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唐代墓葬美术中的宗教共生现象①

杨永俭（江南大学 设计学院，江苏 无锡 214000）

试论唐代墓葬美术中的宗教共生现象①

杨永俭（江南大学 设计学院，江苏 无锡 214000）

唐代宗教形态的多元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可避免的也深入到墓葬中，中国传统儒家文化、道教文化对唐代墓葬美术存在广泛影响，佛教也为其带来了新风，使唐代墓葬美术呈现丰富多样的面貌。本文依托考古实物和文献资料，通过检视唐代墓葬美术中的视觉材料，着力对具有宗教共生特点的明器、壁画及器物组合等进行分析，结合墓主身份的相关情况，对传统儒家礼仪、佛教轮回观念和道教神仙思想在唐代墓葬美术中的互动关系进行剖析，期望可以把握以传统儒家礼仪思想为根基，以佛、道思想关怀墓主人灵魂的唐代墓葬美术的基本特征。

唐代墓葬;墓葬美术;宗教共生

中国古代汉魏以降，素有儒、释、道三教并存互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格局。透过儒、释、道三教关系，不仅可明晰三教之间的深刻差异、各自的基本特质和思想演变的轨迹，更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文化的根本特点、基本走向、精神动力以及总趋势、总规律。

大唐王朝结束了中国数百年分裂动荡的局面，实现了天下一统，帝王实行多元化的宗教政策，儒释道三教兼容并重的历史格局以隋代为开启，中经唐初的高祖和唐太宗二帝，再加上高宗、武周、唐中宗、睿宗，大致到了唐玄宗开元时期真正完成。隋唐帝王虽然出于个人的好恶而表现出对儒佛道的态度有所偏向，但为顺应大一统社会的现实需要，在具体行动上基本都采取了三教并用的宗教政策。在皇权支持的大背景下，儒释道相互影响、相互吸纳，取长补短，在冲突中融合，在融合中发展。

儒释道三教在唐代得到了皇权的支持，适应了社会的需求，因而也进一步为广大下层民众所接受，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宗教多元化的氛围下，宗教共生观念也迅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丧葬活动中。

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中已有佛道因素杂糅于一器或一墓的现象，至唐一代，墓葬中宗教共生现象更加普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宗教观念共生一器

宗教观念的和合共生在唐墓中的表现之一是儒家葬仪与佛教观念共生于一器，最典型的形式是随葬明器塔式罐。

塔式罐是至唐才首次出现的特殊明器，在唐墓中有较为普遍的发现，是唐代墓葬里的典型器物之一，形制上通常由三部分组成：状似塔刹的高耸器盖、圆形的器身和高大底座。因其总体形状颇似佛塔，罐盖尤似塔刹，且纹饰也多与佛教有关，如佛像、莲花、大象等，所以考古学通常称之为塔式罐。对塔式罐的具体意义目前仍未有定论，但不可否认的是，塔式罐无论其定名还是外观都与唐代佛教的盛行密不可分。

图1 唐契苾明墓出土四孝塔式罐

在所有唐墓出土的塔式罐中，唐契苾明墓出土的四孝塔式罐（图1）格外引人注目。墓主人契苾明为突厥族。契苾明族源于契苾氏，是高车六姓之一，活动于伊吾(今哈密)以西,焉耆之北，与在白山(今阿羯田山)一带，其先为铁勒别部之酋长，契苾明其父是契芯何力。贞观六年(632年)其父“随其母率众千余家诣沙洲，奉表内附”[1]，带领部落归顺唐朝，对唐朝效忠，功绩不断。何力病故后，作为长子的契苾明袭爵凉国公，在武则天执政时期，为维护民族团结，稳固边疆做出重要贡献，正如碑文所颂扬的“以忠奉国，始终如一”[2]。

图2 寺观图和道观图（唐李寿墓甬道壁画）

契苾明墓出土著名的“四孝”塔式罐，罐身饰以山川浮雕和人物故事四组，图上均有榜题，依次是“董永卖身葬父”、“曾子抚琴悦父”、“郭巨埋儿敬母”、“曾子汲水济母”，是典型的孝子图像，罐底部以浮雕的仰莲与底座相连。四孝塔式罐的罐身图像体现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一直强调的百善孝为先的孝道思想，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色彩，同时造型和装饰纹样上又透露出佛教的意味。四孝塔式罐是儒家葬仪与佛教观念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体现。

二、宗教观念共生一壁

墓葬壁画是墓葬美术的大宗，是直接为墓主人走进另外一个世界而准备的，对我们理解墓葬美术的宗教思想和艺术价值有着深刻的意义。唐朝国力强盛，帝王崇尚厚葬，务求壮崇，因此唐代墓葬壁画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既反映出对人间生活的美好追忆，也构筑对未来世界的想象与憧憬。

李寿墓是唐代初期一座非常重要的壁画墓，具有“时间上的过渡性，文化上的兼容性和艺术表现上的承上启下特征”[3]，其甬道近墓室处东西两壁分别绘制了寺观图和道观图（图2）。据考古简报记载：“甬道后段，东壁绘一寺院（残），内绘殿堂、双阁，四周绕一围墙正面辟门，门内为栅栏板。殿内外有沙弥十余人，有的盘坐，有的合十伫立，有的在殿旁走动。周有回廊，正面辟门。院落以墙分为前后两部，墙上辟门，以便两院相通。后院有殿一座，仅余一角。殿内有道士、女冠活动。前院有双阁，一阁内悬钟一口，旁有道士作撞击状；另一阁余局部，道观外有两名劳动力肩扛重物向道观大门走去。此是道观奴役下的仆役或萌客。”[4]

李寿墓出现佛、道双重宗教色彩的寺观图和道观图共生一壁，是宗教现实场景题材进入墓葬美术的有力证明，与墓主人的个人信仰有关。

墓主人李寿（公元577-630年）是高祖李渊的从弟，死后配飨高祖庙庭。作为宗室成员，李寿的个人信仰会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周围环境，另一方面是世俗皇权的宗教政策。

具体来看，李寿生活在隋唐之际，隋代隋文帝父子为了维护他们的封建统治，采取了各种方法，其中包括扶植、利用佛教这一僧侣职能来维护其行使的暴力职能。隋朝时期佛教发展概况有五个方面：广建佛塔；广度僧尼、广抄佛经；广交僧侣；广作佛事。据史书记载，仁寿年间，隋文帝总共修建了一百一十三座舍利塔，立寺三千七百九十二所，并充分利用民间力量，让每家每户都出钱营造经像，并鼓励民众出家，这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从法琳《辨证论》的数据来看，隋朝的僧尼人数约在二十万以上。发展至唐代，信仰佛教的文化气氛更加浓厚，唐代李家虽尊奉老子为祖先，尊崇道教，但在具体行动上，皇权并没有厚此薄彼，同时尊奉释道两家，实行的是三教并举的政策。

李寿作为宗室成员，首先可以看作是儒家人士；其次李寿墓志明确“皋陶本系，老聃之弈”[5]，可见李寿尊崇道教，笃信道教；最后，他必然也受到佛教大兴的社会氛围的影响。作为儒家人士的李寿，其墓葬壁画中出现寺观图和道观图，象征着儒释道三家。寺观图和道观图不仅是为了装饰墓室，也是对具有宗教意义的现实生活的复制，是唐代儒为主体、三教齐立的意识形态格局的反映。

三、宗教观念共生一墓

1.佛、道两教明器并存一墓

前述所提到的塔式罐是唐代墓葬中具有佛教属性的明器，它在墓葬中并非孤立存在，其所属墓葬中还广泛存在含有道教文化因素的图像。

道教是中国本土化的宗教，传统的道家思想在丧葬领域，将天地宇宙的朴素观念融合了阴阳五行观思想，传达“事死如事生”的观念，认为墓葬是一个缩小的象征性冥界世界。古代民众受道教思想的渗透，将寄托与期盼以随葬明器的方式留给亡者，用以沟通人神、驱邪镇鬼和厌除不详。唐代墓葬中的四神十二生肖图像（或陶俑）就是道教信仰深入人心的表现，四神和十二生肖象征的是宇宙空间，包含了天、地、人合一的理念。

四神（又称四象、四灵）在《礼记》中指麟、龟、龙、凤四兽，在汉代的《三辅黄图》中指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 四神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文化演进过程中，已经具有多种含义和象征意义，首先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中的一种重要的星座体系，与二十八宿体系相重叠，代表四个赤道宫与东、南、西、北四方，与四季相对应，具有表示四时循环往复的作用；其次它也是阴阳五行的象征，与神权、王权、天命秘密相关，是神圣品质和特权的象征。进入墓葬文化后，它又被赋予冥界吉祥物和保护神的身份，具有沟通人神、驱邪镇鬼和厌除不详的功能，是“事死如事生”观念的反映。四神图像对应考古实物数量最多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铜镜和墓志线刻。四神铜镜如湖南省博物馆所编《湖南省文物图录》中所收录的唐代四神铜镜（图3）；墓志线刻如河南738年李景由墓出土墓志志盖，阴线浅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图4)。

图3 唐四神铜镜 1955年长沙丝茅冲3区墓39出土

图4 河南738年李景由墓出土墓志志盖

十二生肖图像常与四神图像相伴出现，多以陶俑形式出现。十二生肖俑，亦称“十二支神俑”，代表地支的十二种动物俑。一般认为，墓葬中的生肖形象主要是用来表示方位、记载年月的，旨在用十二神轮流守护墓主人，求其平安吉祥，并为其驱邪避凶。唐代出土的生肖俑可分为坐姿兽首人身生肖俑、坐姿人物环抱生肖俑和站立兽首人身生肖俑三型（图5）。

图5 唐墓出土十二生肖俑型式图

四神和十二生肖图像与塔式罐以组合形式出现在墓葬中是道教、佛教思想观念对墓葬渗透的体现。比起佛教，道教与民间文化具有更为直接的联系，它是从巫俗中得道飞升的，其特点就是具有浓厚的巫风，有久远的鬼神崇拜传统，具备祥瑞、厌劾、驱邪的实用祭祀功能。佛教和道教双重色彩的实物遗存共生一墓，满足了墓主人全方位的需要，是宗教共生观念深入人心的表现，也为探讨墓葬美术中，佛道两种图像元素的复杂关系提供实物资料。

2.墓主身份的多样性

如前所述，唐代多数墓葬中均有塔式罐出土。本文在出土有塔式罐的墓葬中，择取有墓志或明确纪年的、墓主身份明确的考古报告细读，深入了解墓主生前的基本资料，如职业、性别、信仰、家世背景等。通过分析可知，塔式罐所涉及的墓主身份比较复杂，从皇室贵族、官吏及家眷、商人、平民、外族、宗教徒皆有。

皇室成员墓，有唐李宪墓、金乡县主墓、章怀太子墓、永泰公主墓、节愍太子墓、贵妃豆卢氏墓等。皇室成员墓葬中所出塔式罐较为华丽，装饰图像、造型手法丰富。值得注意的是，塔式罐出土的皇室成员墓葬时间多集中在武后到玄宗之间，表示唐代皇室成员，或许可能在某个时段，受到佛教文化影响程度较大。

出土有塔式罐的也有官员墓，其中文官墓有如崔凝墓、贡士王迈（明经贡士、四代有学识）墓、左政（曾祖讳伦，硕学洪儒）墓，除此之外，多为武官墓所出。唐代多数武人崇信佛教，因为职业缘故常常杀人无数，而佛教教义中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观念，使得大部分武人为了消灾免罪而信仰佛教。

另外，洛阳北郊的一座唐墓中，其所出墓志内容充满了招神拘鬼、移秧化吉的巫道词语，铭文中的“大道”、“阳覆阴施”，应分别代表了《道德经》中所言“万物之母”的道和“万物负阴而抱阳”的阴阳转化论。在志文中还较多的使用了道教常用的符咒语句“急急如律令”。同时，在墓志底座的上部凿有5个方孔，内有各种矿物，发掘者推测应为道教炼制的丹药。此墓为道教徒或道人墓葬无疑，而其墓中也有塔式罐出土。此外，还有外族墓也出土有塔式罐。

可见，塔式罐作为带有明显佛教色彩的随葬明器，在不同阶层、不同宗教信仰的社会人群墓中均有发现，表明佛教文化观念已逐渐被儒家和道教人士所接受。

有唐一代，儒释道三教既有斗争与冲突，又不断积累三教和合的主客观条件，尤其是唐中后期，儒释道互相弥补、互相渗透，在经过长期的冲突与交融后，最终形成了儒为主体、三教齐立的最佳方式，保持着较为和谐的发展状态。道家思想是从自然论上肯定每个人的自我价值和本性自由，而佛教则以＂自作自受＂和人生的＂三世＂轮回为人生主体。佛、道两家都共同服务于唐代统治阶级，并在统治者的大力扶植下迅速地被广大民众所接受。三教圆融的观念与民众的日常生活、习俗、节日结合的愈发紧密，如中国民众多信奉“多神崇拜”，在各种城乡庙宇中，多有儒释道杂处的现象，间或民间信仰的神也掺杂其中，令人莫辨。三教信仰已经形成了深厚的社会影响，这自然也影响到墓葬营建及丧葬礼仪。唐代墓葬中发现不少具有宗教共生特点的明器、壁画及器物组合，为探讨墓葬美术中宗教元素的复杂关系提供实物资料，从墓葬美术角度探讨儒家礼仪、佛教文化观念和道教神仙思想的互动关系，可以一窥儒释道三教在唐代历史语境中的关系。

[1]（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21礼仪志一[M].北京:中华书局.2002：815.

[2]解峰、马先登.唐契芯明墓发掘记[J].文博.1998(5)：11.

[3]尹夏清.李寿石墓门与石墓门装饰艺术的发展[J].文艺研究.2010（1)：152.

[4]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唐李寿墓发掘简报[J].文物.1974(9)：74.

[5]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唐李寿墓发掘简报[J].文物.1974(9)：84.

（责任编辑：梁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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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9675（2016）06-0042-03

2016-03-20

杨永俭（1979-），男，山东新泰人，江南大学设计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美术创作与理论研究。

江南大学产品创意与文化研究中心、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专项资助(2015JDZD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