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鼎革之际文人画家的丧乱遣怀——以王鑑、王时敏等的太仓文人交游圈为例

时间：2024-05-20

李安源（南京艺术学院人文学院，江苏南京 210013）

中国古代社会向来重视人伦关系，《孟子•縢文公》所谓五种人伦之教：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即“五伦”，[1]其中的“长幼”实际涵盖了同乡关系在内。《礼记•祭义》：“居乡以齿”，同书《哀公问》：“乡饮酒之礼，所以明长幼之序也。”[2]这种乡邦文化情结极其浓厚，在统一的外貌下存在着强烈的地域观念，共同的语言、风俗、文化习惯形成这种地域认同，由于政治、社会活动所产生的实际关系更使之加深。士人得势之后，四周往往聚集了一批乡里知旧，同乡之间相互援引，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将此现象置于太仓两大王氏家族（太原王氏与太仓琅琊王氏）的交往中加以考量，尤其典型。王时敏与王鑑同声相求，实系两大家族的交好素有渊源，此如王时敏云：

琅琊太原同源分派，见之简册者非一。然吾两家至谊实不因此，盖自司寇、奉常两公与先文肃、学宪以同里缔交，欢好宛若同气，一时有“四王”先生之称，自后子孙皆以辈行齿序异世靡斁。[3]

在王鑑的交游世界中，早年有董其昌、李流芳、陈继儒等去世于易代之前的前辈友人，与他们的书画往还，尤其是早年追随董其昌鉴藏书画的往昔岁月，成为铭刻于王鑑记忆中的一隅胜境。入清后，王鑑的交游圈遂局限于太仓、常州两地，在太仓主要以王时敏、吴伟业为中心，常州以钱谦益①[4]、王翚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较为固定的文人交往圈。交往圈中的成员，多为有着相似经历与政治身份的士大夫文人，其中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为清初著名的“贰臣”，而王时敏、王鑑等虽未入仕新朝，却有着迎降清军的痛史。特别是在太仓，以王时敏为中心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文人交往群体，他们本为前明臣子，世变中沦为贰臣或顺民，同病相怜，互通声气，构成了典型的“两截人”集群文化现象。考察王鑑晚年的心理轨迹，此现象实为一条可资探寻的路径。

此外，这个文人集团的成员，不仅在明清两代具有盘根交错的关系，而且一直延续着稳固不移的文化致身传统。以王时敏为例，他与太原王氏家族素有三代世交的董其昌结成儿女亲家，使这层关系的纽带得到进一步强化。入清前后，王时敏还将众子弟托付并从学于政、学两界深有影响的钱谦益、吴伟业等人。王时敏与钱谦益交谊非同恒泛，入清后二人惺惺相惜，屡以书函相慰，商榷文章得失之事，令钱氏尝生“安得与仁兄明灯促席，杯酒细论，相与俯仰江河，倾吐胸中结郁耶”[5]的感喟。而王鑑所在的琅琊王氏家族，王瑞国与吴伟业亦缔结为儿女亲家，此一姻盟纽带，则是1653年，王瑞国为清廷起用（时吴伟业被清廷任命为国子监祭酒）任增城县令的重要原因。

王鑑一生行迹，固然如王时敏所言“宦游、里居、踪迹略同，亦有笔墨之嗜”[6]，然沧桑后，二人的心境与行为方式却并不完全一致。如前所述，王鑑的郡望为琅琊，王时敏的郡望为太原，太原王氏与琅琊王氏为太仓大族，渊源至深，而易代之际，升沉各异。王时敏本人虽未入仕新朝，但却悉心培植其子孙追求功名，鼓励他们在清朝为官举业，如其激励女婿吴圣符云：“愿益淬厉制举子业，整融天斐。”[6]他尝提醒嗜好绘画的儿子王撰，不可为笔墨小技而耽溺经世之业：“但经生本分内事，所以当心者甚多，笔墨小技，不愿其如此癖嗜也。”[6]为了保持家族立于不败之地，失节后的王时敏虽然未起出山之念，但却激励其子嗣选择科举，以图仕进。在后辈的仕途举业中，王时敏予以全力支持，曾致函朝中权贵，期望得到引拔：

不肖某，琐尾陈人，衰残朽质，尚未通名典谒，何敢妄有渎陈？惟是嫡男州庠生某，府庠生某，平日下帷攻业，每试则曹偶。而稚儿童生某，皆髫年力学，有志向往。……用不禁舐犊深情，循例于请，倘蒙老祖台俯垂藻鉴，拔置前茅，则寒门贱质，一家悉何生成?他日幸邀寸进，援琴立雪，其敢一日忘明赐哉！[7]

王时敏苦心经营的结果是，其子王掞、孙王原祁皆中进士，前者官至大学士，于是入清后太原王氏依旧显贵。当太仓太原王氏家族很快又再现了往昔的辉煌之际，琅琊王氏却无可挽回地败落了。王鑑诸兄弟中，既有出家遁入空门，还有二人沦落为俳优，以歌舞自活，可谓潦倒之极。（现有史料亦无王鑑与其嫡亲之间的往来信息）同族王世懋后人中，虽有王瑞国仕清任增城县令，也不足以挽回琅琊王氏家族的颓势。世变中，王瑞国厄运迭至，家庭屡遭变故，几至破家。入仕新朝后，又为其子狎邪不法所累，①据《研堂见闻杂录》载：“其（王瑞国）子景，字明先，即以狎邪为不法，几破家，狱经年不解，受榜笞无数，摈之远郊，不列士类。”[8]晚境颓唐。举凡琅琊王氏家族的败落之状，势必与乙酉迎降的历史记忆，熔铸成一具压在王鑑心头的沉重枷锁，使得他在入清后，虽未正式披缁为僧，却弃家独居，“日坐蒲团，焚柏子一炉”，虽不辞兴会，生活状态却与出家人无异。

即如钱谦益、吴伟业在其晚年遗民心理的强烈萌发，历史复杂性的一面在王鑑身上亦有体现。固然王鑑、王时敏有迎降经历，但二人并未出仕清廷，在处境上与遗民已难分辨，尤其是前者抛弃红尘、过着近乎方外人士的生活。但是，清人张庚在其著述中却提供了一则信息，称王鑑在入清后仍有着出仕经历，其云：“既而廉州将远宦，念非奉常勿能卒此子（王翚）业。”[9]张庚“将远宦”一语，实指王鑑于1654年的北京之行。囿于史料之阙，我们难以获知王鑑此行的确切心理动机，然联系当时的历史现实可以判断，王鑑1654年北上京都，其性质虽非张庚所说“远宦”，但确与谋官有一定关系。顺治八年甲午（1654）前后，是前明士人出山做官最活跃的时期，此与顺治七年（1653）清廷发布“诏起遗逸”的政策有关，吴伟业即于是年被清廷起用。亦于同年，王鑑的堂叔王瑞国赴京谋求官职，得授增城县令一职。在此期间，当其好友纷纷出山做官，王鑑亦难遣寂寞，萌生青云之想也在情理之中。在京期间，王鑑的交游对象盖以清廷贰臣新贵为多，如《梦境图》跋语云：

客岁游燕，真定梁大司马玉立、曹少司农秋岳，皆属余作《草堂图》，尚未有以应之。盖两先生方作长安贵人，筹边计国，何暇及此。更俟几年写以寄之，代《北山移文》可耳。”[10]

“梁大司马玉立”，指梁清标，明崇祯十六年翰林，康熙二十三年擢保和殿大学士，二十七年入相，为清初大收藏家。“曹少司农秋岳”即曹溶，明崇祯十年进士，官御史，清顺治初授原位，亦家富收藏。王鑑与梁清标、曹溶等雅好鉴藏的新朝大吏的行谊说明，固然有“纵观名画”的目的，亦难脱攀附权贵之嫌。是年，同里知友吴伟业在京任秘书院侍讲,二人过从甚密。值王鑑南归之际，吴伟业曾两度赋诗赠别，其《送王元照还山》②1654年，王鑑南归，时在北京做官的吴伟业作《送王元照还山》八首送别，诗载《吴梅村全集》。郑威《王鑑年谱》沿用《中国明清绘画》一书所误，将此诗作者错归于王时敏名下，称1651年“王时敏邀王氏（王鑑）共游相诉，作《送王元照还山》诗。”按一般常识，王时敏与王鑑时同在太仓，何来送别行径？且时间、地点、情境皆与诗意不合，此谬为不考之故。[11]七绝八首③冯金伯《国朝画识》载：“董文骥和吴学士《送王元照还山》诗：‘故国重来客蓟门，宣和画迹已无存。白头只索丹青引，文采风流旧子孙。’”[12]云：

青山補屋爱流泉，画里移家就辋川。添得一舟乘兴上，烟波随处小游仙。

始兴公子旧诸侯，丹荔红蕉岭外游。席帽京尘浑忘却，被人强唤作廉州。

报国松根庙市开，公侯车马闹如雷。疲驴一笑且归去，刑部街前且看来。

内府图书不计钱，汉家珠玉散云烟。而今零散无收出，故国兴亡已十年。

布衣懒自入侯门，手迹流传姓氏存。闻道相公谈翰墨，向人欲访赵王孙。

朔风归思满萧关，笔墨荒寒点染间。何似大痴三丈卷，万松残雪富春山。

河北三公一纸书，浪游何处曳长裾。归田旧业春山尽，华子冈头自钓鱼。

五马南来韦使君，古人相见共论文。酒阑面乞黄堂俸，明日西山买白云。[13]

从“始兴公子旧诸侯”、“向人欲访赵王孙”等诗句可以看出，吴伟业将王鑑的北上之行与元朝的赵孟頫相联系，在京“手迹流传”而宣传自我。“酒阑面乞黄堂俸”一句则直指王鑑的求禄行为，却因为不遇而“疲驴一笑且归去。”“疲驴”一词，亦隐含王鑑为谋官奔波、疲于奔命之意。特别是该诗题为《送王元照还山》，所谓“还山”，正是“出山”的对应词，若非先有“出山”，又何来“还山”？显然有与“出山”谋官相对应的意味。透过吴氏诗中语意，大略可知王鑑此行隐含的功利性，结果却谋官未遂、碰壁而归。另外，从吴诗“汉家珠玉散云烟”、“画里移家就辋川”、“华子冈头自钓鱼”等句，不难体阅已沦为贰臣的吴伟业对故国的深切哀悼与悲凉心境，并以王维的辋川意象来奉劝好友选择归隐。由此可见，作为罪臣孽子的王鑑，在明亡以后并未彻底忘怀功名，其以游历为名，实际上是与为清廷招安的吴伟业会合，混迹于清初的新贵权僚之间，再探青云之路。然身份的转换于王鑑辈而言，失势使之，不得不然，虽有遗憾，但面对异族统治下的满清政权，即令是归隐或逃禅，亦未尝不失为务实之举。盖由是年始，王鑑渐生构筑染香庵之念，此则宣告了王鑑入仕理想的彻底终结。

遭遇丧国之痛的清初耆老如钱谦益、吴伟业、王时敏辈，其“老而弥惭”的痛苦心理自非一般人能理解，如王时敏自寿诗《七十自咏》云：“恩波太液浩无津，每咏秋槐倍怆神。窃禄五朝叨法从，偷生七袠愧遗民。”诗中，王时敏称其家族“窃禄五朝”，并愧称自己的忍辱偷生有失遗民风范。[14]与此相近，钱谦益在晚年亦常常对自己的失节行为进行深刻的反省与自责，致函王时敏云：“岁月逾迈，老病侵寻。陈人长物，不免引镜自憎，且复自笑。每士友从娄东来，流传仁翁记存之殷，奖借之过，欣慨交并，感愧兼集。……中年少知途径，重自悔悟。歧路已深，回车弥远。顷者衰迟潦倒，回向空门。”[15]出于同样心理，清人胡介①胡介，初名士登，字彦远，号旅堂，钱塘诸生。入清后，入城僦居一亩田，遂更其名，以示蛊上履二之志。尝一游京师，梅村、芝麓诸公皆折节纳交，而彦远意气傲兀，亦未能笼绊之。致函吴伟业，亦将其出仕喻为“日斜歧路”，其自怜自弃的语气，反映了清初“两截人”痛苦而又矛盾的心理，函云：

昨坐对竟日，见先生神意不佳。幸善为眠食，五浊亦名缺陷。既落世网中，顺行逆行，冷暖自喻。要之古庙香炉，酬偿本愿，我辈唯以不负三生为大耳。从来慧业文人，皆道人之名根色相未净，转展迁流者，故世遇率坎坷多故，正以助发其回首拂衣也。……兹日斜歧路，转觉怆然，惟万万审时珍重。[16]

丧乱之后，兴会如旧，只是平添了几分心怀故国的感伤色调，王时敏家中成为前明耆旧兴会的聚集场所。吴伟业《琵琶行》载：“去梅村一里，为王太常烟客南园。今春梅花盛开，予偶步到此，忽闻琵琶声，出于短垣丛竹间。循墙侧听，当其妙处，不觉拊掌。主人开门延客，问向谁弹？则通州白在湄子彧如父子。善琵琶，好为新声。须臾花下置酒……”[17]在王时敏家中，通州艺人白氏父子为吴伟业弹奏一曲，主题是崇祯十七年以来的沧桑往事，吴伟业、王时敏等不胜感慨，“相与咽者久之。”[17]顺治四年丁亥（1647）秋月，王时敏借赏菊为名，邀吴伟业等友人在西田别墅兴会雅集，吴伟业即兴吟诗二首：“不扶自直疏还密，已折仍开瘦更妍。最爱萧斋临素壁，好因高烛耀华钿。”“坐来艳质同杯泛，老去孤根仅瓦全。苦向邻家怨移植，寄人篱下受人怜。[18]吴诗以吟菊花起兴，借物言事，以吟叹折节之菊，来隐喻他与王时敏等人堪怜的失节之痛，以及寄人篱下的不幸遭遇。②吴梅村与著名遗民诗僧苍雪法师的交往即为显例。1652年腊月，苍雪过吴梅村草堂，二人促膝相谈至“漏下三鼓”，得诗数十篇。苍雪和吴梅村《西田赏菊诗》，有“赏菊秋容晚节全”等句，皆以咏菊来寄托遗民心境。[19]

在江山易祚之际，梅兰竹菊之类的题材，在士人的精神世界里有着菟丝附女萝的关系。以“咏菊”寄寓故国哀思，以及寄人篱下的屈辱无奈，实为清初士人遗民情结的一种宣泄方式。虽则尚无迹象显示王鑑参与此次雅集，但毋庸置疑的是，王鑑作为该文化圈的重要人物，势必也会染有这种令人难以超拔的抑郁。譬如，壬子年（1672）的一个冬夜，王鑑与梅清、笪重光、恽南田等兴会于毗陵（常州）西郊舟中，诸友相继为王翚《雪图》题咏。王鑑即兴题七绝二首，抒发其对高隐意象的憧憬。其云：

城中翠馆沸歌钟，城外霜林叶正红。抛却豪华对幽寂，先生高迹许谁同？

辋川笔迹少陵诗，泛泛轻舟兴所之。闲与沙鸥定盟处，莫叫笑我不追随。[20]

王朝的更迭，使王鑑、王时敏辈心绪纷乱，矛盾重重。客观地说，“二王”在明代皆为仕宦，入清后不仕，表面上是为保全不事二主的儒家名节，实质上则未获清廷起用。他们在清初与达官显宦交接频繁，其中尤以鼎食明清两朝的贰臣居多，如吴伟业、钱谦益、龚鼎孳、梁清标、曹溶、宋荦等。王鑑、王时敏在清初虽无出仕经历，但迎降失节行为却成为其一生的梦魇与暗伤，从此角度来看王鑑、王时敏的文化身份，与严格意义上的遗民显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倘若将“二王”的迎降行为搁置一边，仅仅从他们在清初出处上看，他们又具有一般遗民的特征——其言行充满了对故国的怀思与对归隐山林的渴望。因此，今人在定位王鑑与王时敏的政治身份时颇多分歧，特别是将其定位为遗民则基于一种笼统的立场。③在2009年9月澳门艺术博物馆举办的“毫素深心——上海美术馆珍藏明末清初遗民金石书画”展览及研讨会中，王时敏、王鑑皆被纳为清初遗民画家的行列。[21]按照一般的理解，遗民与贰臣是属于两个不同世界的人物，二者之间似是汉贼不两立的。然事实上，在清初即便像顾炎武、黄宗羲、傅山那样耿直的遗民，也居然能够与身为贰臣的清廷大吏相视为莫逆，更不消说王鑑、王时敏辈有着如此微妙的“两截人”身份。正如谢正光指出：“事实上，遗民与贰臣被推向于两个极端，并不只限于道学家的催化，也由于一些专门为遗民立传的‘明遗民录’的史家于有意无意之间为之定型。”[22]故而，如果将政治操守的量尺暂时搁置起来，而从一个较宏观的文化观点去考察遗民与贰臣之间的行谊，则有其社会伦理之基础。萧启庆将宋元之际的遗民分为“激进”“温和”与“边缘”三种类型，[23]其中“边缘型”遗民，乃指其人政治态度模棱两可：不宋不元又亦宋亦元，此如王时敏、王鑑辈既附降清朝，又未有出仕行为。故而在清初的明遗民中，耿亮守节者，不必尽是山野或田园中人，亦不必都是伯夷、叔齐式的，或陶渊明式的。

清初遗民心态中，有一种“失节”的恐惧如梦魇缠身。遗民首先面临的是气节操守的时间问题，甚至连长寿都变成一种负担，到最后落得晚节不保。正如戴名世发现：“明之亡也，诸生自隐退，誓不出者多矣，久之，变其初志十七八。”[24]陈垣亦感叹云：“噫！遗民易为，遗民高寿则难为。”[25]言下之意，易代之际的遗民只有死得其时，才有能力保有晚节。可以这样说，在清初的政治环境中，那些经历“失节”之痛后，又徘徊复归的士人言行，也许这类人群才是清初士人的大多数，他们的言行也才是一种“常态”，而王鑑、王时敏所代表的士人群体，则是考察这种常态的绝佳范本。王鑑的社会网络，鲜明地折射出清初江南社会“两截人”士人群体的生活与心理世界，他与这个网络的互动，塑造了他的人格、个性与文化身份。同时，王鑑复杂的人生经历与心理动向，也使得清初太仓文化圈呈现出奇景多姿的面相。

参考文献：

[1]（宋）蔡模.孟子集疏（卷一）[G]//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四书类）.

[2]（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十一）[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礼类·周礼之属）.

[3]（清）王时敏.题书城兄小像.王奉常书画题跋[G]//中国书画全书（第七册）.929.

[4](清)王鑑.九峰读书图.拂水岩图.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王鑑精品集[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

[5]（清）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下）[M].北京：中华书局.1996:1366.

[6]（清）王时敏.王奉常书画题跋[G]//中国书画全书:第七册.918-919.

[7](清)王时敏.王烟客先生集（尺牍卷·致王光晋）[M].民国五年苏州振新书社铅印本.

[8]王家桢.研堂见闻杂录.明代野史丛书：烈皇小识[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297-298.

[9](清)张庚.国朝画征录[G]//于安澜.画史丛书（三）.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3:25.

[10](清)王鑑.梦境图[M].王鑑精品集.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15.

[11]郑威.王鑑年谱[M].朵云(3).198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