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奏乐俑及其时空分布特征

王清雷操知箴

（1.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北京10029；2.济南燕山学校小学部，山东济南250001）

唐代奏乐俑及其时空分布特征

王清雷1操知箴2

（1.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北京10029；2.济南燕山学校小学部，山东济南250001）

目前所见唐代奏乐俑共计713件，按归属地划分，分布于13个省（市、自治区）。空间上，唐代奏乐俑集中出土于陕西的西安、咸阳和河南的洛阳，这些是唐朝的政治中心。在时间上，初唐时期最多，随时间推移呈断崖式递减趋势，这与唐朝的厚葬之风以及丧葬习俗的变迁有关。

唐代奏乐俑；时空；特征

笔者通过全面梳理有关发掘简报、《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各卷以及其他有关文献，对目前所见唐代奏乐俑的数量进行了较为翔实的统计。目前所见唐代奏乐俑共计713件，分布于天津、辽宁、新疆、甘肃、山东、陕西、山西、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四川和江苏等省（市、自治区）。这些奏乐俑的来源主要有三种：一是考古发掘，二是征集品，三是捐赠品，其中大多数为考古发掘品。故笔者根据相关资料，对每一处发掘出土的奏乐俑所属地点、时间以及保存情况进行了仔细的整理与爬梳，拟探讨唐代奏乐俑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分布特征，以及唐代奏乐俑的构成特色。即从横向上探讨唐代不同地域中奏乐俑的分布状况，从纵向上探讨唐代不同历史阶段奏乐俑在数量上的发展情况，试图从宏观上把握唐代奏乐俑的整体发展状况以及规律特点。

一、唐代奏乐俑概述

考虑到北京、上海等地所藏奏乐俑均来源于全国各地，并非出自本地，为了便于研究，现按其归属地（出土地或者征集地等）将713件唐代奏乐俑重新划分。现存唐代奏乐俑分布于天津、辽宁、新疆、甘肃、山东、陕西、山西、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四川、江苏等省（市、自治区），共计713件。

1.天津市（2件）

天津市所见奏乐俑共计2件，均出土于天津刘家台子唐石棺墓[1]147。

2.辽宁省（22件）

辽宁省所见奏乐俑共计22件，分别为辽宁朝阳纺织厂2号唐墓奏乐俑（10件）[2]371-372、孙则墓骑马奏乐俑（11件）[3]11、辽宁朝阳市黄河路1号唐墓抚琴俑（1件）[4]63。

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1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所见奏乐俑共计11件，分别为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第224号墓奏乐俑（1件）[5]201、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第336号墓奏乐俑（1件）[5]207、新疆和田约特干遗址奏乐俑（9件）[5]196-198。

4.甘肃省（3件）

甘肃省所见奏乐俑共计3件，均出土于甘肃天水北山顶唐墓[6]275-276。

5.山东省（2件）

山东省所见奏乐俑共计2件，均出土于山东青州古墓[7]206。

6.陕西省（465件）

陕西省所见奏乐俑最多，共计465件，分别为郑仁泰墓奏乐俑（60件）[8]36-37,[9]338-339、懿德太子墓骑马奏乐俑（45件）[10]155-156,[9]314-343、俾失十囊墓奏乐俑（6件）[11]2、西安中堡村唐墓奏乐俑（6件）[12]36、李贞墓骑马奏乐俑（5件）[13]201、鲜于庭诲墓奏乐俑（15件）[14]59-61、安元寿夫妇墓骑马奏乐俑（5件）[15]42-43、金乡县主墓奏乐俑（19件）[16]55-56,63-67、张士贵墓骑马奏乐俑（22件）[17]173、张臣合墓骑马奏乐俑（13件）[18]43,48,50、苏君墓骑马奏乐俑（24件）[19]495-496、独孤思贞墓骑马奏乐俑（19件）[14]36-37、李凤墓骑马奏乐俑（35件）[20]318-319、韦泂墓骑马奏乐俑（4件）[21]15、孙承嗣夫妇墓奏乐俑（4件）[22]21-23、李承乾墓骑马奏乐俑（10件）[23]18、永泰公主墓骑马奏乐俑（27件）[24]11、殷仲容夫妇墓骑马奏乐俑（6件）[25]21-24、韦慎名墓骑马奏乐俑（11件）[26]31、插秧村唐墓乐俑（6件）[13]206-207、司马睿墓骑马奏乐俑（15件）[27]46、西安唐墓彩绘乐俑（铜川市博物馆藏，6件）[10]163-165、牛进达墓奏乐俑（3件）[28]414-415,[9]337、李爽墓骑马奏乐俑（12件）[29]44,47、元师奖墓骑马奏乐俑（9件）[30]50-51、节愍太子墓骑马奏乐俑（1件）[31]21、西安西郊陕棉十厂7号唐墓骑马击鼓俑（1件）[32]30、西安南郊31号唐墓击鼓俑（1件）[33]40、唐安公主墓奏乐俑（10件）[34]22,24、咸阳底张湾薛氏墓吹排箫俑（1件）[35]47、西安万寿路唐墓抚琴俑（1件）[10]166、西安西郊热电厂基建工地63号唐墓击腰鼓俑（1件）[36]59、西安韩森寨唐墓奏乐俑（1件）[10]168、西安郭家滩唐墓骑马奏乐俑（26件）[10]169、西安大兴路唐墓奏乐俑（4件）[10]168、章怀太子墓骑马奏乐俑（26件）[37]13-14、段元哲墓骑马奏乐俑（1件）[38]42、郭恒墓骑马奏乐俑（3件）[38]43，内蒙古博物馆藏骑马吹排箫俑（1件）[39]231。

7.山西省（3件）

山西省所见奏乐俑共计3件，均出土于山西省长治市东郊的北石槽村3号唐墓[40]66。

8.河北省（21件）

河北省所见奏乐俑共计21件，分别为郭祥墓乐俑（2件）[41]23,25、张庆宗墓奏乐俑（3件）[42]28,42、安国市梨园4号唐墓奏乐俑（3件）[43]30,32、吕众墓奏乐俑（3件）[44]31、献县东樊屯奏乐俑（4件）[45]31、文安董满墓奏乐俑（2件）[46]8、定县南关唐墓乐俑（4件）[47]116。

9.河南省（110件）

河南省所见奏乐俑共计110件，分别为偃师柳凯墓骑马奏乐俑（11件）[48]26-28、安菩夫妇墓骑马奏乐俑（4件）[49]23、孟县店上村唐墓奏骑马奏乐俑（2件）[50]859-861、安阳第二制药厂1号唐墓奏乐俑（7件）[51]46、贾敦颐墓奏乐俑（36件）[52]37-38,40-42、安国相王孺人唐氏墓骑马奏乐俑（25件）[53]24-25、孟津岑氏墓奏乐俑（6件）[54]421-427、潘权墓奏乐俑（4件）[55]216、张文俱墓乐俑（1件）[56]9、舞阳迦陵频伽奏乐俑（1件）[55]221、徐村唐墓奏乐俑（5件）[55]220、巩义北窑湾6号唐墓奏乐俑（5件）[57]369，河南省博物馆藏骑马奏乐俑（3件）[55]220-221。

10.湖北省（17件）

湖北省所见奏乐俑共计17件，分别为武昌何家垅188号墓奏乐俑（4件）[58]51、武昌钵盂山401号墓奏乐俑（4件）[59]175-176、武昌钵盂山444号墓奏乐俑（2件）[59]178-179、武昌钵盂山359号墓奏乐俑（2件）[59]175、武昌小龟山434号墓奏乐俑（2件）[59]179、武昌石牌岭唐墓吹长笛（或尺八）俑（1件）[60]36、武昌卓刀泉弹琵琶俑（1件）[59]180，武汉市博物馆藏弹琵琶俑（1件）[59]180。

11.湖南省（16件）

湖南省所见奏乐俑共计16件，分别为岳阳桃花山4号唐墓奏乐俑（8件）[61]51-52、长沙咸嘉湖小学奏乐俑（5件）[62]507、长沙牛角塘唐墓奏乐俑（2件）[63]634-635、长沙烈士公园4号唐墓弹琵琶俑（1件）[64]45。

12.四川省（9件）

四川省所见奏乐俑共计9件，分别为四川万县驸马坟唐墓奏乐俑（7件）[65]506，中江琵琶俑（1件）[66]229，上海博物馆藏击鼓俑（1件）[67]155。

13.江苏省（4件）

江苏省所见奏乐俑共计4件，分别为邗江杨庙唐墓奏乐俑（3件）[68]800-803、扬州李家巷奏乐俑（1件）[69]126。

14.归属地不详的奏乐俑（28件）

归属地不详的奏乐俑共计28件，分别为故宫博物院藏奏乐俑（21件）[13]197-211、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女奏乐俑（3件）[13]212、厦门大学人类学博物馆藏琵琶俑（1件）[70]189、广东博物馆藏奏乐俑（3件）[71]229。

二、唐代奏乐俑的时空分布特征

（一）唐代奏乐俑在空间上的分布特征

从空间属性来看，713件奏乐俑中，除了28件归属地不详之外，剩余685件奏乐俑在13个省（市自治区）的分布是非常不均衡的。其中，陕西省计有465件，约占总数的67.9%；河南省计有110件，约占总数的16.1%；辽宁省计有22件，约占总数的3.2%；河北省计有21件，约占总数的3.1%；湖南省计有16件，约占总数的2.3%；湖北省计有17件，约占总数的2.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计有11件，约占总数的1.6%；四川省计有9件，约占总数的1.3%；江苏省计有4件，约占总数的0.6%；山西省计有3件，约占总数的0.4%；甘肃省计有3件，约占总数的0.4%；天津计有2件，占总数的0.3%；山东省计有2件，约占总数的0.3%。从以上统计数据不难发现，唐代奏乐俑主要集中于陕西省，其次是河南省，这2个省的奏乐俑数量约占总数的80%。由此可见，唐代奏乐俑在空间上的分布是极其不均衡的，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具体说来，在陕西省发现的465件奏乐俑中，咸阳市计有214件，西安市计有199件，渭南市计有36件，宝鸡市计有9件，余7件归属地不详。可见陕西省所见奏乐俑主要集中于咸阳和西安两市。在河南省发现的110件奏乐俑中，洛阳市计有88件，巩义市计有9件，安阳市计有7件，焦作市计有2件，漯河市计有1件，余3件归属地不详。由此可见，河南省所见奏乐俑仅集中于洛阳市。而这两省的奏乐俑绝大多数都是考古发掘品。

那么，为什么唐代奏乐俑会呈现出如此鲜明的空间特色呢？笔者认为，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在于，今天的陕西省西安市为唐代都城长安城所在地；而今天的河南省洛阳市又是唐代陪都洛阳城所在地，二者合称“两京”，是唐朝的政治中心。那么，这两地及周边地区必然会成为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的聚集之地。综观今西安市、咸阳市和洛阳市出土唐代奏乐俑墓葬的墓主身份，可主要分为五种类型：一是皇室家族成员墓，例如虢王李凤（唐高祖李渊的第十五子）墓、永泰公主墓、节愍太子墓、唐安公主墓、恒山愍王李承乾（唐太宗李世民长子）墓、金乡县主（滕王李元婴的第三女、唐高祖的孙女）墓等；二是帝陵的陪葬墓，发现于咸阳市的奏乐俑中有163件均出土于这种帝陵的陪葬墓中，例如章怀太子墓、郑仁泰墓、懿德太子墓、李贞墓、安元寿夫妇墓、张士贵墓等；三是家族墓地，例如韦泂（唐中宗韦后之弟）墓、陪葬荣先陵（唐韦皇后家族墓）、韦慎名与其妻合葬墓（位于西安唐代韦氏家族墓地）等；四是当地的官员墓，例如李爽（银青光禄大夫、司刑太常伯）墓、司马睿（太子左内率）墓、独孤思贞（朝议大夫）墓、孙承嗣（兵部常选）墓、贾敦颐（洛州刺史）墓、柳凯（光州定城县令）墓等；五是唐朝有功之臣的墓葬，墓主虽不是当地官员，但因其在唐朝有卓越的功绩，故将其厚葬于都城附近，例如安菩（唐定远将军）夫妇墓、鲜于庭诲（右领军卫将军）墓、张臣合（泉州刺史）等。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唐代奏乐俑会呈现出如此鲜明的空间特色了。

（二）唐代奏乐俑在时间上的分布特征

唐玄宗在位时，唐朝进入繁盛期，即“开元盛世”；天宝十四年（755年）爆发了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造成了唐朝藩镇割据的局面，这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故笔者以这两个节点为依据，将唐朝分为初唐（618年～712年，唐高祖李渊在位时期至唐睿宗在位时期）、盛唐（712年～756年，唐玄宗在位时期）和中晚唐（756年～907年，唐肃宗在位时期至唐哀帝昭宣光烈孝皇帝在位时期）三个时期，以便于分析、论述。

在目前所知的713件唐代奏乐俑中，有110件的具体时期无法确定，仅能判定为唐代；剩余603件所属时期确定，其中有519件有确切年份。从时间属性来看，在603件时期确定的唐代奏乐俑中，有480件属于初唐，约占80%；99件属于盛唐，约占16%；24件属于中晚唐，约占4%。显然，唐代奏乐俑在时间上的分布也是极其不均衡的。从总体上来看，从初唐至盛唐，直至中晚唐，奏乐俑的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出断崖式递减的趋势。具体说来，唐太宗李世民时期（627～649年）有16件，唐高宗李治时期（650～683年）有223件，唐睿宗李旦时期（684～690年）有14件，武则天时期（690～705年）有37件，唐中宗李显（复辟）时期（705～710年）有134件，唐睿宗（复辟）时期（710～712年）有2件，唐玄宗李隆基时期（712～756年）有80件，唐德宗李适时期（780～805年）有10件，唐僖宗李儇时期（874～888年）有3件。从以上统计可以看出，唐高宗李治时期的奏乐俑数量最多，其次是唐中宗李显时期（复辟）和唐玄宗李隆基时期。

以发现奏乐俑数量最多的陕西省和河南省来说，陕西省的465件奏乐俑中，除去70件无法分期研究的之外，其余395件中有302件属于初唐时期，83件属于盛唐时期，10件属于中晚唐时期；河南省的110件奏乐俑中，除去9件无法分期研究的之外，其余101件中有97件属于初唐时期，4件属于盛唐时期，中晚唐时期的奏乐俑并未发现。可以看出，目前所见陕西省和河南省的奏乐俑数量均是初唐时期最多，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呈现断崖式递减的趋势。同时，这种趋势不仅体现在奏乐俑上，中晚唐时期墓葬中的所有随葬品的数量也是急剧减少。

为什么唐代奏乐俑在时间分布上会呈现出如此不均衡的特色呢？我们从唐代文献中可以略窥一二。《贞观政要·俭约第十八》载：“贞观十一年，诏曰：‘朕闻死者终也，欲物之反真也；葬者藏也，欲令人之不得见也。……而勋戚之家多流通于习俗，闾阎之内或侈靡而伤风，以厚葬为奉终，以高坟为行孝，遂使衣衾棺椁，极雕刻之华，灵輀冥器，穷金玉之饰。富者越法度以相尚，贫者破资产而不逮，徒伤教义，无益泉壤，为害既深，宜为惩革。’”[72]188这段话是唐太宗下令限制厚葬风俗时所说的。初唐时期奏乐俑的大量出土，与当时的这种厚葬之风密切相关。然而，这股厚葬之风在唐太宗之后并未消退，而是愈演愈烈。《唐会要·葬》载：“太极元年六月，右司郎中唐绍上疏曰：‘臣闻王公已下，送终明器等物，具标格令，品秩高下，各有节文。……王公百官，竟为厚葬，偶人象马，雕饰如生。徒以炫耀路人，本不因心致礼。更相扇动，破产倾资。风俗流行，下兼士庶。若无禁制，奢侈日增。望请王公已下送葬明器，皆依令式，并陈于墓所，不得衢路舁行。’”[73]692可见至唐睿宗时期，厚葬之风仍然盛行。《唐会要·葬》又云：“会昌元年十一月，御史台奏……伏以丧葬之礼，素有等差。士庶之室，近罕遵守。逾越既甚，糜费滋多。”[73]698可知在唐武宗时期，也就是唐代的中晚期，厚葬之风仍未消退。

在上述唐代厚葬之风盛行的情况下，为什么至中晚唐时期墓葬中奏乐俑的数量急剧减少呢？关于其原因，齐东方先生在《唐代的丧葬观念习俗与礼仪制度》一文中道出了其中的玄机：“面对安史之乱后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变革，人的思想和行为也悄悄地发生了改变，墓葬本身及其内部表现失去了魅力，整个丧葬活动的外化的形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唐后期的墓葬规模小、形制简陋、随葬品大大减少等特征，其原因不过是采用更为实际的做法，即以大张旗鼓的外在方式，来炫耀自己的权势、孝道等。……唐代后期瓷器的普及，丝织品的发展，纸类的增加，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使物质生活发生着变化，也影响着随葬品的选择，一些新的代用品开始出现。”[74]73-77齐先生所言甚是。

（三）唐代奏乐俑的构成特色

在目前所见713件唐代奏乐俑中，骑马奏乐俑共计472件，约占总数的66%；而采用坐姿和站姿的奏乐俑共计241件，约占总数的34%。显然，唐代奏乐俑的形成是以骑马奏乐俑为核心的，可见当时对出行礼仪非常重视。在472件骑马奏乐俑中，有57件具体时期无法确定，仅能判定其为唐代。余415件所属时期确定的骑马奏乐俑中，有350件为初唐时期，约占84%；盛唐时期计有65件，约占16%；中晚唐时期未见。由此可知，骑马奏乐俑在初唐时期最为兴盛，之后急剧减少。齐东方先生指出：“以武功夺得天下的唐朝，军事气氛浓厚的仪仗俑群，更适合象征这些人生前的地位。社会经过一段时期稳定，军功集团的地位逐渐被文官甚至近宠宦官取代，人们失去了用仪仗俑群表达地位的兴趣”[74]75。骑马奏乐俑的兴衰，正是这种现象的生动体现。

[1] 云希正.天津军粮城发现的唐代墓葬[J].中原文物，1963（3）.

[2] 寇玉峰，李国学，邓晓纯，等.朝阳纺织厂唐墓发掘简报[J].边疆考古研究，2009（8）.

[3]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日本奈良文化财研究所.朝阳隋唐墓葬发现与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4] 李新全，于俊玉.辽宁朝阳市黄河路唐墓的清理[J].考古，2001（8）.

[5] 王子初，霍旭初.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新疆卷[G].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

[6] 郑汝中，董玉祥.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甘肃卷[G].郑州：大象出版社，1998.

[7] 周昌富，温增源.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东卷[G].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

[8] 陕西省博物馆，礼泉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郑仁泰墓发掘简报[J].文物，1972（7）.

[9] 咸阳市文物事业管理局.咸阳市文物志[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

[10] 方建军.中国音乐文物大系·陕西卷[G].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

[11] 李域铮.西安西郊唐俾失十囊墓清理简报[J].文博，1985（6）.

[12]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西郊中堡村唐墓清理简报[J].文物，1960（3）.

[13] 袁荃猷.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北京卷[G].郑州：大象出版社，1999.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城郊隋唐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15] 陈志谦.唐安元寿夫妇墓发掘简报[J].文物，1988（12）.

[16] 王自力，孙福喜.唐金乡县主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17] 王玉清.陕西礼泉唐张士贵[J].考古，1978（3）.

[18] 刘双智.陕西长武郭村唐墓[J].文物，2004（2）.

[19] 王世和，韩伟，贾瑞原.陕西咸阳唐苏君墓发掘[J].考古，1993（9）.

[20] 富平县文化馆，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李凤墓发掘简报[J].考古，1977（5）.

[21] 杭德州，阎磊.长安县南里王村唐韦泂墓发掘记[J].文物，1959（8）.

[22] 张全民，刘呆运，王久刚，李明.唐孙承嗣夫妇墓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05（2）.

[23] 陈志谦.唐李承乾墓发掘简报[J].文博，1989（3）.

[24] 杭德州，何汉南，等.唐永泰公主墓发掘简报[J].文物，1964（1）.

[25] 刘呆运，李明，等.唐殷仲容夫妇墓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07（5）.

[26] 刘呆运，李明，张全民，王久刚.唐长安南郊韦慎名墓清理简报[J].考古与文物，2003（6）.

[27] 贠安志，王学理.唐司马睿墓清理简报[J].考古与文物，1985（1）.

[28] 刘群.唐昭陵牛进达墓石门简析[J].乾陵文化研究，2012（00）.

[29]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羊头镇唐李爽墓的发掘[J].文物，1959（3）.

[30] 宝鸡市考古队.岐山郑家村唐元师奖墓清理简报[J].考古与文物，1994（3）.

[31] 王小蒙，刘呆运.唐节愍太子墓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04（4）.

[32] 马志军，张建林.西安西郊陕棉十厂唐壁画墓清理简报[J].考古与文物，2002（1）.

[33] 孙福喜，杨军凯，孙武，冯健.西安南郊唐墓（M31）发掘简报[J].文物，2004（1）.

[34] 陈安利，马咏钟.西安王家坟唐代唐安公主墓[J].文物，1991（9）.

[35]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出土唐俑选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1958.

[36] 西安市文物管理处.西安西郊热电厂基建工地隋唐墓葬清理简报[J].考古与文物，1991（4）.

[37] 陕西省博物馆，乾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J].文物，1972（7）.

[38]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郊区隋唐墓[M].北京：科学出版社，1966.

[39] 段泽兴.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内蒙古卷[G].郑州：大象出版社，2007.

[40] 沈振中.山西长治北石槽唐墓[J].考古，1962（2）.

[41] 辛明伟，李振奇.河北南和唐代郭祥墓[J].文物，1993（6）.

[42] 刘海文，寇振宏，冯渊渊.河北宣化纪年唐墓发掘简报[J].文物，2008（7）.

[43] 雷建红，石一磊，魏振军.河北省安国市梨园唐墓发掘简报[J].文物春秋，2001（3）.

[44] 刘超英，冀艳坤.元氏县大孔村唐吕众墓[J].文物春秋，1999（2）.

[45] 王敏之，高良谟，张长虹.河北献县唐墓清理简报[J].文物，1990（5）.

[46] 刘化成.河北文安麻各庄唐墓[J].文物，1994（1）.

[47] 信立祥.定县南关唐墓发掘简报[J].文物资料丛刊，1982（6）.

[48] 李献奇.河南偃师唐柳凯墓[J].文物，1992（12）.

[49] 赵振华，朱亮.洛阳龙门唐安菩夫妇墓[J].中原文物，1982（3）.

[50] 尚振明.河南孟县店上村唐墓[J].考古，1988（9）.

[51] 段振美，孟宪武.安阳市第二制药厂唐墓发掘简报[J].中原文物，1986（3）.

[52] 黄吉军，赵书水等.唐代洛州刺史贾敦颐墓的发掘[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8）.

[53] 史家珍，吴业恒，朱磊.唐安国相王孺人唐氏、崔氏墓发掘简报[J].中原文物，2005（6）.

[54] 洛阳师范学院河洛文化国际研究中心.洛阳考古集成·隋唐五代宋卷[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

[55] 赵世纲.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河南卷[G].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

[56] 司马俊堂，郑卫，智爱玲.唐代张文俱墓发掘报告[J].中原文物，2013（5）.

[57] 赵清，赵新平，韩召会，王保仁.巩义市北窑湾汉晋唐五代墓葬[J].考古学报，1996（3）.

[58] 蓝蔚.武昌东郊何家垅188号唐墓清理简报[J].文物参考资料，1957（12）.

[59] 王子初.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湖北卷[G].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

[60] 武汉市文物管理处.武昌石牌岭唐墓清理简报[J].江汉考古，1985（1）.

[61] 符炫，熊牧，万猛，罗仁林，谢斌，付淑华.湖南岳阳桃花山唐墓[J].文物，2006（11）.

[62] 熊传新，陈慰民.湖南长沙咸嘉湖唐墓发掘简报[J].考古，1980（6）.

[63] 何介钧，文道义.湖南长沙牛角塘唐墓[J].考古，1964（12）.

[64] 罗敦静.湖南长沙唐墓清理记[J].考古，1956（6）：45.

[65] 高英民.四川万县唐墓[J].考古学报，1980（4）.

[66] 严福昌，肖宗弟.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四川卷[G].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

[67] 马承源.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上海卷[G].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

[68] 王勤金，吴炜.扬州邗江县杨庙唐墓[J].考古，1983（9）.

[69] 王子初.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江苏卷[G].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

[70] 郑国珍，王清雷（执行）.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福建卷[G].郑州：大象出版社，1999.

[71] 孔义龙，刘成基.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广东卷[G].郑州：大象出版社，1999.

[72] 吴兢.贞观政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73] 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85：692.

[74] 齐东方.唐代的丧葬观念习俗与礼仪制度[J].考古学报，2006，（1）：73-77.

The Zou yue yong(Terracotta Figurines of Musicians)and Its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ang Dynasty

WangQinglei,CaoZhizhen

At present,there are 713 pieces of the Zouyueyong of the Tang Dynasty divided into 13 provinces(cities,autonomous regions).In Space,Zouyue yong in Tang Dynasty mainly discovered in Xi'an and Xianyang of Shaan xi province,and Luo yang of Henan province,which were the politi calcenters of the Tang Dynasty.In time,the early Tang has the most in number and declined into a cliff-like trend over time,which was related to the popular of elaborate funeral in the Tang Dynasty,and the funeralcustoms changes.

Zouyueyong in Tang Dynasty,Time and Space,Feature

J18

A

1003-3653（2017）06-0093-06

10.13574/j.cnki.artsexp.2017.06.008

2017-06-07

王清雷（1975～），男，山东禹城人，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音乐考古学。

（责任编辑、校对：刘绽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