邺城区域北朝石窟菩萨造像佩饰类型与空间秩序研究

刘明虎（上海大学 美术学院,上海 200444）

邺城区域北朝石窟菩萨造像佩饰类型与空间秩序研究

刘明虎（上海大学 美术学院,上海 200444）

邺城区域北朝石窟菩萨造像佩饰，具备丰富样式与组合特征，并蕴含严格的空间秩序内涵。本文力图通过梳理相关时段、区域石窟菩萨造像，依据佩饰样式与组合特征科学划分类型，并通过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发掘、确定不同类型间的空间秩序关系。在此基础上，对比北魏时期龙门石窟相关造像实例，探寻相关规律的源流与内涵。

北朝菩萨造像佩饰；邺城区域；类型；空间秩序

菩萨佩饰，是菩萨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之宗教内涵与意义的知觉延伸。一方面，佩饰蕴含着光明、智慧、精进等“美”的属性，庄严菩萨“三十二相”成就并象征其特殊身份与等级；另一方面，因佛教文化承认佩饰可广泛庄严佛、菩萨、天王、国王、王子、贵族等众，又突出其具备智慧、健康、光明等，能够在不同阶位成就之间，上、下传递神性力量与寄托，凸显菩萨“自觉复能觉他”①（后秦）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收录于（日）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5册)[M].台北：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1983，p86页（下）。之精神。菩萨造像佩饰，则是在吻合佛教造像艺术表现目的、观看仪轨、正逆次第、相色材质、量度比例等诸多因素限定下，以头冠、项圈、璎珞、环钏等诸种元素，吸收并融汇世俗佩饰图样与相关文化内涵，以实现菩萨宗教内涵与意义来象征其身份与地位。观察邺城区域北朝石窟菩萨造像佩饰，不同佩饰样式与组合之间的变化，蕴含着严格的空间等级秩序，正是对佩饰佛教文化内涵的实现。

一、邺城区域石窟菩萨造像资源概况

邺城位于河北省临漳县东北约20公里处，南距安阳市区约18公里。曹魏在邺建都使其成为当时北方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后赵、冉魏、前燕、西魏、北齐相续于此定都。534年,西魏迁都于邺，虽至577年,北周武帝灭北齐仅44年的短暂经营，但期间仍产生并遗留下丰富的佛教石窟遗迹。

邺城区域北朝佛教石窟，主要有北响堂山石窟、南响堂山石窟、水浴寺石窟、小南海石窟和灵泉寺石窟（图1），营建活动集中于东魏、北齐时期。

图1　邺城地区石窟分布图 资料来源：张鹏林.邺城地区东魏北齐时期石窟研究[D].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p3

因东魏、北齐与南朝之间频繁交流，邺城区域佛教石窟艺术具有明显南朝化特征，相关菩萨造像更是通过南朝间接吸收、融合来源于南亚、东南亚等地外域风尚，相比北魏时期出现肉体袒露与佩饰元素、组合方式增多等现象。如北响堂山大佛洞中心柱正面龛左胁侍菩萨立像，胸前庄严的项链、璎珞与帔帛，均窄小细密，上身暴露；北响堂山刻经洞前厅左胁侍菩萨立像，X字形帔帛窄小犹如条带，相比北魏云冈、龙门石窟内褒衣博带式样的菩萨帔帛，均过于细窄完全无法遮蔽上身。菩萨造像整体身姿趋于细瘦，佩饰、服饰等亦趋于细密化、窄小化，整体意匠上均不同于北魏云冈、龙门石窟为代表的相近区域早期北朝菩萨造像，应是东魏、北齐佛教造像艺术受到外域影响的具体表现之一。

除细密化、窄小化等整体特征之外，邺城区域北朝石窟菩萨造像佩饰由于样式与组合方式的不同，形成的丰富层级关系亦极具研究的价值与意义。具体观察相关造像实例，虽菩萨像头部多损毁或模糊不清，但仍能通过胸饰特征划分为4种类型。现依据相关造像胸饰样式与组合区别，整理北响堂山石窟、南响堂山石窟、水浴寺石窟、小南海石窟和灵泉寺石窟5处石窟相关菩萨造像佩饰，划分4种菩萨造像佩饰类型（图2），相关分类标准与造像分布概况如下：

图2　邺城区域石窟的4类佩饰样态对比图　笔者摄

1.A型

A型，基本特征为戴颈饰，胸前有X字璎珞，璎珞下压有细窄帔帛，臂腕佩环钏，下着裙。主要造像集中于北响堂石窟大佛洞、释迦洞、刻经洞。因菩萨像头部多损毁，宝冠样式难以复原。其中，释迦洞窟内主龛胁侍菩萨存有完好头冠，为花鬘冠，但从具体样式与结构特征观察，应为后世修补。

2.B型

B型，大致特征为戴项圈，上身袒露，身披X字形帔帛，下着裙。主要有北响堂石窟刻经洞前厅两侧胁侍菩萨、千佛洞正壁左胁侍菩萨立像等。相关菩萨像头部多已损毁，头部残存痕迹类似花鬘冠。

3.C型

C型，基本特征为戴项圈，斜挂单股璎珞，披巾搭肩绕臂下垂，衣巾在腹部打结，下着裙。菩萨像头部、宝冠多已损毁。主要案例有北响堂大佛洞中心柱左面龛左胁侍菩萨立像、南响堂千佛洞右壁龛左胁侍菩萨立像等。

4.D型

D型，基本特征为佩项圈，上身袒露，下着裙。因造像损毁，头冠样式亦无法确定。以水浴寺西窟内胁侍菩萨立像、北响堂大佛洞中心柱右面龛左胁侍菩萨立像等为代表。

对比4类佩饰，可发现从A型向D型，样式与组合均趋于简化，菩萨身体愈加裸露。这一现象，能否说明邺城区域受外域造像风尚影响，相关佩饰随时间推移，从A型向D型转变与过渡关系？为求证此种疑问，需梳理相关石窟营建背景予以分析。

关于南响堂山石窟、水浴寺石窟、小南海石窟等东魏、北齐诸窟、龛的开凿时间，学界已形成相对统一认识。

据南响堂石窟第2窟般若洞隋道净撰写《滏山石窟之碑》记载，石窟系灵化寺和尚慧义于北齐天统元年（565）始凿，后丞相高阿那肱资助完工。因此，其营建活动应集中在天统元年至北齐灭亡（565-577）。水浴寺西窟东侧龛内，佛头光右侧有发愿文载：“武平五年（574）甲午岁十月戊子朔，明威将军陆景□、张元妃，敬造定光佛并三童子……”[1]。据此推测，水浴寺西窟大致应营建于武平元年（570）至武平五年（574）之间。小南海中窟门外崖面上方《班经题记》载：“大齐天保元年（550），灵山寺僧方法师、故云阳公子林等，率诸邑人刊此岩窟，仿象真容。至六年（556）中，国师大德稠禅师重茔修成，相好斯备，方欲刊记金石，光流末季，但运感将移，暨乾明元年（560）岁次庚辰，於云门帝寺奄从迁化。”[2]说明小南海北齐三窟大致营建时间，在550-560年左右。

关于北响堂山石窟的初凿，有“东魏说”、“北齐说”两种观点。其分歧多因《资治通鉴》、《续高僧传》等相关文献不同记载造成。

《资治通鉴·卷160·梁纪16》载：南梁太清元年①即东魏武定五年。（547）八月“甲申，虚葬齐献武王（高欢）于漳水西，潜凿成安鼓山石窟佛寺之旁为穴，纳其柩而塞之，杀其群匠。及齐亡，一匠之子知之，发石取金而逃。”[3]是支持“东魏说”的重要资料。

北齐文宣帝鼓山开窟之事，可查《续高僧传》、《大金正隆四年常乐寺重修三世佛殿记》等。《续高僧传·卷26·隋京师大兴善寺释明芬传》：“仁寿下赖，令置塔于慈（磁）州之石窟寺（寺即齐文宣之所立也）。大佛像背文宣陵藏中，诸雕刻骇动人鬼。”[4]北响堂常乐寺内金正隆四年（1159）《大金正隆四年常乐寺重修三世佛殿记》碑亦载：“文宣帝自邺诣晋阳，往来山下故起离宫以备巡幸。于此山腹见数百圣僧行道，遂开三石窟刻诸尊像因建此寺，初名石窟，后主天统间改智力，宋嘉祐中复更为常乐寺。”[5]

对以上两种不同观点，刘东光《响堂山石窟的开凿年代及分期》一文在20世纪以来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文献考证、统治阶级信仰特征以及造像风格等多方面内容，指出北响堂山“石窟的营建在北齐初即已开始”，“凿建于天保年间（550-560）”[6]，应较为合理。

表1　邺城区域东魏、北齐石窟营建次序

综上所述，邺城周边石窟的营建活动，主要集中在550-577年之间（表1）。仅仅30年内，4类佩饰如存样式与组合方面的演变过程，则过于密集，且与石窟营建背景及造像分布情况难以匹配。因此，4类佩饰系统应具备更为复杂的关系与内涵。

二、四类佩饰空间秩序的确认

结合4类佩饰相关的菩萨造像所处空间位置（表2），不同类型佩饰多集中在同一石窟空间内搭配出现，故笔者推测，4类佩饰同时流行，应服务于石窟整体空间布局，并存在严格等级秩序。

表2　邺城区域石窟佩饰分布位置对比表

通过比对邺城区域北朝石窟佩饰空间分布位置，各类型之间有以下3点规律可查：

1.A型＞C型＞D型

图3　北响堂山大佛洞中心柱龛3类IV期佩饰对比

北响堂大佛洞中心柱正、左与右三面开龛（图3），正、左两面右胁侍菩萨立像均残失，仅存左胁侍菩萨但头部残缺。右面造像龛左右胁侍均在，但头部亦损毁。正面龛右胁侍菩萨佩饰为A型，项圈与X字形璎珞组合复杂，纹饰繁美；左侧龛左胁侍菩萨立像为C型，单股斜挂璎珞结构简单，颈饰为简单的珠串项链；右侧龛左右均为D型，袒上身，披巾身体两侧下垂，无胸佩璎珞最为简朴。

佩饰样式与组合的繁简，与石窟中心柱诸面的空间等级之间完全对位，正面为A型、左面为C型、右面为D型，在确立空间内核心视点具有最高等级基础上，突出尚左的传统空间等级观念。

即便最简单的D型，仍通过项圈区分左、右空间。大佛洞中心柱右侧龛中，左胁侍菩萨所佩项圈下有坠饰，右侧胁侍仅为简单的盘状项圈。说明邺城地区石窟菩萨造像中，至少存在不同壁面，同壁面或同龛内左、右位置之间两个层次的等级区别，并依据佩饰样式与组合繁简，区分不同空间等级。

2.A型＞B型

北响堂山刻经洞正壁，为一佛四菩萨五尊像。胁侍菩萨造像（图4）。观察四身菩萨，能够发现靠近主尊的一组菩萨造像，胸前为X字形璎珞上压帔帛的组合关系，为A型；最外侧的一组胁侍菩萨，仅帔帛庄严，为B型。说明邺城地区石窟菩萨造像中，又存在内、外不同空间的1个层次的等级区别。

3.B型＞C型＞D型

通过观察南响堂山千佛洞内（图5）菩萨造像，可发现B、C、D此3类之间的等级关系。

图4　北响堂山刻经洞正壁右胁侍菩萨造像对比图550-560笔者摄

图5　南响堂山石窟千佛洞3类IV期佩饰对比 笔者摄

千佛洞正壁胁侍菩萨，胸前佩戴项圈，帔挂帔帛，为B型；左壁胁侍菩萨戴项圈，左肩垂下单股璎珞，至右腰部向身体背面侧转，为C型；右壁胁侍菩萨，仅佩项圈，无璎珞或帔帛，裸露上身，为D型。依据正壁空间为最核心地位，左侧高于右侧的一般规律，可确定B型＞C型＞D型的空间等级关系。

据此推测，邺城周边北朝石窟内，菩萨造像庄严的四类佩饰，存在A型＞B型＞C型＞D型的空间等级对位关系。此种关系，服务于三种空间层次：

第一，同一石窟内，不同壁面之间的等级关系。即中心壁面高于左侧壁面，左侧壁面高于右侧的等级秩序。

第二，同壁面或同龛内，左、右空间位置之间的等级区别。即主尊左、右胁侍菩萨佩饰不完成相同的情况下，则左侧胁侍菩萨较右侧更为繁丽、高级。

第三，同壁面或同龛内，内侧、外侧空间之间的等级区别。即位于内侧，靠近主尊的胁侍菩萨，佩饰较外侧胁侍菩萨更为繁丽、高级。

除以上三种空间层次之外，亦存在迎合不同石窟营建背景的等级区别，即皇家与臣子层级之间的区别，此为第四种层次。

对比北响堂山、水浴寺、小南海石窟内，菩萨造像佩饰相关类型的搭配方式，可发现其完全遵循皇家石窟高于臣子、平民营建石窟的规律。

水浴寺石窟西窟内，菩萨造像佩饰均袒上身，佩项圈，无胸佩，为D型。相比北响堂、南响堂石窟菩萨佩饰丰富层级与繁杂样式，略显单一、朴素。这种现象与石窟营建赞助人身份存有密切关系。北响堂山石窟及其周边建筑群的营建活动，是由北齐统治者直接支持。《续高僧传》、《资治通鉴》、《磁州鼓山常乐寺重修大士殿记》等相关文献内容虽有差异，但均记载东魏、北齐皇室对其重视与辛苦经营。刘东光亦指出，北响堂石窟具有陵藏性质，认为，北齐营建的“三个窟室是高洋为其父、兄和自己营建的转轮王塔，目的在于昭示自己的转轮王身份。”[7]因此，三窟菩萨佩饰不但类型丰富，并且具有最高等级。南响堂山，则由时任大丞相的淮阴王高阿那肱资助营建，造像体积、佩饰类型均低于北响堂山石窟，高于水浴寺石窟。而相比最低等级的水浴寺石窟，由明威将军陆景与妻子张元妃修建。

因此不难发现，邺城区域石窟菩萨造像佩饰的诸种类型，与石窟营建背景存在密切的关系。以皇家营建石窟佩饰最为华丽、样式丰富，宗亲出资营建的次之，官员发愿营建更为朴素、简单。

三、四类佩饰空间秩序的源流

梳理以上4种类型佩饰的空间秩序关系，实则是以佩饰样式与组合繁简，依次对位不同石窟等级空间。此种规律，与北魏龙门石窟存在密切联系。

观察龙门石窟宾阳中洞（图6），西壁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主尊佛施说法印，结跏趺坐，二弟子、二胁侍菩萨立于主尊左、右，佛座两侧各蹲一狮。因石窟面积与空间布局影响，西壁二胁侍菩萨的实际位置在南、北两壁内侧。左、右胁侍菩萨形制相似，面相方圆，头戴花鬘冠，颈戴项圈，宽大帔帛自肩部下垂并在小腿处交叉，帔帛上压有同形璎珞，与邺城区域A型相似。

图6　

南、北两壁主要造像，在组合、身姿、大小、服饰等方面与西壁略有差异。南、北两壁均为一佛二菩萨，体积与规模小于西壁。两壁主尊佛像为立姿，高肉髻，面相方圆，施说法印，穿褒衣博带式佛装。两壁胁侍菩萨面部均已残毁，但面相、身姿与西壁胁侍菩萨大致相似，但与西壁相比不同之处在于仅挂饰X字形帔帛，与邺城区域B型相似。

宾阳中洞西壁（主壁）与南、北壁（次壁）不同主次位置内的胁侍菩萨造像的佩饰，与南、北、西各壁面在石窟整体空间与布局中的主次关系与功能能够完全对位，吻合所处空间等级秩序，即主要壁面胁侍菩萨像采用繁丽、华贵的A型，次要壁面仅为B型。

与宾阳中洞相近时间营建①温玉成指出：“莲花洞是晚于古阳洞早于宾阳中洞的大型洞窟”。温玉成.中国石窟与文化艺术[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p290.的龙门石窟莲花洞（712窟）中，菩萨造像遵循相同的佩饰规制。莲花洞主尊左右胁侍菩萨立像，由于壁面转折位于南北两壁内侧。左胁侍菩萨立像（北壁）饰桃形头光，外层饰火焰纹；头部残毁，宝缯向两侧曲折下垂至肩；左手执桃形物置腹侧，右手执莲瓣举在胸前；下着长裙；肩上有圆形饰物，璎珞与帔帛自肩而下，垂至腹前交叉穿璧。右胁侍菩萨（南壁）头部和左手均毁，右手执莲蕾；帔帛、璎珞垂至腹前交叉穿璧，跣足立于覆瓣莲台上。而在窟门外南侧现存的一身菩萨装力士，着战裙，帔帛于腹前交叉穿璧。莲花洞主要壁面的胁侍菩萨佩饰均为A型，次要位置窟门菩萨装力士则沿用B型，与宾阳中洞属同类布局意图。

另外，北魏时期龙门石窟亦有不同营造背景石窟之间，菩萨造像佩饰存在等级区别的现象。梳理、对比龙门相关石窟，可发现古阳洞、宾阳中洞、莲花洞等与皇家关系密切的大、中型石窟，主壁胁侍菩萨立像佩饰均为A型，胸饰表现在帔帛上压璎珞；慈香洞、魏字洞、普泰洞等比丘、比丘尼等群体营建的中、小型洞窟内，胁侍菩萨立像多沿用单纯帔帛庄严的B型佩饰。以上内容，笔者《北魏龙门石窟菩萨造像胸饰样式与等级规制》②刘明虎.北魏龙门石窟菩萨造像胸饰样式与等级规制[J].艺术探索，2016（1），p71.尚有详细分析，现不再赘述。

由此可见，邺城区域北朝石窟A、B类菩萨造像佩饰之间的等级关系，应直接继承北魏龙门石窟的已有程式。邺城区域北朝石窟四类佩饰之间的空间秩序关系，则是对北魏洛阳地区相关规律的继承、丰富与补充，亦说明西魏、北齐的高氏集团深受北魏文化影响。东魏·北齐文物典章则多延续北魏之制。《隋书·百官志》序：“高齐创业，亦遵后魏。”[8]《北史·高隆之传》载高氏“以十万夫撤洛阳宫殿运于邺。”[9]东魏、北齐在职官、宫建等方面多承袭北魏太和新制。而北魏洛阳地区业已形成的菩萨造像佩饰等级规制，亦被邺城区域造像艺术所忠实继承。仅因后者受南亚、东南亚地区佛教艺术以及统治阶层“排汉”思想影响，积极吸收并突出外域风格，菩萨造像呈现肉体裸露化特征，与北魏风尚有所区别。

小 结

邺城区域北朝石窟菩萨造像佩饰，依胸饰样式与组合区别划分4种类型，能够以自身繁简准确对位不同石窟等级空间。此种等级空间，主要表现为同一石窟内，不同壁面之间；同壁面或同龛内，左、右空间位置之间；同壁面或同龛内，内侧、外侧空间之间；皇家与其他群体营建背景之间4种层次的等级区别。而通过对比北魏时期龙门石窟相关造像可发现，邺城区域北朝石窟4类佩饰之间的空间秩序关系，实则是对北魏洛阳地区相关规律的继承、丰富与补充，仅因邺城区域受南亚、东南亚地区佛教艺术影响在具体样式方面有所区别，亦说明两地佛教石窟艺术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

[1]韦正.魏晋南北朝考古[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468-469.

[2]河南省安阳地区文化局.安阳地区文物录第一分册[A].安阳地区文化局，1983:70.

[3]（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4957.

[4]（唐）道宣.续高僧传[M].台北：文殊出版社，1988:909.

[5]刘勇、马秉先、陈光唐、刘东光.河北邯郸鼓山常乐寺遗址清理简报[J].文物,1982(10):36.43.

[6]刘东光.响堂山石窟的开凿年代及分期[J].华夏考古,1994(2):99-100.

[7]刘东光.试论北响堂石窟的凿建年代及性质[J].世界宗教研究，1997（4）:67.

[8]（唐）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1945.

[9]（唐）魏徵.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487.

(责任编辑:吕少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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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9675（2016）05-0119-05

2016-05-23

刘明虎（1986-）,男，山东临沂人，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术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