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碑图传统的形成及其演进①

赵成杰（同济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092）

“碑图”是以图像形式记录和摹写石刻文献的一种著录方式。宋人洪适在《隶续》中最早使用“碑图”这个名称，大抵是用题跋来考证图像的一种金石著录方式，这种文图结合的金石传统最早可追溯至东汉时期。山东孝堂山石祠内就雕刻有丰富的画像和题记（129年），文图融合，交相辉映。碑图作为古代石刻的表现方式被广泛运用在天文地理、水利交通等领域，朱剑心在《金石学》中将“碑图”分为画像、地图和礼图三类，分类较为宽泛且概念界定不明。朱剑心的碑图分类思想受到清末叶昌炽的影响，叶昌炽在《语石》中曾就画像、地图进行过专论，所举例证为朱氏承袭。然而，中国古代碑图的范围、分类以及学术传统的形成仍有待进一步探索。

一、古代碑图的范围及其分类

提到“金石”，学者常引《墨子·兼爱下》：“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用以说明金石传之千古的功用，“爰金石刻文字以纪功德、载官仪、表里氏、序代年，盖将光华舆地、翼佐坟籍，斯诚六艺之别轨。于以徵文考献，明微振幽。”金石文字既可表达纪念，又可“徵文考献”。故而，古人往往以青铜器、石刻等载体记录天文历法、地理沿革，以示纪念。“真正使一个物体成为纪念碑的是其内在的纪念性和礼仪功能”“纪念碑性是指纪念碑的纪念功能及其持续”。巫鸿总结了中国古代艺术和建筑的三个主要传统：宗庙和礼器，都城和宫殿，墓葬和随葬品。金石承载了“礼”的功能，又由于它独特的纪念性质难以磨灭。

“图”与“文”相辅相成，“左图右书”的学术传统绵延不绝。“古人为学，左图右书，书以诠言，图寄言表。玄证默契，若车之有轮，是以圣人观于河图，参之心画，后世书契浸繁，而图象亡矣。”“图”在古代文献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作为“文”的辅助，“图”可分天文图、地理图、河渠图、儒释道碑图等类别，这类图像往往无法用文字明确表示。

石刻纪事是古人对当时社会中的天文星象、地理沿革、河流治理等情况共识的反映。古代碑图的刻绘主要集中于宋代。一是天文星象类碑图，以南宋苏州《天文图》碑为代表。（图1）该图由黄裳于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绘制，“采用盖天图式绘制，以北天极为圆心，刻画出三个同心圆。”20世纪90年代发掘的吴越王钱元瓘（887—941）及其妻马王后墓中出土数块《天文图》刻石，应是我国发现最早的天文图石刻，这种说法仍有待进一步考证。其他天文碑，如常熟石刻《天文图》，制成于明代正德元年（1506）,“碑的外形、大小和上半部以北极为中心的星图以及下半部的《天文图跋》的文字说明，都和苏州宋淳祐天文图相似。”另外，少数民族天文图以呼和浩特五塔寺清代蒙文《天文图》为代表，“以北极为中心的放射状的盖天图，用阳文单线刻经纬线、银河和星座联线，以复线刻黄道圈和黄赤刻度圈，除度数用藏码以外，其他概用蒙文标注，字头指向北极。”其他还有存藏于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县的《傣文天文碑》，碑刻于傣历1162年（公元1801年）。受中国碑图的影响，朝鲜也仿制了石刻天文图，如朝鲜太祖四年（1395）刻《天象列次分野之图》，世宗十五年（1433）刻《新法天文图》等。但由于天文图的刻划难度较大，大都摹于纸上。

图1 南宋《天文图》拓本，苏州博物馆藏

二是地理疆域类碑图，以宋代《禹迹图》《华夷图》为代表。这类碑图数量众多，是当时疆域、政区、界至的直接反映。《禹迹图》以《尚书·禹贡》为蓝本，与《华夷图》同刻石碑的阴阳两面，刻石于南宋绍兴六年（1136）。作为我国最早的石刻地图，《禹迹图》受到了历代地理学家的重视，清人毕沅、洪亮吉都对《禹迹图》的传承渊源进行了深入研究。两宋时期还出现了《九域守令图》（1121）、《墜（地）理图》（1247）、《舆地图》（1266）等石刻地图，展现了宋人对地理沿革的重视。城市地图刻石在宋代也得到了发展，如北宋元丰三年（1080）《长安图碑》、南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鲁国之图》、南宋绍定二年（1229）《平江图》以及南宋淳熙八年（1272）《静江府城图》都是古代都城疆域的展现。另外，界至碑图亦可归入此类，如金天德三年（1151）《灵岩山场界至图刻》就是代表。宋以后，由于古籍刻印的隆兴，石刻地图及城市图渐趋减少，木刻地图和彩绘图逐渐增多。

三是河渠水利类碑图，这类碑图描绘了河渠河道及相关水利工程的情况。古人重视农业生产，河道的治理与河政的运作对农业的影响至关重要。这类碑图集中于明清，如明成化十九年（1483）刻石的《绍兴府水系水利治理图》表现了绍兴府河渠的水利情况。绍兴府还有《绍兴府境全图记》，又名《知府戴琥水利碑》记录了绍兴知府戴琥兴修水利的情形，碑刻背面则是水利碑地图。再如嘉靖十四年（1535）《黄河图说》描绘了明中前期黄河下游河道治理的黄河图；万历十九年（1591）《全河图》图碑是明代《河防一览图》的石刻翻版；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陈汝《水利碑图》中著录了开封、归德、陈州、汝宁四府二十八州县河渠综合图，是河南水利史的重要史料。这类碑图散见与各类地方志文献中，由于绘图的困难，地方志中往往只存碑文，不见碑图。

四是儒释道类碑图，儒家类碑图包含两大类，一类是有关孔子、孟子讲学及文庙祀位图，如南朝齐永明二年（484）《孔子问礼图碑》、南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夫子杏坛碑图》、明洪武六年（1373）《孟氏宗传祖图碑》等。祀位图如清雍正十三年（1735）《文庙崇祀位次之图碑》“上刻崇祀位次图，列主祀、四配十一哲，先贤先儒位次；下刻碑志，记载修碑经过，朝廷颁布新厘定从祀位次之事。”一类是有关儒家经典著作的碑图，如宋人所绘《六经图碑》等，以图解经“用形象化的图示，把复杂的结构内容展现出来。”儒家经典中还有一类礼仪图是非常值得重视的，这类碑图助力了礼仪制度的传播。如元延祐五年（1318）《释奠位序仪式图》及南宋嘉定十年（1217）《释奠牲币器服图》都是其中的代表。释道类碑图主要以造像为主，此类碑刻大都归入图像类，既有图像又有题跋的如唐天授二年（691）《涅槃变相碑》；明嘉靖十六年（1537）《太极图碑》；又如宋代乾德六年（968）《佛道图文碑》，“上部为佛教的《佛说摩利支天经》（带卷首图），下部为道教的《黄帝阴符经》(带卷首图) 。”

五是世系宗派碑图类，这类碑图多集中于宋元时期，如宋康定二年（1041）《石氏世系》，元延祐二年（1315）《莱芜邹氏宗派图》记载了家族世系的情况；宗派图属于儒释道类碑图的分支，除了金正隆元年（1156）《灵岩寺释迦宗派图》、元延祐元年(1314)《邹国公续世系图记》等以外，其他流派亦有其统系碑图，如清桂馥于咸丰元年（1851）刻《说文统系图》，梳理《说文》学家传承脉络。

从碑图内容上看，除了上述几个大类，还有一些碑图数量较少，不易分类。如劝诫碑图，明嘉靖二年（1523）《先哲居家四箴及趋避之图碑》；诗刻题碑，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关帝诗竹碑图》等。古代碑图的范围大致如此，前人常将画像碑也归入此类。从广义上说，画像碑数量众多，分类庞杂，不宜与本文所涉归入一类。亦有学者将清代以来的《金石图》《金石索》《金石苑》等金石学著作视为碑图的研究范围，因上述著作是以金石图录的形式呈现于纸面。本文认为中国古代的碑图文献主要是以“碑”之形式展现“图”之面貌的文献，其存在形式是“碑”或“拓片”，属于单一的文献，不应将《金石图》这种“汇聚碑刻，为之题跋”的纸本著作混为一谈。由此，碑图文献可分为两类，一类为碑图石刻文献，一类为碑图纸本文献，本文讨论的便是前者，主要是以单篇文献流传的碑图文献；但石刻文献在后世往往转换成纸本文献，并汇编成册，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二、地理图与古代碑图学术传统的形成

中国古代碑图文献的形成有其独特的内在理路，即伴随着宋代金石学的形成而逐步发展，又因纸本图籍的普及而被取代。宋代金石学作为独立学问的形成，不但出现了一大批以金石学名家的代表人物和著作，如欧阳修、吕大临、黄伯思、赵明诚、薛尚功等学者，还提出了金石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较为科学地确定了传世古器物的名称，并完善了古代目录学中的金石著录体制。金石学最初的展现形式便是纸本碑图，宋代最早的碑图文献是刘敞“摹其铭文，绘其图像”，撰作的《先秦古器图碑》。当时碑图文献是以传统“左图右说”的纸质文献来呈现的，后来仿效之作还有吕大临《考古图》、王黼《宣和博古图》以及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等。（图2）

图2 南宋《地理图》拓本，苏州孔庙藏

金石学的形成与当时的地理、政治、教育、科技的发展息息相关，由于碑刻的纪念性意义，古人将图像刻于金石以示纪念。据史可考的、有明确撰者身份的碑图石刻文献是宋代地理学家黄裳（1146-1194）于宋绍熙元年（1190）进献嘉王的“八图”，其中便有“地理图”，图中反映的地理区划应为崇宁二年（1103）以前的情况。比黄裳稍早的《九域守令图》立石于公元1121年，但绘制时代当在1080-1086年之间。又如同一时期的《禹迹图》，其政区设置止于宋元丰三年（1080），而《华夷图》则止于宋政和七年（1117），上述四种地理疆域图绘制时间皆在北宋末期，也说明了北宋地理测绘学的蓬勃发展。地理学的进步客观上推动了宋代金石学的发展，金石学家刘敞在《观林洪范禹贡山川图》诗中对当时流传的古地图进行了描绘：“职方舆地在眼下，地势天文高下殊。始惊六合可舒卷，吾道指掌何难乎。”恰恰说明了宋人对地图的题刻表现了强烈的兴趣。但这种兴趣的形成与当时的政权统治有极大影响。北宋咸平四年（1001），职方员外郎吴淑上奏：“令诸路转运使每十年各画本路图一，上职方。所冀天下险要，不窥牖而可知，九州轮广，如指掌而斯在。”绘制天下舆图的想法得到了朝廷的认可，景德四年（1007）宋真宗下令绘制更为详尽的天下图。值得一提的是，沈括在神宗朝的贡献。沈括曾撰《进守令图表》，表达其在绘制天下舆图方面的思路和举措，后来这张《守令图》被刻于石碑，目前仅有重刻本拓片传世。石刻地图到南宋时有了较大的发展，统治者的重视固然是其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光复故国、重整山河的决心在士大夫眼中格外重要，由此我们看到南宋学者的私家撰作逐渐增多，较为代表的是黄裳（1146—1194）、王象之（1163—1230）、赵汝适（1170—1231）等学者，其中王象之撰有《舆地碑记目》著录各地碑记，间附各地地理考证，堪称金石学与地理学结合的典范。

《禹贡》作为我国最早的地理学著作，受到历代注释家的重视。《禹贡》由九州、导山、导水、五服四部分组成，不但奠定了夏、商、周以来的行政区划，还为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参照。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八就曾著录北宋程大昌撰《禹贡图》。《禹贡》学的发展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非常巨大，以清初《禹贡》著作就可以窥见。清初，《尚书》学发展较为迟缓，但《禹贡》著作却出现很多：清顺治元年（1644）朱鹤龄《禹贡长笺》刊刻，标志清初《尚书》学开始发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禹贡长笺》十二卷，国朝朱龄撰。是编专释《禹贡》一篇，前列二十五图，自《禹贡》全图以及导山导水，皆依次随文诠解，多引古说而以己意折衷之。”据统计，清代《禹贡》学著作不下250种，《禹贡》与政权联系紧密，其所载行政区划是政权稳定的重要标志。清人除对《禹贡》展开校勘、注释以外，还有很多与《禹贡》有关石刻传世。

清代《古耿龙门石刻图》就是典型代表，石刻图分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刻有明代薛文清公为东龙门景所写诗文，下半部为线刻图，张恒忍镌石。龙门又称禹门，相传为禹所凿，石刻图不但描绘了峡谷水道，还有对大禹庙的刻画。除此之外，还有《龙门全图》《龙门古渡石刻图》等图也是山西运城石刻图的代表。

古代碑图学术传统的形成除了表现在地理图、疆域图等带有明显政治意味的图籍上面，其他种类的碑图也有其发展的原因。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知识水平的进步促进了碑图的前进，如农业的发展、农田水利设的建设加速了河渠水利类碑图的形成，以云南水利碑刻为例可以窥其发展概况。据统计，现存云南水利碑刻约180通，绝大多数碑记记载修建河坝、闸口以及疏通水利等事宜，如万历年间《重修霁虹桥记》记述重修兵毁之澜沧江上霁虹桥事。又如刻于清嘉庆十年（1805）《浙江省城水利全图》，现存杭州孔庙，碑阳刻杭州水利图，碑阴为捐款题名。清同治十三年（1874) 刻《浙江江海塘全图》，碑高0.93米，宽1.91米，此碑右为“浙江江海塘全图”，图左附杨昌浚题跋，是杭州现存最早的实测钱塘江江海塘平面位置图的石刻。刻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河东盐池之图》反映了明代山西运城盐业的发展情况，石刻高1.03米，宽1.7米，描绘了巡盐御史吴楷视察情况，石刻中除巡视官吏，还有关王庙、池神庙等古建筑，为研究明代盐业史提供了重要参考。

三、“五百罗汉图”的形成与学术史的演进

“五百罗汉图”系列石刻拓本反映了古代碑图与拓片的多层互动。源于印度的罗汉信仰在南朝时期就有记载，南朝梁慧皎《高僧传》卷十一载，东晋兴宁年间（323—365），天竺高僧昙猷于天台山修行，“猷每恨不得度石桥，后洁斋累日，复欲更往。见横石洞开。度桥少许，睹精舍神僧。”天台山作为五百罗汉总道场，受到历代诗人、画家的关注，韦应物、施肩吾等诗人就曾作诗吟诵。有关五百罗汉的画作在北宋时期才开始出现，北宋秦观《淮海集》卷三十八《五百罗汉图记》记录宋代僧人法能绘《五百罗汉图》“笔画虽不甚精绝，而情韵风趣各有所得。”此后，北宋李公麟、南宋周季常、明代吴彬、清代许从龙皆以罗汉图著称于世。“五百罗汉图”属于群体性概念，并非专指某一图而言。自宋以来，学界就予以充分关注，各大寺庙均有相关石刻图录，如北宋苏轼曾为山东平阴荐诚禅院作《五百罗汉记》；南宋姜如晦为四川成都金绳院作《五百罗汉记》等。

“五百罗汉图” 最早的著录见于南宋陈思《宝刻丛编》，是书卷十五《吴新兴寺崇福院五百罗汉碑》题“大德崇义，正书，大和癸巳岁十月建。”此碑据北宋王厚之《复斋碑录》著录，五代时期南吴大和五年（933）癸巳立碑，为僧人崇义所撰，此碑未能流传，不知其图画情况。20世纪80年代，在广西宜山县发现了刻于北宋元符元年（1098) 的《五百罗汉碑》，题额为“供养释迦如来住世十八尊者五百大阿罗汉圣号”，是“五百罗汉图”最早石刻记录，碑刻目前保存完好，所刻罗汉五百一十八位（五百罗汉和十八罗汉）。

“五百罗汉图”最早的拓片记录则始自明人高道素。南宋绍兴四年（1134) ，江阴乾明广福禅寺院编制了五百罗汉尊号，刊刻《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除题写尊号外，还绘制了的《五百罗汉图》。原碑已亡，拓片为明人高道素所藏。高道素（1583—1629），字玄期，号恬智居士，浙江嘉兴人，著有《景玄堂诗集》《顺兴庵碑记》等。高氏去世后，拓片经其子高承埏（1602—1648）补刻，刊于安徽泾县衙署中。崇祯十六年（1643）高承埏撰有题跋记录此事：“谛视之，乃《南宋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也。住世十八尊者、石桥五百尊奁？者名号备。……先大夫购归补缀手书一过，藏之中。今二十五年矣。”高道素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得中进士，除工部主事，于京师从一僧人手中得获此碑拓本，并为之题跋。高承埏依照拓本重新刊刻，但石质厚重，流传较窄，其子高念祖将石本做成拓片，由是流通渐广。高念祖文末《记》曰：“吾祖夙具上，根深于禅理。所书罗汉尊号，凡五百一十有八，诸方耆宿咸赞叹希有。先公镌之泾县署中，惜传布未广。特再授梓，俾得流通。试一展卷称诵，便如尊者森列现前，令人瞻仰。”高佑釲（1629—1713），字念祖，贡生，候补州判，著有《怀寓堂集》。《五百罗汉图》由高念祖重拓，收入《嘉兴续藏经》中，署“工部郎中高道素（斗光）手录、高承埏校、高佑釲重订”。清初学者朱彝尊在《曝书亭集》卷五十二《书五百罗汉名记后》亦记此事：“杭州净慈寺五百罗汉塑像，自宋有之，曹太尉勋记之详矣。特其名梵册不具，同里高念祖，以其大父工部郎道素所藏宋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名号，镂版附释藏之后。”

《五百罗汉图》经高道素、高承埏、高念祖祖孙三代之手，石刻形态完成了“石本（南宋祖本）——纸本（高道素拓本）——石本（高承埏刻）——纸本（高念祖拓本）”的物质形态的转化。“作为一种文献形式，石刻在昭告公众、传世久远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南宋时期“五百罗汉图”的刊刻有着重要的佛教史意义，不但代表着佛学理论、罗汉信仰在宋代的成熟，也昭示了唐宋时期印度佛学思想的改造基本完成。后代五百罗汉名号的命名遵照南宋《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石刻的文化宣传功能由此可见。其次，纸本拓片成为后世观摩、传拓、题跋的对象，促进了石刻内容的传播。高道素的拓本经过其题跋订补，完善了内容，较北宋本文字更为精善，如北宋本“罗汉”或称“阿罗汉”，或称“大阿罗汉”，尊号定名还不完备，到南宋本就基本定型，高道素还对拓本的年代、名号次序进行了排列，至其孙高念祖时，再次对次序和命名方式进行整理，最终定名五百位，高佑釲《记》为：“诸大阿罗汉，一一垂名号；五百不为多，十八亦非少，各具精进心，乃成无上道。”高氏祖孙所传《五百罗汉图》拓本虽非五百罗汉的命名的首创，却成为后世命名的范本，高承埏所刻原石在兵乱中已毁，幸得拓本保存。同治年间，晚清江阴籍金石学家缪荃孙在访碑时对“五百罗汉图”残碑亦有著录，《江阴县续志》卷二一保存了毁于1860年江阴乾明寺的罗汉碑。

“五百罗汉图”的另一学术传统是承袭杭州净慈寺罗汉堂而来。清乾隆皇帝巡游至钱塘云林寺、净慈寺受到启发，回京后于北京万寿山五百罗汉堂内刻《五百罗汉图》，时间为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此图为清人王方岳绘制，乾隆皇帝题记。原石已于咸丰十年（1860）所毁，拓本现存中国国家图书馆。题记交代刊刻缘由，并对五百罗汉进行了坐姿、体态进行了描绘。以杭州净慈寺《五百罗汉图》为蓝本刻印的碑图就有十几种之多，如嘉庆三年（1798）江苏常州天宁寺刻《五百罗汉图》，道光二十五年（1845）广州华林寺《新建华林寺五百罗汉堂碑》等。石刻拓本的流传加速了学术史的发展，拓本具有易传播、易收藏等特点，清代学者可在拓本上撰写题跋。常州天宁寺刻《五百罗汉图》原有南晋陵吴树山镌字、常州知府胡观澜跋；光绪七年（1881）湖南衡山祝圣寺又以此为底本勒石，附李元度《祝圣寺石锲五百阿罗汉像记》及吴锦章《序》，上述两种均有拓本存世。

由石本到拓本的转化，反映了古代碑图文献传统的一般规律：石本文献本身具备展示性与纪念性的优势，同时由于石质笨重，又带有不能携带、容易风化的劣势。金石学家通过刻石立碑展示了文字不易描述的各种图画，如天文图、地理图、水利图等等，碑图石本在客观上成为后世观摩的典范，这是石刻的纪念性功能。从石本到纸本，石刻又从纪念性功能转换成传播性功能，轻便、易复制、传播广泛成为纸本的优势；易伪造、易丢失、易篡改又是纸本不可忽视的劣势。文献载体的变化使石刻从纪念性转为文化符号的思想性，传播力大大增强，学术史也由此演进。

四、古代碑图与金石学的学术传统

宋以来金石学家就十分注重对石刻拓本的收藏，李清照《〈金石录〉后序》提及她与赵明诚“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金石录》收藏金石二千卷，当时还没有收录碑图文献，北宋初年李公麟《考古图》《古器图》、吕大临《考古图》、杨克一《图书谱》均是金石图谱，其研究对象大多是商周青铜器。地理学的发展，是促进碑图出现的重要原因与推手。《禹迹图》《华夷图》《天文图》等与天文地理息息相关的古代科技为古代碑图的发展导夫先路。南宋绍定二年（1229）的《平江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城市平面图，是苏州城市史研究的宝贵资料，叶德辉《苏州府学宋石刻平江图碑跋》：“吾友朱君锡梁有拓本……中载南宋官厅房舍，极其详备，其地为旧子城，而今之王府基也。”今所传《平江图》即为叶德辉、朱锡梁于1917年重新深刻。《平江图》的出现是南宋城市发展的缩影，此类碑图拓片为其他城市的绘图提供了参照。（图3）

图3 南宋《平江图》拓本，国家图书馆藏

金石学的学术传统主要表现在：金石文献的著录、金石文献的考证、金石文献的鉴赏与收藏等方面。碑图文献作为特殊的金石学种类常被学界所忽略。在金石文献著录方面，碑图文献一般以单篇文献形式存在，多见于地方志文献。图在地方志中是重要的组成，其中舆地图、山川图、古迹图、人物图、风俗图等等都与碑图文献息息相关，如《九鼎图》《石鼓图》等开创了地方志金石图的先例。《九鼎图》又名《九州鼎图》，相传为夏禹所铸，《说文解字·鼎部》：“昔禹收九牧之金，铸鼎荆山之下，入山林川泽，魑魅魍魉，莫能逢之，以协承天休。”《旧唐书》卷二十二《礼仪志》载武后通天元年（696）“铸铜为《九州鼎》……鼎上图写本州山川物产之像，仍令工书人著作郎贾膺福、殿中丞薛昌容、风阁主事李元振、司农录事钟绍宗等分题之”。北宋赵明诚《金石录》卷二十五亦载武则天曾命贾膺富、薛昌荣、李元振、钟绍京等人“铸《九鼎图》，写山川物象”。《九鼎图》在当时的影响可见一斑。

宋元以来，方志、游记、文集等对碑图都有广泛记录，如宋人王象之《舆地碑记目》著录《六经图碑》，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舆地图》十六卷；《宋史·艺文志》著录《天文图》一卷，元人纳新《河朔访古记》著录《华夷图碑》以及清人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著录元至正七年《王氏世系图碑》等皆可证明古代碑图的著录由来已久。

金石文献一般在考证版本、史实、典制、官职方面还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如王昶《金石萃编》卷八十三《玄宗御注道德经》，王昶用极大篇幅对老子《道德经》文本进行了校勘，参考了魏王弼本、唐傅奕本以及诸石刻本重新校勘。历代文献中，常常运用石本校勘文献，反映了当时学者对石本的重视，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著录，《唐颜元孙〈别本干禄字书〉提要》：“元孙是书，本依韵编次，而不标韵部之目，石本可据。”《〈名迹录〉提要》：“宋方崧卿作《韩文举正》，亦皆以石本为据，而欧阳、赵、洪诸家，以碑证史传舛误者，尤不一而足。”明方豪《断碑集》多以石本校勘碑文都说明清人对石刻的重视。

碑图文献侧重反映在古代风俗史、佛教史以及服饰史的研究方面。例如佛教造像的坐姿研究就是从碑图中得到的启发。南朝齐梁时期，盛行弥勒下生信仰，江苏、浙江、四川等地留存大量弥勒造像，南京栖霞山石窟佛像以倚坐姿为主，四川地区佛像则为结跏坐姿。坐姿的不同反映了不同地区佛教信仰的差别，由此也能推测出佛教派别的影响，为研究佛教史提供了文献支撑。

碑图文献与金石题跋的鉴赏与收藏密不可分，汉碑中的碑图代表是《汉李翕黾池五瑞图碑》（171年），是碑刻于《汉武都太守汉阳阿阳李翕西狭颂》之前。宋洪适《隶释》卷四著录为《李翕黾池五瑞碑》，题曰：“君昔在黾池，修崤嵌之道，德治精通，致黄龙、白鹿、嘉禾之瑞，故图画其像。”清以来，先后有钱大昕、翁方纲、冯云鹏、叶奕苞、沈树镛等学者为之题跋。

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通行本为木刻本，然其早期文本亦有石刻本。是书由郡守林师说刻于绍兴十四年（1144），宋人曾宏父《石刻铺叙》卷上载：“绍兴十四年甲子六月，郡守林师说为镌置公库。石以片计者二十有四。视汝之所刻、武陵所锓金石篆隶，则此帖为备。”宋以后，原石亡佚，赖以拓片传世。主要有归朝煦藏石本、嘉善程氏藏宋拓石刻本、黄荛圃藏残石本、吴大澂藏宋拓残本等拓本。诸家亦为之题跋，近来又发现史语所藏本及考古所藏本，往往以单篇碑图形式流传。

清代是金石学发展的鼎盛时期，文人、学者无不以观摩、赏玩、收藏、题跋金石为乐。金石学家黄易在金石的著录、题跋及收藏方面都有重要贡献，山东嘉祥武梁祠就是黄易访碑所发现，武梁祠中有汉画像石若干，黄易作《武梁祠画象》拓片及其他汉画像石在当时受到了不小的关注，如梅镠致信黄易“承赐《唐搨武梁画像》摹本并新出汉碑，感激之至。”严长明致信：“蒙寄《朱鲔石室画象》，知向同人中转以求示者，先生好古，洵不可得，兼以好事，尤今人所难也。”金德舆致信：“诸刻并领到，《武梁祠碑》世不多靓，朱竹垞太史仅见唐氏藏本，未得其全，乃阁下搜奇嗜古，不留遗憾，使数千百年之物，一旦出而寿世，固显晦有时，亦好古之缘有以致之也。”翁方纲在信中评价：“前所借看《武梁祠像》摹本一册，极精，因与宋芝山看之，渠高兴，必欲刊刻。”

黄易与清金石学者的书信是碑图文献流动的缩影，黄易访碑，拓得真迹是“石本—纸本”的第一次转化，诸家奉到纸本后，先后题跋，形成了拓本的流动。文献载体的变化促使相关研究进一步增强，如武梁祠中有《郭巨石室画像题名》，虽已漫漶不清，经黄易、潘有为、赵魏、翁方纲等学者考证，拨云见日。潘有为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致信黄易：“询云《武梁祠堂刻石》，弟因之札乞，不料竟是《郭巨石室象题名》，惜已漫漶掩真矣。曩见陈章侯人物，每把玩不释手，近始悟从汉画脱稿，而天分与学力两造高深，故独臻其妙。倘得一全副澹墨拓本，平生之愿足矣，”《郭巨石室画像题名》在清代已漫漶，翁方纲得黄易寄拓本，作题跋云：“乾隆丙午孟夏，秋盦（黄易）自济宁寄来，北平翁方纲审定褾册。”《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收《跋汉武梁祠画像》：“至丙午秋，秋盦于嘉祥县紫云山，竟全访得《武梁祠阙画像》，题字甚多。”翁方纲在给黄易信中，还提到要到嘉祥紫云山一同访碑，《致黄易二》：“前一天弟到嘉祥，昨已告知邑宰刘君，欲顺便往看武氏诸石，弟不识紫云山在何处？”乾隆五十七年（1792）翁方纲在曹州按试，将于三月抵达嘉祥与黄易见面，商讨金石。围绕《郭巨石室画像题名》展开的金石题跋研究足以说明拓本对碑图文献的流传有重要的流通价值。

清代金石学者往往通过拓本的流通实现仕途命运的迁转，不少学人通过拓本题跋的收藏、馈赠结交当时名流，以谋求政治上的晋升。如朱为弼就通过“金石交游”成为阮元门人，又因阮元位高权重而获得官职，这种现象也成为当时金石学发展的重要力量。碑图文献的著录、考证和鉴赏共同构建起金石学的学术大厦，这种学术传统绵延不绝，文献载体的转变，石刻功能的变化、社会风气的影响都促进了金石学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古代碑图的学术传统亦由此而形成。

结语

古代碑图文献是金石学研究的重要分支，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碑图文献大都以单篇文献存在，原石较少，多以拓片传世。碑图的拓印对拓工技术要求较高，纸上的薄厚、墨色的深浅都直接影响碑图的准确性，所以这类文献流传不广。二是历代书目著录金石文献往往收集专书为主，如《金石图》《金石索》一类，碑图文献不成体系，单篇拓片又极易丢失，所以在书目题跋中亦难觅其影。三是碑图文献集中产生于宋代，受到地理学的影响，明清之际文人虽有访碑之行，因时代久远、兵乱毁坏，难见原碑。于是碑图文献的研究内容从关注宋代地理沿革、水利交通的专门之学逐渐转变为造像题记、画像砖石及拓本题跋的士人之学，碑图文献的研究转变也是知识下移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