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仿古青铜器造型的设计学考察①

邓　昶　朱和平（湖南工业大学 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宋代仿古青铜器造型的设计学考察①

邓昶朱和平（湖南工业大学 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从设计学层面考察，发现宋代仿古青铜器在造型设计方面既具有强烈的仿古风韵，亦有典型的宋代特征，具体包括崇正古制的纯粹性仿古、具有古意的造型转化和适今之宜的宋式造型三类。可以说，宋代仿古铜器造型并非是简单的历史复原或对传统形态的照搬，更不是造伪，而是托古求变、承古革新的宋代创造。

宋代；仿古设计；青铜器；复古艺术

在中国古代设计史上，宋代曾出现了广泛而又强烈的设计复古运动。这场运动，自北宋初年兴起，至两宋之际达到顶峰，南宋承其余绪，持久弥存。究其原因，固然与统治阶级推行“兴文教，抑武事”的政策密切相关，但更深层的原因乃是统治者和文人士大夫希望通过恢复“三代礼制”，实现以“礼”来软性治理社会和巩固皇权的目的。在复古之风盛行下，有宋一代不仅出现了《三礼图》、《金石录》、《宣和博古图》、《考古图》等一系列金石学著述，而且还涌现出了一批仿古型器物，这其中尤其以仿古青铜器表现突出。尽管名为“仿古”，但从考古发现的宋代青铜器来看，其并非是简单的历史复原或对传统形态的照搬，更不是造伪，而是在“循古之意而勿泥于古，适今之宜而勿牵于今”②（清）秦蕙田：《五礼通考》（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版。卷首第四：“大观二年诏：礼缘人情，以义而起，因时之宜御今之俗。善法古者，不法其法。法其所以为法之意已……御制序曰：循古之意而勿牵于今，适今之宜而勿牵于今。议礼局请刻石太常寺。”[1]的理念下，托古求变、承古革新的宋代创造。从目前考古发现来看，宋代仿古青铜器中，以仿三代青铜器礼器所占最多，但也有不少结合时代审美而创造的陈设与实用兼具的器物形制。

一、崇正古制：基于传统青铜礼器的纯粹性仿古造型

图1　北宋宣和尊、政和鼎

毋庸讳言，在宋代仿古青铜器中，的确存在本照古代器物形态的情形。这类仿古铜器主要以三代秦汉的经典器物为原型，在模仿其形制、造型和装饰的基础上，适当加入创新元素，在结构，或纹饰上有某些细微差别，但从总体上给人以纯粹性仿古特点的视觉感受。从目前已发现的宋代青铜器来看，纯粹性仿古造型设计有两种：一种是基于三代礼器形制而仿创的铜器；另外一种是仿创秦汉经典形制的造型。正如宋人蔡絛所言：“时所重者，三代之器而已。若秦汉间，非殊特，盖亦不收”[2]。就考古出土实物来看，前者种类最繁，也最易辨识，涵括三代青铜器中的鼎、甗、鬲、簠、豆、爵、觚、尊、壶、罍、卣、洗、盘、钟等形制③可参见王牧：《中国南方地区宋元时期的仿古青铜器》，《南方文物》2011年第3期，第143-156页。 郭月琼：《宋代仿古青铜礼器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2011年版。。如四川彭州窖藏就曾出土铜器70余件，有鼎、甗、鬲、甑、壶、盆等器形；类似的情况也多发现在全国其它宋代铜器窖藏和考古发现中，像四川的广安、江油县、阆中、峨眉山、剑阁等地，以及浙江杭州等处的考古遗迹大体如此。这些铜器基本忠实于商周器的形制，在造型和纹饰方面尽可能逼近原有形态。关于这一点，不仅在考古发现是如此，在传世器物中亦可得到印证。如仿春秋时宋公戌钟形制的大晟编钟，北京故宫藏的“宣和三年”尊、仿商簋和宋仿古壶，台北故宫藏的宋仿商“政和”鼎等在形制上均属商周样式[3]（如图1）。后者主要包括秦汉兴起的蒜头壶和博山炉等经典形制。蒜头壶在宋代被称为蒜头瓶，与秦汉蒜头壶的形制基本相同，有圆形和扁形两类。圆形的如杭州出土的4件，两大两小，有两件细颈中部装饰一可活动圆环①何秋雨：《杭州出土的两批宋代青铜器》，《东方博物》2010年第4期。。扁形的蒜头壶较少见，目前仅在四川彭州窖藏中发现1件，直口方唇，头部呈八棱蒜头状，扁腹呈椭圆形（如图2）。与蒜头瓶的纯粹性仿古稍有不同，宋仿汉博山炉多半只是炉盖部分，炉身则有不同的形式。如四川剑阁小东街出土1件博山炉，其下半身为仿青铜鬲造型②母学勇：《剑閣宋代窖藏綜述》，《四川文物》1992年第3期。。四川德阳银器窖藏中也发现类似的银质博山炉③沈仲常：《四川德阳出土的宋代银器简介》，《文物》1961年第11期。。至于瓷器中这种博山炉更为常见④扬之水：《两宋香炉源流》，《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1期。。

图2　四川彭州扁形蒜头壶

宋代仿古铜器之所以尽可能忠实于三代、秦汉的铜器，这应与宋代在礼制复兴上注重对先秦两汉祭祀礼仪制度，特别是对商周礼仪制度和文化的追认不无关系⑤陈芳妹：《宋古器物学的兴起与宋仿古铜器》，《美术史研究集刊》2001年第3卷第10期。。宋人郑居中《政和五礼新仪》卷首中云：“然追三代之风，以充昭太平，典章之盛”，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然而，要“追三代之风”则必须“崇正旧物，仪形作范”⑥（宋）聂崇义纂辑：《新定三礼图》，丁鼎点校，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周世宗暨今皇帝恢尧舜之典则，总夏商之礼文，思隆大猷，崇正旧物，仪形作范，旁诏四方。”[4]。“崇正旧物”要有“样本”，“样本”则需“正得古制”。关于这一点，我们不仅可以从考古和传世器物中窥见，而且从作为仿古“样本”的《三礼图》、《考古图》、《宣和博古图》以及《政和五礼新仪》、《绍熙州县释奠仪图》等图录、图典中得到充分验证。这些图样或是“顺考古典”，或是摹绘于真器，虽然其中不乏讹误[5]，然却反映出宋人在礼仪祭器制作上遵循“古制”的做法。

宋人对礼器的仿古固然要“崇正旧物，仪形作范”，确保所仿形制“正得古制”，然而，宋人亦说“循古之意而勿泥于古”。那么，如何在“正得古制”的同时，又做到“勿泥于古”呢？关于这一点，宋人窦俨说：国朝创制礼器“或沿或革”，要在“从理以变”的基础上“惟适其本”。这里所言的“本”，即“古制”，而“变”即为革新。大致意思是仿古并非“从古”，“变”也非“弃古”，而是要在遵循“古制”的基础上来“变古”。基于此，宋人在忠实地仿制三代以来礼器形制的同时，也对包括礼器在内的诸多铜器进行了不同程度地革新，这在一定意义上彰显了宋人的设计意识和“崇古追新”的审美情怀。从考古出土物来看，这类铜器虽然有一定程度的设计创新，但在整体形制上依旧保持着传统礼器的特征。大致而言，其“从理以变”的设计形式有如下两种：

图3　广安县出土铜觚

图4　江油县铜瓶的两半对合

一是对结构造型的创新设计。所谓结构创新，是指以“对合”为结构的方式来实现对传统礼器形制的改创。从考古和创世仿古器来看，以这种“对合”结构设计的做法，多出现在瓶、壶、觚、尊等铜器上，一般有两节对合和两半对合两种。所谓“两节对合”，是铜器或从腹上部，或是腹中，或腹下部分开，以上下部分的对合构成一个整体形制。如四川广安县出土的两件仿三代铜觚就是器腹为两截对合⑦李明高：《广安县出土宋代窖藏》，《四川文物》1985年第1期。（如图3）。同一窖藏的另一件仿宋瓷铜瓶也是两节对合的结构。类似的铜器在四川的彭州、大邑安仁镇⑧胡亮：《四川大邑县安仁镇出土宋代窖藏》，《文物》1984年第7期。、剑阁⑨母学勇：《剑閣宋代窖藏綜述》，《四川文物》1992年第3期。等处都有发现。其中，四川彭州发现的铜器在对合设计上花样较多，有腹上部对合、腹中部对合、腹下部对合等几种形式，如长颈壶属颈和身两部分的组合，铜瓶属腹中部的对合，而尊则属腹和足两部分的组合①雷玉华、谢涛、李绪成等著：《彭州宋代青铜器窖藏》，《成都考古发现》2004年第0期。。两半对合的铜器则是以中轴为左右两半的对合而组成一个整体。最典型的是在四川江油县发现的2件铜瓶，每件由两半组成，均有雷纹、云纹、波纹、植物纹等装饰图样②黄石林：《江油县发现宋代窖藏》，《四川文物》1987年第2期。（如图4）。从整体形态来看，该瓶有神似三代长颈壶之感，然而其复古特点的彰显更多是靠装饰纹样而非造型。四川广安县所发现的仿秦汉时期的两件铜蒜头壶③李明高：《广安县出土宋代窖藏》，《四川文物》1985年第1期。也是两半对合的结构。

以上两类结构的铜器，无论是“两节对合”类的觚和长颈壶、尊，还是“两半对合”的瓶，从功能用途而言，要么是礼仪之器，要么是陈设器，要么两者兼而有之。即便是四川广安县发现的蒜头瓶，其礼器功能可能并不是特别明显④可参见李陈奇：《蒜头壶考略》,《文物》1985年第4期。该文认为蒜头壶没有礼器的功能；而吴小平所著的《汉代青铜容器的考古学研究》一书中则认为蒜头壶是礼器的一种。（吴小平：《汉代青铜容器的考古学研究》，岳麓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然从其外表髹漆，底部还分别铸有“秘阁”、“芗林”的字款[6]来看也应属陈设器，而与日用类器物无关。虽然这可能与宋代仿古铜器多是“分铸成型”的铸造工艺不无关系，但更可能是基于礼仪或陈设要求的设计层面的刻意为之。

二是对古典形制的融创设计。所谓“融创”，其做法或是对三代以来不同器物形制之间，或是对同一器物不同造型之间，不同程度的融合和设计创造之后，却仍能保持着“古色古香”的仿古铜器。这种“融创”的仿古设计在宋代仿古铜器中最为常见，多以鼎、鬲、尊、壶等三代礼器形制或是汉代博山炉为基本式样。融创设计的方式有形制仿而局部创和不同形制之间的融创两种。前者如四川简阳县发现的II式铜鼎，其基本形制为鼎且装饰有饕餮纹、乳钉纹、云雷纹等三代纹样，但耳突变为双曲耳、足设计成象腿形⑤方建国、唐朝君著：《简阳县发现明代瓷器窖藏》，《四川文物》1991年第2期。；四川彭州发现的II式尊亦属于此类，所不同的是其将尊口设计成了“盘口”状，颇具时代感（如图5）。后者如彭州发现的长颈鬲，整器似鬲似壶，器口与腹均呈三棱形，小盘口设计，是典型的“壶”与“鬲”之间的融合创造（如图6）。不同形制之间的融创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上文中所提到的仿博山炉，其盖为“博山式”，而炉身则或为“鼎”，或为“鬲”，或为其它形状。

二、循古之意：基于典型礼器形制的造型转化设计

如果说对传统青铜礼器的创新设计，反映了宋人既做到了“崇正古制”又实现了“从理以变”的话，那么宋人对典型礼器形制的造型转化设计，则彰显了宋人“循古之意而勿泥于古”的复古思想。这里所讲的“造型转化”是指铜器既有“古意”又做到“勿泥于古”，具有神似形变的特点：或是改变了原有器物的功能、用途而转化为陈设器；或是改变器物的结构、形态而转化为实用器；或是将古器物的形态转而设计为似古非古的新创造型。在宋代仿古铜器中，对典型礼器形制的转化设计，最为常见的是“琮”、“鼎”、“鬲”、“钟”等几种。

1.以玉琮为“样本”的造型转化

琮早在新石器时代的薛家岗文化、良渚文化等史前遗址中就有出现，其形制大体是外方内圆而中通，如筒形，是我国古代早期最重要的礼仪用玉之一。正因琮作为早期礼仪玉的地位，因而在盛行复古之风的宋代常被作为仿造的对象之一。所不同的是，宋代所仿造的“琮”不仅材质变为了青铜，而且在造型和功能上都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变成了“瓶”一类的新型器物——琮形瓶。

图5　彭州窖藏盘口尊

图6　彭州窖藏长颈鬲

图7　彭州窖藏琮形瓶

图8　遂宁金鱼村青瓷琮式瓶

图9　鼎形镜

图10　浙江金华鼎式炉

琮形瓶是指仿自玉琮造型的一类瓶式器物，长方形、上小下大，两端出射，射呈圆筒形，底为封合。考古发现的两宋时期的青铜琮形瓶数量并不多，目前所知有六件：分别为1982年四川广安县宋代窖藏出土的2件，形制相似，底部镶合，器身饰以兽面纹，器表髹漆⑥李明高：《广安县出土宋代窖藏》，《四川文物》1985年第1期。。另外四件为1996年彭州市窖藏所发现（如图7），分为大小两类，形制相同，每类各2件，均封口，设计跟同一窖藏出土的其他铜器一样极为讲究。琮瓶的外壁四面中间，开出2厘米宽的竖向凹槽。四隅略凸起，凸面之间被凸棱线分为八节。不仅如此，还将琮瓶沿一短凸棱横分为上下两段，设计为两节对合的造型结构。每面中间的竖槽内装饰两个龙纹，头上尾下，两龙首尾相连①雷玉华、谢涛、李绪成等著：《彭州宋代青铜器窖藏》，《成都考古发现》2004年第0期。。当然，类似的琮形瓶在瓷器中亦有出现，如四川遂宁金鱼村就曾发现有形制相同的2件青瓷琮式瓶②庄文彬：《四川遂宁金鱼村南宋窖藏》，《文物》1994年第4期。（如图8）。有学者认为，琮形瓶应是用作陈设的插花器而并非礼仪之器，且瓷质琮式瓶出现的时间要晚于青铜质琮式瓶，甚至可以说瓷质是受铜琮式瓶影响后产生的③欧阳希君：《琮形瓶初论(下)》，《东方收藏》2010年第1期。。瓷质琮式瓶出现后也因其在制作上的便利、陈设上的美观等优势替代了铜琮瓶，并且在后世社会特别是在崇尚古风的明清时期被大量制作④谢明良：《琮形瓶的变迁》，《故宫学术季刊》2005年第23卷第1期。。

2.以鼎为“样本”的造型转化

众所周知，三代以降至秦汉，鼎作为青铜礼器中最重要、最典型器物是不争的事实。正因为如此，在宋代铜器中以“鼎”为“样本”的造型仿造就成为了最为常见的形态。可以说，除了上文中我们所谈到的有完全仿造于鼎的形制一类的仿古铜器以外，还出现了仅以鼎为样本的造型转化设计。大体来说，基于“鼎”形制的造型转化有两种：

一是鼎形镜。造型仿自青铜圆鼎的形制，呈鼎形，上部双耳，口椭圆形，中部圆形；下有两腿，一般镜钮较长，且与两足搭配形成三角之势，从而有支撑镜体的镜架作用（如图9）。从现有考古资料来看，鼎形镜数量不多，形制类似，均有铭文。主要有1956年江西南昌市收集的北宋晚年“宝镜”铭文鼎形镜1件[7]、福州茶园山南宋许峻墓出土鼎形铭文镜1件⑤郑辉：《福州茶园山南宋许峻墓》，《文物》1995年第10期。、四川广安县窖藏发现1件⑥李明高：《广安县出土宋代窖藏》，《四川文物》1985年第1期。、辽宁收藏家李建廷收藏1件⑦李建廷：《宋代鼎形双龙戏珠纹镜》，《收藏界》2009年第8期。和2003年城固宝山镇柳家寨村出土1件等。在以上几件鼎形镜中，结构设计更为巧妙的是四川广安所发现的鼎形镜，因为其将具有支撑作用的镜钮设计成了可供调节支撑部位的活动式结构。而在造型方面稍有不同的则是江西南昌收集的鼎形镜，相比其他几件，其没有如足一般的镜钮。

二是鼎式炉。此类铜器在造型上基本忠实于鼎的形制，不仅如此，大多数铜炉还采用了商周时期常见的如云雷纹、乳钉纹、弦纹等。又可细分为圆形、方形两类，以圆形居多。譬如，四川广安县发现的6件鼎式炉中就有5件为圆鼎式样，仅1件为方形⑧李明高：《广安县出土宋代窖藏》，《四川文物》1985年第1期。。该窖藏所发现的圆鼎式炉形制各有不同，三件髹漆，其中一件在造型上大体与东周的楚式鼎或汉代的汉式鼎极为类似。与此相同的圆鼎式炉在四川大邑⑨胡亮：《四川大邑县安仁镇出土宋代窖藏》，《文物》1984年第7期。、浙江金华⑩赵一新、赵婧、蒋金治著：《金华南宋郑继道家族墓清理简报》，《东方博物》2008年第3期。、浙江平阳⑪叶红：《浙江平阳县宋墓》，《考古》1983年第1期。等地均有发现。其中，广安的3件圆鼎、大邑1件属三足炉，而广安1件和浙江平阳、金华发现的鼎式炉则呈长椭圆形的四足炉（如图10）。考察铜质鼎式炉的同时，四川遂宁发现青瓷鼎形炉的事实⑫张必萱：《蜀地遗珍·四川遂宁金鱼村南宋窖藏瓷器精品》，《收藏》2014年第1期。，也说明了鼎式炉一类的造型在宋代是铜、瓷两种材质并举。

3. 以鬲为“样本”的造型转化

鬲也是商周铜器中重要的礼器之一，其形状一般为侈口，三足中空，腹呈袋状。从视觉整体上来看，由于鬲在形制上与青铜圆鼎具有相似性，因而人们常常将以鬲为样本的仿古造型称为鼎形器或炉形器。与鼎式造型的做法相差无几，鬲式造型亦可分为鬲式炉和鬲式镜两类。相比鼎式器在宋代遗迹中出土的频繁，鬲式器似乎要少很多。这一点不仅在考古发现中是如此，而且在同一出土遗迹中也有体现。如四川广安县窖藏除曾出土7件铜炉，其中6件为鼎式炉，仅1件为鬲式炉，并且耳足皆缺①李明高：《广安县出土宋代窖藏》，《四川文物》1985年第1期。。鬲式镜也较少见，在浙江衢州发现有1件，上有二竖耳，下有二乳状足。镜背中心有圆纽及一周弦纹，纽的中心纵向挖去三分之一，边片各有一小孔，似为支镜的支撑关节，但已不见似鼎式镜一般的镜钮②崔成实：《浙江衢州市南宋墓出土器物》，《考古》1983年第11期。。同墓中还出土一件南宋时期的瓷质龙耳鬲形炉。据考古发现和博物馆馆藏情况来看，铜质鬲式器相对较少，而瓷质器的情况则相对要多，在浙江、上海、四川等地均发现有瓷质鬲式器。如上海博物馆藏龙泉窑三足鬲式炉、浙江德清县乾元山南宋咸淳四年吴奥墓出土的龙泉窑粉青鬲式炉等③扬之水：《两宋香炉源流》，《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1期。。如果说在宋代铜质鬲式器还不是特别流行的话，那么，在元代这种状况似乎有一定的改善④可参见：王牧《中国南方地区的仿古铜器》中统计有10件铜质鬲式炉。 袁泉：《新安沉船出水仿古器物讨论——以炉瓶之事为中心》，《故宫博物院院刊》2013年第5期。，到明代则较为流行。

4.以钟为“样本”的造型转化

钟作为一种青铜乐器，主要被用于宗庙祭祀、军事行动和宴飨，与商周时期的诸如“鼎”一类的青铜礼器一样在社会生活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所谓“钟鸣鼎食”大概就反映了这一点。一般认为，钟是从铙演化而来的，其形制与铙有较大相似，不同的是，铙是口上柄下的竖立式放置，钟却是柄上口下的悬挂式，且钟体较铙体瘦长。钟流行于西周和东周时期。

由于青铜钟具有作为礼器的属性，因而在宋代也成为仿造的对象。除上文所提到的“大晟编钟”以外，以钟为样本的造型仿造在铜镜设计领域体现尤为明显。据考古发现，钟形镜在江西、湖北、江苏、浙江、四川等地均有发现。较为典型的主要有江西南昌市出土的“李道人造”铭文钟形镜[7]、湖北蕲春县出土北宋晚铭文钟形镜⑤汪宗耀：《蕲春县近年出土的铜镜》，《江汉考古》1992年第2期。，江苏武进村前出土的“河澄皎月，波清晓雪”铭文镜[8]，浙江东阳金交椅山出土的钟形镜⑥吕海萍：《东阳金交椅山宋墓出土文物》，《东方博物》2011年第2期。，四川广元市上西乡宋墓出土的三面铭文镜⑦转引自高大伦、岳雅丽著：《四川出土铜镜概况》，《四川文物》2013年第3期。等。从造型形态来看，这些铜镜的基本形制大体相似，均属规整的钟型之态。而湖南文物商店所藏的“老彭造”钟形镜[9]则属这一形制的变体（如图11）。这一钟形镜与上述镜相比，不同之处在于已不完全忠实于“钟”的形态，而将其抽象化了，将钟钮设计为凸起的半弧形，底部曲线也从弧度较大的做法处理为平滑形式，形成一种“似钟非钟”的变体之感。

事实上，在以某种古典形制为样本的造型转化设计中，除了上述琮式、鼎式、鬲式、钟式以外，在考古实物中还发现有诸如簋式炉、樽式炉等造型，这类造型在铜器中极为罕见，但在瓷器中却较为常见。

图11　老彭造钟形镜

三、适今之宜：基于宋瓷样本的宋式造型设计

这一类造型设计是宋代工匠或设计师为了满足当时社会的审美和生活需要，立足于宋代现实性条件和复古文化环境，所创造的一类有古韵又有时代感的造型设计。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类青铜器充分体现了“适今之宜而勿牵于今”的设计理念，俨然已超越了两宋时期一般性的“复古设计”。从造型和装饰来看，此类铜器用于陈设和实用的意味浓厚。因为不论是在造型的撷取与运用上，还是在装饰图案的选用与组合上，均体现了青铜器在宋代的生活适用性和审美的普适性等特点。

具体而言，此类铜器是以金属材质来代替宋瓷的经典造型，以实现设计造型的跨界材质替换，塑造了一种极具现实性特点而又具有复古特性的视觉美感，因而在审美视觉上区别于一般的仿古铜器，属陈设器范畴。目前发现的主要是瓶壶一类的形制，典型的有胆瓶、瓜楞瓶、玉壶春瓶、长颈瓶（直颈瓶）等。

图12　四川大邑县铜胆瓶

图13　四川彭州窖藏瓜棱瓶

胆瓶因器形如悬胆而得名，宋代哥窑、钧窑和耀州窑等均有烧制。造型一般呈直口，细长颈，肩以下渐大，腹似椭圆胆状。属花瓶一类瓷器，始烧于唐代，盛行于宋代，以后历代皆有。由于胆瓶造型优美，极具陈设和审美价值，因而常被宋人用作插花之器①扬之水：《宋代花瓶》，《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1期。。可能也因如此，加之宋人“尚古风”的情怀，其亦成为铜器的仿造对象。在四川大邑、彭州、峨眉山、阆中、剑阁、广安等地均发现有胆式铜瓶②四川大邑县安仁镇2件瓶身两节对合，（参见大邑县文化馆：《四川大邑县安仁镇出土宋代窖藏》，《文物》1984年第7期）；彭州窖藏发现3件，形制、大小相同（参见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彭州市博物馆：《四川彭宋代青铜器窖藏》，《成都考古发现》2004年第0期）；四川峨眉山罗目镇出土1件（陈黎清：《峨眉山市罗目镇出土宋代窖藏》，《四川文物》1990年第2期）；四川剑阁出土铜瓶数十件，具有明显胆式瓶特点的1件（母学勇：《剑阁宋代窖藏综述》，《四川文物》1992年第3期）。（如图12）。其中，四川广安发现的2件胆式铜瓶③李明高：《广安县出土宋代窖藏》，《四川文物》1985年第1期。，虽形似吊胆，但由于通体装饰有回纹、卷云纹、弦纹和蝉纹等商周特点的纹饰，因而使得宋式造型在复古纹饰的装扮之后，其“适今而勿牵于今”的“复古风尚”显露无遗。

瓜楞瓶也是宋瓷中常见的瓶形式样之一。其特点是腹部由凹凸的弧形组成似瓜棱状的形体。在有宋代的南北各窑厂中均有烧造。在宋代铜器中，典型的瓜棱式铜瓶大致有四方形、八方形、鼓腹圆形等几类。四方形的瓜棱形瓶，如四川遂宁窖藏发现有1件，其器身呈方棱形，小口细颈，瓶底还有阳文篆书“永宝用之”四字[10]。八方形的瓜棱形瓶，如四川彭州窖藏所发现的2件，整器呈八棱状，其口、腹、足均为八棱形④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彭州市博物馆著：《四川彭宋代青铜器窖藏》，《成都考古发现》2006年第00期。（如图13）。鼓腹圆形的瓜棱瓶，与四方、八方形的做法不同，并非整器呈瓜棱状，而是腹部呈瓜棱形。如南京市所发现的1件，直颈，腹部为球形，腹部瓜棱有13棱⑤顾苏宁、邵磊、沈利华等著：《南京市太新路宋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1年第6期。。

玉壶春瓶，是我国古代瓷器中瓶式造型的一种。据考，其最早出现在东汉，定型于北宋时期，是宋瓷中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典型器物，后历经元明清至今⑥陈昌全：《玉壶春瓶考》，《文物鉴定与鉴赏》2010年第11期。。宋代的定窑、汝窑、龙泉窑、耀州窑、磁州窑和景德镇窑等皆有烧造。它的基本形制为撇口、细颈、垂腹、圈足。基本造型是由左右两个对称的“S”形曲线构成，具体表现为颈部较细，颈中央微向内收，颈部向下逐渐加宽渐变为椭圆状垂腹的形态。考古所发现的宋代玉壶春瓶的造型亦大体如此。这种造型的瓶虽然频繁地出现在宋瓷中，但在宋代铜器中却鲜见。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目前发现的铜质玉壶春瓶大多为金元时期⑦杨海鹏：《铜玉壶春瓶刍议》，《北方文物》2003年第2期。，宋代仅在四川遂宁金鱼村南宋窖藏中发现三件⑧庄文彬：《四川遂宁金鱼村南宋窖藏》，《文物》1994年第4期。（如图14）。

图14　四川遂宁金鱼村窖藏铜玉壶春瓶

图15　美国美国纳尔逊美术馆的磁州窑龙纹瓶与四川广安IV型铜瓶

除了上述几种仿自典型宋瓷式样的铜器以外，在宋代铜器中还普遍流行具有宋瓷普适性特点的一类铜器，如长颈瓶和直颈瓶就属此类。长颈瓶和直颈瓶，一个因颈部较长而得名，一个因颈部较直而得名，在磁州窑、龙泉窑、吉州窑和官窑均烧造较多，是宋代典型的瓷器式样。长颈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四川广安窖藏发现的IV型铜瓶，其呈撇口、长直颈、广斜肩，鼓腹下收，矮圈足，器表髹漆，俨然与磁州窑所生产的瓷瓶在造型上基本一致，如现藏于美国纳尔逊美术馆的磁州窑龙纹瓶⑨陈昌蔚：《中国陶瓷（宋元卷）》，光复书局1980年版，第6页。.（如图15）。从考古发现来看，这一类铜器的出土数量相对较多。如四川广安窖藏中出土的铜瓶29件，其中属长颈瓶和直颈瓶范畴的I型、IV型、V型和VI型就共计有24件⑩李明高：《广安县出土宋代窖藏》，《四川文物》1985年第1期。；四川剑阁出土窖藏统计，素面直颈铜瓶就有52件之多⑪学勇：《剑閣宋代窖藏綜述》，《四川文物》1992年第3期，第15-20页。。类似这样的情况亦发生在四川的峨眉山市罗目镇⑫陈黎清：《峨眉山市罗目镇出土宋代窖藏》，《四川文物》1990年第2期。、阆中县出土窖藏⑬张启明：《四川阆中县出土宋代窖藏》，《文物》1984年第7期。等考古发现中。宋代铜器中的长颈瓶和直颈瓶在各地出土的宋代铜器窖藏中基本都有发现，造型无定制，在圈足的高矮、腹部的圆椭、肩部的斜直、颈部的宽窄等方面各有异同。

事实上，在宋代青铜器设计中，基于现实性条件下的宋代造型设计除了上述两类以外，还有一类以生活需求为导向而设计的实用器，常见的有执壶、印盒、香料盒、锅、罐、盆、碗、杯、托、勺等等。由于这类铜器已是基于生活的一种宋代创造，已然没有了古风、古韵之感，因而不属于仿古铜器的范畴。

结 语

当我们从设计学层面考察宋代仿古青铜器的造型，可以发现宋代仿古铜器尽管是仿造前朝历代较有名的器物而成，但其“仿古”并非是简单的历史复原或是对传统形制的仿制、造伪，相反却体现了宋人强烈的“变古”情怀。不论是对纯粹性仿古造型的结构性设计改创，还是对典型礼器形制的造型转化设计，抑或是有古韵的仿宋瓷样本的宋式造型设计，都充分体现了宋人的“仿古”并非是“拘泥于古”。其实，宋代仿古铜器不仅在造型上体现了“变古”，而且在装饰上也极为明显。那么，既然宋人要“复古”，又为何要极力地去“变古”，甚至只是保留古韵而完全“弃古”呢？笔者以为，“复古”的动机是宋代统治阶级寄希望于通过复兴三代礼制来巩固统治，而“变古”的实现则是宋人“思想自由”①陈寅恪：《论再生缘》载《寒柳堂集》，陈寅恪著，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72页。陈寅恪先生曾评价宋代说：“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11]在造物上的体现。有关于此的一系列问题，诸如仿古铜器的装饰和仿古现象出现的深层原因和思想基础等，限于篇幅，将另有行文。

[1]（清）秦蕙田. 五礼通考（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CD].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

[2]（宋）蔡絛. 铁围山丛谈[M].

[3]程长新，王文昶，程瑞秀. 铜器辨伪浅说[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4-6.

[4]（宋）聂崇义. 新定三礼图[M]. 丁鼎.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1.

[5]韩巍. 宋代仿古制作的“样本”问题[G]∥中国国家博物馆. 宋韵——四川窑藏文物辑粹.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6]李明高. 广安县出土宋代窖藏[J]. 四川文物，1985，(1).

[7]陈柏泉. 宋代铜镜简论[J]. 江西历史文物，1983，(3).陈定荣. 近年出土古镜及有关问题[J]. 江西文物，1990，(1).

[8]陈晶，陈丽华. 江苏武进村前南宋墓清理纪要[J].考古，1986，(3).

[9]陈定荣. 近年出土古镜及有关问题[J]. 江西文物，1990，(1).

[10]庄文彬. 四川遂宁金鱼村南宋窖藏[J]. 文物，1994，(4).

[11]陈寅恪. 论再生缘[G]∥陈寅恪. 寒柳堂集. 三联书店，2001：72.

（责任编辑：王 璇）

J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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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9675（2016）05-0072-07

2016-07-10

邓昶（1986-），男，湖南宁乡人，湖南工业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艺术设计史论研究。

①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两宋器物设计的复古样式及来源问题研究”（13YBA118）的研究成果之一；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藏族传统史研究”（14BG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