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道一的汉画像石研究之路

顾 颖（江苏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岳 凯（徐州市博物馆，江苏 徐州221000）

张道一教授是我国著名艺术教育家、民艺学家、工艺美术史论家，是全国第一位艺术学博士生导师。在中国当代艺术学学科的创始和学科构建中，做出杰出的贡献。张道一先生一生喜欢汉画像石艺术，晚年尤甚，他的汉画像石艺术研究，本于中华民族艺术传统，基于中国民族性的艺术性理论，对汉画像石是艺术的解读，不尚虚谈，扎根于民俗，归于文化。他的汉画像石艺术研究，不照搬国外的理论，不做过度的阐释。晚年更倾注了极大的研究兴趣，由博返约，在朴实中彰显深邃，在叙述中彰显智慧，语言纯朴，哲理丰富，开启汉画像石艺术研究的民族学派，为中国汉画像石艺术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从喜欢出发而解读汉画

根据张道一回忆，他在大学时代就开始接触并喜欢上了画像石。他最初喜爱画像石并非出于研究，而是被它平面造型的艺术手法和装饰趣味吸引。张道一在大学时曾听老师讲到汉画像石，教室里挂满了汉画像拓片，因为读过鲁迅的书，联想到了“深沉雄大”的评语。张老师决心要把汉画像石弄懂。收集不少拓片，也临摹了很多作为资料，在实践中跟随汉代工匠走了一段路，认识了汉画像的雕刻技法和图像模式。再往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与研究的深入，他愈来愈认识到汉画像石的重要性。2009年，张道一先生出版了《画像石鉴赏》（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他在《后记》中说：

“有人说我对汉画像石‘情有独钟’，是因为那磅礴的气势和巧构，以及所表达的情感，触动太深。也有人说我喜欢‘破烂石头’，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觉得，他和修‘汉石桥’的人一样，却不知道”在那斑驳残破的背后，隐藏着多么丰厚的艺术精华！我视其为民族之魂。”[1]

正是把汉画像石艺术看做民族之魂，张道一才倾注了一生的心血来解读他。今天张道一已经出版有《汉画故事》(重庆大学出版社2006)、《画像石鉴赏》(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徐州画像石》（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译林出版社2012）。2011年版的《吉祥文化论》（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中第三章中引用140余幅汉画像对古代尤其是汉代的吉祥图像展开了解读。2016年出版的《中国拓印画通览》（东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上下册里有很多的章节是关于汉画像的考证与鉴赏的。

张道一认为，研究汉画像需要下一番工夫的。王朝闻说：“画像石是难以匆匆理解的文化现象。”鲁迅赞美它“深沉雄大”，想把它们说清楚并理解真的很不容易。对于画像石艺术，他热爱了几十年，也思考了几十年，并且把它在中国美术史上定位很高，曾经宿愿要把自己的思考结果总结出来，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看懂、了解和喜欢上汉画像，张先生先做一些“解读”的工作。研究汉画像石首先要研究石头，其次要研究拓片，拓片是一种“带有大型版画意味的拓印绘画。”[2]张道一的研究，主要是研究拓片，经过多年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张先生于2006年出版了《汉画故事》，全书分为人物与世俗，神话与传说，祥瑞与游艺三个部分，共计211条。2009年出版了《画像石鉴赏》，分为“鉴”与“赏”两部分，共计500余幅图。张先生对这几百幅图片的解读总结出了汉画像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2012年，张先生出版了《徐州画像石》，该书主要介绍徐州地区的画像石，宗旨是谈文化，论艺术。张先生认为汉代的徐州有不少独特之处，具有全面的优势。他从季札挂剑的地方说起，通过这个故事，凸现苏北地区人物性格。之后从楚汉之争联系到汉代的厚葬之风与汉代徐州的男耕女织与尚武精神，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张老师从徐州的汉画像石上大量动物的存在，总结认为汉朝人与动物的和谐相处。有些是艺术家有意去表现这些动物而有一些则是用它们隐喻人间的事。

张先生汉画像石艺术深深扎根在民间文化的源泉之上。他认为中国古代美学的中心概念并不是“美”，而是“吉祥”。“吉祥观念”的“吉兆”，其具体表现形式是“吉图”。[3]他从汉画像研究中找到了这些吉图的根源，认为汉画像中的吉祥主要是通过“古代谶纬与符瑞”表现出来的。他在书中以《符瑞志》为序，总结了武梁祠的图像以及相关资料，列出表示吉祥的汉画像瑞应物达96种，如麒麟、凤凰、嘉禾、九尾狐、珠草、琉璃璧等。这其中许多祥瑞物在今天仍然寄托着美好的寓意。这些祥瑞图像都有不同于表面的隐喻，如九尾狐、蓬尾，具有象征子孙繁息的吉祥寓意。

二、从图案装饰性研究到拓印画理论的探索

张道一是艺术理论家，他的研究始终与艺术学学科建设密切相关，他的汉画像石艺术研究是他艺术思想的直接表现。汉画像石艺术研究，又证明他艺术理论的生命力。张道一的研究主要从艺术学、美术学、图案学和设计学入手去解读汉画像。

在20世纪80年代初，张道一先生提出“图案学”的建设构想，纠正视图案为纹样的简单理解，从图案的形成、形式美的规律、图案的形象、图案的构成、图案的色彩、图案的艺术风格与形式倾向等进行深入阐释，总结图案与图案教学中的形式法则和思维规律，厘定从形象思维到创作方法的完整体系，图案与工艺美术、图案教学与工艺美术教学的内在联系。张道一早期的汉画像石研究，正是从图案学来研究汉画像石的装饰性的。

“图案”按照字面解释，“图”是指图样或图画，“案”则是依据和方案。构成图案的有三个基本要素：器形、纹饰和颜色。图案就是计划制造某一物品时，先要设计好图样和方案。我国现代设计由“图案”发展而来。[4]张先生认为，古代人制作工艺品并没有现代学校的教学形式和方法，工匠们依靠师徒传授，在实践中学习老的，创造新的。他常常提到《考工记》，《考工记》所谓“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张道一先生根据当时的工匠的制作过程，来研究汉画像石的图案性。

他认为汉画像石是墓葬的产物，每一块汉画像石都是墓葬这一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他将全国各地的汉墓中的汉画全部考察比较之后，认为虽然各地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但是在大体上却有相似的题材和表现形式，在墓葬中某一位置上也大体相似，如西王母与东王公图像，伏羲女娲图像，日月同辉，二龙穿璧等图像。意即这些图像都有一些基本的母版，也就是既成的图案。在研究汉画像石图案的基础上，张道一先生建立了拓印画的理论。在《中国拓印画通览》一书中，张老师对拓片的清理与修整用到的具体方法有四种，分别是剔、修、挖、补。[5]这些方法实际上是联系在一起的，有时候可能一幅画像上四种方法都会用到，从艺术研究和艺术鉴赏的角度，特别是对于美术史论，对拓片进行清理和修整是有效的，有益的，有助于把握艺术的实质和精神。

张老师对汉画像如此“情有独钟”，这与他自幼受到民间艺术的熏陶和青年时代学习图案有很大的关系。[5]1949年，张老师考入华东大学文艺系后，在剪子巷和劝业商场和民间艺人学习了剪花和刻纸手艺，刻过很多剪纸，得到陈之佛先生的赏识，主修基础图案和中国传统图案。对图案和纹样的研究，似乎在张先生的身上燃起了一把火，这把火一直在燃烧着。图案学上有一种“翻白画法”与拓片很接近，“金石味”显得铿锵有力，张先生为了体味这种“金石味”，张先生尝试在不同的物质材料上拓印，尝试刻过图章，在旧木地板上拓印木纹，在蒲扇上拓印编结纹，还刻过砖头，通过砖石的斑驳效果品味汉画像艺术，并在品味中诱发出一些理论性的思考，其中包括对大量汉画像图像进行辨析和重新考证。有些原石因为时间和大自然侵蚀以及人为损害等原因，造成破损、剥蚀等痕迹，这些都可以对拓片进行修整和清理，保持自然和流畅的感觉，不能造成生硬感。修整过的拓片看起来不但清爽，也更赏心悦目，可起到很好的艺术效果。

张先生用图案学中的“区划面”原理总结认为汉代墓室绘画在汉代并没有独立发展，但是已经成熟。说它没有独立发展，是因为他与汉代墓葬文化结合，每一块石板都是墓室建筑的有机构成的一个部件，每块石板刻满了图像，石板成为“画像”的载体。这些画像却起到超越它本身所具有的力量，这个能量就是能让人感觉到不是在墓室这个狭小的空间里，而是在一个新的世界中，一个满足了想象和愿望的美好世界中，这是艺术成熟之后所发挥出的热能。

所以张先生认为汉代艺术已经成熟，成熟的标志是：以石头作为载体的艺术形式除了建筑就是雕刻，而画像石的发展就是踩在这两点上的，但是它并没有发展成为完全的建筑或雕刻，而是表现为以平面为基础的二维度绘画，并形成中国艺术特有的一种形式。

画像石在雕刻时，保留石板平整的表面，追求的是类似绘画的效果。通过对石头进行雕刻，用纸进行拓印，将画面转移到纸上，就具有了“金石味”的画面。可以说，画像石的拓片，虽不是最初刻石的目的，但由此所拓印的纸本绘画，却是中国版画艺术的滥觞。其中包括对大量汉画像图像进行辨析和重新考证。

三、从美术的研究到艺术学的定位

90年代初，在第二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会议上，经过张先生提议，通过了美术史论改为美术学，结束了我国长期以来美术领域中的艺术理论与实践两者之间严重脱节的矛盾。后来他又建立了中国艺术学的理论框架。张道一的汉画像石研究，随着他美术思想的发展而发展，随着他艺术理论的建构而逐渐建构起来。

张先生后期的汉画像研究的确就是用的艺术学的方法，他认为汉画像中蕴含着汉代艺术家们的质朴情感，表现出许多喜闻乐见的形式，并且体现着许多带有规律性的艺术原理。所以说，在当前，我国艺术学的建立，需要着重“抓两头”，即艺术原理和民间艺术，一头在下，一头在上。[6]他本人也在探讨艺术的共性时，深入体验并了解各种艺术形式，如图案、剪纸、编织、雕刻、版画、泥塑玩具、皮影戏、刺绣甚至音乐和物理他都研究过，并且都有成果，在他的《汉画故事》等汉画像著作中，就运用了这些丰富的知识，重新修整和解读了大量的汉画像图像。

张道一认为，中国美术的传统有两个系统，一个是统治者的、贵族的，另一个是庶民的、奴隶的，到唐代开始，随着宗教的兴起和发展，美术逐渐分成了四条线来发展，即宫廷美术、文人美术、宗教美术、民间美术。张先生不止一次在文章中和谈话中提到山东嘉祥的武梁祠画像石，人们赞叹它的艺术，却很少提到它的作者卫改，张先生认为这是很不公平的，同时张先生也认为中国美术的发展以绘画为中心，忽视了其他美术。我国美术史上，民间画工和工艺匠师的境遇并不理想，比如雕塑家只能被视为“形而下者”，在一些美术史书籍和辞典中，青铜器、工艺美术和雕塑被分为“绘画类”或被称之为“画种”，他认为这是中国文化发展不平衡的一种偏颇，这样研究美术学会缺少全面的思考和完整地结构。他认为汉画像石艺术是从民间产生的，因此是平民的艺术。

他在78岁高龄撰成《中国木版画通鉴》一书，几乎集一生的收集研究，对1200年来中国木版画作了全面的梳理，包罗了皇家、官方、文人、商家、宗教、民间的木版画，共分为12大类，120种，收图1200幅。可以说，这是中国古代木版画研究水平的一个标志。[7]在《中国拓印画通览》一书中，选取了600多个图例，分别说明版画和印刷的关系，其中较多的是砖石雕刻和汉代画像石和画像砖。不能说画一只鸟就是“花鸟画”，画一棵树就是“山水画”，画人物也是如此，他认为像汉画像石中的《荆轲刺秦》一样去深刻表现历史、故事事件和情节的，以前没有过，只有到了汉画像石的艺术。才表现的如此深刻，如此成熟。

汉画像在最初兴起时就是一种民间艺术，被老百姓所熟知和推崇，那么到了近代，当大量的汉画像石纷纷出土，河南南阳、江苏徐州等地都修建了大型的汉画像石馆，面向普通群众开放时，很多人对丰富的汉画像图像虽然充满好奇，然而并不理解，很多图像并不能看懂。王朝闻先生看了南阳画像石后说：“南阳汉画像石是难以匆匆理解的文化现象，初步印象说明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这一艺术宝库的价值在未来将更加光辉。”这里其实就是在赞美汉画像石将艺术的高低、雅俗界限打破。

张道一总结汉画像石艺术的总体艺术特征就是：关系性律动、再现与表现、平面造型的章法、夸饰与隐喻。这个概况，准确地从美术学的艺术风格上给汉画像石艺术以定位，揭示了汉画像石艺术的规律。

汉画像石和画像砖选取石头和砖头作为载体，注入以生命，使坚硬冰冷的东西带着温暖，产生情感，并体现出“深沉雄大”的精神。张先生的《汉画故事》与《画像石鉴赏》从每一个图的内容、出处、具体形象和情节进行诠释，对于一些不熟悉的人事故事、神话故事、祥瑞故事等做了内容的考证，并联系其时代背景对汉代人的世俗生活、劳作情景、礼仪和娱乐等，通过不同的画面，做了分析和介绍，使得汉画像的解读大众化、平民化、通俗化。

张道一先生发扬艺术学研究的民族传统，综合地使用材料和综合地思考问题。

用“瞻前顾后”的方法来判断一个时代的某一问题，充分使用文献和实物资料，相互对勘，并参照历史的和大文化的背景，全面观照，避免理论研究中的空中楼阁，防止以偏概全。张先生对汉画像的研究与贡献就像打开了汉画像那扇半启半掩的大门，让汉画艺术从封闭的墓室中走出来，通向宽阔光明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