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转向视域中的生态艺术

时间：2024-05-20

陈德洪 Chen De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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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9年，德国生物学家E.海克尔（Ernst Haeckel）最早提出生态学的概念，探讨自然、技术和社会关联性。人类文明的现代性变迁导致人类生存生态环境的恶化，频繁的生态灾难，迫使人类对征服自然的传统观念进行调整。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构成了当代生态艺术勃然生发的时代语境。在新冠疫情依然肆虐的当下社会情境中，围绕生态艺术的讨论尤其热烈。

空间是世界存在的基本维度，人通过自然构建人的生活世界，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空间生产的过程，是自然的人化。在人对自然的改造中，我们逐渐构建出我们赖以依存的社会空间。有空间的生产就会有空间的支配权力，这种支配关系形成的社会区隔、中心和边缘的空间差异等种种社会境遇和权力关系构成复杂性的社会问题。生态艺术已经介入到自然空间、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的多个维度，跨越艺术与社会性研究以及生态保护工程的界限而成为一种当代的生态性社会实践与行动，呈现出空间问题的复杂性。

一、自然空间的生态修复与改造

自然生态是地球生命的家园和生存空间，人与自然构成的生命共同体具有一种内在的秩序，宇宙万物浑然一体。从根本意义上讲，人的生活世界依然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不在自然之外。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人对自然的改造体现了人以万物为尺度的自由状态和审美法则，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地质学家根据人类对地球环境的重大影响而提出了“人类世”的概念，人类的进化与人类活动已经彻底改变了地球的原始生态系统，并使当下的地球生态面临巨大的风险。人类的文明与历史不可能退回到史前文明的自然状态。但人类的主体性始终是地球生态的决定性因素，当下的生态危机从根本上来讲是人类的生存性危机。自然空间与人的生活空间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嵌入的关系。人类与自然生态中的其他物种形成相对稳态的共生关系是人类自身生存的需要。工业化、城市化极大地改变了自然环境，人生活在越来越高度人工化的环境中，人和自然亲近从而保持生机勃勃的原生状态已经越来越稀缺。自然生态之于人的心理距离也发生了改变，重返自然，建构人类生活空间的自然维度越来越成为当代人类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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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艺术重点关注艺术与生态的关联性，面对自然空间被人类活动导致的千疮百孔，生态艺术以介入的姿态进行自然修复，如对废弃工业性用地的生态性改造，对露天采矿区域的生态艺术植入，这种公共性的生态修复工程与艺术的结合形成一种与自然对话的关系。早期的大地艺术在旷野中进行大体量的人工作业和自然干预，将环境当作审美出发点并不一定是生态性的，在很大程度上往往粗暴地改变了环境的原生态。废墟作为一种文明遗迹与自然的结合体，构成了“如画美”的景观性。人类活动的退出给自然生态的自我修复提供了空间。废墟虽不是一种主动创造的生态艺术，然而其文化性与生态性的有机结合构成了自然空间、社会空间与精神空间的内在统一。废墟与遗址承载的场所精神是历史记忆的一部分，自然的生态修复与生态艺术的介入并不是要掩盖这种历史记忆，而是使人类活动的遗迹回归为自然的一部分。

《木林森计划》由艺术家徐冰在2008年创意和发起，最初的目的是为肯尼亚恢复森林绿带集资。将当地孩子画在纸上的树通过展览和拍卖等方式筹集资金，并用于植树，最终转化为真实的树木，艺术家以此来倡导环保的理念和推动儿童与公众的生态教育。《木林森计划》涉及到从艺术场域到自然生态的介入，以及全球化语境中的社会资源分配与生态修复机制的尝试。这个作品表达了一种基于人类共同体的生态愿景。虽然这类生态艺术作品广受赞誉，但这种象征性的艺术行为不可能真正对生态修复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生物艺术通过改变生物的基因从而创造出新的物种，虽然目前还没有对环境生态产生重大影响，但却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例如2013年美国夏威夷大学科学家培育的转基因荧光兔，还有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中国艺术家李山利用基因技术实施的《南瓜计划》，揭示了基因技术对物种的改变，凸显了生态问题的复杂性。

生态艺术既是对自然生态的一种修复，也是对人的精神生态的一种治愈。生态艺术对自然的介入依然体现了以人为中心的生态观。虽然“深生态”作为一种激进的生态价值观还饱受争议，但人与自然生态的整体性和关联性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制约着人对自然环境与生态的肆意妄为。以人为中心和以万物为尺度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或许仅仅是人类看待世界的不同出发点和不同角度而已。生态艺术依然需要保持一种对自然的审美维度，保持对自然的敬畏，探索自然本身的神奇和奥妙。

二、社会空间生产的生态性维度

社会性空间因人类活动的空间介入而形成一种空间的生产。现代性所产生的空间后果最典型的就是工业化空间和都市化空间。这构成了当今人类活动最密集的空间区域。大都市构成了中心——边沿的空间结构，也体现出了空间关系上的权力支配关系。而在都市空间内部因为社会的分化而形成了空间的分化。土地价格的昂贵造成了绿色生态空间的稀缺。而城中村、贫民窟、城乡结合部已经内嵌入现代都市的空间结构，成为被遮蔽的空间角落，底层群体承受着城市发展巨大的环境代价，其环境生态状况尤其堪忧。绿地、公园、湖泊等生态资源往往被商业地产逻辑支配，无法做到共享。城市生态在空气污染、水污染及垃圾处理方面面临十分严峻的生态问题。以1995年成都《水的保卫者》艺术活动为起点，艺术家在成都发起、实施了一系列与府南河治理和水资源保护有关的艺术活动。使实验形态的行为艺术、观念艺术由此得以走进大众，并以艺术之名对社会发出了一种生态性警示。这可以说是中国本土生态艺术的发端。

园艺、公共绿化景观工程、公园等以自然的植物、岩石、土壤为材料建构起自然与人工结合的空间，在自然与人工环境之间开辟出了众多链接点。当代山水园林城市、森林城市以及都市乡村的城市空间规划理念与实践在努力恢复城市与自然的联系。日本“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的乡村艺术模式引发了普遍的乡村艺术及田野艺术的潮流。自然空间的艺术化成为公共艺术、环境艺术及生态艺术的切入点。2000年,在英国南部康沃尔郡废弃的矿山上兴建的“生态伊甸园”项目是全球最大的生态温室。这个建在废弃矿山上的伊甸园在努力彰显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决心，同时也显示了一种“生态避难所”的尴尬。现代化与生态化在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工业文明阶段形成了明显的分裂和对立。所谓先污染后治理往往成为一种短视的实用主义逻辑。而资源枯竭、物种灭绝的灾难性后果却是不可修复与弥补的。

而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宏观的世界体系中，从工业革命以来，“廉价的自然”被内化为资本操控的资源，这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一种基本法则，使生态危机已然成为资本主义总体性危机的一部分。而西方发达国家把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和废品垃圾转移至第三世界经济不发达国家和地区，从而造成当地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却又指责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缺少环保意识。然而地球的生态环境却是一个全球问题。这种发达国家通过转嫁生态问题而形成局部环境空间的生态化不过是生态殖民主义的掩耳盗铃。当人类对地球生态与环境的影响已经十分巨大，而人类在发展模式与策略上却缺乏整体性的应对。当今世界格局中民族、国家自行其事，资本的逐利本性产生了过度的开发。在重大的生态危机面前，人类作为命运共同体越来越成为共识，生态文明的理念开始深入人心。由此，生态艺术作为一种批判性的文化力量，不是单纯地进行所谓的生态干预，抽象地表达生态情怀，它必然与批判更加广泛的社会不平等联系在一起。成为一种空间权利争夺与交锋的场域。

在博伊斯的艺术观念里，人人都是艺术家，而艺术则将人的社会实践行为转换成一种“社会雕塑”，社会就是人的作品。在所谓“人类世”的地质时代，地球生态系统本身也成为了人化的自然，打上了人类活动的深深烙印。博伊斯在卡塞尔实施的著名作品《7000棵橡树》中包含着尊重自然伦理这样一种生态的思维。生态艺术作为一种拓展了的艺术理念，建构起人类的空间生产与生活世界的生态性美学维度。

三、精神空间的生态性特征

对生态艺术的探讨往往和艺术生态问题相关联。艺术处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之中，和其他多元的社会要素形成一种共生性关系，具有生态性特征。艺术生态是社会真实和艺术想象相互融合的“第三空间”，它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场域，生态艺术在这种特定的社会文化场域中被命名、呈现。福柯用“异托邦”来描述人类社会的空间生产的文化精神性特质。生态艺术与自然空间、社会空间、文化精神空间相互交织，形成一种新的空间状态，它既关联现实，也指向一种理想化的精神维度。

生态问题总是与地理和环境有密切关联，生态艺术往往呈现出更加鲜明的在地性。这种在地性结合了自然地理因素、社会环境因素，也包含着历史与人文的因素，形成了特定的艺术生态。

生态艺术由单纯的架上状态和白盒子的隔绝状态进入更加多元而广泛的空间与场所，场所与空间构成了作品意义生成的有机部分，体现出了更加鲜明和突出的公共性。今天，艺术生态也拓展到广阔的网络虚拟空间，虚拟与现实相结合成为当下艺术生态的重要特质。当代生态艺术也涉及更为前沿的学科，以及专门化的技术和知识。现代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具有某种自主性的支配力量，今天的人类社会已经高度依赖技术化的生存，人与自然都可能成为被技术支配的对象，这已经引起人类的技术反思与警觉。当代艺术生态越来越依附于技术性的架构，人文空间被技术挤压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事实。社会交往的碎片化和孤立化形成当代精神文化氛围普遍的倦怠感，艺术所建构起来的精神空间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生态艺术因为生态性问题的现实焦虑而生发、壮大，但其生态关切的整体性、恒久性与当代精神文化氛围的快消化、和浅表化形成了对冲。因而，生态艺术的当代实践普遍呈现一种美学形式化的批判而缺乏批判性的锋芒与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