,projecting social structure and spiritual atmosphere,and the songs themselves change their own cultural practice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ety.To grasp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cial and culturalen viron ment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and popular music and the intrinsic reasons for it to obtain the social identit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music and the meaning of the representative works while to observe the deep connotation of the social culture and the collective cognition of the cultural community through the songs is the study method of the essence of popular song culture.

New Era Popular Song,Social Change,Characterization,Culture,Music Analysis

J61

A

1003-3653（2017）06-0084-09

10.13574/j.cnki.artsexp.2017.06.007

2017-07-05

郭鹏（1984～），男，北京人，博士，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在站博士后，天津体育学院运动与文化艺术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当代流行音乐、爵士乐。

（责任编辑、校对：刘绽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