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20
徐舒桐(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000)
先秦墨迹文字中,楚系墨书是以“顺锋起笔”为代表的楚系笔法系统(包括曾侯乙墓竹简和晋系盟书);而秦系墨书是以“逆锋起笔”为代表的秦系笔法。楚、秦两系墨书文字的笔法特征十分明显且稳定,下面分别讨论:
楚简文字的起笔方式是“顺锋起笔”,即落笔入纸的方向和行笔的方向夹角小于90度,这个夹角的大小能够影响到笔画的质感,夹角越大,笔画的质感就向着扎实、稳重的方向发展;夹角越小,笔画就向着飘逸、轻灵的方向发展。
图1“侧切起笔”与“直入起笔”形态关系对比
由落笔方向和行笔方向夹角的变化,“顺锋起笔”还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形态:“侧切起笔”和“直入起笔”。如图1,举例的两字均出自战国楚简,左为典型的“侧切起笔”,右为典型的“直入起笔”。落笔和行笔的方向,分别用短箭头和长箭头标出。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
首先,“侧切起笔”的落笔方向和行笔方向有一个小于90度的夹角,而“直入起笔”落笔方向和行笔方向基本一致。
其次,“侧切起笔”只要保证落笔与行笔方向1-89度的夹角都是可以成立的,故说“侧切起笔”是“顺锋起笔”的一般笔法形态。
再次,“直入起笔”的条件比较严格,当且仅当落笔方向和行笔方向基本一致时,才能形成“直入起笔”的笔法形态。“直入起笔”是“顺锋起笔”的极端笔法形态。
如图2中的四个楚简字例,从左到右,落笔方向与行笔方向的夹角逐渐变小,虽然夹角有较大的变化,但左边三种形态均属于“侧切起笔”。最右边的字例,入笔与行笔的方向基本一致,夹角几乎为零,这种形态的起笔方式称之为“直入起笔”。
图2 “顺锋起笔”的落笔与行笔方向关系示意图
从书写稳定性的角度讲,起笔和行笔方向的夹角越大,书写的稳定性越强。由于起笔和行笔方向不一致,需要两个动作完成,落笔作为一个毛笔和纸接触的短暂动作,实际上就是在为行笔动作做准备,从而提高行笔过程的稳定性。“直入起笔”的入笔和行笔融为一个动作,由于缺少了“准备动作”,其行笔过程在粗细、方向、力度等方面都会较难控制,稳定性最差。
从笔画的审美特性上说,“顺锋起笔”总体上具有轻灵、飘逸、自然等审美特性,这些特征,随着入笔方向和行笔方向的夹角不断缩小而逐渐显著。“直入起笔”形态,作为“顺锋起笔”的一种极端情况,其入笔和行笔方向一致,融为一体,是最为轻灵、飘逸、自然的一种起笔方式。
从笔画的功能上讲,“顺锋起笔”的入笔方向和行笔方向大体一致(“侧切起笔”的入笔和行笔方向夹角也不超过90度),“顺锋”的“顺”字即为此意,具有快写、便捷的特性。这种快写、便捷特性,随着入笔方向和行笔方向的夹角不断缩小而变得逐渐显著,即入笔与行笔的夹角越小,书写的便捷程度越高。当夹角为0度时,入笔和行笔融为一个动作,即“直入起笔”,此时的快写、便捷特性最为突出。故说“直入起笔”是最为便捷,快写性质最为突出的起笔方式。
“逆锋起笔”是战国秦简文字的通用起笔方式,即落笔方向与行笔方向夹角大于90度而小于等于180度时,均可以看做是“逆锋起笔”,与“顺锋起笔”相反,“逆锋起笔”总体上说具有含蓄、庄重、浑厚的审美特性,由于入笔方向和行笔方向不一致,其便捷程度较楚简笔法明显劣势,但从书写的稳定性上讲却明显比楚简笔法具有优势。
这里借用王晓光《秦简牍书法研究》中对秦简起笔方式的分类方法,即“全逆式回锋”和“半逆势回锋”,文中说:“全逆式回锋起笔:落笔后迅速翻转锋毫完成裹毫,随即右向行进(此时锋尖转向左方,笔毫转为中锋),也就是藏锋起笔法。这和后世的藏锋起笔大体一致,也应该是后世一直奉行的逆锋起笔法的早先操作形态,人们常说的藏头护尾法之‘藏头’即是对秦隶中这一用笔方式的继承。二是半逆式回锋起笔:斜侧向落笔(锋尖指向右斜上方、从右上——左下斜向自然落笔),类似侧锋行笔之起势,落锋做顿驻后右向拉出(指横画、右下方向斜画类)。全逆式回锋起笔后大多转入正锋运行,写出的线条粗细均匀、持稳、厚重,属工稳谨饬型书写……半逆式回锋起笔后笔锋大体扁侧,此后行笔或侧锋借势拉出,或又转归中锋推进。侧锋拉出的点画不如正锋那样粗细均匀,常成头粗尾细形或长三棱形笔触,或成右弧形线;转归中锋后则与全逆式回锋起笔后写就的点画相类。其实,半逆式回锋起笔是全逆式回锋起笔之简化法,是由于快写简化成的笔触形态。半逆式回锋起笔往往造就点画的情态多变,而不像全逆式起笔后的那种持稳划一。”[1]49
如图3中,“半逆势回锋”和“全逆式回锋”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
首先,“全逆式回锋”即如篆籀笔法那样“藏头护尾”一样完全不见笔尖的起笔方式,落笔方向和行笔方向夹角为180度,即方向完全相反。而“半逆势回锋”是以纵轴为参照系,向左下方1到98度方向入笔,向右行笔的起笔方式,往往会留下“切口”,笔锋的落笔痕迹。
其次,“半逆势回锋”的落笔和行笔方向夹角在大于90度小于180度范围内都是可以成立的,故说“半逆势回锋”是“逆锋起笔”的一般形态。
再次,“全逆式回锋”当且仅当入笔方向和行笔方向夹角为180度,即方向完全相反时才可以成立,因此说“全逆势回锋”是“逆锋起笔”的极端形态。
字例:短箭头为落笔方向,长箭头为行笔方向。
如图4所示,从左向右的四个字,入笔方向和行笔方向的夹角不断增大,第一个字夹角接近90度,第二个字夹角大约为135度,第三个字夹角更大接近180度,但无论如何前三个字都属于王晓光所谓的“半逆式起笔”。而第四个字,入笔向左而行笔向右,方向几乎是完全相反,起笔处圆润而不见“切口”(落笔的痕迹),这种笔画形态类似篆籀法“藏头护尾”两头浑圆的笔法,按王晓光的称谓叫做“全逆式起笔”,是“逆锋起笔”的一种极端情况。
从笔画的审美特性上讲,由于“逆锋起笔”有一个反方向入笔的动作,将笔尖隐匿在笔画之中,必然使得线条质感浑厚、圆润、含蓄、庄重。入笔和行笔方向夹角的大小会直接影响到起笔形态和笔画审美特性的强弱。在90到180度的范围内,夹角越小,行笔侧锋的程度就越高,相对线条的厚度就越差;相反的,夹角越大,中锋行笔的程度就越高,线条的厚度和立体感就越好。当入笔方向和行笔方向夹角为180度,即方向完全相反时,所写出的笔画最为含蓄、庄重、雄浑。
图3 “逆锋起笔”的两种形态关系对比图
图4 “逆锋起笔”落笔方向和行笔方向关系示意图
从书写稳定性的角度讲,“逆锋起笔”的行笔和行笔方向在90到180度的范围内,夹角越小,侧锋行笔的程度越大,书写稳定性就越差。相反,夹角越大,中锋行笔的程度越高,书写稳定性就越强。当夹角为180度,即“全逆式回锋”,行笔方式是纯中锋行笔,稳定性最强。当然,不排除熟练的秦文字书手在任何角度的落笔后都可以将笔锋调整到中锋行笔,但调锋的过程本身就需要转动手腕或转动笔杆,从而降低了书写的稳定性。此外,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全逆式回锋”由于缺少一个入笔切锋的动作,因此它的稳定指的是中锋行笔的稳定,而在起笔形态上并不容易控制的,如果一个文本全部用“全逆式回锋”的方式书写,其每个笔画的起笔形态往往会各不相同。
从书写的功能性角度讲,“逆锋起笔”的出现,在当时“顺锋起笔”的大环境下①注:春秋战国时期的手书笔法,继承了商周以来的笔法传统,基本是以“顺锋起笔”为主,所发现的晋地区、楚国地区以及河北中山王墓的玉器墨书,均是以“顺锋起笔”方式书写。这么广阔的区域那么多国家都在用同一种笔法,说明这是华夏大地在当时普遍使用的笔法方式。,显然是为了追求一定的审美效果而有意放弃了一部分书写的“简便性”。在秦简文字“逆锋起笔”的范围内,“半逆势回锋”动作简捷、直接,不考虑完全隐匿笔锋,书写上相对便捷,应该说是“全逆式回锋”的简化版本。
笔者在《从起笔方式再探六国文字与隶变的关系》一文中已经明确提出:先秦楚系简帛文字基本以“顺峰起笔”为主,而秦简文本基本是以“逆锋起笔”为主;战国楚系笔法的基本内容包括:1.“顺峰起笔”(包括侧锋起笔和直入起笔两种形式);2.“尖细收笔”;3.“圆弧形回勾”。[2]
然而,在全面考察所有已公布的先秦简牍图像后,我们发现在秦简墨书中存在有一些特例。这些材料从字形结构上是秦简无疑,但其书写风格(特别在起笔形态上)明显与绝大多数秦简有着显著差异。如放马滩秦简《日书·甲种》以及里耶秦简牍中的一些,笔画头尖尾细,呈“蝌蚪状”,且多带有圆弧形笔势,并非秦系墨书的主流笔法风格,被认为是带有其他系(楚、晋)的手书风格。
关于放马滩秦简《日书·甲种》的笔法特征,王晓光说:“……可见他国风格阑入《日书》甲,仅仅体现在笔画上而非构字层面,或者可以理解为,放马滩《日书》甲是以三晋笔法写秦文之形。”[1]90
此外,在里耶秦简牍中也存在一些不符合秦简主流书写特征的文本,里耶古井第九层(9)981号牍的书法风格就明显与其他不同,被认为是带有楚简文字笔意的文本。王晓光《秦简牍书法研究》中提到:“如(9)981牍就有这坚定而夸张的圆弧笔,它们是真正意义上的纯半圆弧笔——极似楚简那种弹力十足的曲弧线,而异于秦系所特有的近于方势的弧线……(9)981不同于里耶其他众牍之处还在于它的点画略现钉头尖尾状,笔末出锋较尖锐,这是楚等他国手写体的显著特色。”[1]62王焕林的《里耶秦简校诂》[3]中也有类似的观点。
里耶秦牍(9)981出土于龙山县里耶镇战国故城1号古井,所处地域为楚国故地,出土简牍中含有大量的行政文书,说明这些简牍是秦国行政力量进驻楚地之后的产物,这其中想必会有楚人学秦书的文本。试想一个熟练的楚写手,被强制学习秦文字并参与行政文书工作,必然会带着原有的楚文书写习惯。然而,楚人学秦书,必有口传面授的过程,一笔一画的看着学,也必然受到秦文笔法的一些影响,这是一个博弈的过程,有以下几点问题值得讨论:
1.秦国以行政力量在楚地推行秦文字,推行的只是文字的结构造型,未必会在起笔收笔等笔法问题方面做强制要求。因此楚人写秦文字必会带有其原先的用笔习惯,即:顺锋起笔、圆弧形线条和回笔、较多的尖细收笔。
2.楚人向秦人学书,即便有类似字书一样的材料,也需要有一个口传面授的过程,一笔一画地看着秦书手去写,在用笔方式上也很可能不同程度地受到秦人的影响,即:逆锋起笔、平直、方折、戛止收笔等。
3.秦人在楚地推广秦隶的过程中,大量和楚人接触,耳濡目染大量的楚国文字,其书写也难免受到楚笔法风格的影响。张恒奎也观察到了这一现象:“六国文字的科斗笔法,主要特点是头粗尾细。这是由快速书写的需要所决定的。秦人接受了这样的笔法,但是有所保留。”[4]
4.就起笔方式的“便捷性”而言,秦人的“逆锋起笔”多了一个与行笔方向相反的动作,从实用属性上看,明显不如楚人的“顺锋起笔”便捷、灵动。
5.就起笔方式的“规整性”而言,秦人的“逆锋起笔”易于保持线条首尾的粗细一致,明显比楚人的“顺锋起笔”写出的线条笔画均匀、稳定,审美风格上也明显庄严、浑厚,适用于官方文字。
汉字的演进总体而言是一个追求便捷的过程,单就这一点来说,楚的“顺锋起笔”显然比秦的“逆锋起笔”要优秀。但楚人在被强制要求写秦文的情况下,若完全用楚文字的笔法习惯,则写出的字将与秦人风格大相径庭,这恐怕也是难以被秦统治者所接受。这样一个博弈的过程必然使得楚人尽力去融合二者,既便于书写,又大致能够与秦文的笔画形态近似。
图5 楚系墨书和里耶秦牍(9)981 笔法形态对比表,右下图是“者”字,起笔方式为典型的秦简笔法
里耶秦牍(9)981很少见到非常显著的“逆锋起笔”,相反,1、逆锋起笔特征非常不显著,且出现一些含蓄的“顺锋起笔”的字例,如“不”“辰”(见图表5)等。2、弧形线条较多,转折处多是圆弧形笔势一笔写成,且不少字横画带有楚墨书“圆弧形回勾”收笔,这也是楚系墨书突出的笔法特征,如“之”“不”(见图表5)等。3、收笔有尖,但较楚简墨书含蓄很多,线条基本均匀。以上这一些特征都强烈展示出了楚系笔法对秦简文字书写的影响,或被认为是楚国书手在学写秦文字的案例。
当然,我们也可以将此牍作为“秦人写手受楚书风影响后的作品”之一①当然,也有可能是秦人在大量书写任务的压力下,自发使用了顺锋起笔的笔法。但凡一种现象,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也有主次之分。。秦人在楚地必然能见到大量的楚字文本,在传授楚人秦字的过程中也或多或少受到楚风的影响。楚书“顺锋起笔”显著提高行笔效率,且使线条更加具有动态美感,无论从审美心理上还是书写效率上都优于秦书。许多研究者都认为:秦文化落后,楚文化先进,虽然秦全面入侵楚地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却是楚文化对秦文化的改造,可见楚文化生命力之强,以及对秦人的影响之大。
无论如何,楚系笔法就是这样“寄生”在秦简上,并且被带入汉代,在汉代初期的简帛墨迹中依然可以明显地看到。
秦统一没多久就灭亡进入了汉代。部分六国遗民,也带着原先的笔法习惯进入了汉代。按常理说,大秦政权不复存在,“顺锋笔法”和“逆锋笔法”的博弈将逐渐被打破,“顺锋笔法”因其具有显著的便捷性将逐渐登上汉字发展的舞台,逐渐成为汉代日常书写的主流笔法。
实际情况是否如此呢?
汉承秦制。汉代使用的文字形体直接继承了秦文字,秦国在被其征服过的领域强制推广秦文字,六国文字逐渐没落,两系文字合并为一系。在汉代初期所能见到的大量简帛墨迹中,有相当一部分都与秦简墨书如出一辙:逆锋起笔,方折笔画,戛止收笔,偶然出一些波磔笔画等,马王堆帛书中的绝大多数文本即是如此。
但是,也有一些文本带有明显的楚系墨书的笔法特征。黄惇也注意到这一现象的存在。[5]
西汉初期(武帝之前)能见到的墨迹材料并不算少,集中出土于湖北湖南地区。有马王堆一号墓遣册和三号墓出土竹简及大量的帛书,湖北谢家桥汉简、萧家草场西汉简,张家山西汉简、高台西汉木牍、湖北凤凰山九号墓木牍等等。此外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墓也出土了一批数量可观的简牍。
图6 秦汉时期楚系墨迹和带有楚风西汉初期墨迹对比表
这其中,马王堆帛书《阴阳五行·甲篇》是公认的带有显著楚系墨书笔法特征的典型材料。虽然全篇都是用的秦系文字的形体结构,但单个笔画从起笔方式以及收笔的笔势上看,与楚系墨书如出一辙。首先,起笔方式常见大量“顺锋起笔”,如“辰”“丙”“三”等字都能清晰地看到如同现在楷书一样,是显著的“顺锋起笔”,这种笔法特征在马王堆帛书的其他文本中并不常见。其次,横向笔画大量出现楚系墨迹特有的圆弧形回勾动作。详见图6:
另外,马王堆一号墓竹简遣册也存在许多楚笔法元素。首先依然是常见大量的“顺锋起笔”现象,与楚系墨书形态近似。其次,尖而细长的收笔也楚系墨书的特色。但马王堆一号墓竹简遣册没有出现圆弧形回笔动作,这是和楚系墨书以及同时期的马王堆帛书《阴阳五行·甲篇》不同的地方。此外,西汉早期湖北凤凰山10号墓竹简和木牍、167号墓《遣册》,马王堆三号墓简《合阴阳》,随州孔家坡八号墓简等,也见大量顺锋起笔和尖细收笔的字例,书写风格和线条质感上接近楚系墨迹。
而荆州印台西汉墓简,以及江陵张家山247号墓简牍等其他西汉早期墨迹却和秦简牍风格基本一致,几乎完全不见“顺锋起笔”和“尖细收笔”。马王堆帛书中的绝大多数文本,起笔方式均为“逆锋”,且少见尖细收笔,楚简墨书特有的“圆弧形回笔”也十分罕见。
通过对目前可见到的汉代初期简帛文字的考察,可将其分为两个类别:1、完全继承秦系笔法的古隶。2、带有楚系笔法特征得古隶,但由于这些墨迹材料从文字间架结构上看,完全继承了战国秦简的写法,又没有发展出八分书的蚕头燕尾特征,因此都还称作古隶。
笔者以为:完全继承了以“逆锋起笔”为主要特征的秦系笔法的古隶,是汉代隶书(八分书)的初期形态;而带有楚系笔法特征的古隶,则是汉代中期楷书的先导。楚系笔法在汉代中期非常活跃,在一种被称为“通俗隶书”[6]的字体中得以重生。这种字体的本质,实际就是楷书的萌芽。关于“通俗隶书”和早期楷书的界定,笔者已在《从六国文字的笔法继承看楷书萌芽问题》[7]一文中进行了详细讨论,此处不再赘述。
两种不同笔法的古隶书体,适应了“官书”和“俗书”两种不同的需求。侯开嘉说:“所谓官书,即是在特定的时期内,官方认定的和社会公认的庄重的书体;所谓俗书,即是民间流行的手书体。官书文字的内容一般必须是记事颂功,或是宗教经文,写的目的旨在以显当代,保留长久,能垂昭后世,而俗书的文字内容一般是公牍文稿、尺牍抄文,写的目的旨在方便快速。”[8]带有楚系笔法的古隶,“顺锋起笔”和“弧形线条”的缺点是不工整,但显然适应快速书写,于是广泛应用于俗书领域,并在这一领域推动汉字的不断发展变化。
在西汉中晚期的简牍材料之中,能找到这样的例子,1、显著的“顺锋起笔”。2、尖撇。3、字势较方,并非左右开张的八分势。4、竖画常带硬勾。其中1、2两项特征是楚系墨书的笔法特征。在西汉中晚期众多的材料中,《王杖诏令册》当算是其中楚系笔法特征最为显著和稳定的材料。
图7 楚系墨书和早期楷书笔法形态相似度对比
《王杖诏令册》是1981年武威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征集一些由个人收藏的木简获得的,被确认为与《王杖十简》①王杖十简,武威磨嘴子东汉第十八号墓出土,年代为明帝永平十五年,横田恭三认为其字体是隶书。出自同一个墓区,年代在西汉成帝元延三年。恒田恭三认为其字体为八分书。[9]
《王杖诏令册》的横、竖笔画中,起笔处常见显著的“顺锋起笔”,与楚简文字笔画的起笔特征一致。当然也存在一部分起笔形态不甚明确的字,但少见显著的“逆锋起笔”②一些长笔画顺势逆锋除外,楷书中一些长横经常见因势而为的逆锋起笔,如褚遂良《雁塔圣教序》。。楚简文字的斜画,向右下方搭笔,然后快速向左下方放出,尖笔出锋,这与《王杖诏令册》的“尖撇”特征表现一致,且特征稳定。除此之外,《王杖诏令册》总体字势偏长,部分竖画带有却别与隶书的“硬勾”,这所有的特征汇聚起来,似与所谓“楷书萌芽”③笔者在已经发表的《从六国文字的笔法继承看楷书萌芽问题》一文中总结了一些权威学者对楷书的定义,包括:顺峰起笔、按顿收笔,硬勾、斜势、尖撇五大特征。一模一样。
这种现象并非单指存在于《王杖诏令册》中,可以说各地出土的简牍材料都或多或少的有所表现,其中一些文本起笔形态极不明确,想来一般使用的行政文书或者遣册记录,书法无需讲究,所用毛笔有无毫颖当然更无所谓,从悬泉置出土帛信《致元子方书》可以看到,那时边陲之人所使用的毛笔可能也经常需要托人花钱购买,秃笔所写之字,起笔形态自然模糊难辨。
楚系笔法在西汉中晚期的迅猛生长发展在《王杖诏令册》上可见一斑,进入东汉以来楚系笔法特征进一步成长,在东汉的简牍上获得了重生。
在武威磨嘴子东汉第18号墓出土的《王杖十简》,所处年代为东汉明帝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与《王杖诏令册》被确定为同一墓区的出土文物,时间相差80年左右。从笔法特征上看,和《王杖诏令册》有许多相似之处,相比之下,“顺锋起笔”和“尖撇”等楚系笔法形态在《王杖十简》上展现的更加显著和稳定。
《王杖十简》所有文字“顺锋起笔”形态稳定,字带斜势,尖撇形态稳定,“竖勾”笔画的勾”直接向左上勾出,与古隶和八分显著不同。又见“竖弯勾”笔画的勾是向“回勾”,这种笔法特征在前代是极少出现的,与后世魏晋楷书笔法基本一致。应该说,较《王杖诏令册》而言,《十简》的楷书特征向成熟又明显迈进了一大步。
《王杖十简》中的第二组“哀”字首先“顺锋起笔”特征显著,弧形“尖撇”和成熟的楷书几乎一模一样,且字体带有斜势也是成熟楷书的特征,隶书中横画的收笔上挑的习惯的已经完全消失,特别是最后的“捺”笔画,按顿平出,与隶书向右上方挑出的动作已经可以明显区分开。再看第三组“见”字,《十简》中的字例首先在体势上就和《诏令册》的字例拉开了差距,一方面字势向右上方倾斜,另一方面下半部分的“撇”和“竖弯勾”明显伸长,字势拉长是楷书区别于隶书的重要特征之一;其次,“竖弯勾”的势态向内,和隶书向外的放出的笔法习惯显著差异。
图8 《王杖十简》与《王杖诏令册》单字对比表
从图8中可以看出,《王杖诏令册》此篇虽正体看上去已脱隶势,但就此“皇”字而言,最后一笔明显是“逆锋起笔”,且左右开张,蚕头燕尾,使典型的八分样貌。相比而言,《王杖十简》“皇”字所有横画“顺锋起笔”形态基本明确,而“顺锋起笔”恰恰是楚系笔法的最主要特征,二者起笔形态几乎完全一致。
《王杖十简》出土于武威磨嘴子东汉第18号墓,按内容分类当属行政文书,从文字上看却是西汉宣帝、成帝时期诏书的抄件,显得有些草率。然而在笔法特征上,《王杖十简》除了收笔还不具备稳定笔法形态以外,其他所有特征已然与公认的最早楷书作品——钟繇《宣示表》相差无几。
进入东汉以来,“顺锋起笔”在需要快速书写的简牍应用上,占有绝对的优势,许多文本虽然在势态上看起来是标准的把八分书,但在起笔形态上,依然多都使用了顺锋起笔。东汉的日常书写,已然是顺锋起笔的天下。至钟繇楷书字体成熟以后,后世所有日常书写所需使用的书体中,再未见“逆锋起笔”的例子。
应该说,楚系笔法对整个笔法和字体发展史贡献最大的就是它的“顺锋起笔”,无论是稍微讲究线条形态的“侧锋起笔”,还是急于求成的“直入起笔”,其本质都是追求快速书写。这样一种快捷的“笔法系统”推动了字体的演变和发展。
草书作为一种追求便捷快速的字体出现于西汉,早期的草书和楷书萌芽中极少见到显著的“逆锋起笔”形态,因为草书和楷书本身就是在“顺锋起笔”便捷属性的推动下产生的字体,草书、楷书笔法是真正的楚系笔法遗传的产物。
由此我们看到,楚系笔法在汉代的存续和发展,对于推进字体的发展演变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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