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与回授：公元5-8世纪吐鲁番地区服饰织锦遗存中的几种动物纹样①

时间：2024-05-20

李　楠（山东大学艺术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

潘鲁生（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

李楠（山东大学艺术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

潘鲁生（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

汉唐时期，西域经济贸易的重镇多位于吐鲁番及其周边地区，融合了萨珊文化、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服饰艺术作为异质文化的载体，独具风貌。这种多元文化特征在具有动物纹样的装饰图案上尤为明显。联珠纹饰在服饰丝织品中的出现，加速了中原地区织造业的发展，纬线显花工艺也由此普及，从而改变了动物纹样原有的图案结构。在与中原文化的交互过程中，联珠纹饰亦产生变异，形成了带有中国印记的新型图案“陵阳公样”。这种创新性的纹样随着中外贸易的交流，回授至西域等地。

吐鲁番；服饰织锦遗存；动物纹样；传播与回授

公元5-8世纪，吐鲁番地区的服饰遗存主要来自于吐鲁番盆地火焰山山脚下的阿斯塔那古墓的考古发掘。墓地位于高昌古城之北约2公里的地方，是高昌王国官民的公共墓地。汉代以降，中原地区大批汉族迁至此地，与当地的哈拉和卓毗邻而居。此地发掘的服饰遗存多为汉人墓地出土，其中有为数不少的具有动物纹样的服饰织锦残片。

一、吐鲁番服饰遗存中的几种动物织锦

吐鲁番服饰织锦遗存中的动物装饰图案，主要是以单独或对称的动物纹与云气纹、夔纹、几何纹以及联珠纹组合而成的图式纹样。就其图案构成而言，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中原传统纹样遗存

此类的动物纹锦具有明显的汉锦特征，是汉锦纹饰在这一时期的延续与发展。

(1)与夔纹、几何纹及云气纹组合的动物纹饰锦

“藏青地禽兽文锦”，1972年，阿斯塔那177号墓出土，北凉承平十三年（公元455年）的锦被残锦。锦面图案色彩凝重，五色经线显花，工艺复杂。构图以汉锦中的山形云气纹为骨架，以诸多动物瑞兽为主体，沿纬向排列作经向循环。动物纹样有中原瑞兽，如：麒麟，也有如:带翼神鹿与孔雀纹样等域外动物。从风格上看，具有浓郁的汉锦特点，而域外动物形象的加入又体现出其时代特征，是山形云气动物纹样在此时期的典型标本。1967年出土于88号墓地的延昌七年（公元567年）的“夔纹锦”。图案布局以右向夔纹为骨架，翘尾划分区域，尾下饰柿蒂纹。区域中填四菱纹与左向双角瑞兽适合纹样。通幅竖式循环，保留了汉代夔纹饰锦的构图与造型。相似构图形式的织锦还有99号墓出土的南北朝时期的“狮象纹锦”②武敏在《吐鲁番出土蜀锦的研究》一文中称之为“方胜兽纹锦”参见：武敏.吐鲁番出土蜀锦的研究[J].文物,1984(6)本文织锦名称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新疆通志·文物志[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 512.。图案为五色经线显花，竖式纹样。通幅以方格划分区域，由左向右分别在每个方格中填以独立的牛纹、狮纹、象纹。象纹背部搭有饰毯，前部坐有驭象师，后部撑有华盖。整体图案以纬向排列沿经向作二方连续循环，是中西纹样交互的实物见证。

(2)与灯树纹组合的动物纹饰锦

灯树纹是结合佛教、道教及中原民俗文化为一体的动植物组合纹样。其纹样题材及样式取自于中原上元灯节“火树银花”。上元节放灯的风俗源于释道的宗教活动，自南北朝时期开始转变为一种民俗活动广泛流传于民间，到了唐代极为兴盛。有诗云：“火树银花不夜天，游人元宵多流连。灯山星桥笙歌满，金吾放禁任狂欢。” 由此可见，“唐代的上元放灯达到一个高潮，本来平时宵禁，不许夜行，而上元佳节却例外‘金吾驰禁，特许夜行’，为的是让百姓观灯游玩。皇家的提倡，使灯火的制作又提高了一步，出现了‘灯树’、‘灯楼’等花样。”[1]434186号墓地出土的南北朝后期的 “绿地对鸟对羊灯饰纹锦”属于典型的灯树纹锦。以墨绿色为地，用红、黄二色上下交替将整个图案划分为三个区域。上部区域饰有一对面首相视、口衔忍冬纹饰的红色对鸡纹，鸡的背尾后侧各立一株小型花树；中部为主区域，黄色塔形带座树灯纹饰，六只光灯分三层叠置于树冠之间，灯树梢与小株花树之间饰有隔灯树相望的对鸡纹；底部区域为红色大角跪卧对羊纹饰。整个图案中孕有欢快祥和的节日气氛。从图案构成上看属于典型的汉锦纹样。

2.萨珊波斯式纹样及变异纹样遗存

联珠纹是典型的萨珊式纹样，该纹样传入西域及中原后逐渐产生变异，衍生出新的图案样式。

(1)联珠对兽纹与联珠文字对兽纹饰锦

1964年，出土于阿斯塔那19号古墓的南北朝时期的“对狮对象联珠纹锦”。以圈形的宽带细珠纹相连，两个圈纹中分别有一组上下对称的动物纹饰，即：卧狮对纹与立象对纹，圈纹连接之处配以忍冬四叶纹。这种颇具异域风情的纹饰在当时尤为盛行。同一时期的169号古墓出土的“对孔雀联珠纹锦”覆面，纹饰以宽带联珠团窠纹为骨架，圈内主体纹饰为一组左右对称昂首展翅的孔雀，上方有一宝瓶，宝瓶两侧为一组对称的忍冬纹。圈外空隙之处饰有一只带翼奔跑的神鸟及一组回首顾盼的鹿。以两圈的连接点为中心，神鸟首首相望，上下对称。整个纹饰布局巧妙，浑然天成，属于典型的“波斯锦”。与之构图相似的有18号墓地出土的“联珠纹‘胡王’锦”①阿斯塔那古墓中，题材相似的“胡王”锦有很多。武敏在《吐鲁番出土蜀锦的研究》一文中有关于“盘球‘胡王’锦”的描述，此锦在《新疆出土文物》作“牵驼‘胡王’联珠纹锦”。出土于高昌建昌四年（北周明帝二年，陈永定二年，公元558年）墓葬。参见：武敏.吐鲁番出土蜀锦的研究[J].文物,1984(6)。《新疆通志·文物志》中录有出土于169号墓葬的“‘胡王’牵驼对狮联珠纹锦”。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新疆通志·文物志[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 512.本文中的织锦命名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编.古代西域服饰撷萃[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83.李肖冰所著的《中国西域民族服饰研究》中将此锦称作“牵驼纹‘胡王’字锦”。参见：李肖冰.中国西域民族服饰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114.。宽带细联珠圈纹，四圈相连，圈外为复合忍冬四叶纹，圈中为牵驼“胡王”的上下对称适合纹样。在胡王与骆驼间织有汉字“胡王”的对称纹样，具有浓郁的西域地方特色。相同类型的图案还有151号墓出土的唐代“红地对天马联珠文锦”、134号墓出土的“联珠对鸡纹锦”等。

(2)独立禽兽联珠纹与联珠兽首纹饰锦

此类的联珠纹锦所见普遍纹饰较大，是以宽带圆形(椭圆形)联珠纹为骨架，圈内填以独立动物纹样或者动物头部适合纹样所构成的图案。由于图案较大，一般用于覆面及被褥。173号墓出土的高昌延寿十年的元儿随葬衣物疏中所记：“波斯锦面依（衣）一具、波斯锦被辱（褥）一具。”但是在206号墓出土的唐代女舞俑身穿的半臂衣中也发现了此类图案，雍容华美。这种波斯萨珊王朝典型样式的“波斯锦”，在西域流行甚广。此地的服饰遗存有：332号墓出土的唐代“戴胜衔绶鸾鸟联珠纹锦”和“戴胜大鹿联珠纹锦”及325号墓出土的“猪头联珠纹锦”等。“戴胜衔绶鸾鸟联珠纹锦”，覆面残锦。宽带大椭圆形联珠纹，珠圈左右两方各隔有一个小型联珠纹。圈内饰单只戴胜衔绶鸾鸟纹。此鸟面向东方，昂首站立，颈部有圆形带状饰物，翅部亦有带状联珠饰纹。后颈处有两条带状纹饰，口衔珠形链状饰品。圈外为树纹，圈与圈之间以多瓣朵花为连接。“戴胜大鹿联珠纹锦”与上述纹锦大小相仿，都属纬锦。联珠纹饰中也饰有小型联珠纹，圈内为戴胜鹿纹，面向西方，昂首阔步，具有强烈的动感。圈外饰有带座植物纹饰。这两幅饰锦具有浓郁的波斯风格，有宜于对织品年代、产地及纹样的考证。而另一覆面“猪头联珠纹锦”，因为其中明显的异域猪头形象，被考证为粟特织锦。以上几种联珠动物纹饰均为域外题材对中原及西域地区丝绸纹样的影响提供了实物资料。

(3)联珠狩猎纹饰锦

1968年于101号墓出土南北朝时期的“黄地簇四卷云对兽日神锦”②织锦名称参见《新疆通志·文物志》中的命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新疆通志·文物志[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 514.，又称“盘绦狩猎纹锦”。此锦为长方形残锦，沉香地，蓝、白、绿经线显花。构图以绦带环成球形，球体连接处饰以莲花纹饰。上方圈内图案清晰，填以对称动物纹饰为主体的适合纹样。纹样由下至上依次为骑驼张弓回射的猎人、举起前爪欲扑的狮子、立于中心的宝瓶、策马奔驰张弓回首的骑士、惊慌回望的大角鹿及立象。下圈内饰则为两辆由四匹带翼天马驾驭的背道而驰的四轮车。四圈相接的菱形空隙中则饰有首首相视的奔跑状对马纹及忍冬纹。虽然狩猎纹在我国早已存在，但是吐鲁番地区出土的联珠狩猎纹样却与我国传统的狩猎纹样不同。

(4)团花动物纹饰锦

1968年出土于381号墓的唐代“真红地花鸟凤蝶纹锦”。织造技艺高超，华贵凝重，纹样繁复。构图围绕五朵牡丹簇花为中心，四周环以衔花飞凤、蝴蝶、鸟，独株带叶牡丹及朵花。这些动植物呈相间对称环绕排列。动态自然、形象逼真，是联珠纹与中原文化结合的变异纹样。

(5)对兽动物纹饰锦

在出土的纹锦中还有一种以横向排列、带状连续的对称动物纹样。虽然纹样中没有外饰联珠圈纹，但是对兽样式却是随联珠纹饰一同传入西域及中原的。如:“对羊纹锦覆面”。通幅绿色地，白色大角双羊，头对头，尾向尾，横式带状排列。纹饰中羊的颈部前后都饰有几何纹饰。这种螺纹大角戴胜羊的形象明显来自域外。对羊纹饰自传入就深受中原及西域人民的喜爱。中国古文字中“羊”通“祥”。《说文》中：羊，祥也。羊大为美，寓意吉祥。羊是集安泰祥和、美好善良、公正清廉为一身的智慧生灵。

二、吐鲁番服饰遗存中动物纹样的艺术风格解析

1.纹样解析

中原地区的丝绸传入西方已久。早在公元前3世纪时，西方人就称中国为“赛里斯国”（Sères），在希腊语中为蚕丝产地之意。因而作为连通亚欧大陆必经之地的西域，早在张骞开通丝绸之路之前，就应与中原有着丝绸贸易上的往来。汉代以降，大量的中原丝绸流入西域，随着中原丝织业的发展及双方日趋频繁的贸易往来，加速了中西方服饰文化在此地的交流与融合。佛教文化介入后，纹样中除了原有的本土动物纹样及中原瑞兽之外，还添加了如：大象、狮子、牛、马、鹿、孔雀等代表护法侍卫的动物题材。

第一类是象、狮、鹿、孔雀等外来动物。在吐鲁番出土的动物纹饰锦中，从不缺乏此类的动物形象。在经西域往复传递的过程中，纹样逐渐产生变异，其形象往往与“夔纹”、“云气纹”、“几何纹”、“联珠纹”结合使用。“当汉代以来满铺毯面‘文如云霞’或漩涡纹中，翱翔奔驰着禽兽的图案传入后，经过他们的再创造，进一步图案化，产生了如前述阿斯塔那第313、328号墓出土的瑞兽锦文，即在酷似‘云霞’、‘浪花’，或称‘楼堞的横向图案上织出伫立着的瑞兽，富于装饰意匠效果’”。[2]其中“夔纹锦”中的双角瑞兽形象，疑为狮子的变异纹饰。①《新疆通志·文物志》中有关于双角瑞兽似狮状纹的描述。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新疆通志·文物志[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 515.不过，在出土的纹饰中也有一些原汁原味的域外动物纹样。这类纹饰具有浓重的宗教意味。如“猪头联珠纹锦”中的猪头形象，属于典型的萨珊纹样。猪在祆教中是Verethragna神的化身。还有如：151号墓地出土的唐代“红地对天马联珠文锦”中带翼天马的形象以及“戴胜衔绶鸾鸟联珠纹锦”中神鸟的造型均为具有宗教意味的典型外来纹样。除此之外，外来的动物形象与萨珊联珠纹受中原文化审美的影响逐渐融合变异，创造出了如：“对狮对象联珠纹锦”这种新型纹样，此类纹样是研究中西服饰文化交流的最好实证。

第二类是中原文化中的瑞兽。以龙（夔）纹、凤纹、四神兽为代表的寓意吉祥的动物形象。这类的动物题材通常会相互组合搭配或与植物纹、几何纹结合使用。“藏青底禽兽文锦”中“有夔、鸭、龙、虎、孔雀、四足鸟（龟）、神鹿（有翼）、麒麟、鹿、朱雀等珍禽异兽，空地还填饰有几何纹，简体植物纹等。”[3]514在另一幅“绿地对鸟对羊灯饰纹锦”中，跪羊的纹样与富贵之鸟以及寓有吉顺之意的瑞光宝灯与幸福长青之树结合，描画出具有祥和、美好寓意的图案。织匠们通过图案中动植物的完美组合，呈现出节日的欢乐喜庆场景及对幸福美满生活的向往之情。此类纹样因具有吉祥福运之意自南北朝时期开始出现在服饰面料之中。联珠纹饰传入后，中原瑞兽也会以对称的形式作为适合纹样填入其中。如：唐武德三年（公元620年）的“球路对鸭锦”等。

第三类是马、羊等家畜。这类的动物形象在文化交互中与汉锦的构图模式及代表萨珊文化的联珠纹饰进行组合变异。纹样中的动物多以对称的形式出现，最典型的为诸多“胡王”牵驼类的织锦纹饰。

2.构图分析

“夔纹”、“云气纹”与“几何纹”是汉锦中常用的纹饰。以此类纹饰为骨架的动物组合纹样，通幅以云气纹、夔纹、几何纹等纹饰对图案进行区域分割，并在分割后的每个小的区域中饰以各类动物纹样。所饰的动物纹样以足背相连或者首首相对、尾尾相向的形态分布于图案之中。从出土的动物纹饰中不难看出，以云气纹、夔纹及菱形等几何纹为框架的动物纹样在汉朝时期的中原地区尤为盛行。如：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的汉晋时期的诸多织锦: “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锦衾、“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臂、“万事如意”彩锦，以及若羌楼兰古城出土的“望四海贵富寿为国庆”锦、“鸟兽纹”锦、“长寿明光”锦、“永昌”锦、“延年益寿大益子孙”锦等。织锦作为专属贵族阶级所享用的贵重之物，图案中多出现神话传说中的祥云瑞兽，并配以植物花草等饰纹。不得不说，这与中国自古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的理念不无关系。“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加之饰纹中所穿插的具有吉祥寓意的汉字纹饰，把对家乡的美好祝福及对生前幸福生活的祈盼与逝后求仙问道的憧憬融入其中，达到题材美、意境美、造型美的统一。除此之外，还有如“灯树纹”的构图形式。图案布局上、中、下分区，动物纹饰以中心区域的灯树作为轴心，呈对称倒正状的排列方式。从构图方式上看以上几种纹饰均属于中原传统样式。

(1)竖式动物二方连续纹样，动物纹饰呈足背相接的正循环样式。如：“夔纹锦”与“方胜兽纹锦”。

(2)亦为竖式二方连续纹样。动物头对头，尾对尾，双对称环列，呈倒正反复循环样式。如：“绿地对鸟对羊灯饰纹锦”。

以上几种动物纹饰，除了灯树纹在南北朝至盛唐时期有所发展外，随着联珠纹饰的盛行，其他几种纹样在服饰图案中的比重逐渐减少。其中足背相接的循环方法是汉锦的延续无疑，但是对称循环可谓是汉锦在此时期的创新样式。

“联珠纹图样是在一个接连一个的双线圆轮中画上各种鸟兽图样，双线圆轮中又描上大小相等的圆珠，称为联珠。在各个大圆轮之间，常在上下左右四处连接点的中间，又画上大小型的联珠纹圆轮。圆轮中间的鸟兽图样有立雁、立鸟、猪头、狮子等常见动物。由于鸟兽图样常两两成对，左右对称，所以又称联珠对鸟纹或联珠对兽纹。”[4]116联珠动物纹样将汉朝时期惯用的通幅排列与菱格骨架的构图形式逐渐向圆形团窠的联珠纹构图转变。

这一类型的图案构成亦可分为两种：

(1)联珠动物二方连续纹样。⑴纹样以中型及大型联珠球路为主。联珠球形横向排列呈带状形式，圈内动物以竖式轴线做对称状，圈外不加任何其他纹饰，主体突出，此类纹样遗存中以唐代的“联珠对鸡纹锦”保存较为完整。⑵球形骨架，圈内动物纹饰沿经向呈倒正循环，循环单位为纹样的一半。典型织锦有:“联珠纹‘胡王’锦”及“对狮对象联珠纹锦”等。

(2)联珠动物四方连续纹样。以小型球路与中小型球路的骨架为主，球形连接处均饰有仰面莲花。圈内为横立于轴线左右对称的适合动物纹样，圈外则多饰珠心放射型均齐式花样。图案布局为四方连续，纹样沿经向呈上下倒正相对循环，循环单位为其半径。典型遗存为唐代的“联珠对马锦”。

另：由联珠团窠纹样衍生出的团花动物纹样，布局为四方连续或纵向相对二方连续，主体花样均呈多面均齐放射式或向心式团花纹样。如:“真红地花鸟凤蝶纹锦”。构图形式与阿斯塔那出土的几件民间团花剪纸异曲同工，是联珠团窠纹与中原文化结合变异的图案样式。

三、动物纹样——吐鲁番地区服饰文化的传播与回授

动物纹样产生于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1世纪之间，是远古先民以动物形象作为创作题材，抽象加工，并运用于人们日常生活用品当中的造型艺术及图案艺术。从西域地处的位置和文化交流的关系中不难发现，就动物纹样而言比中原更早。只是由于中原地区的经济较西域更为发达，且又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因此，在吸收由西域传入的动物纹饰的同时，融合中原的文化元素，形成了新的图案样式，并且回授至西域。这种回授在西域艺术中普遍存在。

要了解这种文化交互的过程，首先要明确两个问题，即：吐鲁番地区出土的服饰织锦产于何地？在传入及输出过程中图案纹样产生了怎样的变化？只有明确了上述的两个问题的答案，才能理清服饰文化在此地的发展历程。

1.关于吐鲁番地区服饰遗存中的动物织锦的产地问题

现今我们能看到的关于公元5-8世纪的吐鲁番地区的服饰织锦的产地，史料上及出土的文书中都无从考证。①关于“波斯锦”的产地，吐鲁番地区出土的文书中都没有提及。在吐鲁番地区出土的文书中，除了波斯锦以外，还多次提到“疏勒锦”、“龟兹锦”及“魏锦”，产地也无从考证。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新疆通志·文物志[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 554.除了对出土的几件无论是从织造工艺还是艺术风格上都具有明显西亚特征的动物织锦存疑外②指“戴胜衔绶鸾鸟联珠纹锦”、“猪头联珠纹锦”及“红地对天马联珠文锦”等几件织锦。，学术界中的声音基本是一致的。认为吐鲁番地区出土的这一时期的服饰织锦均是由中原织造并经胡商西传于此地的遗存。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1）当时中国织造的丝织品是世界上公认最好的，也是最受迎的产品。作为精通贸易的胡商不可能将西方的丝织品带入西域和中原出售。吐鲁番地区的服饰织锦遗存应是中原向西域及域外出售的适销产品。

（2）唐代张彦远所著之《历代名画记》卷十中有载：“窦师纶，字希言，纳言、陈国公抗之子。初为太宗秦王府咨议、相国录事参军，封陵阳公。性巧绝，草创之际，乘舆皆阙，敕兼益州大行台，检校修造。凡创瑞锦、宫绫、章彩奇丽，蜀人至今谓之‘陵阳公样’。官至太府卿，银、坊、邛三州刺史。高祖、太宗时，内库瑞锦对雉、斗羊、翔凤、游麟之状，创自师纶，至今传之。”[5]从南北朝到隋乃至唐初，在全国范围内能提供织锦作为贸易商品的，只有成都地区。[6]由此可见，在吐鲁番服饰遗存中，作为‘陵阳公样’载体的织锦应属于“蜀锦”。

（3）基于1中所述的原因，具有中原传统纹样及纹样中织有汉字的动物纹饰锦更是没有仿造的必要及可能。而由联珠纹饰变异创新的团花动物纹饰锦亦无可能由域外传入。

2.动物纹样在吐鲁番地区传播与回授中的变化及体现

（1）动物纹样构图形式的变异与发展

织锦中的联珠纹样，最早起源于波斯的萨珊王朝（公元224-公元642年）。其传入中原后，对中原织造艺术的影响巨大。从目前西域出土的汉代丝织物品中并没有发现联珠纹样，遗存织锦中的此类纹样均出自于南北朝至盛唐时期。在我国，联珠纹最早出现于北齐的徐显秀墓室壁画。在墓室北壁宴饮图中墓主人身侧的两位婢女的衣裙上，以及东壁出行图中牛车后的侍婢身上和西壁的马身鞍袱之上都出现了联珠纹样。从而证明了，联珠纹样至少在北齐时期就已传入中原。联珠纹饰因其浓郁的异域风格，从传入之初就深受西域与中原人们的喜爱。随着织造业的发展，纬线斜纹织锦开始普及，联珠纹织锦开始在市面上流行。它的出现促使了中原织锦的装饰纹样及图案的转型。

先秦至汉晋的中原织物纹样，由于织造技艺及用料等原因，一直是平纹经锦，竖式纹样排列。这种纹样排列的织锦，在吐鲁番的服饰遗存中所见不多。自联珠纹饰传入中原，出现在织物中后，这种平经织造的竖式纹样就逐渐被取代。“藏青底禽兽文锦”是这一时期所见最早的横式排列的动物纹饰锦，时间要早于联珠纹的传入，但只是特例。横式纹样的大量出现是伴随着联珠纹饰的传入而兴起的。其构图形式与竖式纹样相反。纹样遗存有很多，如：“联珠纹‘胡王’锦”与“对孔雀联珠纹锦”。动物纹样横置，顺纬向一正一倒或者头对头，尾对尾上下对称。自南北朝开始，这种横式纹样逐渐取代了竖式纹样成为此后中原织锦中的主要构图形式。

联珠纹，本是太阳的象征，是史前文化对太阳崇拜的延续，象征着驱赶黑暗的光明使者，因此东渐而来的萨珊波斯式连珠纹样多以圆形为主。随着联珠纹样在中原及西域的发展，原本的联珠球路纹，在织锦上也逐渐发生改变。(a)珠饰纹样的变异。圆形的珠饰，逐渐向盘绦纹及卷草纹发展。(b)骨架的变异。骨架向着菱形或是波形骨架发展。(c)构图方式的变异。圆形骨架呈交叠或是发散状排列。这些转变都是经西域传入中原后，按照中原人的审美逐渐改变的，从而逐渐消除了其中所蕴含的宗教色彩，向着纯粹的装饰纹样转变。

（2）异质文化中的动物形象在交融与变化

汉朝至魏晋时期，西域地区的动物纹饰都是以抽象、几何图案为主。自域外动物纹样传入后，尤其是萨珊联珠动物纹饰的出现，改变了中原传统纹饰的原有发展路线，动物纹饰逐渐由写意走向写实。由域外传入的动物形象与中原的瑞兽及带有西域本土符号的动物形象以混合、交替或者对称的样式出现在云气纹、夔纹、几何纹及联珠纹为骨架的区域中，逐渐改变了其原有的面貌，衍生出许多中原与西域地区之前从未出现过的创新图案，展示了一场中西文化交融的视觉盛宴。“陵阳公样”及唐代享誉中外的团花纹饰就是在此基础上创新出的新型纹样。

以“联珠纹‘胡王’锦”为例:纹样中的骆驼是胡人文化的特殊符号，是西域的象征。“胡王”头戴尖帽，身穿紧身胡服，一手持鞭，一手牵着骆驼，骆驼身披饰毯，欲往前行，这是典型的行走于丝绸之路上西域胡商的形象。人物与骆驼之间饰汉文“胡王”字样，更是巧妙地将汉文化符号融入其中。“胡”是当时的中原地区对西方、北方各游牧民族的称谓，不但清晰地点明了人物的身份，而且也从侧面印证了此织锦的产地来源。整个图案上下对称，呈适合纹样位于联珠纹饰之中，与萨珊波斯图案的装饰风格完美结合，是集多元文化于一体的西域地区典型的图案纹样。此类纹锦是图案装饰艺术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回授予西域的最好见证。

中原外销至此的织锦，基于外销的需要或是胡商的要求，大部分的织锦在图案设计上投其所好，将当时在西域最为流行的萨珊波斯样式的联珠纹样与汉锦纹样相结合，创造出新型的联珠动物纹样。尤其是联珠纹样中汉字及中原瑞兽的加入，不仅增添了纹饰的内容，更是为其打上了中国制造的印记。

四、结语

丝绸之路“凿空”后，吐鲁番作为西域贸易及文化交流的中枢，承载的不仅仅是物品交易与文化搬运的职责。东渐西传，看似只是“传入——中转——输出”这种频繁往复的简单传递，实则是在文化传播中呈双向的不断交融与回授的过程。这种传播与回授的过程在吐鲁番出土的动物纹锦上得到了很好的印证。吐鲁番作为双向文化交流的汇聚地，从遗存的服饰织锦看，不仅延续了中原的传统纹样，还将东渐而来的联珠纹样带入中原。联珠纹饰作为一种外来符号，几百年来在中原及西域文化的洗礼中，逐渐改变了其原有的样貌。这不仅仅是图案纹样的变化，更是其背后所蕴含的文化的转变。中国化的联珠纹饰，剔除了原有的隐藏于其中的宗教意味，向我们呈现出不同的文化旨趣。萨珊联珠纹饰在东渐的传播中，对中原及西域的服饰纹样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回授至吐鲁番地区的联珠动物纹亦对当地的服饰纹样影响深远，成为此后诸多西域纹样的本源。

[1]殷福兰.吐鲁番出土纺织品对称纹样的艺术风格探究[G]//侯世新主编.西域历史文化宝藏探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论文集（第二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 434-435.

[2]贾应逸.新疆丝织技艺的起源及其特点[J].考古，1985(2).

[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新疆通志·文物志[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社,2007:514.

[4]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116.

[5][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第10卷，唐朝下[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

[6]武敏.吐鲁番出土蜀锦的研究[J].文物,1984(6).

(责任编辑:吕少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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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6-21

李楠（1979-）,女，江苏宿迁人，山东大学艺术学院博士研究生，昌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民艺学。

潘鲁生（1962-），男，山东曹县人，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民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