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绣万花谷》与南宋文人眼中的风物闲美①

许欣悦（南京艺术学院 设计学院，江苏 南京210000）

《锦绣万花谷》是一部成于南宋淳熙年间的类书，虽不著撰人，但书的序为我们留下了该书成书的背景面貌。古代类书诠释着时人对世界的认知，文人查前代典籍之记载，掇古籍诗词之精华，网罗天下文化之特质，分门别类，私修类书，文人渴望主动参主流文化，并以此获得认同感，特别是徘徊于主流文化之外、身份没有那么光彩的文人开始独立思索，自我选择，把能够搜罗的古今文献按自己认知类编排列。由于类书的特质，成书的过程中省去了借物抒发一己穷愁，唯一从类书中表现出来的寄托，就是在辑录的过程中文人对风物的选择，大抵是文人群体所共识、有别于百姓平浅识物所表现出典雅博瞻的闲美赏物眼光。

一、《锦绣万花谷》与南宋文人识物心态

书中自序提到编纂者自有抄书之习惯是由于书籍之难得，仅凭个人兴趣而誊录，但又并非全无目的，“晚益困，无以自娱乐，复留意于科举之外”，宋代许多文人私撰或商刻类书或多或少都有着科举的目的，宋真宗认为“儒术污隆，其应实大。国家崇替，何莫由斯”并将《崇儒术论》刻石于国子监。[1]朝廷多次在下第举人中选拔才俊，再次阅卷“诏礼部贡院，阅进士诸科十五举以上曾经终场者，以名闻。甲辰，得司马浦等六十三人。庚戌复取十五举未经终场者四十三人，并赐出生。”宋代的文官治国体制，开门纳贤，科举制度的开展使得社会各个阶层的文人都可以参与其中，注重经义、策、论、诗赋等科考形式，就要求举子们必须博古通今，信手拈来古今典籍与历史。

“凡进士，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凡《九经》，帖书一百二十帖，对墨义六十条。凡《五经》，帖书八十帖，对墨义五十条。凡《三礼》，对墨义九十条。凡《三传》，一百一十条，凡《开元礼》，凡《三史》，各对三百条。凡学究，《毛诗》对墨义五十条，《论语》十条，《尔雅》《孝经》共十条，《周易》《尚书》各二十五条。凡明法，对律令四十条，兼经并同《毛诗》之制。各间经引试，通六为合格，仍抽卷问律，本科则否。”[2]3603

在这种社会文化繁荣的推动下，特别是科考重视策论，且需要文人博古通今，所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帝王之学、治世之道、天道人极、礼乐弄政、古今治道、当世急务、经学、史学、刑罚、吏治、教化、肆武，甚至天文、地理、祭祀等。宋代文人以仕人居多，即入朝为官、当朝学者、好学读书人，他们饱读诗书，可谓是全才、通才。孝宗乾道、淳熙年间倡导的学术繁荣，宁宗为政期间，虽对内“庆元党禁”实行文化打击，但其在殿试的策问中也表现出对学术要讲实际的要求，如庆元五年(1199年)己未科的策问对士大夫的批评：“默观卿士大夫，莫不高谈稷契，下卑汉唐，然今日之，亦多端矣”。[3]后理宗上台之后，程朱理学则开始成为官方的统治哲学，更是出现了御试作答“道原出于天，超乎太极无极之妙，而实不离乎日用事物之常”，[4]可见所录状元的理学造诣都很深，如文天祥在试卷中针对策问所作的道之原初为“无极太极之体”，称其分阴阳，散五行，存仁心，且变化不息②转述自（宋）文天祥：《文天祥全集·卷三》，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9页。《御试策》：“所谓道者，一不息而已矣。道之隐于浑沦、藏于未雕未琢之天。当是时无极太极之体也、自太极分而阴阳、则阴阳不息、道亦不息、阴阳散而五行、则五行不息道亦不息。自五行又散而为人心之仁义礼智、刚柔善恶、则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穹壤间生生化化之不息、而道亦与之相为不息。然则道一不息、天地亦一不息。天地之不息、固道之不息者为之。”。要想获得这样的知识结构，就需要博览群书，加上科举制度多次改革，必然促使南宋文人的知识结构会随着科举改革而发生变化，他们不得不寻历代彝册，采集搜罗本朝掌故，以增加知识储备。

在这种情况下，分门胪列，实用性强的应试类书应运而生，收揽前人知识的总结和社会新面貌，再者，类书中涵盖知识范围之广，除了是文人备考之用书之外，由于类书自身就带有教化作用，《锦绣万花谷》的编者期望这本“以经纶乎国家，规恢乎功名，雕绘万物而吟咏性情。”①《锦绣万花谷》序中将此书包含之类一一列举，其中“医技稗官”，医，《说文解字·匸部》为“盛弓弩矢器也”。稗官，野史。本文作者将此理解为器具的制作与用途摘录。这里说的教化作用不仅仅是教以效化，更是民以风化，传输并展现文人审美下的物之闲美。

闲美乃娴雅美好之意，北宋文人王安中作《曲宴诗》序中，“酒行歌起，音节清亮，乐作舞入，声度闲美。……户牖、屏柱、茶床、燎炉，皆五色琉璃，缀以夜光、火齐，照耀璀璨”，[5]245展现了闲美的宫廷生活意趣，虽是宫廷宴请一景，却不难察觉宋人的审美在意而非外在，有过尚奢，但仍娴雅。文人的眼光更甚，在社会地位、自傲心理的支持下。宋代文人著书立说、吟诗作词、博古赏器，其对生活方式的追求比前朝文人多了稳重与雅致。

如以书斋为依托的文房用物所展现的宋时文人“超逸出俗”的闲美生活意趣，“水复山重客到稀，文房四士独相依”，宋代文人陆游在诗句中也展现了文房的使用价值与精神良伴作用。蔡镶言：“艺益工而人益困”，文房需“尚意”。如文人关于笔的说法仅《锦绣万花谷》中就有20条，“丰狐毫、枯木管”“狸毛象管”“緑沉漆竹管”“青镂管”“如椽”“四管为床”“管子”“毛元锐”“管城侯”“毛颖、管城子、中书君”“尖头奴”“毫锥”“栗尾濡笔”“三品”“五兄弟”“退笔”“铭心写言”“鼠须笔”，诗3首，其中，时人林逋为笔作诗：

“青镂墨淋漓，珊瑚架最宜。

静援花影转，孤卓漏声迟。

题柱吾无取，如椽彼一时。

风骚兼草隶，千古有人知。”林和靖[9]411

文人于物的审美在于物能体现其稳重的性格与雅致的情怀，书斋是文人工作生活的主要场所，林逋此诗描绘了其书斋的基本陈设，几案上陈青色玉雕笔管毛笔配合珊瑚材质的笔架，墨磨满砚台，案头布置花瓶中插花，坐在桌边随手可牵引到花以满足文人赏花、品花的闲适雅逸的生活品味，室内摆放铜壶滴漏判断时间。时人赵希鹄在《洞天清录》中更是详细描写了文房器物的摆放章法“明窗净几罗列，布置篆香居中，佳客玉立相映。时取古人妙迹，以观鸟篆蜗书，奇峰远水。摩娑钟鼎，亲见商周。端砚涌巖泉，焦桐鸣玉佩。”除了文字记述外，宋画具有高度写实性，其中也更直观地展现了文人桌上摆件，如《宋人消夏图》，题材虽取唐人消夏雅集的场景，但其内饰场景钧来自南宋文人于当下文人书斋中“烧香、点茶、褂画、插花”现实品味回归唐的想象。正如苏轼所言：“物无陋者”（《前怪石供》），文人受自身修养影响而养成的习性，包括在其绘画中汲取的构图色彩的喜好，文人文房用具中除了使用的笔、墨、纸、砚，其余的案几、花瓶、书架、书榻的摆设，无论是选纹理奇特的怪石入书斋，还是桌上插花以质地胜玉般花器点缀，竟出心意，且为修身之资，沉静典雅，玩味皆有佳趣。

二、《锦绣万花谷》所取类目与南宋风物写照

就章节体例划分来看，“编粗成，为三集，每集析为四十卷”，它不同于一般类书以类相从，类书分的“类”在目录名称就有体现，一般统一“部”“门”“类”等，将“目”归类其中。这种分门别类的写作方式，早在商末周初的《周易》，就记录了推演“后天八卦”形成的六十四卦，遵循了古经的体例，以类目所属天地万物来归类。如《尔雅》作为训诂词典的先河，首创了按类收词的编纂体例，为往后各朝代类书的体例提供了借鉴。一般传统体例的类书会把当时所有能够聚集的知识文本搜罗列入各种类目之下，以此构建编者的知识间架体系。如同一个巨大的图书馆，相似的几个条目都属于一个部，如，同为南宋的类书《海录碎事》就是依照这样一种传统的分类体例编排，按照“部、门、目”分类：天部（两卷）、地部（两卷）、衣冠服用部（一卷）、饮食器用部（一卷）、圣贤人事部（三卷）、帝王部（两卷）、臣职部（两卷）、鬼神释道部（一卷）、百工医技部（一卷）、商贾财货部（一卷）、音乐部（一卷）、农田部（一卷）、文学部（两卷）、武部（一卷）、政事礼仪部（一卷）、鸟兽草木部（一卷）三集凡一百二十部，一千〇二十六目。

而《锦绣万花谷》略有不同，《锦绣万花谷》更接近于文人审视社会的视角，将著录的事类及引文全盘收录，并按照惯有的社会生活框架、个人的知识体系做分类。就类目间架来看：其中前集分天、日、月、星、雨、祈雨；雪、霜、风、云、雾、雷、电、虹、霁，春、夏、秋、冬；元日、人日、上元、端午、七夕、中秋、重阳、冬至、岁除、难日；地、山岳附石、海、潮、川、渎、湖等四十卷，二百四十八目。后集为前集的补充，仍然是分以天、日、月星、雨、祈雨；雪、霜、风、云、雾、雷、电、虹、霁等，不同的是条目内内容有增加，除了增引前人已成类书中的词条说明内容外，还增加了当朝的诗作为条目生活化的佐证。四十卷，三百二十一目。续集完全不同于前两集，分圣制、圣翰；圣寿、圣节、圣学、经筵；武臣太尉、三衙、诸卫将军、金吾卫将军、东西上阁门、阁门、奉史、武臣刺史等官职、器具、行政区域以及类姓，四十卷，四百五十七目。不难看出，《锦绣万花谷》用庞大的体量搜集、分类、补充山川、地理风貌，“夫临高远视，心意之快也，晴澄雨昏，峰巅之态也……近则草树烟绵，溪水之澄鲜……乐亦由人。”(梅晓臣《览翠亭记》)这便是文人于山川、于自然心意相通的阔达，把现实生活所受的局限，寄托于山水自然、社会风貌，又是闲美生活状态的另一种精神体现——悠游自适且符合文人认知逻辑。《锦绣万花谷》将“天地”放置在最优先的位置，后集卷一“天”有傅玄诗：

“两仪始分元气清。

列宿垂象六位成。

日月西流景东征。

悠悠万物殊品名。

圣人忧代念群生。”出傅玄。[9]515

古代先贤一直以来将“天”作为道德、哲理、空间、时日的归属象征，一切以“天”为万物之开始，《周易》开篇把乾坤放为六十四卦之首，这是周人的自然哲学观，也是几千年来传统儒家社会的哲学观，他们认为，天地是万物的本原，“天”在记言的《尚书》中也是反复出现的一个重要话题，不论是政治秩序还是自然秩序，“天”始终处于金字塔的最高层级。《尚书》开篇也提到社稷政令是要遵循“天”的，“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6]按“天”推算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制定出历法，由此才有了生活中规制的天时、节令。孔子在《论语》中也提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7]在传统文人的知识世界里“天”象征着社会发端的元始，也是一切风物发生的源头。

南宋文人在钟情自然的同时，还抒写着其在天地之间“心洒然而醒”（曾巩《醒心亭记》），《锦绣万花谷》集中将山岳“岱宗”“衡山”“昆仑山”“天台山”“黄山”“天目山”“罗浮”“崆峒”，奇石“秦皇鞭石”“云根”……，海“归墟”“碧海”……，潮“日激水而潮生”……，归为一卷，关注山脉、关注巨峰怪石奇观，似郭熙“坐穷泉壑，猿声鸟啼依约在耳，山水水色滉漾夺目，此岂不快人意”（《林泉高致·山水训》），这些在城市中很难见到的“世外”之境，于文人所见所感，由山川的粗旷到文人笔下的独特描绘，再到文人心境传神转意，这是《锦绣万花谷》展现的南宋文人于自然环境的欣赏中获得闲适的体验、美的感悟。

三、《锦绣万花谷》与南宋文人窥物视野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书既成于淳熙中，而纪年类载理宗绍定、端平年号；帝后诞节类载宁宗瑞庆节、理宗天基节诸名；并称理宗为今上，是当时书肆已有所附益，并非淳熙原本之旧矣。”晚清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卷十一著录此书，亦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但不完全同意四库馆的意见，谓：“若果淳熙中其书既成，三集则每集每类必不重复，何以前集所分之类，后集、续集、别集亦大半同之！比勘之，实是前集有不尽者，复载于后集、续集、别急皆然。余意其人初成此书，只《前集》四十卷，厥后屡增屡续，遂有四集。初集之成在淳熙，至续、别集之成，已至端平之代。其前集纪年有理宗之号，当时或补刊或挖板，皆不可知。余意，此书特书贾之稍通文理者所为，故时代已移，但改序文数语，不知与年世不照也。”中国国家图书馆李致忠先生于2013年刊于《新世纪图书馆》第5期的文章《〈锦绣万花谷〉编者为谁再探讨》中认为，《锦绣万花谷》一书至编者写序到书中出现端平（1234-1236）年号及宁宗、理宗时节令并将理宗唤为“今上”，其为写序者后人继续加以补充，并将新汇编的材料集为《别集》三十卷。[8]

以上三种说法暂不讨论孰为对错，由此可以了解《锦绣万花谷》含括了宋理宗（1224年）之前南宋时期的古人文集、佛老异书、百家传记、医技稗官、齐谐小说、荒录怪志，也包括上一个朝代唐朝的诗。编者及其后人成书的这一时期，朝廷由动乱，在与金对峙一百多年战争频繁，南渡建立南宋，1141年，屈辱求和后，签订“绍兴和议”，宋朝称臣，划秦岭、淮河为分界，停止战争，百姓生活在后长达一百余年算是较为安稳，又于1232年宋理宗联合蒙古伐金，结束与金的对峙，却在1235年与蒙古爆发“端平入洛”事件，南宋社会再次陷入战乱。《锦绣万花谷》收录了这一时期的各路文章浩浩如也，由从该类书的文献收揽铺开来看着实可以形成一副南宋生活文献资料。文献以词条列目引文献注解的方式，收录了天文、地理、宗教、官职、内廷、器物、礼法、风俗、历史、诗文、音乐等知识词条。

其中的诗文必然与文人审美关系密切，如姜夔《疏影》中“还教一片随波去，又却怨、玉龙哀曲。等恁时、重觅幽香，已入小窗横幅”传递出文人柔美和细腻情感的审美情趣。一般对宋诗的评价“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为其特点，且宋人做诗有“律”有“法”，以“律”论者着眼于形式技法，诗歌发展到了南宋，诗律就是诗歌风格的代名词，《锦绣万花谷》中卷二十一就单列诗律一目。选其中收录欧阳修《苦吟》“一句坐中得，片心天外来”[9]275来看，这是欧阳修总结自己写诗心得。这两句诗虽“落了韵”①（宋） 晓莹撰《云卧纪谭》中记录“一句坐中得，片心天外来”在死心禅师的眼中落韵的逸事。“黄龙死心禅师因蜀僧泉法涌入室次，死心曰：‘闻汝解吟诗，试吟一篇’。泉曰：‘请师题目’。死心竖起拂子。泉曰：‘一句坐中得，片心天外来’。死心曰：‘川藞苴落韵了也’。”，但获得句诗途径却仿佛来自天外神助，不难看出受禅风习染。体悟禅自有禅悦，禅的境界是出世，诗的境界是入世，南宋文人诗文中实际上也实现了俗世理想与逍遥诗意的栖居。

四、风物典闲美所体现的传统文化

就上文理解的闲美风物中，节令最能体现传统文化中的人们的意识形态和生活审美情趣。《锦绣万花谷》在“前集”与“后集”的卷四中，都分别辑录了有关岁时节日方面的文本史料。关于节令，前集辑录了元日、人日、上元、端午、七夕、中秋、重阳、冬至、岁除、难日，后集辑录了元日、立春、上元、社日、寒食、上巳、端午、七夕、中秋、重九、冬至、除夜。“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一岁节序，此为之首”，[10]元日乃一年中首项节庆活动，《锦绣万花谷》中记录了元日中间出现的器物与风俗，“白首樽”“放鸠”“椒花颂”“说经夺席”“坐觅孟嘉”“折七松”“决八风”“饮屠苏、栢叶铭”“服桃汤”等。关于“元日”前集就有白首樽、放鸠等24个词条，后集中有首祚、端月等7个词条。

元日当天原为上到朝廷下至百姓共同欢乐的节庆，当日朝廷应按照朝礼规范举行正旦朝会，“车驾坐大庆殿”，[11]举国向皇帝拜贺新年，这是历朝历代的传统节目。然而在偏安一隅的南宋朝廷，刚刚经历宋金战争，朝廷虽签署了“绍兴和议”，统治者可谓是在煎熬中稍得以喘息，然而和义采取的是涸泽而渔的办法，图一时安逸，翰林学士汪藻向朝廷谏言中就提到“兵兴累年，馈饷悉出于民，无屋而责屋税，不时之须，无名之敛，殆无虚日，所以去而为盗。”[12]772由于饱受战乱加之苛捐杂税的上缴，许多地方百姓无法满足基本的消费与生活。一时之间朝廷还未真正从狼狈中跳脱出来，“建炎之初，銮舆南幸，庶事未备，而朝会之仪未暇举焉，正、至但循例宰臣率文武百官拜表称贺而已，绍兴改元，以道君皇帝、渊圣皇帝北狩，权宜皇帝躬率百僚遥拜毕，次御常御殿朝参官起居。”[13]南渡后，很多大型活动从简，但宋人生活趣味不论是朝廷还是民间都难以消失，尤其是由文人群体，有着明确的主张与认知，认为社会政治礼仪仍然重要。

绍兴十二年十月，礼部太常寺请言恢复朝贺之礼，以示天子之尊，传承礼制仪式，然礼部以元正在即来不及操办为由，奏请延期来年。直至绍兴十五年，过了三年商议筹备，才迎来了迁都后的第一次大朝会，可见南宋朝廷之窘迫。此后南宋的150年里“自是正旦、冬至俱免大朝贺，以为定例也”。[2]3365

“元正冬至大朝会，有司设御坐大庆殿。”[2]2748《锦绣万花谷》中也列有朝贺之日拜表陈列物件“白兽樽”，白兽樽原为魏时正旦节日皇帝朝会群臣的元会上，于太阶东陈设之酒杯，王公卿尹、群臣各依次列队执礼器拜上，其藩王不得朝觐，特恩者，不以为常。向上献寿礼，食毕、奏乐，进酒，待侍中宣读诏令、计吏应诺完毕后，若有能献直言者，上则赏酒于白兽樽。白虎樽樽盖为白虎形，因此原称白虎樽，后因唐避讳太祖之名而为白兽樽。其形样一般为桶形，双环，三足，虎形盖。酒酿造密封于翁中，饮宴时将其倒入樽中静置。有趣的是樽之名至宋时有所变化，这时间金石学者将“樽”定名为“凤奁”，北宋《考古图》中，“李氏录云‘奁’或作‘籨’”，[14]吕大临就将其收录的两件三足、平底、圆筒状器物定名为“奁”。虽文献记载中二者器形上类似，但以考古实物及功能来区分，奁并不同樽，《考古图》中实为误称。[15]

南宋朝会虽少，但并非正旦之日不举行朝贺之礼，即便如此，元日活动在民间不可缺少，百姓等待这一天犒劳过去，迎接新年，少不了一番热闹，“官放公私僦屋钱三日。士夫皆交相贺，细民男女皆鲜衣往来拜节。街坊以食物、动使、冠梳、领抹、缎匹、花朵、玩具等物，沿门歌叫关扑”。[12]1游“琳宫梵宇”“家家宴饮”，《锦绣万花谷》中节录的“元日”词条中记载了市井中的各种风俗与物象，如前集中记“进椒酒”[9]43这一习俗，引述东汉时期崔寔《四民月令》：“正月之旦，是谓正日，躬率妻孥，洁祀祖弥。前期三日，家长及执事，皆致齐焉。及祀日，进酒降神。毕，乃室家尊卑，无大无小，以次列于祖先之前，子妇孙曾，各上椒酒于其家长，称觞举寿，欣欣如也。谒贺君、师、故将、宗人、父兄、父友、友、亲、乡党耆老。”[16]元日进椒柏酒的习俗始于此，正月初一前三天由家中长辈操持致齐礼，《礼记·祭义》有记：“致齐於内，散齐於外”，[17]致齐宿于内室，故《礼记·檀弓上》：“非致齐也，非疾也，不昼夜居于内。”[19]192举行祭祀礼仪前须洁净内心、清洁身体，洁净内心依郑玄解释“致齐，思此五者也。”[19]1208即思居处、思笑语、思志意、思所乐、思所嗜。北宋诗人刘筠有诗《致斋太一宫》恰好也解释了保留致宋朝的致齐之礼：“斋心奉蠲洁，摄事罄诚明。”涤虑清身心，专一其心之所向，方为致齐。南北宋之间庄季裕《鸡肋编》卷中也有提及国朝祠令致齐的要求：

“天地、宗庙、神州地祇、太社、太稷、五方帝、日月、太乙、九宫贵神、䄍祭百神、太庙奏告，并为大祠，散斋四日，致斋三日。先农、风师、雨师、雷师、至圣文宣王、昭烈武成王、五龙堂、先蚕、先代帝王、岳镇海渎，并为中祠，散斋三日，致斋二日；马祖、先牧、中霤、灵星、寿星、马社、司中、司命、司人、司禄、司寒、马步，并为小祠，散斋二日，致斋一日。”[18]

致齐礼式毕后，集合家中子妇孙曾，进椒柏酒，按习俗以年少者为先，向长辈进椒酒以示祝寿与新的一年的拜贺。宋人冬日饮椒酒需加热，故而出现了组合式酒器，即注子与注碗配套使用。注碗中加入热水，柱子盛酒放置注碗中加温热酒。

《锦绣万花谷》后集记述“元日”节令中，同样记录了另一种饮酒习俗：传生酒，“唐长安风俗，每至元日已后，递饮酒相邀迎，号传生酒。出《法苑珠林》。”[9]537同朝代唐临《冥报记》卷下将新年相互邀饮的习俗记为传坐。①（唐）唐临：《冥报记·卷下·唐长安市里》，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58页。“长安市里风俗，每岁元旦以后，递作饮食相邀，号为传坐。”自唐起，过元日相互宴邀酒饮已成为节日习俗，并不限于元日当天，到了宋，北宋钱希在《南部新书》中引此句，改传生为传座。该习俗在民间邻里之间更甚，范致明在《岳阳风土记》中也记录了这一元日中的饮酒方式，“岳州自元正献岁，邻里饮宴相庆，至十二日罢。”[19]46

除了词条的引用外，《锦绣万花谷》在后集中还引用了一些诗词，作证所引词条文献，如吟诵了北宋苏轼和南宋刘克庄的诗词句：

“苇桃犹在户，椒柏已称觞。

岁美风先应，朝回日渐长。”[9]538

“元日家童催蚤起，起搔冷发惜残眠。

未将柏叶簪新岁，且与梅花叙隔年。

甥侄拜多身老矣，亲朋来少屋萧然。

人生智力难求处，惟有称觞阿母前。”[9]538

两首诗都宋人对元日的描述，一首引苏轼的《皇太子妃阁五首一》，该诗为帖子词，宋每逢八节内宴，皇帝会专门命词臣撰写诗词，张贴于宫中。《锦绣万花谷》所引此首乃贴于皇太妃阁中其一首，描写元日的诗，短短五言却涵盖了元日的习俗与节气变化，但实际上这种帖子词的功能是以供皇家欣赏为主，也就是作为一欣赏物看待，由此可见，宫廷在元日等这样的节日中有张贴帖子词的风俗，“帖子词”也就成为了元日宫廷各个阁中必不可少的陈设之一，帖子词需在节日时张贴于阁内门壁之上。宋人好风雅，在宋人的雅室中，挂画贴字都是必不可少的，无论是市井人家、茶楼酒肆墙壁上都会贴字画，置四司六局专门设“帐设司”“排办局”供都下街市常时人家租赁布置字画。明人仇英临摹宋人的《羲之写照图》也能直观的看到家中挂画这一陈设。帝王家元日这一喜庆陈设更甚，“命词臣撰词以进，而黏诸阁中之户壁”，[20]或“贴于禁中门帐”，[5]425以示喜庆迎春接福，也显示了宫廷对文人文化对接纳与认同，这是宫廷艺术审美与文人艺术审美相互影响的结果。

五、结语

南宋文人闲美意趣的时兴，在感悟自然、把玩用物与生活娱乐之间。南宋文人的物质文化生活大抵可以以“风物闲美”四字概括，风是文人风尚、社会风俗，物是器物与工艺。南宋文人对于生活的追求是趋于雅致与艺术化的。作为中下层文人，《锦绣万花谷》的编者通过对日常生活的事物风貌，以最为真实地眼光看待与摘录，以文人的审美评判这一时期人与自然山川时的平静追求、用物赏物时的雅致情怀、参与节日娱乐时的赏心乐事。“闲美”之风不仅是南宋文人审美意识的特征，更是南宋社会文化生活的真实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