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图文与图志：中国名画研究的一部集大成之作——张朋川新著《图像志考》评介

刘文荣（南京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210013）

图像、图文与图志：中国名画研究的一部集大成之作——张朋川新著《<韩熙载夜宴图>图像志考》评介

刘文荣（南京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210013）

《<韩熙载夜宴图>图像志考》是张朋川先生艺术考古与名画研究的一部集大成之作，该著由图像、图文到图志，并图志互文、图文互衬、图史互证，对北京故宫本《韩熙载夜宴图》及存世其他图本进行了详细的考证研究，对各版本《韩熙载夜宴图》绘制的时代及与之有关的中国山水画、花鸟画、人物画的造型演变、构图方式、粉本的传模移写等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梳理。

张朋川；《韩熙载夜宴图》；《韩熙载夜宴图》图像志考；年代

中国古代绘画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古画不仅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名品丰富，而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蕴藏重要的史料价值。《韩熙载夜宴图》即是如此，该画被誉为中国古代十大传世名画之一，而使其成为名画的主要原因之一即是《宣和画谱》所著录的一则以绘画描摹五代南唐夜宴情景的事迹。《宣和画谱》载：“顾闳中，江南人也，事伪主李氏为待诏，善画，独见于人物。是时中书舍人韩熙载，以贵游世胄，多好声伎，专为夜饮；虽宾客糅杂，欢呼狂逸，不复拘制。李氏惜其才，置而不问。声传中外，颇闻其荒纵，然欲见樽俎灯烛间觥筹交错之态，度不可得，乃命闳中夜至其第，窃窥之，目识心记，图绘以上之。故世有《韩熙载夜宴图》”[1]。

正因为《宣和画谱》所云，人们普遍认为传世的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韩熙载夜宴图》即是五代顾闳中所画的《韩熙载夜宴图》。多少年来，人们深信不疑，其中不乏艺术的大家。如李松先生对故宫藏《韩熙载夜宴图》的鉴定，认为“故宫收藏的这一卷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本子。说它是顾闳中的原作，基本上是可信的”[2]。直到杨仁恺、徐邦达、傅熹年、沈从文、余辉等逐步加以质疑，人们才将注意力放在故宫本《韩熙载夜宴图》是否为顾闳中所画，是否为南唐时期作品上。此述前贤大家对《韩熙载夜宴图》的鉴定与研究，均提出了富有价值的观点和非常宝贵的意见，但是稍存遗憾的是提出的说服性证据与解决问题的必要依据亦有限，大量可供研究与鉴定的地方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与展开，亟待深入探讨的论题众多，留有的研究空间和价值尚大。

2003年，张朋川在《东南文化》以《考古文物与中国传世古画鉴定》为题，遂以《韩熙载夜宴图》为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以全力考证《韩熙载夜宴图》的稿本与时代问题。认为“要解决古画鉴定的悬疑回题，除去传统的鉴定方法，应凭借考古文物作为古画鉴定的实证，从建筑、家具、摆设、器皿、服饰、图案纹样、时尚风俗等方面，全方位地将古画图像与各类考古文物进行比较，选取有确切年代的考古文物为坐标，找出被鉴定的绘画中各类物品的样式出现年代的下限，进一步判定被鉴定的绘画作品完成的下限”[3]。并提出“为了使古画鉴定更具准确性，就要对被鉴定的作品进行全方位的考证……鉴定古画的工作者除了掌握传统的鉴定方法外，还要精通中国绘画史、中国画学史、文房四宝和装潢史，并且还需了解和熟悉中国的服饰史、图案纹样史、建筑史、陈设史、家具史、器具造型史、风俗史等方面的知识，因此对古画鉴定工作者的要求更高，需要掌握的知识更加全面”[3]。而新近付梓的《<韩熙载夜宴图>图像志考》正是张朋川对古画以及《韩熙载夜宴图》展开集中深入追问与分析论辩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张朋川，我国著名的美术考古与艺术史学家，主持和参加了近代中国多项重大的发掘与考古工作。其中不乏对中国艺术史研究与认识起重大影响的诸如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嘉峪关魏晋壁画墓等考古工作。除见证重大艺术考古的发掘外，而始于对《韩熙载夜宴图》的探索则更早。张朋川自1959年在中央美术学院附中上学时，在故宫绘画馆第一次见到为庆贺新中国成立10周年而展出的古代名画《韩熙载夜宴图》，遂与《韩熙载夜宴图》结下了不解之缘。之后，因主持国内多次考古工作，并于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在《文物》与《考古学报》发表《嘉峪关魏晋墓室壁画的题材和艺术价值》、《试谈大地湾一期和其它类型文化的关系》等考古研究的成果,而期间由于长期从事博物馆行政工作，故《韩熙载夜宴图》的研究一直没有时间集中展开，但是对其进行的思考则一直没有停止。从1959年中央美术学院上学在故宫第一次观看韩图，到2003正式发表第一篇韩图研究文章，再到该著的出版正是五十六年。新著《<韩熙载夜宴图>图像志考》正是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思考和艺术史研究积淀的修书成果之一。

综观该著，其特色、意义与价值主要体现如下三个方面。

一、结构布局与双线索的剖理

1.合理缜密的结构布局

全书结构安排巧妙，条理清晰有序、逻辑严谨，共分九章。如依全书结构脉络而论，内容可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章“《韩熙载夜宴图》系列图本综述”；第二部分为第二、三、四章，以中国古代人物画构图模式、中国古代山水画构图模式、中国古代花鸟画构图模式考证《韩熙载夜宴图》的制作年代；第三部分为第五、六、七、八章，以个案和集中分论的形式，从粉本的传模移写方式、汉晋唐宋美术作品中人物造型的演变来考证《韩熙载夜宴图》的构成方式、人物造型以及室内陈设的发展变化和工笔重彩人物画的发展里程；第四部分为第九章“《韩熙载夜宴图》系列图本的图像比较综述”。

该著结构之新颖与逻辑缜密之处尤为体现在第一章与最后一章的相互呼应上，有如音乐中主题再现的三部性结构。即由第一章《韩熙载夜宴图》系列图本的综述，经过中间两部分共七章的集中、细致入微的考证，回到最后一章《韩熙载夜宴图》系列图本的图像比较上。既有通过考证精彩的点了题，又使得全书结构科学合理、层次分明、条理清楚以及内容的考证更加系统。

这样的结构安排，正是作者为了使中国古代辉煌灿烂的绘画艺术以及经典画作《韩熙载夜宴图》系列版本及其各版中的图像考证能够得到合理、充分地展开。结构布局是以服从内容和论证方式出发，结构的精心安排，体现出了作者匠心独具的构思设想和敬畏经典、感悟经典的艺术精神。

2.图像志与图像考的结合

图像志（iconography）与图像学(iconogy)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上半叶，是以对艺术作品中的内容进行历史的探究为目的，从而诠释艺术图像的内涵，揭示艺术图像在各个文化体系中的形成、发展、变化以及表现出的思想观念。这对《韩熙载夜宴图》的考证来说，其方法无疑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正如美国艺术史学者安·达勒瓦所说：“图像志在字面上意味着图像研究。在最简单的程度上，图像志的工作意味着鉴定艺术品中的母题与图像”[4]。

诚然，该著是《韩熙载夜宴图》系列图志的研考，更是要对各个图本进行具体图像的详细考证，从而进行《韩熙载夜宴图》“母题”与“图像”考证的图像志工作，由图像的考证建立图像志。张先生积极吸收国外先进学理方法，张先生说：“以北京故宫本《韩熙载夜宴图》的图像为主，从纵和横两方面进行考证，并且比较《韩熙载夜宴图》数个图本的各类图像，梳理出不同图本的图像演变情况，从而建立各类图像的图像志”。[5]著名宗教艺术史学家姜伯勤同样青睐以图像构成图像志的研究方法，姜先生在《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中是通过袄教画像石乐舞图像的研究来阐释“袄教画像石西胡音乐图像对图像志研究和音乐史研究的意义”[6]。

西方图像志方法对于艺术图像的研究来说的确具有启发意义。安·达勒瓦说：“图像志是一种方法，它使学者能重新找到埋藏于艺术品中的内容”[4]23。“图像志与图像学一开始就是由艺术史学者专门为了艺术分析而产生出来的”[4]22。张先生最终通过图像的研究建立的图像志认识，从而达到对《韩熙载夜宴图》的考证。正是安·达勒瓦所主张的：“图像学通过图像志分析来完成鉴定工作，并试图从该图像的更广泛的文化背景来解释这样的形象是如何且为什么会被选用”[4]22。正如张先生说：“从《韩熙载夜宴图》数个图本的各类图像，梳理出不同图本的图像演变情况，从而建立各类图像的图像志”。[5]7

张先生积极借鉴西方图像志与图像学研究合理的因素，从书名《<韩熙载夜宴图>图像志考》即可以看出。但是张先生又不囿于西方图像学理论框架的既有模式，因为西方图像学产生的文化背景与我们进行图像志研究的“母题”文化背景亦有不同。张先生说：“我们要善于借鉴西方的图像学方法，综合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充分理解中华文化艺术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去伪存真，开拓古代书画研究的新领域”[5]6。

张先生采用图像志与图像考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并融会贯通于古今艺术文化精华，又兼采古今书画图像研究法理之要髓，富于对传统文化沉潜思考后在方法上的创新研究，精于思辨，谙于实证。张先生说：“在《韩熙载夜宴图》的研究中……我偏重于实证，并倚重考古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力求找出每一类图像的发展序列，以有确切时代和纪年的文物为纵向的坐标点，建立这类图像的纵向的成系列的坐标……以每一时期的有纪年的图像作为纵坐标，找出横向的与它在同时期共存的其他图像，纵横相交地编织成图像谱系，使图像志的研究具有可靠的基础。并且对相关的古代艺术文献进行梳理，如关于韩熙载及《韩熙载夜宴图》的文献记载，是随着时过境迁而有所增删的，需要做正本清源的考订工作，进一步澄清旧美术史用传说来说事的不实之处。只有确认了绘画中图像的年代，才能用相应年代的文献去阐析图像特有的语境，揭示图像蕴含的意义。这还需要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将社会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综合地交叉运用，以求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加强《韩熙载夜宴图》图像研究的广度和深度”[5]7。

故张先生在该著引用图片共达392例，其中，如第五章“粉本的转移模写方式与《韩熙载夜宴图》的构成方式”引用图片61例；第六章“从汉晋唐宋美术作品中人物造型的演变看《韩熙载夜宴图》的人物造型”引用图片71例；第七章“《韩熙载夜宴图》反映的室内陈设的发展变化”引用图片70例，大量相关图片的引用，使对《韩熙载夜宴图》“母题”及种种图像的考证更加深化与透彻清晰。

持续丰富的图像积累，彰显深厚扎实的艺术史功底。大量图片的引用，正是张朋川多年美术考古亲身经历的显现，而这一切都与作者丰富的艺术历程密切相关。1956年，张朋川考入中央美术学院附中。1960年进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壁画专业学习。1969年，担任武威雷台汉墓藻井与墓道壁画的考古与临摹工作。1971年，参与嘉峪关新城魏晋墓的考古工作，发现了5号墓著名的出行图。1972年，发现与开启黑山岩画的考古工作。1974年，参与齐家文化的考古发掘工作。1976年，参与玉门火烧沟的发掘工作。1977年，参与酒泉丁家闸魏晋墓壁画的考古临摹工作。1978—1979年，领队对大地湾一期文化进行首次发掘。1981—1982年，领队发掘秦安王家阴洼半坡类型墓葬。1982年，参与青海乐都柳湾马厂类型彩陶的发掘与测绘工作。1984年，发掘武威五坝山汉墓，临摹《山林猎牧图》。1999年，陪同张仃祁连山写生，发现民乐童子寺北凉、北魏壁画等等。正是张先生对当代重大艺术考古的亲身经历，才有对古代艺术作品分析与评论的深刻与真切体会。

美术图像研究的一大窘境在于研究者常常视该图而论该图，囤于胸中对众多与之可联系图像的不识或不视，往往不能做到旁征博引，令人信服。正如郑板桥著名的“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所云的观点，张先生艺术史研究的丰富经历加之深刻的认识，列举明晰可辨的眼中到胸中艺术图像数百例，不仅让读者读来赏心悦目，大感泱泱中华美术历史的辉煌成就，也为张先生对中华丰富美术作品库的烂熟于心拍手叫绝。

3.图像中的图像考证

文字是记录历史的符号，美术图像亦是历史记录的表述形式。从美术图像是历史记录的重要方式这一点来说，各《韩熙载夜宴图》即是呈现史料的版本，是为图像。作者不仅对各版本的图像进行全面考证，更对各版本中的屏风、家具中的图像进行细微的考证。即对绘画中的绘画，图像中的图像进行考证，是该书的主要特色之一。而图像中的图像考证恰是古画考证较易疏忽，且能得出重要结论的地方。

顾闳中是一个观察者，其以画家的身份记录了当时的观察。对当今来说，既是历史记录的展现，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又是美术作品中的历史，在历史中展现了美术作品。美术作品中的历史与历史中展现的美术作品事关美术绘制者是否对美术作品描绘的活动有亲身的参与与经历，《宣和画谱》载《韩熙载夜宴图》即是顾闳中所亲历而绘成的历史素材，即“乃命闳中夜至其第，窃窥之，目识心记，图绘以上之。故世有《韩熙载夜宴图》”。原闳中所画《韩熙载夜宴图》既是美术作品中的历史，也是历史中的美术作品。今存《韩熙载夜宴图》是否为原图的考证主要着眼之一，即是否展现了顾闳中所在时期的历史。而图像中的图像，即《韩熙载夜宴图》中的屏风、床榻中的图像考证，往往能烙印出鲜明的时代风格，成为走进历史，展现历史，与历史人物对话，与历史观察的美术作者对话的重要细节的考证之处。张先生即是抓住了图像中的图像，抓住了今存《韩熙载夜宴图》重要“边角料”的地方进行细微的考证。对《韩熙载夜宴图》图像中的图像，借助大量文献与已有准确断代的有关图像、考古文物进行考证，即是判断《韩熙载夜宴图》各版本属于哪个时期，是否版本之间有临摹，故宫本是否为顾闳中原本的重要依据之一。

仅举一例以窥之，故宫本《韩熙载夜宴图》图中的屏风画有13幅之多，11副为山水画，2幅为花卉画。张先生从汉、魏晋、隋唐、五代一直到两宋、元明山水画风格，构图模式、材料样式、美学观念、风俗时尚，表现手法等诸种要素进行细微论考。对床屏中部和右部的花卉图，张先生则从中国花鸟画的兴起背景、各时代的艺术风格以及屏风画风、表现技法、构图格式、屏条形式、空间样式等展开了详细论证，从不同方式提出依据，均考订故宫本《韩熙载夜宴图》的创作年代是在南宋时期。

二、从时代风格与艺术表现印记立言、立论

时代风格往往是一定时代社会精神与艺术面貌的反映。美术作品带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并且不同时期美术作品的时代风格面貌表现出一定的历史特征与艺术创作的形式因素。特别是顾闳中身为“待诏”，其艺术表现、文化修养、思想意识与绘画题材等能较高地符合当时的事迹叙述、统治思想、社会潮流与文化特征。刘勰《文心雕龙》有云：“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7]即是对文体时代风格所作的言论。美术作品中的“秀骨清像”、“张家样”、“曹家样”无不是经典时代风格的印记。但是对《韩熙载夜宴图》的时代判断并非轻易所能毕其功。张先生自1984年人民美术出版社邀其编写《嘉峪关魏晋墓室壁画》时，出版社赠送了李松先生于1979年编写的《韩熙载夜宴图》到至今，三十年磨一剑。究其成功原因者，只有找准问题、层层深入分析、持之以恒以及方法研究恰当才是关键。而紧抓时代风格与艺术表现来论证，是该著成功的一大方法与亮点。再分论如下：

1.咬定时代风格不放松

故宫藏有《韩熙载夜宴图》，恰有宋人记载顾闳中有画《韩熙载夜宴图》，故长期人们认为故宫藏《韩熙载夜宴图》即是五代南唐顾闳中所画。虽然《宣和画谱》载有顾闳中画《韩熙载夜宴图》，但是故宫藏《韩熙载夜宴图》并不一定就是《宣和画谱》所载的顾闳中所画。五代及其以后，韩熙载夜宴的题材为画者所乐道。如同是《宣和画谱》亦载顾大中有所画《韩熙载纵乐图》，并藏于徽宗朝御府[1]73。另南宋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有载周文矩亦绘《韩熙载夜宴图》。今存《韩熙载夜宴图》有九版图本，除故宫藏本外，尚有台北故宫博物院、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日本大仓集古馆、重庆三峡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等藏本。故时代问题是最大的考证焦点。而人们最熟悉的故宫本的时代问题，是否为顾闳中原作，即是否为南唐作品，非常关注。

咬定时代风格不放松，是该著的主要着墨与着力点，亦是该著的主要贡献之一。山水画中的构图风格以及题材、内容造型等往往时代印象浓厚。故作者据此鉴定，作为时代风格判断的一大抓手，能得出较为有价值的结论。

张先生全面而多角度、系统而深入地考证、鉴析、梳理与阐释“各个《韩熙载夜宴图》图本的完成年代，理顺各个图本的发展序列，揭示出不同发展阶段产生的《韩熙载夜宴图》图本，在不同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中，它们各有差异的图像所透射出的文化意义，在新的层面上重新认识《韩熙载夜宴图》的文化价值”。[5]7

如该著对故宫本《韩熙载夜宴图》五段画面所展现出的大的构图模式、绘画面貌以及小到床、榻、扇等室内陈设诸多要素展开细微考证。如其中第一段“听乐”画面中的两扇大立屏、一扇高大的坐屏、以及坐床、床垫、矮足方食桌、卧床、床架、床帐、衣架、高足桌、瓷盘、注壶、温碗、托盏、茶碗、馔、酒器等，比起人物绘画来，可能并不引起人们十分的注意。但是，恰恰这些陈设往往透着强烈的时代风格。作者探究发微，不放过任何对《韩熙载夜宴图》时代考证起决定作用的任何因素，并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与具体的阐述和说明。

对时代风格的判断，还从故宫本《韩熙载夜宴图》中屏风画上所见的山水画和花鸟画以及从婢女所持执扇上展开了详细的论述，进一步肯定了该图“一角”、“半边”式的构图模式与南宋风格类似，从而为故宫本《韩熙载夜宴图》所反映出的时代风格及对此时代的判断注入了有力的因素。

但图像志的论考并不如此简单，作者并不止步于此，亦从《韩熙载夜宴图》所呈现的工笔重彩着手进行深入分析，得出“北京故宫本《韩熙载夜宴图》代表了宋代工笔重彩人物画的艺术水平。无论画作规模、构图章法、人物造型、工笔重彩技法都有很高的成就，堪称中国工笔重彩人物画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这一重要的结论[5]264。

正如上述所言，张先生长期从事艺术考古、艺术创作与艺术教学之实践，使该著对时代问题的阐释极富深刻性与方法论价值。并总能切中图像研究之最深处，不仅喑合艺术考古研究之逻辑蕴理，又在版本时代的考证上深显功力。

2.情景与场景

韩熙载夜宴是为情景，韩熙载夜宴的场所与所处环境是为场景。情景在今存韩图各个版本中都基本相似，但场景却不同。情景是艺术素材，场景是史料。绘画者以情景构图，但往往置于一定的场景中。而场景不是伪造，场景往往具有一定的写实性。欲记录情景，亦就刻画了场景。而对古画的考证和体现的史料价值，更多是在场景中。在场景中得到了情景的展现，《韩熙载夜宴图》中更是如此。画中人物在活动变化的情景中，五个画面的场景得到了变化。反之亦然，画中人物在促使活动变化的场景的变化过程，亦是情景变化得以展现的过程。此更是长轴、长幅人物画、故事画以及写实绘画表现的特色，也是在静态的绘画作品中能使人物性格和人物心态描写得以不同角度和持续展现的重要手法，《韩熙载夜宴图》的惊艳于世亦在此。

今存北京故宫本《韩熙载夜宴图》的场景由五个以屏风划分的形式系列性的将韩熙载与不同人物形成的夜宴情景加以展现，在场景的变化中也是人物性格的突出与加强。《韩熙载夜宴图》的写实性，不仅展现了情景，而且成为刻画人物心理活动的一种重要手段。以绘画展现人物心理，亦是《韩熙载夜宴图》“诞生”于世的动因。《韩熙载夜宴图》——韩熙载为的是情景表达中暗意心情和处境，而后主皇帝不仅要知道情景，亦要知道场景。

场景对环境氛围的描绘、情节脉络的发展、表现主题的深化、事件中人物关系的刻画以及人物形象的塑造，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情节推进构成的情景与场景为刻画主要人物形成了暗合。《韩熙载夜宴图》中更想要表达的是情景，而表达情景的过程中，无疑对场景的或构图、或再现都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与意义，而其场景的描绘便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场景的展现要考虑情节的变化和发展，而韩熙载夜宴本来是动态的过程，静止的绘画通过绘画绢面材料空间的分隔，为的就是展现动态的情节和表现形象的需要。认识与考证各版本《韩熙载夜宴图》，场景的因素不容忽视。

张先生即是抓住了场景，在《<韩熙载夜宴图>图像志考》中，特别是将北京故宫本《韩熙载夜宴图》中的室内陈列等展开了相关实证研究。张先生说：“我们以《韩熙载夜宴图》为例证具体分析，图中的家具就有床、桌、椅凳、衣架、屏风、鼓座、烛架等多种类别，每一种家具都有其发展的历史和不同的时代特征。近几十年发现的宋、辽、金墓的壁画中有不少的家具图像, 并且还有桌、椅等实物出土，一些家具的文物资料还发现于纪年墓中，为确定“夜宴图”中成系列的家具的年代下限提供了依据”[3]。

三、著作的意义与价值

细读全书，《<韩熙载夜宴图>图像志考》的意义与价值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张先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除了采取以藏印、题跋、书画材料等传统的鉴定方法外，重点从中国古代人物画构图模式、中国古代山水画构图模式、中国古代花鸟画构图模式、粉本的传模移写方式、人物造型、室内陈设发展变化、工笔重彩人物画艺术特征等七个方面，并于每个方面又展开若干细微的品鉴考证，均得出故宫本《韩熙载夜宴图》的绘制年代是为南宋时期的结论。部分观点在期刊发表后，转载率较高，并引起较大的反响。如在《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上发表的七篇有关韩熙载夜宴图研究的文章，被引率高达44次。其中一篇在2010年第3期发表的《<韩熙载夜宴图>系列图本的图像比较——五议<韩熙载夜宴图>图像》下载率高达1000多次，被引9次，另一篇《中国古代人物画构图模式的发展演变——兼议<韩熙载夜宴图>的制作年代》被引10次，这反映出了较高的学术关注、学术价值与参考价值。

其二，通过对《韩熙载夜宴图》图像志的考证，总结概括出中国古代绘画凭借粉本绘图的三种方式。即“一是在墨笔粉本上赋彩；二是在墨笔粉本上添加景物；三是参照不同粉本重新组合成新图”。此研究成果对唐宋传世绘画中传模移写方式的问题引起了思考，亦对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的发展研究有所启发，并依据粉本构成方式的考证将故宫本《韩熙载夜宴图》的绘制时代更推进至南宋早、中期。

其三，总结概括出了中国古代工笔重彩人物画的历史及特点。将工笔重彩技法的形成、发展与成熟归纳为四个层次，提出汉唐以来工笔重彩的不同层次的发展是多方面原因促成的，并认为“故宫本《韩熙载夜宴图》代表了宋代工笔重彩人物画的艺术水平，堪称中国工笔重彩人物画发展上的里程碑”。

其四，通过对《韩熙载夜宴图》系列图像志的考证，认为台北故宫本要早于北京故宫本，明“杜堇款本”是承上启下的图本，明嘉靖“唐寅本”是晚期图本的典型作品。同时进行图像学分析与细节比对，研究不同图本图像上所反映的差异，揭示出其中所蕴含的不同文化内涵。

其五，图像、文献与图志的结合是该著的突出特点与出彩之处，从而由图像、图文到图志。在考证方法上，有人强调图像，有人强调文献，如能够将图像与文献做到完美结合以及互有映衬，则是最理想的。张先生在几十载美术考古实践与研习的经历中，于此做出了有益的探索。细读全书，我们感受到作者将图像与文献很好地溶入了其中，以图明史，以史鉴图，又图文互见、图文互释，使得材料与考证观点统一，自然流露，使读者在跟着作者笔文流畅的叙述与分析中，辨伪存真。

其六，张先生通过《韩熙载夜宴图》系列图志的考证与比较，开创了对传世古画图像志的探索研究，可谓开一代先河。同时，对古画鉴定方法论方面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在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的突破以及对后人研究的借鉴方面，有了推进，并做出了贡献，是作者近十年来向名画《韩熙载夜宴图》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结 语

通览全书，无论是考证、研究方法还是立意，都是以立足“考古”为出发点，将古画图像与有确切年代的相关考古文物进行比较，找出韩图中各类物品样式出现年代的下限，进一步判定其完成的时代。即该著中心线索主要是对北京故宫本《韩熙载夜宴图》以及存世其他系列图本绘制的时代的深入研究，图像志的考证贯穿整部学术著作。

《<韩熙载夜宴图>图像志考》一书所涵盖的文献与图片资料丰富，通过对这些资料与图片的挖掘、整理，从而对《韩熙载夜宴图》系列图志进行考证并阐明历史真相。此外，作者在著作的整体结构布局、具体细节的分析论证和使用论据的考证表达上，以丰富的文献与图像的再解读为基础，体现了严密的逻辑，彰显了作者严谨的学术态度。另外，作者行文触笔畅快通达，读来令阅者茅塞顿开，酣畅淋漓，令人醍醐灌顶，爱不释手，并亲切自然，全无距离与障碍之感。

读《<韩熙载夜宴图>图像志考》一书，联系作者的艺术经历与作为，感受颇深。近半个世纪来，作者一直从事考古及艺术的实践工作，也参与了一些重大的古代出土名品名物的鉴定活动，对古代艺术品有深刻的体会与了解，体现出作者一贯具有的“深、专、透、广”的知识积累、治学思想与写作特点。正是张先生多次重大的考古经历，展现了作者经年积淀、隽永飘逸、大胆创新并严谨治学的学术风范。

《<韩熙载夜宴图>图像志考》，无疑提供了一个中国丹青古画研究成功的范本，而其图志互文、图文互衬、图史互证的方法与逻辑严密、学术严谨、内容翔实、广征博引的论证过程，值得古代名品考证在思路、路径方法研究与选择上的反思与借鉴。

该书作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出版，而“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并且该著亦是“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韩熙载夜宴图>图像志考》以其内容的广度与深度、学术视界的高远与旷达，艺术思维的敏感加之以实证的笔墨，洒脱与睿智的笔力，纠往志之讹误，透出作者对艺术执着追求的一贯热情和精神。

张先生以美术发展与艺术实践的双重视角，敢于向古代文献与图像求索、问责，并大量运用文献资料，鉴考纠误，以辩正伪之别，言之有理，证之有据，能抓住主要因素与诸种依据，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得出了中肯且令人信服的结论。

综上所述，这部历数载研究而成的《<韩熙载夜宴图>图像志考》，为学界和社会了解《韩熙载夜宴图》及其图像志的演变历史，不同阶段图本以及反映出的文化背景提供了一幅历史案卷。这幅历史案卷真实而具体地展示了数千年来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绘画艺术上的才能智慧以及绘画人物造型演变、工笔重彩发展历程、粉本模式变化等一系列发展变化的脉络，彰显了我国古代绘画技术所取得的光辉成就。

《<韩熙载夜宴图>图像志考》的出版，是张先生对美术考古的又一贡献，必将大大促进《韩熙载夜宴图》研究的发展与繁荣，也会对中国古名画的研究带来启迪与影响。既是对其学术成就的肯定，也展示了他多面的艺术才能。如今，张老师已七十有四，但仍是孜孜不倦，笔耕不辍。至今仍以饱满的热情和精力用于艺术研究和博士生的培养。虽然他熟稔中国历代考古和艺术史成果，但“关于艺术考古，我还在学习”，张朋川说。

我作为一名美术与音乐图像研究的工作者，对《<韩熙载夜宴图>图像志考》的出版感到由衷高兴，我们也衷心祝愿张先生在美术考古与艺术史研究方面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1]于安澜编.宣和画谱[M].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72.

[2]李松.韩熙载夜宴图[M].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18.

[3]张朋川.考古文物与中国传世画鉴定[J].东南文化，2003（8）:1.

[4][美]安·达勒瓦.艺术史方法与理论[M].江苏美术出版社，2009：21.

[5]张朋川.《韩熙载夜宴图》图像志考[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7.

[6]姜伯勤.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M].三联书店，2004:309.

[7]刘勰.文心雕龙[M].中华书局，1985:42.

（责任编辑：梁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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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9675（2016）05-0108-06

2016-06-16

刘文荣（1981- ），男，甘肃天水人，南京艺术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艺术史与艺术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