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20
王 也(同济大学 设计创意学院,上海 200082)
麦克·利萨克(Mike Lissack)在《理解是一个设计问题》一文中以限制论(Cybernetics)的角度探讨关于理解的诸多问题。令人深思的是,文中提到在当前的社会中,共有的理解似乎很少见(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值得肯定的事实),并且存在其他值得理解的观点或想法有时也似乎很少见。他表述了这一状况的经验现象:“人们会说官话(Gobbledygook),或者会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Doublespeak)。一种是听起来很有意义的胡言乱语;另一种是表面(或暗中)包含丰富层次的上下文并暗藏着随着人们思考(思考的对象)和用‘词语’阐述而转换和变化的概念。”[1]问题似乎出在语言和对象中。
当然,这一状况是发生在交流的场景下,一种对话的关系。面对复杂的对象,近似的词语被选择来试图进行解释。正是被选择词语间边界的模糊性,使得理解变得不稳定,信息传递的过程受到了干扰。但必须肯定的是,信息不是意义,我相信利萨克将同样支持这一观点,意义和有效性不可避免地受到符号传输精度理论上的限制。[2]
设计的历史是不断发展的问题的历史。[3]早期设计的问题围绕着实践和造物展开;受大众传播和量产的影响,媒介由纸本向数字化发展,平面设计的表达随之延伸,然而其本质在于交流(Communication);产品设计也不仅是工业制造物,而是所有物的对象,无论是椅子、陶瓷器、静脉注射器或是移动电脑。符号(Symbols)和物(Things)的创造孕育出平面设计和产品设计,并专注在与此相关的实践和生产问题上。
在物的角度上理解椅子,组成它的是材料,如花梨木、钢、皮革或是工业塑料;“组成”根据行为实施的方式,通过形式呈现出来,如儿童椅、折叠椅、钢管椅、沙发或行军凳。即便物的生存环境以及诸多要素间存在差异性,但贡献了统一的功能:坐。吉布森(Gibson)称之为“可供性(Affordances)”;[4]诺曼(Norman)随后将这一术语引入人机交互(HCI)领域,并解释为一个物体“被接收到的”和“真正的”属性,其中主要的是决定这个物体该如何使用的功能性的属性,比如键盘是能够被手敲击的,按键是用来按的。布拉马基(Leonardo Burlamaqui)和董(Andy Dong)支持这一观点,并提出可供性的概念应被视为从人造物和环境到感知者的线索传输问题。这是一个关于人工制品的信息可供代理使用的方式,以及同一代理人捕获此信息的方式的问题。[5]站在符号的角度上理解椅子,其可供性的获取是人对物的材料、形式、功能和方式,以及其所处的环境的充分理解而获得的结论。然而,我们知道的传输并不顺利。
图 1 设计者、产品和使用者
利萨克据此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我们的行动取决于对可供性的识别,而可供性取决于注意力;注意力又取决于启动(要准备进入的),启动本身取决于事前的归属、事前的注意和事前的行动,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循环。利萨克对可供性的感知进一步分析显示,可供性取决于一个人在特定情况下的需求以及行动的最终目的;人们如何看待自己所处的环境,将部分决定所看到的可供性以及所看到的邻近可能性(the adjacent possible)。
图 2 利萨克可供性相关要素间关系的分析架构
斯图尔特·考夫曼(Stuart Kauffman)解释了这一术语的含义,表示更进一步的行动和理解唯有在拥有足够的前期基础,并将他们视为“下一件事”的基础上才能发生;而这些“下一件事”就称为邻近可能性。[6]这就意味着,站在这一角度看待传输,对产品或由产品传递出来被人所认知和获取的关系是达成有限的理解,并作出进一步行为的关键。依据推理的线索,很显然的,谨慎地选择语言符号,精心设计符号的传输过程,以及他们之间临近关系的可识别性是传递正确理解和意义的最终答案。
许多研究者认为,意义存在于符号或物的产品的内部,其组成方式存在着能够被感知的行为的引导和暗示。另一部分学者认为,意义蕴含在人的内部,在人与可以感知的对象的认知与理解之中,即符号的传输的接收一方。据此展开的认知学分析大量出现在符号与物的设计的研究之中。罗仕鉴,朱上上以及SHANGHH等人对用户和设计师,在感知产品造型上的共同点及差异做了分析;[7][8]苏建宁等研究者以及朱斌等研究者,以造型设计为例验证消费者的心理感性意象,与产品造型形态的对应关系;[9]DESMET等人以手机为例,探讨可以刺激消费者产生惊喜反应的产品造型;[10]CHANG从产品外形的不同颜色着手,研究造型对消费者内心舒适度的影响,以及造型要素与内心舒适度的相关性问题。[11]
研究试图在接受者(使用者或是设计者)与被接受对象(设计的产品)之间,寻找某种有限的、有效性的平衡。这是一次完整的认知科学的探索。显然,谨慎地建模和表述是应当被设计行为重视的。并且对罗素的研究使得逻辑学家和数学家开始意识到,即便是“定义”同样是可以演绎的。[6]
我们生存在复杂的世界中,利萨克多次强调这一点,并对“复杂”给出了语义学角度的术语解释。“‘复杂(Com-plex)’是指‘编织(with weaving)’”,他说道:“意味着事物(如项目、事件、思想等)都是交织在一起的,在不破坏其相互关系的情况下是无法孤立的;同时,复杂的事物可以激发我们内部的多种观察、观点和理解;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复杂性和细微差别威胁着我们简单的一致性概念。”[12]
图 3 利萨克对复杂与简单状况下的表述分析
大脑认知和注意力的有限性已经不是生僻的新观点,胡塞尔(Edmund Husserl)很早就表示我们缺乏看到具体情况的能力。[13]面对这样的错综复杂的我们生存的世界,利萨克将会是西蒙 (Herbert Simon) 的忠实拥护者,因为后者的研究中多次表现出对利萨克观点的支援。从限制论的角度上看,设计并没有太多的选择,因为大部分的设计资源都被用在了不断产生替代方案上,而不是从中选择。面对极其有限的认知条件,西蒙相信面对复杂世界的设计活动,目标、限制以及最终的结果都是“给予”的,它们早就存在。设计的过程只是在条件下发现能够发现的部分,并将其表述出来。[14]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观点背后存在个体决断与理解的相对概念,问题从是(Yes)或否(No),变成了好(Good)或坏(Bad),而后者显然具有相对性。那么,面对无限的而复杂的世界,设计的实体范围无比大,所涉及的知识非常多变,内容涵盖了人类所有的经验领域。[15]对无限对象的有限设计行为的结果背后是无限的演绎可能性。演绎的方法成为了重要的讨论对象。
语言是利萨克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因为它是达成表述的关键,同样是思想理解的基石,无论是在对话中或是在产品的设计语言选择上。符号在表述中被作为语言要素的材料被组织。其中表现(Representations)和压缩(Compressions)是利萨克认为其主要的呈现方式。他强调,我们可能直观地认为语言是表现,但我们使用的许多语言都是通过一系列压缩呈现出来,因为,我们是花时间讲故事,而不是背诵标签而已。并且同时标记了两者的区别:
1.表现(Representations):基于标签和类别的静态描述。表现可以有效地简化。从复杂性的角度来看,可以说表现仅在稳定和预定的条件下才有效。
2.压缩(Compressions):涉及故事,多种算法,经验法则,问题和歧义的更复杂的模型。压缩具有更大的灰色空间,可以防止分类,并为每个观察者留出空间将自己放置在其中。
利萨克多次表示术语的独立目标和相互矛盾性,他相信我们更趋向于简单,似乎唯有这样才能够被理解和采纳。“我们被迫以更为简单和受限的方式进行心理处理;表现和压缩之间的混淆困扰着我们对理解的追求。”[16]当人们试图表述,这一过程往往是复杂的,因此是压缩的,场景故事、设计故事和现象案例在此发挥作用。然而,对听众而言则截然相反。睿智的人讲述一则寓言是希望引发反思,听众却在其中寻找条例和法令式的原则。简化的强烈倾向使得表述趋向于表现而不是压缩,因为前者被执行起来更加简单而有效,利萨克强调说,造成误解的问题发生在同样的符号被使用在了两种不一样的方式上。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观点是以假定只要具备了优秀的符号的使用技术和方法,误解就将被解决的概念作为前提。而很显然的是,符号传输精度的不稳定性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更深入的问题是,符号本身在设计时是携带了信息和设计者的意图的,然而在传输过程中出现了干扰,韦伯称之为“噪声”,[2]并强调噪声的出现使得意义的传达变得不再稳定,同时也赋予了自由度。利萨克同样提到了复杂中的表述自由度问题。那么真实的问题是,“噪声”所生活的环境。
以认知展开探讨是利萨克研究的角度,用他的话说,我们自称是寻求真理,但反而简化了世界;所谓的真理,是那些符合我们认知范围的真理。萨瓦(Ameer Sarwar)和弗雷泽(Patrick Thomas Fraser)对利萨克这样的探索方式得出的结论表达了反对的意见。实际上,只有当设计学者的研究对象降为认知科学的对象,或者研究对象沦为认知科学的对象时,才对认知科学产生吸引力。[17]
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问题,认知科学是对已成现象的研究;在设计中,它主要围绕着产品语义和人类心理生理反应。什么是已成现象呢?我认为它是已经产生并完成的体验,比如有位母亲递给女儿一颗话梅糖,站在诺曼对可供性的认知学角度理解,由糖和话梅组成的味道提供了解渴和爱吃甜食提供了机会,他称之为“诱人的事物(attractive things)”,简单而快乐的不复杂的问题。[18]这样的解读看上去没有什么不妥,但仅限于此。对象的状况固定而静止的组成的元素是有限的。看见糖果,测试一次血压,感应一次心率,比对其他具有同样快乐反映样本的血压和心率,在数据的比对中,为结论进行了概念化的符号命名,我们说:人是“快乐”的。
事实上,情感的概念往往被简单化地等同于感觉,并有强烈的标签化的命名倾向,在中国,我们会说七情六欲(喜、怒、哀、惧、爱、恶、欲等)。然而,情感(甚至感觉)的静止和固定不变是少见的。孩子看见糖果的瞬间(那个被认知所测量的)可能是愉悦的;然而,在其后或之前的无数次中,或是无数不同的孩子见到糖果的瞬间,其中可能会夹杂着难过、憧憬、愧疚、羡慕或是感恩;它们是复杂的并且从未像语言形容他们这样个体独立并且边界清晰。甚至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同一个对象将带来完全不同的情感感受。每当及此,利萨克所说的语言的叙事(Narrative)的边界模糊现象就再度出现。而意义正是在由强烈情感支撑的简单属性化的标签和类别中失去了。[12]情感是移动和变化的复杂体验的特质,[19]它是在流动的。情感的全部绝不能是仅依靠认知科学来回答的问题;理解和推理同样如此,这样的归纳逻辑分析是对概念的简单化声明。
令人担忧的是,认知科学(或者说大部分的科学行为)似乎是通过归纳逻辑分析推进的。经过大量的实际观察采样进行总结来进行,并获得概念性的一般结论。比如我们说一个孩子见到糖果就会很开心,另一个孩子也是,在之后的数千数百次观察中也印证了这一结论,于是我们说糖果会令孩子开心。然而,所有个体被观察到的共有属性等同于所有此类事物的属性是无法用逻辑证实的。对概念的简单声明本身具有危险的反身性(Reflexive)可能;将一个满足该概念的所有实体的集合与一个概念相关联可能存在根本的逻辑困难。[20]并且这些证据也只能起到辩护作用。用限制论的方式看待认知对理解的研究的作用,那么认知分析可以被视为对设计理解对象施加了滤镜。
莱蒂奇(Hugo Letiche)争辩道:“利萨克的激进主义完全以人类的认知或心理主义者的眼光看待真理。因此,他的认识论是激进的人本主义。”[21]此刻我们应当冷静的退后一步并清晰地意识到一点,认知科学并不是设计的全部。用限制论的方式看待认知对理解的研究的作用,那么认知分析可以被视为对设计理解对象施加了滤镜。以认知展开的探索,仅能获得能够被认知科学领域的所解答的对象。这并不是说设计需要拒绝认知科学的帮助,然而它也并不是真理的完全和整体。阿米尔和帕特里克在脚注中写道:“我们不知道这些独立特征是什么,但是无论它们是什么,都需要对它们是什么以及它们如何独立于科学中的其他一切提供清晰的解释。”[13]复杂的想法似乎无法用简单的语言完全概括其饱满、多变而丰富的含义。
图 4 设计者、产品和使用者的交流的系统三角
就这一点而言,如果这样做,任何以谬误主义(通过不断验证假设而进步的方式)为基础的探索将冒着故步自封或是意义的历史片面性的风险。使用脚注(Footnote)恢复熟悉的意义并不总是直接有助于发现其艺术价值。[22]理解或许不仅是认知科学所解读的部分,即意义在人的内部或是产品之中。永恒三角(Eternal Triangle)至少说明事实和价值判断的方式取决于边界判断,并通过边界判断相互联系;这意味着要根据其他两个角来考虑三角形的每个角。[23]那么,设计者、产品与人的交流关系中蕴含着丰富的关系的系统,并且这样的关系可能并不是方向性的,而是系统性的整体。
关于理解,利萨克认为我们正在采用一种递归的模式来重新识别复杂,即我们体验的,重新认识,行动,遭遇另一个触发因素,再次重新认识,行动等等,直到我们的识别的对象似乎趋向某种简单为止。他明确地给出了方法论上的答案:模型(Model)—— 核心的减量工具。同时,任何快速的思考与决断的过程(或者说建模的过程)将会非常有力地使人们误入歧途,任何简化的启发式方法都是危险的。[16]因此,他强调建模应当是压缩的,而不是表现,是发生在复杂中的表述行动;一个真正的模型需要向用户,情况和上下文开放,它体现了改变的潜在作用,让它的使用者有机会进行变更。[16]虽然探讨并未在复杂或变更中继续发展,而迅速转向了限制论的观点,即在复杂的交织——相互关联(Interrelatedness)、模棱两可(Ambiguity)和浮现(Emergence),以及与多层次和多角度的观念和现实相抗衡——的世界中,要成为模型唯有依赖干预、评估和选择。
然而,利萨克的讨论中做出了另一个限制论的阐述:“我们无法访问全部(Total)或整体(Whole)。我们只能访问的仅限于视野所及。”有学者指出,这至少暗示着一个独立的现实的存在,并与哈曼(Graham Harman)的本体论观点有着微妙的联系。真实对象(Real-Object)与现象学对象(Phenomenological-Object)之间存在不确定性且动态的复杂关系;即我们属于并且身在这个对象世界,它并不独立在外与我们并列,或仅仅是认知对象而已。[24]
当我们投身到以归纳逻辑方式的发展的研究中去,以同样的生物化的特征与复杂世界保持交互。同属的独立对象以建模的方式组成了关系组,比如,我们看到朱红色的墙、朱红色的球鞋、朱红色的手套,将其总结为“朱红色的”;我们同时知道还有梅红、大红、粉红等等,又进行了总结称之为“红”。然而,“红”作为所有红色现象学对象的建模集合,并不等同于任何一个其中包含的独立对象,但又同时符合每一个对象。那么,意识的有限性不是感知或认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本体论问题。然而,认识论的建模和压缩是有问题的,经验主义的体验将受限于现象学品质。[25][26]
皮尔斯表示:“为了确定一个理性中的意义,应当考虑从那个概念的真理性中必然产生什么样的实际效果出发,这些效果的总和就构成了这个概念的全部意义。”从本质上说,要搞清楚某个想法或概念的内容,就应该识别其在多种不同情况下的具体体现。[27]那么,真实的问题是“理解”所生活的世界的“体验”与“建模”的行为是怎样的。
事实上,大多数的学科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模糊性,但数学似乎是一个特殊的例外,每个术语都得到了明确而清晰的定义。柏拉图提出,如数字、形状以及之间的关系是独立于我们的客观价值(Objective Values);而亚里士多德争辩道,我们获取的并不是客体价值,而是客体的财产(Property)。海森伯格将世界想象成一个复杂的事件组织,其中各种不同的连接交替或重叠或结合在一起,从而决定了整体的质地。[28]将符号的、物的和交互的行为置于这样的全部的整体的世界之中,正如布坎南所说这是一个环境,一个系统的整体。[29]有趣的是,他表达了与利萨克近似的观点,在这个包含了一切元素的系统里,人类永远无法体验到它的全貌,我们仅能体验我们所能够体验的个人化的一部分。用康德的话来概括:这是通过体验觉察(Intuition)的客观。虽然,我并不打算深入到康德的哲学观之中,然而,值得思索的是,利萨克的限制是认知的限制,他将触角伸向了有限认知的表述方式的模糊性与认知建模上。而布坎南等人的对人无法获取全貌的“限制”的讨论,却放在了“体验”中。
以体验的角度回望利萨克的分析,许多“不稳定”的要素出现在言语的表述之中,如“复杂”“社会”“环境(Context/Environment)”“状况和事件(Situation/Event)”“历史性的”“自由”或是“非静态”。研究多次阐述了复杂与压缩表述的价值,它能够激发内部的多种观察、观点和理解;为“假设”提问和讲故事的发生提供更大的空间,从而有助于使观察者产生确定性感受和行动的意愿;可以防止简单的分类,并为每个观察者留出空间将自己放置在其中。
研究渗入了“复杂”的系统,一个环境之中。布坎南强调,“系统”并不是与计算机科学相对应的对象,而是指人类的系统(Human Systems),如社会或文化;这是一切行为、符号和物存在和发生产生的地方。[29]与诺曼等人对可供性理解不同的是,吉布森从认知心理学角度创造可供性这一术语有着不同的解释:“环境中个人可以采取的行动可能性,与个人感知这种可能性的能力无关,它同时指向环境和观察者。”[4][30]对本体的感知并不是认知论的问题,而是对生活的环境体验的问题。而这样的体验的行为是不断在发生着的,因为在发生一切的系统之中的生命对象与环境的状况的交互行为的相互作用发生在生命的每个阶段。
杜威将人与环境的体验描述为三个阶段,[19]即开端(Inception)、发展(Development)和完满(Fulfillment)。在杜威的语境中,发展是早期的体验(inchoateexperience),并不是每次都能够成功;许多时候体验被终止了,这并不是因为体验实现了探寻建立的初衷,而是由于无关紧要的中断和内在的嗜睡(Lethargy)。的确存在一种最终的完满的体验,这将是对所体验材料的充分的体验,唯有如此并且在这之后,它才会被整合到其他经验的一般体验流中并加以划分。“一般体验流”是运动的形式,用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的语境来表述,“形式”取决于它的感知和创造,[31]是运动的。因为形式不仅具有可见的或外向的现状,同时还具有动态的内在塑造的冲动。而形式理解的普遍问题出现在未能充分认识到发生的不断互动。它应当解读为系统的整体概念,而不是认知的简单感知。体验应当带有自身的独立品质和自给自足,有着自己的独特的节奏和情节(Plot)。然而他们将会携带着无可比拟的独立品质流淌在整个整体之中,而认知的部分是被觉察到的体验发生的早期现象,它是不完整且虚弱的。
体验并不是命名化的归类和标签,也不是认知的限制和隔离的对象。新的体验不断发生;通过它,人将获得的感受与想法,有意识的意图就出现了。经验、成见、映像对新生的、塑造产品的或体验产品之前的“想象”行为同时也产生了。当然,在体验的每个阶段的每个进程的行为中都有实践的、智力的和情感的体验。
图 5 杜威——拥有一个体验
如果我们在杜威的语境中去反思理解,对复杂的简单化强烈倾向可能并不是因为我们采取了递归的模式,而即将过往的体验的线索被重新串联起来,并隔绝其他的一切的公式化的简单。因为,这显然是带有前提和命题的寻找那些显露在表面的证据。在思考的体验中,前提只有在结论变得明显时才会出现。[32]每个局部的获取都为最终的结论推波助澜。当中国人团聚在一处,主人家在红木的案几上摆好木竹的茶盘,紫砂壶的表面秀雅古朴,色泽暗沉,蒸汽升腾轰出铁观音的浓香;温暖的茶水,被客人捧在手心,茶能静心,喝的是气韵,思索、交谈、对话发生在席间,年久日深的茶迹满目皆是,花草珠帘、流水虫鸣、山水书法,这是中国千百年来凝聚情感深谈欢聚的场景。体验的行为在其中不断发生,有对符号的(语言和图像的组合与形式)和物的(材质的、形式的、方式的或功能的)产品的体验或是人们的(语言的、表述的)交流的体验。在每一次对每一对象材料的实践中,如对茶的欣赏带有独立的感情和智慧的理解,对人的谈话带有理解的智力的体验的同时伴随着情感交流,这些体验拥有各自独立的品质,看似无关又彼此互助试图融合并加入到对方中去,共同走向一个方向:被体验到的强烈的“简单”倾向,一种情感化的体验品质。
杜威表示,体验本身具有令人满意的情感品质,因为它是具有通过有序和有组织的运动达到的内部整合和满足,这种艺术结构可以立即被感受到。到目前为止,这是审美的。没有它,思考是无定论的。[19]而在对整体的情感的品质的体验中,理解有思考和实践之分,理解产生了结论和印象,完整的理解的理智体验的思维活动是一连串的思想;在杜威的语境中,思想之所以形成了系统,得到了一个结论,因为它是对所有体验对象的完全的实践、智力和情感体验的一种期待和累积的运动,并最终得以完成。
于是,“结论”不是独立的东西,而是运动的完美体现,它们远不止是分析心理学所说的“想法”而已。杜威说道:“体验,就像观察风暴达到高潮并且消亡,这是一种持续变化的主题;就像是在海洋中的风暴,他们有一起列的波浪,一系列的建议被提出来并且被推翻丢弃,或被汇入到与之合作的波浪中去。”[19]理解并非发生在某一组对话的片段之中,而是融汇在整体的、复杂的状况的体验之中,并与所经历材料加以充分体验。理解存在于状况之中,而不是在人的内部。既如此,在这里我们应该说,利萨克提出的复杂中的建模(Modeling)是运动的,是一种体验的行为(Action)。
真实的问题是,在这样的整体的状况中的材料的充分体验过程的建模,作为运动的行为,对它展开的讨论需要覆盖哪些关键性的要素呢?至少应该明确的是,状况与交流是其中明确的要素之一。利萨克的探讨很肯定地放在了交流的关系之中;而交流中,交互的关系是多种的。
图 6 埃文·戈夫曼的交流分析
人与产品、人与人、或是产品与产品之间的交互关系是对话(Dialogue)的,它发生在两个独立的对象之间,这是认知科学解读复杂状况的关系分类中常见的。在这样的交流中,符号和物的实践的体验获取了感觉和想法,这是对组成部分的完整的实践,材料的、形式的、方式的和功能的觉察。连续的对话的完整体验过程获得了运动的结论,这是理智的,同时也是携带了情感品质的体验。但它不一定是完满的,因为它是历史性的局部。这样的对话的交互关系的建模(或是体验的行为),总是被其他的关系的体验所终止,或是因其内部的嗜睡而终结。没有能够形成一个体验并得以汇入到其他一般体验流中去。并且由此提取的体验,简单地附着在了体验的对象上,进行了简单的归类。
戈夫曼(Goffman)对交互关系的研究表示,交互的行为由发起(Initiation)、维系(Maintenance)和携带离开(Leave-taking)的阶段组成。维系是实现有意义交互关系的重要部分,在其发展中的交流存在着完全、部分与多重专注的动态变化。[33]
当我们与物的对象展开对话(比如茶杯),可能由于缺乏充分的交互,感受的获取是单薄的,产品的不足以完成某种活动,它的美学表现不足以被充分的稳定的理解,以至于我们失去了探索的兴趣,有时对话并未被展开,完全的专注并未得以维系。与此同时,另一组(或是多组的)对话已经在发展的途中,不充分的早期的对话并非完全消失,先前麻痹的对话在新的对话中扮演了部分专注的角色,既没有明确归属,也没有明确的排除。然而,认知的符号简单的归类进行着,但无法与对方的特征或是过往的一般体验流相融合。于是,我们开始漂泊,根据外部的压力而选择屈服、逃避或是妥协。虽然看上去存有起点和终点,但从未拥有真正的发展和结论。一物代替另一物,但从未完整地吸收它并继续进行下去。杜威强调说,这里是有体验,但却是那么懈怠和漫不经心,其实这不是一个体验。[19]多重专注下对环境的系统的材料的体验是不充分的,它被来自外界的干扰和内在的麻醉所摧毁。理解的模棱两可发生在这样的会谈(Conversation)的交流中。
在会谈中,对象是多重的,并不是固定的关系组,而是系统的整体。交流的行为和对话的关系生存在体验的整体中,随时出现在内部的元素之间。对任意静止关系的建模是困难的。然而,体验具有其整体和完满的品质,它是情感的。理解的达成受到情感完满性品质的影响,对体验的本体的获取是情感的。在其中,认知的确发生着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是对材料体验充分发展的开端;在其中,理智的确发生着,因为流动的充分的对话汇聚并与一般体验流融合而后重新分配,结论在运动中被获取了,它是体验中的建模;它必定带有独立个体的品质,它是主观的,同时,它也是整体的。但它将面对分裂(Division)的威胁。
交流是人类的必要夙愿,源自他人身份的吸引、个体独立的身份特征(Symbolic)与独特的个体共存。每个独立个体都有特有的构建而成的行为或形式,伯克(Burke)称它为“实质(Substance)”。如果说人是统一体,并且共有唯一的实质,那么无阻隔的沟通将是人的本质。然而,人生而分开,有先有后,拥有独立的身份。会谈状况下的交流的体验,歧义与模棱两可频繁的发展,这是分裂(Division)的威胁。[34]伯克争辩道,为了克服分裂,我们寻找各种方式,使我们的利益、态度、价值体验,观念和物质属性与他人分享。
在古老的哲学中,实质曾被解释为是一种行动(Act),以及生活的方式也是一起行动。通过共同行动,人们有共同的感觉、概念、形象和态度,这使得他们具有同质性(Consubstantial);人们对音乐的喜爱唤起了美好的时光,它代表了特定的时刻,它是有感性价值的(Sentimental value)。[35]在饮茶的环境中,一切行为和物的或符号的体验创造了同质性的情感感知。同质性的概念是生活在体验中的,同质性的认定(Identification)是体验中的建模,它是运动的,是对体验的完整品质的感知。体验的建模是认定的完满运动。
智慧通过组织自身来组织世界。[36]个体独立的特质是整体的财产,它影响着整体的其他元素以及它们的关系。谨慎的建模应当是修辞的,应当是对自我身份的识别与对系统中整体身份的识别的历史性的辩证思考。
图 7 同质的认定
如果我们重新看到设计者、产品和使用者之间的系统是发生在环境中的运动的体验。同质化的认定发生在其中,是对他人身份的探寻,对话的关系是复杂的,并不仅限于人与人之间,同时包含着所有存在的对象,包括物的符号的产品。设计者必须善于处理这一对话的谨慎用词,它的个人风格、认知、精神都将存在其中,寄托于产品,这是设计者的气质(Ethos)。产品传递这样的气质,具备一种声音(Voice)。[3]
为了实现“声音”的传达,实践可供性的可能、逻辑的说服力的理解是必要的前提。当然,产品首先必须具有完成某项事务的能力,得以被使用者的认知、实践的行为所检验,我们说这是具备了有用性(Useful)的产品,功能性的建模。为了让实践与理解的体验更加完善的整体的被表达,以实现充分的体验,产品必须符合易用性(Usable)的目标,这是产品的理性(Logos),在会谈中确立了其独立的品质的价值。唯有如此并在其之后,与其进行的充分的、完整的交互的体验才能够得以完满,以形成维系的体验。而有用性与可用性的体验的行为,最终是为了获取实践的、智力的和情感的体验,并得以汇聚到对整体的一般体验流中去,而这样的体验的整体是情感的。但其中没有单独的被隔离的对象叫做情感,它是在状况中被觉察的。这是人的情感(Pathos),是情感体验的建模。
产品的品质能够被人识别而形成体验,并汇集到个体对环境的一般体验流中去,被认定为自我的身份和形象的延伸,与情感化的整体体验保持一致。并且,状况中存在的一切材料的体验——产品的理性、设计者的气质、或是会谈的对象的行为——都必须具备统一的饱满的同质性品质。唯有如此,产品的独立的品质才得以被认定,并被作为完满的部分加入进来。否则,对于设计者的气质之下建模的产品品质的认定将被以体验中需要跨越的障碍来对待。个体在不自觉中选择要么以最短的时间,尽可能的跨越最多的挑战,或是将其排斥在外,以免对环境的整体品质的干扰。站在限制论的角度回应体验,体验是受限的,它受限于任何对经历着的(Undergoing)和实践中(Doing)关系的理解的干涉。[19]如果所有的对象的体验以极快速的速度进行着,没有任何一个体验得到了圆满。碎片的感知变得杂乱无章,杜威表示,以至于它几乎不配拥有这个名字。
唯有如此,产品的独特品质与环境中其他材料的体验的个体与整体的品质才能够相吻合,并被身处其中的个体所认定是可取(Desirable)的。[3]体验中的建模应当具有觉察性(Intuition),并对材料的、对行为实践的、对情感的部分体验,以及由此汇聚的形式的感知。体验中的建模应当具有运动的创造性,通过不断的与存在其中的所有对象的充分交互的感知。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一般经验是具有历史性的,过去的体验在其中发挥着作用,等待新的体验的加入并被重新分配,并新生出另一个体验。在历史性的辩证关系中,认定才能够产生。因此,对历史性因素的分析是重要的,它同样是理解产品修辞与建模行为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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