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义游戏

贝纳·维内 梁思璇

Bernar Venet Liang Sixuan

1“贝纳·维内：单义游戏”和美术馆展览现场©和美术馆贝纳·维内：单义游戏2021年10月1日—2022年1月3日展览地点：和美术馆

2贝纳·维内不确定的线2012“贝纳·维内：单义游戏”和美术馆展览现场摄影：刘相利©和美术馆

梁思璇（以下简称“梁”）：在和美术馆举办您在中国的首次大规模个人作品展的契机是什么？

贝纳·维内（以下简称“贝”）：2019年，与我合作的纽约卡斯明画廊（Kasmin Gallery）告诉我，和美术馆希望举办我作品的全面回顾展。我认为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能让我在中国的重要美术馆，向公众全面介绍我1961年以来的作品及其发展。但不幸的是，新冠疫情爆发了，展览只能延期。

梁：本次展览呈现了您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的艺术实践，请问此次展览的策展理念（思路）是什么？展出的作品是否被划分为不同的单元或主题？

贝：由于出行的限制，我无法在展览期间来到中国。展览主要聚焦于1966年以来的绘画作品及雕塑作品。最初的想法是利用整个美术馆对我过去60年的艺术创作进行全面性的回顾，以此来概述我作品的所有方面，包括绘画、雕塑、表演、摄影和诗歌。这种策展思路与我2018年同时在尼斯和里昂举办的两场展览非常相似。

我认为，这是一个向中国公众介绍我艺术创作的逻辑进程的好机会，同时也是展示我对自己审视的机会。在艺术实践之初，我的艺术创作及其背后的思想便以激进为特征，但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太多关注。

我十分热衷于思考和交流新理念，并构想如何将它运用到新的、原创的艺术作品中。如今，艺术市场占据着主导地位，因此，留给艺术创作者进行实验和试错的空间非常小。这种深刻且富有挑战性的思考，只有真正的艺术创作者才知道如何去接受。我非常渴望能与学生进行一次公开的对话，并以授课、讨论的形式，引发真正深入的思考。我们应该讨论艺术本身，而非艺术的事业。艺术的终极目标是创造历史，而非金钱。当今，能让我们敬佩的伟大艺术家，都在人类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梁：您的雕塑作品《三条不确定的线》同时是和美术馆馆藏，以户外装置的形式展出，它在展览中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您如何看待雕塑与地点、空间的关系？

贝：《三条不确定的线》是我最具代表性的雕塑作品。它作为一个关键的、核心的例子，证明了我能将我自己从几何的束缚中摆脱出来。“不确定的线”这个概念，最早以盖着石墨的木头浮雕为形式出现在我1979年的作品中。此前，我作品主要的形式语言是直线、角和曲线，我认为，在它们上面添加一条“狂野”的线，能让我的作品提升到更高的水平。

这些“不确定的线”，自此不再受几何规则的制约。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充满形式与概念、极具可能性的开端。事实上，无序、不稳定和分散等概念，都是“不确定的线”的派生词。此后，这种新的定位让我得以引入所谓的“意外”和“瓦解”。现在看来，这是我雕塑作品中最具创造力和革新精神的创作趋向。以上的工作，让我有可能践行新的形式构造，如“不确定性”“熵”和“意外”。它们也成为了我艺术创作中的核心概念。

对我来说，这是一种理想的解决方案。它能把抽象雕塑从传统构成主义者所设定的结构，或极少主义者所实践的一系列组织结构中挣脱出来。

梁：您为何会对数学如此着迷，并将它作为你艺术创作的重要方式之一？

贝：我使用数学，但我并不是数学家。我用这个学科进行创作，但并非要理解构成数学宇宙的所有符号。对我而言，重要的是对数学有一定了解，但不必成为专家。保罗·塞尚（Cézanne）画树木、植物和花朵，他并不是植物学家。画角和正方形的卡西米尔·马列维奇（Malevich）也不是一位几何学家。画裸体画的艺术家难道非得成为解剖学家吗？我们应该明白，随着时间的推移，宗教、社会和科学已经成为艺术的主题，并推动着艺术向前发展。

我的工作主要包括通过使用语言和数学图表，确立一个单一符号的新符号系统。这是纯粹的自我参照。我想引入通常被认为是艺术领域之外的学科（例如股票市场和气象学），通过展示它们理性、精确和客观的特质，来开拓更广阔的艺术领域。早在1967年，我通过不同媒介（如表演、诗歌、声音、电视等），对这种方法进行探索，让我能对风格这个概念进行批判。即只需要关注作品内容，不需要考虑艺术的风格和艺术家的个人风格。

我们可以区分三类视觉信息：第一类是所谓的“多义”的比喻信息；第二类是被称为“泛义”的抽象图像；第三类则是“单义”，它属于精确的逻辑图领域。前两类被多重含义所定义；“泛义”指向对解释的无限开放；“单义”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只有一种解释的可能。因此，1966年，当我第一次用数学图表来进行创作时，我早已把自己定位在常规的艺术领域之外。这是由我对符号学的思考而生发出来的断裂的独特意义。

梁：模型、公式、符码、图表这些象征理性与功能的元素是您的创作材料，请问感性的表达对你来说是否也重要？

贝：我不得不承认，在日常生活中，我特别情绪化，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过度情绪化的人。我热衷于在公共场合表达自己，热情地谈论对我来说重要的事，包括我的朋友和我经历过的事。但相比之下，我的艺术实践则是需要深思熟虑的。我所使用的方法和理论都优先于我的感受事实上，你也不常看到数学家用方程来表达他们的情绪，对吧？

但我完全能理解有些艺术家认为他们的作品直接反映了他们的感受、激情、力量和柔弱，比如梵·高（Van Gogh），又比如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等诸多表现主义艺术家，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也曾说他的画是他的自画像。

梁：您对自己的艺术创作有什么既定的标准吗？接下来是否会进行尝试和突破？

贝：塞尚曾经说过，如果他被告知他的作品永远不值得在卢浮宫展出，他将立即停止绘画。

这个想法的优点正是因为它强调了艺术家真正的抱负：值得被历史铭记。除此以外，就是能在其中获得个人的满足感，当然，它可以成为快乐的源泉，但并不会对人类的历史产生任何影响。塞尚实现了这一目标，因为当我们谈及艺术时，通常说的是塞尚“之前”和塞尚“之后”。

在20世纪60年代的纽约，我很有幸能与唐纳德·贾德（Donald Judd）、索尔·勒维特（Sol LeWitt）、罗伯特·史密森（Robert Smithson）和沃尔特·德·玛利亚（Walter de Maria）这些艺术家成为好朋友，但我比他们年轻。当时，这个圈子聚集在真正支持他们的弗吉尼亚·杜文（Virginia Dwan）周围，大家所谈论的内容也十分丰富。对我来说，他们关于极少主义、大地艺术和反形式雕塑的未来的讨论，启发我进行严谨的思考。虽然我的创作思路与他们不尽相同，但我也以此作为我思考创作的范例。

太多的艺术家舒服地沉睡了。他们被长辈笃定温暖的臂弯包裹着，在尽可能不冒险的情况下进行艺术创作。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还有那么多可以用于创作的东西。一部完整的艺术史还在后面，他们有责任去创造它，让它活下去。

4贝纳·维内带有“负数”的金色三联画布面丙烯（抛光）2011“贝纳·维内：单义游戏”和美术馆展览现场摄影：刘相利©和美术馆

梁：您是否还有更多分享的内容？

贝：当一个人开始了艺术生涯，并朝着一个方向努力时，他并不需要亦步亦趋地与相反的路线保持距离。与之相反，毕生的事业应当具有统一性，但它同时也是多样的，要把对立的东西相统一。只有开放地持有互补的观念，才能挣脱束缚，创作出意蕴丰富的作品。一部作品的特质正是它的统一性，这种统一包含许多方面，它朝向多样性。众所周知，尤其对艺术创作来说，一个人的自由就是对另一个人的约束，理性也是如此。1930年，数学家卡尔特·哥德尔（Kart Gödel）证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符合逻辑的推理也难以避免矛盾。

在这种包容的思维方式下，“差别”与“对立”不再分开，这两个概念是同一的。在想让事物“鲜明”或“被理解”的期望中，我们试图反对这两种趋势。让它们共存，意味着接受“事物的本质”，因为现实是有序和无序的结合。同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从未停止证明周遭事物的复杂性。这种思维方式丰富了艺术，因为它建立了两种逻辑之间的对话。即便这两种逻辑处于斗争中，但仍然相互滋养。

这些解释的灵感来自公众的反应，过于简单的概念模式，让他们无法聚焦于以下逻辑：尤其是在1966年到1970年间，我的工作是在有条不紊、理性思考的原则下进行的；三十年后的今天，我给了自己更多的自由，允许无序和不确定的原则进入我的作品。

对理解艺术偏于形式主义的公众来说，厘清这些逻辑关系是极其困难的。他们最多只能在像波利亚科夫这样的艺术家那里看到统一，或者说看到一条统一的线。举一个例子，他的每幅画都是对前一幅的反映。但这本身只不过是一个“噱头”，艺术家利用这种近乎有条不紊的思维惰性，不断回到老路。

艺术作品只能来自好奇、开放的思想。它作为一个系统发挥作用，其丰富性包括同时接受和谐与冲突的原则。正是这两种因素的竞争或赋予，创造了一个整体。因此反系统性的原则成为发展中的一个因素，是艺术创造中不可或缺的动力。

严谨的艺术家在推进工作时不遵循最简原则，他们不能走两点一线，也不能为了推进工作而把必要的牺牲最小化。他承认艺术的发展有赖于不可预见的事件。他从我们周围的一切事物中，从生活本身获取他的模型。

进行并发展一生的工作就意味着愿意去尝试探索不确定的思路。也许它会被证明是无用的思考，也可能是无疾而终的方向，诸多姿态可能毫无用处。正因如此，理性主义者不考虑失败的原理。这就是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所谓的“被诅咒的部分”（la part maudi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