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陶器与青铜器设计艺术关系探析

时间：2024-05-20

张卉（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上海 201808）

中国青铜器的初创期，其造型、制作工艺多借鉴陶器，通过古代工匠的长期琢磨，逐渐创制出一批成熟的青铜器。从商开始，青铜器逐渐摆脱陶器形制的束缚，独立发展。但是，当青铜器的形制不断完善，并成为主流艺术之后，又反过来影响陶器的造型、装饰及工艺制作。尤其在战国，青铜原料特别缺乏时，陶器在造型、装饰和制作工艺等方面借鉴青铜器，部分陶器成为青铜器的替代品，从而促进了制陶工艺的发展。

一、早期青铜器对礼仪用陶的借鉴

礼器是在举行祭祀、宴飨、征伐、丧葬等政治和宗教礼仪活动时使用的器物。《左传•成公二年》：“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器是礼制的体现，象征并体现了使用者的权力和地位。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良渚文化、陶寺文化的“礼”的观念已经萌生，并普遍出现专用的陶制祭器。

夏代二里头文化形成了以陶盉、陶觚、陶爵等陶酒器为主的礼器组合。同时，二里头文化出现的成组青铜礼器，拉开了青铜文化的序幕。夏晚期、商早期是青铜器的早期阶段，青铜器的造型、制作工艺多借鉴陶器。就造型而言，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大多是模仿陶器，如青铜鼎、爵（角）、盉等青铜器的造型，其形制实质上源于陶器中的同类器物。

鼎是青铜礼器中的重器，二里头遗址出土了迄今发现的最早的青铜鼎。鼎口沿上有一对小立耳，深腹，腹中部有大网格纹，三椎足内空，足直立。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时期，陶鼎就已经非常发达。二里头文化青铜鼎与同期的罐形器身和锥状三足的陶鼎，造型也非常相似。青铜鼎上的菱形纹也可能来自于陶鼎上的几何形刻划纹、堆塑纹等纹饰。（图1）但是，青铜鼎上出于具体的功能需求，添置了双立耳，鼎足也根据青铜铸造的工艺特点，改为锥状的空足。

图1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鼎（1）与陶鼎（2、3）的对比

图2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盉（1）与陶盉（2、3）的对比

陶盉的形制是从陶鬶的形制转化而来，二里头文化陶鬶至二期晚期已比较少见，逐渐被陶盉所取代。二里头遗址出土了迄今发现的最早的青铜盉，造型为头部上大下小，顶有一桃形大口，前口有一筒形短流，四棱锥状袋足。腹侧有一鋬，有两个长条形镂孔。通过比对可以发现，这件青铜盉与二里头文化的陶盉造型较为相似。（图2）

图3 河南偃师县二里头出土铜爵（1、2）与陶爵（3、4）对比

在二里头文化早期，陶爵是铜爵模仿的对象，如在河南省偃师二里头、新郑望京楼和商丘等遗址出土的青铜爵，其造型与同期的陶爵相似。二里头文化的铜爵有无柱和带柱两种，铜爵口沿部位出现的双柱，可能是源于陶爵的口部所贴附的小泥饼。(图3）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二里头文化的青铜鼎、盉、爵（角）等青铜礼器，种类和造型与同时的陶礼器接近。这些种类的陶礼器出现的时间要早于青铜器，因此，青铜礼器是对同期陶礼器的模仿，是在成系列的陶礼器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是，青铜礼器因其材料稀有，制作难度较高，所以仅为当时少数的权贵所拥有。

另外，早期青铜器的制作工艺也与陶器工艺相仿。华觉明先生指出：“制陶对青铜冶铸技术的影响，表现于造型材料的选取、制备，铸范的制作、干燥、焙烧以及铜器形制等许多方面。”[1]29金岷彬等学者提出：“铸范的制作源自制陶。陶器技术提供了青铜器的“模”和“范”。烧制陶范和预热陶范的技术和陶窑装备，是制陶技术对铸铜技术的转借与应用。”[2]12学者倪玉湛提出：“原始制陶中的‘模制法’是青铜容器‘复合范铸造’的直接技术来源。‘模制法’制陶中使用模具制作陶器胎壁的工艺流程，直接影响了青铜容器‘复合范铸造’中利用模型翻制外范、刮模制芯、铸型组装以及纹饰的制作等工艺。”[3]76特别是中原龙山文化时期的斝、鬶、盉、鬲、甗等袋足造型的陶器，其袋足制作工艺使用了内模成形法。早期青铜器的袋足制作工艺也借鉴了陶器制作的工艺方式，使用内模脱范法来制作。

商代中期至西周早期，青铜器艺术繁荣发展。随着铸造技术的逐步成熟，器物种类和数量逐步增加，新式器物的形制不断涌现，青铜器的造型也逐渐摆脱了陶器形制的束缚，青铜艺术成为商周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艺术。

二、商周青铜原料的缺乏与仿青铜器陶器的出现

商周时期，青铜器用于祭祀、宴飨、礼乐等多种礼仪场合。郑州二里冈商代遗址发现了大规模的铸铜遗址[4]，表明商代的青铜矿料的开采冶炼术和青铜铸造技术已经较为成熟。所谓青铜，是指铜、锡、铅的合金。迄今为止，中原地区并没有发现明确的商代铜矿和锡矿的开采冶炼遗址。华觉明先生认为：“商周铜料的主产地应从中条山区和长江中下游去寻找。”[1]49事实上，我国的铜矿和铅矿，主要分布在黄河上游地区、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南方地区，而锡矿分布在华南地区，主要是云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5]23由于商周时期对青铜的大量需求，统治阶层通过礼制和武力的双重手段，占有制作青铜器所需的铜、锡、铅等珍贵原料。

青铜器的铸造要涉及铜、锡、铅等金属矿产的开采冶炼等一系列程序。夏商周三代都城的屡屡迁徙，很重要的原因是追求青铜铸造的原料。张光直先生明确指出：“对三代历史上的主要政治资本亦即铜矿与锡矿的追求”。[6]55二里冈时期的商文化，出现不断向晋南地区扩展的情况，这可能出于控制重要自然资源的目的。考古发现表明,长江中游江西瑞昌铜岭古铜矿冶遗址开采年代，始于商代中期(二里冈上层时期)，终于春秋晚期，是目前发现始于商代的古矿冶遗址。[7]由此可见，二里冈时期商文化向南方扩张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为了获取制铜原料。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也开始出现少量的仿青铜器的陶礼器。二里冈时期的陶礼器，品种有鼎、簋、觚、爵、斝、甗、鬲、罍、钵、豆、盂等。可以推测，在以青铜礼器为主流的商代，对青铜器需求剧增，导致制造青铜器所需的铜、锡、铅等原料用量的紧缺。然而，中原地区小型、零星的铜（锡）矿并不能满足需求。于是，中原王朝只有寻找规模更大、更易开采的铜（锡）矿，或者用陶礼器来替代一部分青铜礼器。考古发现表明，在商代晚期的墓葬中，陶觚、陶爵等仿青铜器的陶礼器用于随葬的比例有所增加，在已公布的200多座商代晚期墓葬中，近一半墓葬含有上述随葬品。例如，河南大司空村172座墓中，含有陶觚、陶爵的随葬占全部墓葬总数的37%。[8]可见，商代晚期仿青铜器的陶礼器开始呈现出扩展的态势。

以陶觚、陶爵为主的仿青铜器的陶礼器组合，显示了商代重酒器的特点。到了西周，礼仪制度进一步系统化与制度化，以酒器为中心的随葬青铜器组合，逐渐被以食器为主的青铜器组合(鼎、簋)所代替。相应的，仿青铜器的陶礼器也由陶觚、陶爵转为陶鼎、陶簋的组合。西周中期以后,礼崩乐坏，青铜器的神圣内涵逐渐降低,青铜器被更多的贵族占有，带动了青铜器需求的增加。但是，西周和商一样，所统治的中原地区也缺乏锡矿。因此，周王朝铸青铜所需的锡料，可能仍来源于长江中游的湖南及江西地区。西周时期，长江下游皖南地区的铜矿开发，是周代铜矿开采冶炼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已知的西周文献和青铜器铭文，都记载了周王朝与江汉流域和江淮流域的战争。有关战争的铭文中，常有“孚(俘)金”的字样。至于周王朝与“淮夷”及“南淮夷”的战争动机，学界普遍认为主要是掠夺“淮夷”的“金”，即铜料。史学家唐兰认为：“昭王南征，讨伐荆楚”，第一是为抢掠南方的铜。[9]古文字学家裘锡圭认为，西周的《史墙盘》的铭文表明，周人征伐南方，是“想贯通从南方掠夺金属的道路”。[10]史学家杨宽认为，西周向楚的征伐，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掠夺楚国的铜器。[11]随着江西瑞昌铜岭[9]、湖北大冶铜绿山[12]等古铜矿冶遗址的发现，上述说法得到了证实。周王朝与江汉流域和江淮流域进行的主动征伐性的战争，其动机应该与铸造青铜器所需的原料有关。从另一方面说，周代制造青铜器的原料较为匮乏，这也成为这一时期用陶礼器来代替青铜礼器的主要原因。考古发现也表明，西周时期一些中小型的贵族墓葬，用陶礼器来代替青铜礼器的现象很常见。陶礼器的形制非常规范，器物多成组合出现，食器中的陶鼎、陶簋、陶鬲等与水器中的陶盉、陶盘等组合比例增加。

周朝迁都洛阳，宗周的统治地位明显削弱，各诸侯纷纷称霸，互相攻伐和兼并，各自占有资源、土地、人口及支配权，原本为上层社会专用的青铜器，其使用禁忌逐渐放宽，造成青铜原料更为匮乏。一方面，一些地区制铜原料极度稀缺，用其他材料的礼器来代替青铜礼器已成为必然。另一方面，陶礼器的制作成本低廉、工艺简单等特点，使它成为青铜礼器的最佳代替品。大量的考古资料表明，春秋中晚期的墓葬中，仿青铜器的陶礼器数量增多，至战国时期，全国各地区各类型的墓葬中，陶礼器已广泛流行。战国时期以陶鼎、陶豆、陶壶、陶簋、陶盘、陶匜、陶敦等基本组合的陶礼器开始成套成组地生产，其形制也都是仿照青铜礼器而来。河北省易县燕下都遗址战国晚期的燕国王陵区“九女台”16号墓中，发现了成套的陶礼器，代表性的有大牢九鼎1套、大牢七鼎2套、陶簋2套，八、四为组。（图4）。根据周礼规定：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卿大夫五鼎四簋。战国时期各地的诸侯出现了僭越礼制的现象，燕下都遗址出土的仿青铜器的陶鼎、陶簋之数都合乎王制，说明这批陶器不仅是对青铜礼器造型的模仿，而是具有与青铜礼器同等地位的礼仪用器。

图4 燕下都遗址出土成套战国陶鼎，河北省博物院藏

图5 燕下都遗址出土成套战国钮钟，河北省博物院藏

除大量的鼎、簋类陶礼器外，还烧制了精美的陶礼乐用器，造型纹饰与同时期的青铜乐器一致。河北省易县燕下都遗址“辛庄头”墓区的30号墓中，出土并修复的陶器90件，其中有陶制的礼乐用器多件，有升鼎7件、羞鼎3件、簋6件，编镈9件、甬钟13件、钮钟19件、编磬5组42件。[13]112（图5）这些陶制的礼乐用器规模宏大，器型、大小、纹样图案、礼制数目，都与同时期的青铜礼乐用器相同。值得注意的是，燕下都遗址发现的青铜礼乐用器非常少，从少量发现的青铜铺首来看，铸造工艺纯熟，器物相当精美，显示出高超的青铜铸造工艺水平。燕国有如此高超的青铜工艺，却没有发现成系列的青铜礼乐用器，究其原因，可能是当地青铜原料的缺乏，只能用陶制的来代替。

另外，从商后期开始，我国南方地区出现了小型的龙窑，烧制陶器的温度从1000℃以下提高到1200℃左右。发展到战国时期，陶器的质地坚硬，烧制的陶制乐器在敲击时可以发出悦耳的声音，陶器的制作工艺水平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烧成温度较高的印纹硬陶的胎质坚硬，叩之可以发出金石声。

值得注意的是，选用印纹硬陶来代替青铜礼器，并在印纹陶器表施加近似青铜色泽的色釉，这可能是促使原始青瓷产生的原因。

三、商周仿青铜器陶器对青铜器的借鉴与模仿

青铜礼器是礼制社会中等级的体现，而仿青铜器的陶礼器作为青铜礼器的替代物，其造型、纹饰、组合方式等也都要与青铜器礼器一致，甚至陶礼乐用器发出的声音也要求做到与青铜乐器一样悦耳动听。这些要求都促使陶器在制作工艺、造型、装饰、烧制工艺等多方面借鉴青铜器，并加以改造。

商周陶器在装饰上自然借鉴了同期青铜器的花纹装饰。一方面，商周陶器品类多样，制作精美，分工精细，呈现出专业化的面貌。据《礼记•曲礼下》载：“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典制六材。”郑玄注：“此亦殷时制也，周则皆属司空。土工，陶旊也。”这里的土工者，即专门制造陶瓦之器。六工之中，以土冠首，可见当时陶器之重要。《周礼•考工记》载：“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设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抟埴之工二。”其中所谓抟埴之工，即是主持陶事，其中又分为两类，一曰陶人，用陶钧(即今制圆器所用旋转之辘轳)制甗鬲之类，所掌皆炊器。二曰旊人，用模型制簋豆等物，所掌皆礼器。制陶业分工的细致化，制作的专业化，势必带来陶器制作的精美。用于贵族或者带有礼器性质的白陶和印纹硬陶，选料精细，制作规整，烧制温度较高。形制和纹饰都仿制青铜礼器，器表多饰有饕餮纹、夔纹、云雷纹、曲折纹等精美花纹装饰，技法有印花和刻花，多为凸雕。（图6）

图6燕下都遗址出土战国陶鉴及局部，河北省博物院藏

(1)对青铜器造型和装饰的模仿

商后期的仿青铜器的陶器与同时期的青铜器形制基本相同，它们制作细致，花纹精美。陶器组合主要有陶爵、陶觚、陶盉、陶斝、陶尊等酒器的礼器组合，也包括一些陶鬲、陶甗、陶簋、陶豆、陶罍等。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陶礼器造型，就与青铜器的造型基本一致，陶爵的造型为敞口带柱、有流有尾、圜底带鋬。陶觚的造型为大敞口、深腹圜底、圈足。陶斝的造型为敞口、双耳，腰细收成袋状足。陶尊的造型为大敞口、腹圆鼓、高圈足等，这些都与青铜器的形制十分相似。

西周时期，仿青铜器的陶器的造型更加精巧、美观，它们在造型上也模仿同时期的青铜器。如河北邢台南小汪遗址出土的一件西周时期的仿铜联裆鬲[14]，造型为宽沿外折，短颈，扁圆腹，三个袋足，每个袋足外侧饰有扉牙状堆纹，圆柱体平底足。它和同时期饰有扉牙纹的青铜鬲的造型基本相同（图7）。

东周时期仿青铜器的陶器制作水平提升到相当的高度，制作精美，造型多样。由于烧造温度提高，胎体坚硬。例如山东省博物馆所藏的一件战国时期的陶牺尊，形制与同时期的青铜器极为相似（图8）。

在装饰方面，商周陶器的装饰手法丰富，通过拍印、刻划、塑贴等手法来进行装饰。

图7 西周陶鬲（左）与青铜鬲（右）对比图

图8 战国陶牺尊（左）与青铜牺尊（右）对比图

商周时期仿青铜器的陶器，因受到青铜器表面装饰效果的影响，表面多采用拍印、模印等手法，具有浅印纹和浮雕花纹、高浮雕花纹相结合的凹凸变化的装饰效果。商周时期青铜器上凹凸效果的图案装饰，是通过陶范翻铸而来的“反纹饰”。这种多层次的繁复的装饰效果，突破了之前早期陶器以彩绘、浅刻、浅印为主的浅表的装饰手法，创制了新颖的装饰样式。

图9 商代饰有饕餮纹和夔纹的白陶壶

另外，通过陶范制成的青铜器，由于采用合范技术，图案的装饰往往顺应范体的结构加以布局，因此图案的布局分界明显，构图形式常常表现为对称垂直和分层的条带状。这种构图形式也被借鉴到仿青铜器的陶器上，成为其基本的图案装饰格局。印纹硬陶或白陶的腹部、肩部和圈足上，经常拍印或模印有饕餮纹、夔龙纹、方格纹、人字纹、花瓣纹、云雷纹、旋涡纹、曲折纹、连环纹、乳钉纹、圆圈纹和火焰纹等。这些纹饰与青铜器上的纹饰一致。构图的方式也多为分层的条带状格局。其中，商代中期以饕餮纹为主体而组成的条带纹最多，一般是三组饕餮纹构成一个带条纹，这与同期的青铜纹饰相同，是借鉴青铜纹饰的明证。（图9）仿青铜器的陶器器表凹凸变化的装饰效果，繁复而精美，既有韵律感又富有变化，成为时代装饰的新风尚。

(2)对青铜制作工艺的借鉴

商周仿青铜器的陶礼器，在造型和装饰上力求与青铜器相似，在工艺上也借鉴了青铜器分型制作、分铸成型、加工组装等工艺形式。

商周时期青铜器的制作方法丰富，商代青铜器以浑铸成型为主，东周青铜器拓展出分铸、浑分合铸、焊、铆等技术。造型复杂的青铜器，主要通过分型制模、分模制范、分型铸造、加工组装等工艺流程来完成。

商周时期，仿青铜器的陶器的制作主要为轮制、模制和手制等工艺方法。在陶器的制作流程中则开始较多采用分型制作，再粘接拼合的方式，这可能是受到青铜器先分铸成型再焊接组装的工艺流程的影响。如陶簋、陶豆等器物的制作，器身和圈足是分别轮制成型后再粘接而成的。陶鼎、陶鬲、陶甗、陶敦等较为复杂的器型，圆形的主体器身多采用泥条盘筑和快轮法制成。器物的足、耳、环、鼻、钮、鋬等附件，则是分别制成后，再与圆形的器身相连接。附件的制作也有模制和手制两种。陶鼎的耳和足多为模制而成，陶鬲、陶甗的袋足也多模制成型，陶敦的足则多为手制。陶鼎、陶鬲上的扉棱和乳钉等装饰，则是单独手制后再粘贴在器身上，有的扉棱也直接在器物上捏制而成。器身、器足、附件等组装连接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直接将附件粘贴在器壁上，并进行按压使之粘接，另一种是采用“榫头”方式进行连接，即在耳、足等附件顶端与器身结合的位置安装榫头，并在对应的器身连接处挖出与榫头形状相符的凹洞。附件通过榫头插入器身进行连接，并在器内连接处施泥、按压进行固定。如湖北省宜城市跑马堤战国中期墓地出土系列仿青铜器的陶礼器，其中M7出土的部分陶敦和陶鼎就采用了榫头连接的方法（图10）。

图10 宜城跑马堤墓地出土的战国陶敦隼式连接图（图片来源：田剑波：“宜城跑马堤墓地战国仿青铜器的陶礼器制作工艺研究”，《江汉考古》2014.3，第78页。）

图11 宜城跑马堤墓地出土战国方壶成形工艺图（图片来源：田剑波：“宜城跑马堤墓地战国仿青铜器的陶礼器制作工艺研究”，《江汉考古》2014.3，第80页。）

方爵、方斝、方觚、方尊、方彝、方盉、方壶、方簋等方形的青铜器，是商周时期一种新颖的造型。由于级别较高，这些方形器物的表面多有扉棱，主体纹饰为浮雕状，异常华美。方形的青铜器采用分范成型、分别铸造、焊接成型的制作工艺。方形的器物造型不适合陶器常用的泥条盘筑和轮制等一般圆器的成型方法，工匠们就改变常用的制陶方法，借鉴方形青铜器分铸成型的方式，采用较为复杂的分段、分块、分型的制作方法，再连接成型，达到了与方形青铜器相近的造型效果。如宜城跑马堤墓地M1出土的战国陶方壶器身，其器身纵向分为五段，腹部分为四块，分别塑形，各部分之间是粘贴而成的，这显然是对青铜器方型礼器的高度模仿（图11）。可见，方形青铜器运用的分范成型、分别铸造、焊接成型的分铸法，直接影响了方形陶器的制作成型方式。

综上所述，商周时期的陶器与青铜器，在铸造工艺上互相借鉴。青铜器铸造的发轫阶段，在许多工艺上借鉴陶器，从此独立发展，创造了中国工艺史上的一段辉煌，形成了堪与世界艺术相媲美的青铜时代。但是作为青铜器的雏形的陶器并未就此沉寂，而是继续与青铜器共同发展，并且在后期反过来模仿青铜器，吸收青铜器中的优点。陶器对青铜器的模仿，不只是简单地仿效青铜器的造型，它促成了陶器器表的装饰，由单层次的浅刻装饰发展到浅印纹与浮雕花纹、高浮雕图案相结合的多层次的组合装饰，突破了之前早期陶器以彩绘、浅刻、浅印为主的装饰方式，创新并丰富了陶器的装饰手法和表现力。在制作工艺上，它追求类似青铜的效果，通过提高窑温来增强陶器的坚硬程度；又借鉴青铜器的制作工艺，制作出更为繁杂的造型，创造出一批与青铜器齐头并进、互为表里的新型陶器。这是中国陶器艺术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阶段，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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