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当代戏剧在中国的翻译和演出数据析略①

沈建翌

西方现当代戏剧在中国的翻译和演出活动,根据笔者初步完稿的《西方现当代戏剧翻译及演出剧目汇录(1907—2020)》(以下称《汇录》)一书收集的数据来看,自1907年以来至2020年止,合计有西方20个国家668位现当代剧作家的剧作在中国翻译出版,其中原剧有1 605部,若把同一剧作不同译者的多版本也统计在内,合计2 560部。从分期数目来看,清末民国时期有1 211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仅101部,改革开放后至2020年(以下称“新时期”)有1 248部,呈V型发展轨迹。(见表1)

表1 1907—1920年西方现代戏剧翻译文本统计

清末民初译剧的偶然性选择

若以1900年左右仍然在世来简单界定“西方现代剧作家”,民国前夕在中国本土出现的西方现代戏剧翻译和演出活动至少有六起: 最早是1907年9月22日至12月15日《神州日报》连载的孤行将沙尔治,即法国剧作家维克多林·萨尔都(Victorien Sardou,1831—1908)的剧作《祖国》(Patrie)改译的小说;其次是1908年4月由上海通鉴学校演出的,王钟声将英国作家亨利·哈葛德(Henry Haggard,1856—1925)的小说《迦茵小传》(JoanHaste)改编成的多幕剧,此剧被认为是“中国第一次演话剧”,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功”。(1)徐半梅: 《话剧创始期回忆录》,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第24页。

而从原作到译本都具有戏剧形态的另外四起活动则是: 1908年10月由万国美术研究社和广州革新书局出版发行的法国剧作家欧内斯特·杰雷(Ernest Gerny,1851—1915)和诗人朱尔斯·朱伊(Jules Jouy,1855—1897)合写、李石曾翻译的剧本《鸣不平》(又译《社会之阶级》)(L’Echellesociale),1910年第5—6期《小说时报》刊登了萨尔都《祖国》一剧,1910年8月上海文艺新剧场演出由陆镜若、吴我尊译编的英国作家霍尔·凯恩(Hall Caine,1853—1931)的五幕剧《爱海波》(TheBondman)(2)魏名婕: 《从1910年“文艺新剧场”的〈爱海波〉透视早期话剧的编剧及演出情况》,《清末民初新潮演剧研究》,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56—186页。,以及《小说月报》1910年增刊登载的侠花翻译的美国作家马歇尔·吉尔特纳(Marshall J. Giltner,1838—1904)的六幕剧《弱女救兄记》(TheSoldier’sReprieve)。

清末民初至1915年翻译的西方现代戏剧(包括上述几个译剧在内)屈指可数,质量亦非上乘,原因之一是中国译者对作家作品的选择带有很大的偶然性。马晓冬在研究法国剧作家萨尔都的文章中指出: 中国译者“此时接触西方戏剧,是处于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状态,虽然对个别作品感受至深,但对西方戏剧的发展脉络则完全陌生”(3)马晓冬: 《革命与爱情: 萨尔都戏剧在中国(1907—1946)》,《新文学史料》,2018年第2期。。萨尔都的《祖国》一剧1910年被译载时,被标为“世界三大悲剧之一”(4)[法] 柴尔时: 《祖国》,冷译,《小说时报》,1910年第5期。,显然是言过其实。

其他几部译剧也只是二三线剧作家的作品。法国剧本《鸣不平》的作者是谁,中外学者一直没有定论,长期以来有四种说法。笔者另文考证,已确认是法国剧作家欧内斯特·杰雷和诗人朱尔斯·朱伊两人合作完成,而二者的知名度有限。另1910年刊载的译剧《弱女救兄记》的作者是马歇尔·吉尔特纳,笔者费尽周折搜寻,才发现他是一位美国牧师。而1914年刊载于《七襄》的美国译剧《中冓》(TheThirdDegree),其作者查尔斯·克莱恩(Charles Klein,1867—1915)知名度也不高。

新文化运动时期译剧的“小井喷”

清末民初的新潮演剧(文明戏和新剧)从幕表到剧本,从文言到白话,从曲演到说演,从男扮女装到男女合演,逐步在形态上发生蜕变,然而道路坎坷,每况愈下。如欧阳予倩所言,“是问今日中国之戏剧,在世界艺术界,当占何等位置?吾敢言中国无戏剧,故不得其位置也。何以言之?旧戏者,一种之技艺。昆戏者,曲也。新戏萌芽初茁,即遭蹂躏,目下已如腐草败叶,不堪过问”(5)欧阳予倩: 《予之戏剧改良观》,《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4期。。直到新文化运动开始,这种状态才有了质的改变。

新文化运动始于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青年杂志》,1916年改名为《新青年》。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1918年6月《新青年》第4卷第6期推出“易卜生专号”,集中向民众介绍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以及他的反叛精神、个性解放思想和现实主义表现手法,同时刊发了易卜生的三部名作。同年10月第5卷第4期又推出“戏剧专号”,阐释新文化运动旗手们对戏剧改良的呼吁。

新文化运动推动了社会对西方戏剧剧本的渴求,清末民初新潮演剧十余年,现代作家的译剧的数量和质量都乏善可陈。而自1915年至1922年七年间,西方现代戏剧的翻译就高达129部,形成了一个“小井喷”,刊载较多译剧的报刊如下:

一、《新青年》12部,该刊先后有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胡适参与编辑。

二、《新潮》11部,该刊由傅斯年、罗家伦主编。

三、北京《晨报副刊》7部,该刊由李大钊、孙伏园、徐志摩主编。

四、《东方杂志》21部,该刊由商务印书馆主办。

五、《小说月报》10部,该刊1921年1月起由茅盾主编。

此外,刊登在其他报刊上的译剧有53部,结集成书出版的有15部。

上述剧本的译者包括胡适、罗家伦、周作人、田汉、罗章龙、刘半农、郭绍禹、沈泽民等人,其中译剧较多的是: 沈雁冰15部,胡春冰11部,潘家洵10部,陈大悲4部,沈性仁3部,胡愈之3部。由于编者、译者颇具学养,又有世界性视野,可以对原作进行有意义的甄选,一批当红的现代名家名剧被引进中国。(见表2)

表2 1915—1922年译剧数量前10位的西方现代剧作家及其作品

民国时期译剧演出的“弃雅从俗”

新文化运动后期出现了两起因翻译和编导策略不当而使得演出惨遭失败的例子。一起是1920年10月16日汪优游根据萧伯纳名剧《华伦夫人的职业》的美国演出版本在上海新舞台上演了《华奶奶的职业》。“演到第二幕就有几位头等座的看客站起来走了,二三等座里也有嚷‘退票’的。”(6)汪优游: 《上海新舞台演华伦夫人的职业的失败史》,《戏剧》,1921年第1卷第5期。该剧排戏一百多天,但仅演了三场,“写实派的西洋剧本第一次和中国社会接触”(7)汪优游: 《读周剑云的评〈华奶奶的职业〉》,《时事新报》,1920年12月12日。就惨淡收场。第二起是1923年2月6日洪深仿效奥尼尔《琼斯皇》在上海笑舞台演出的《赵阎王》,“最让观众吃惊的,莫过于演出过程中不绝于耳的咚咚鼓声,以及舞台上纷至沓来的古怪场面;赵大在台上自言自语、忽蹦忽跳的表演,更让台下的观众感到不知所云,如堕烟海”(8)朱雪峰: 《文明戏舞台上的“赵阎王”》,《戏剧艺术》,2012年第3期。。有报刊评论道:“前夜实演时,观众颇不明了,甚至有谓此人系有精神病者。”(9)朱雪峰: 《文明戏舞台上的“赵阎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现代戏剧如此水土不服的现象并不少见。顾仲彝认为当时“翻译的剧本能上演的十不得一。剧本决不是给人读的,是给人演的,翻了的剧本不能上演等于没有翻”(10)顾仲彝: 《关于翻译欧美戏剧》,《戏剧》,1937年第10卷第4/5期。。熊佛西也指出:“根据我个人的经验,翻译剧本的上演,十次至少有五次是失败的。”(11)熊佛西: 《佛西论剧》,上海: 新月书店,1931年,第105页。顾仲彝和熊佛西二位的估计,有史料佐证。根据笔者《汇录》的数据,清末和民国期间共有316位剧作家的703出原剧文本被翻译,其中首演的原剧有96部,剧本上演率为13.7%,与顾仲彝估计的“剧本能上演的十不得一”接近。

译剧的上演率低,是一种市场选择的结果。“艺人(导演、演员)译剧”与“文人(学人)译剧”取舍不同。演出本的很多译(编)者,如曹禺、洪深、欧阳予倩、李健吾、黄佐临、熊佛西、张彭春、朱端钧、马彦祥、陈绵、陈治策等,外语娴熟,又是舞台艺术的深度实践者。在演剧生涯中,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使他们不得不将“可演性”置于“可读性”之上。这就使得许多西方现代戏剧的名家名作,得不到他们的青睐。

我们从“表3”可以看出,演出本在名家译本中所占的分量很低,对西方现代戏剧有重要影响的剧作家霍普特曼、梅特林克等分别仅有一剧搬演,而斯特林堡和皮兰德娄的代表作虽已译出,但是未有一剧上演。相比之下,西方一些二三线剧作家,如美国剧作家尤金·华尔特(Eugene Walter,1874—1941)的《梅萝香》、英国剧作家休伯特·戴维斯(Hubert Davies,1869—1917)的《寄生草》(又名《软体动物》)等剧作,经改译后在中国各地被竞相搬演、复演。

表3 1907—1949年西方现代戏剧名家译剧及演出统计

《梅萝香》是顾仲彝改译的华尔特的JustaWoman一剧,说的是某女被富豪包养,百般无聊之际,与某穷小子私奔后,陷入穷困潦倒之困境,只好回到富豪身边,穷小子后来发达归来,准备迎娶某女,却发现她与富豪旧情未断,愤而离去。该剧自1928年被南开新剧团公演后,被中国旅行剧团作为保留剧目常年演出,并至各地搬演。有评论说,《梅萝香》“已竟失掉了话剧的文学意味,‘文明戏化’了。或者也许惟其如此,所以才博得观众的欢迎”(12)海客: 《看了“新中剧团”梅萝香后》,《三六九画报》,1943年第22卷第12期。。

《寄生草》又译为《软体动物》,有陈泉、朱端钧、佟晶心和赵元任的四个译本,描述某主妇懒于理家和自立,长期处于依赖女佣和丈夫的“软体”状态,直至女佣被其兄爱上,“奇迹”出现,主妇在剧终时才突然转变。该剧1929年4月由复旦剧社公演后,先后被中青剧社、北平小剧院、万象剧社、青年剧社、汉口市戏剧学会、官办“演剧十九队”等剧团搬演,亦是“中旅”剧团的保留节目之一,久演不衰。民国期间的90余个演出本中,60%的演出本被标明为“改译(编)”剧作,没有标明的剧目亦有不少经过了编导们“入乡随俗”的处理,否则难以登台。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静默期”

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的近三十年间,翻译出版的外国剧作只有104部,虽然官方对作家作品的出版进行了筛选,但依然有一些名家剧作面世,如《易卜生戏剧集》四册(1956—1959)、《肖伯纳戏剧集》三册(1956)、《马尔兹独幕剧集》(1956)、《格莱葛瑞夫人独幕剧选》(1958)、《罗曼·罗兰革命剧选》(1958)、《布莱希特选集》(1959)、《沃尔夫戏剧集》上下册(1959)、《梭里亚戏剧集》(1960)和《比昂逊戏剧集》(1960)。

这一时期,结集出版的名家剧本合计56部,但遗憾的是,仅有四部西方现代话剧搬上舞台,即1956年国家话剧院演出易卜生的《娜拉》,1959年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演出布莱希特的《胆大妈妈和她的孩子们》,1961年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滑稽剧团演出黄佐临在20世纪40年代根据美国莫尔纳剧本改编的《梁上君子》(13)李晓主编: 《上海话剧志》,上海: 百家出版社,2002年,第173页。该书将《梁上君子》的原剧作者误写为美国的辛克莱,因为民国时期辛克莱有一译剧《住居二楼的人》(The Second-Story Man),描写一个小偷深夜潜入一对律师夫妇之家的故事,但此剧为独幕剧,只有三个人物,译文可见顾均正译《住居二楼的人》(载1928年19卷10期《小说月报》)。而黄佐临改编的《梁上君子》为三幕剧,剧中人物有十几人,其中也有小偷和律师的角色,内容是讽刺“律师即盗”,经查,原剧实为匈牙利裔美国剧作家莫尔纳(Ferenc Molnar)的《律师》(The Lawyer)一剧。,以及1961年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方言话剧团演出《金钱世界》,它改编自20世纪30年代翻译的法国巴若来(Marcel Pagnol,1895—1974,现译为马赛尔·帕尼奥尔)的剧本《托帕兹》(Topaze,1928)。最初的译本为郑延谷的《小学教员》,随后有顾仲彝改译的《人之初》,《金钱世界》是在顾本基础上再改编的作品。(14)李晓主编: 《上海话剧志》,第185页。

据《中国上演话剧剧目综览1949—1984》一书统计,这一期间有30部外国戏剧上演,但在1949—1978年间,属于“西方现当代剧作家”的话剧作品只有两部(根据笔者上述考证,应该是四部),其余都是苏联、东欧、朝鲜、古巴等国剧目,以及莫里哀、席勒、哥尔多尼等西方17—18世纪剧作家的作品。(15)刘孝文、梁思睿编: 《中国上演话剧剧目综览1949—1984》,成都: 巴蜀书社,2002年,第154、227页。

除话剧外,此期间亦有意大利现代剧作家路易吉·伊利卡(Luigi Illica,1857—1919)和朱塞佩·贾科萨(Giuseppe Giacosa,1847—1906)的歌剧《蝴蝶夫人》出版和上演,该剧由戈宝权和郑兴丽翻译,中央实验歌剧院(1958)、上海市人民沪剧院(1962),以及上海实验歌剧院(1963)分别进行了改编演出。在上海排演此剧时,导演张拓“唯恐排演此剧在政治上出问题,为了争取上演,他排演此剧打的竟是反帝的旗号”(16)曹畏: 《“平克尔顿”话当年》,《上海采风月刊》,2021年第3期。。然而,作为1949年以来第一部在沪上演的外国歌剧,它只演了五场就被叫停,理由是该剧违背了当时要“大写十三年”的文艺政策。(17)曹畏: 《“平克尔顿”话当年》。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60年代中和70年代初,一批“供批判用”“供内部参考”的译剧出版了,其中不乏有价值的名家名作,如法国尤涅斯库的《椅子》、爱尔兰贝克特的《等待戈多》、英国奥斯本的《愤怒的回顾》、瑞士迪伦马特的《老妇还乡》、美国查尔斯·富勒(Charles Fuller,1939— )的《觉醒》、美国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1924—1987)的《黑人怨》、美国威廉·基勃森(William Gibson,1914—2008)的《两个打秋千的人》、美国杰克·盖尔柏(Jack Gelber,1932—2003)的《接头人》、美国尼尔·西蒙(Neil Simon,1927—2018)的《2号街的囚徒》等14部剧作。这些被称为“皮书”的出版初衷是提供反面教材,然而很多却成了启蒙教材。有评论指出:“我们很少听说,某个高官或者著名学者因为读了‘皮书’而对‘左’倾的路线更加坚定。我们甚至可以假定,完全不读‘皮书’更有利于‘左’的路线,一旦读懂了反而容易偏离‘左’倾的方向。”(18)何辉斌: 《内部发行外国戏剧的考据与研究》,《文化艺术研究》,2014年第7期。

新时期译剧的市场热点和改编演出热潮

中国自1978年后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西方现当代戏剧在中国的翻译和演出活动迅速发展。自1987年中国歌剧院排演美国音乐剧《乐器推销员》和《异想天开》后,西方音乐剧进入中国,2002年来华商演的音乐剧《悲惨世界》、2003年的《猫》、2004年的《音乐之声》和《剧院魅影》等,让中国观众开始目睹一个前所未见的绚烂舞台,也让演剧界发现了一个“暴利”项目,被《新华每日电讯》称为中国文化市场的新“金矿”。(19)李坤晟: 《中国音乐剧: 文化市场新“金矿”的开掘之路》,《新华每日电讯》,2013年1月11日。根据“道略演艺产业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2018年中国音乐剧票房增速达到92.8%,共收入4.28亿元,五年年复合增长28.5%,引进音乐剧票房暴涨146.6%,其中《猫》超1亿元票房成为年度音乐剧票房冠军,《芝加哥》《长靴皇后》先后收入突破3 000万元。(20)道略演艺产业研究院: 《票房剧增93%,市场“大年”真正来临?》,2019年8月23日,http: //www.idaolue.com/Data/Detail.aspx?id=1645。位于音乐剧重镇上海的上海文化广场总经理张洁表示,近年为德语音乐剧《伊丽莎白》《莫扎特》、法语音乐剧《摇滚莫扎特》等热门“网红”剧从异地甚至异国专门来沪“尝鲜”的音乐剧迷不在少数,有时还成团入场。(21)吴钰: 《为一部音乐剧赴一场城市之约》,2018年6月7日,https: //whb.cn/zhuzhan/yan/20180607/199918.html。。

西方现代悬疑剧、惊悚剧和闹剧亦涌入中国演出市场,为大众所喜闻乐见。1993年成立的“上海现代人剧社”、2007年成立的上海“捕鼠器戏剧工作室”(后来其与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合作),长期演出英国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悬疑剧多达17部,其中《捕鼠器》自1981年上海青年话剧团首演以来,已有41年的演出历史。各地剧团争相上演西方二线剧作家的此类剧目,例如英国剧作家雷·库尼(Ray Cooney,1932— )的《他和他的两个老婆》《乱套了》《飞来横财》、美国剧作家迈克尔·帕克(Michael Parker ,1935—2019)的《多情的参议员》《荷尔蒙秘方——单身贵族的情爱圣水》《罪恶·性与中情局》、加拿大剧作家彼得·考利(Peter Colley,1949— )的《我会在半夜之前回来》《夜莺别墅的死神》。这样的戏剧至今仍是各剧团常演的保留剧目,不断为城市白领们带来心理和智力上的“按摩”。

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国家剧院于2009年推出的戏剧新媒体传播实验项目,即NT Live,以高清影像的方式将剧场现场演出传播给剧场外的人群,大大提高了戏剧的传播力。中国于2015年引进NT Live,在全国各大城市进行“戏剧放映”,至2020年底,已至少推出45部现当代戏剧,其中有不少填补了国内剧本出版和线下演出都没有的佳作空白,特别是一批80后剧作家的新锐作品,如英国本·鲍尔(Ben Power,1981— )的《雷曼兄弟三部曲》、英国西蒙·伍兹(Simon Woods,1980— )的《议事录》、澳大利亚西蒙·斯通(Simon Stone,1984— )的《耶尔玛》、英国菲比·沃勒-布里奇(Phoebe Waller-Bridge,1985— )的《伦敦生活》等。

同时,不少外国剧团开始来华巡演和受邀参加汇演,最早来华演出的是德国曼海姆民族剧院的《屠夫》(1982)、日本俳优座剧团的《四川好人》(1986)、加拿大多伦多实验剧团的《骄阳已逝》(1987)和美国洛杉矶奥尼尔剧团的《休伊》(1988)。新时期以来,各地举办有外国戏剧上演的戏剧节中较为突出的有“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ACT上海当代戏剧节”“北京南锣鼓巷戏剧节”“天津曹禺国际戏剧节”“杭州国际戏剧节”“乌镇戏剧节”等。

译剧的演出在资本的推动下和政府的资助下各自发展,而在剧本的发表出版方面,相对于以私营出版为主的民国时期,这一时期的国营出版社发挥出极大优势,出版了不少名家剧作全集,如《易卜生文集》(1995)、《王尔德全集》(2000)、《布莱希特戏剧集》(2001)、《贝克特全集》(2013)、《加缪全集》(2002)、《奥尼尔文集》(2006)等。一批新近获奖(诺贝尔文学奖、美国普利策戏剧奖等)的作家亦被争相推出,如英国的哈罗德·品特、奥地利的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和彼得·汉德克、美国的约翰·尚利、尼洛·克鲁斯、戴维·奥本等剧作家。名家的译(演)剧比例不断提高。(见表4)

表4 1907—2020年西方现当代著名剧作家译(演)剧情况

据不完全统计,新时期西方现当代剧作家的剧本翻译数量为1 248部,大致与民国时期的相当,已有原剧译本的演出有343部。与民国时期不同的是,由于新时期版权制度的完善,不少国内演出本受版权保护,并无文本发表;同时许多来华的外国剧团都是配中文字幕演出,所以从整体上看,首演的原剧剧目迅速增长。民国时期仅有96部原剧首演,而新时期至少有812部原剧首演,其中国营剧团(含合资)首演182部(多为名家经典),民营剧团首演200部(含不少实验戏剧),校园(专业和业余)团体首演158部(含不少名家冷门剧作),外国剧团巡(汇)演272部(以当代剧目为多)。

与民国时期相似,新时期也出现了大量对原剧改编演出的现象。不同的是,民国时期的改编是迎合观众市场的需求,而新时期的改编多出于编导们的文化创意动机。国内改编演出版本较多的有: 尤涅斯库的《椅子》(5个版本)、阿尔比的《动物园的故事》(5个版本)、斯特林堡的《朱丽小姐》(5个版本)、萨拉·凯恩的《4.48精神崩溃》(6个版本)、阿瑟·米勒的《萨勒姆的女巫》(6个版本)、谢弗的《伊库斯/马》(7个版本)、迪伦马特的《罗慕路斯大帝》(8个版本)、布莱希特的《四川好人》(10个版本)、贝克特的《等待戈多》(14个版本)。

对于改编版的演出得失,有评论认为“中国的改编者们对原作的旨趣似乎把握得很差。他们以‘解构’为名,对原作进行一系列加工,多强调荒诞、搞笑的一面,而对其中的哲学思考和悲剧精神等闲视之。中国的犬儒主义者们喜欢调侃、颠覆权威和经典,然而这种调侃基本上是软弱无力,甚至堕入虚无”(22)徐健: 《形象的阐释和误读——试论迪伦马特戏剧中的人物塑造》,《戏剧文学》,2006年第8期。。而学者施清婧在考察了贝克特在中国的十余个《等待戈多》演出版本以后,却得出另外的结论:“贝克特戏剧在舞台创作中所采用的不同策略,揭示了文本分析中所忽略的丰富的意义,从而拓展了对贝克特戏剧的阐释可能性……‘中国贝克特’的异质性和杂语性有助于克服面面俱到和刻板印象的解读……通过语言、视觉和地方性的流动变化和重构,与(中国)国家的历史发展以及个体艺术家和观众的审美期望相一致,贝克特在戏剧中得到了多元化表达。”(23)施清婧: 《中国舞台上的塞缪尔·贝克特——跨文化戏剧演出研究(1964—2011)》,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26—227页。

百年往矣,988位西方现当代剧作家的作品在中国面世(24)这里的988位西方剧作家包括作品未译成中文发表出版但有在中国演出的作家。,1 605部剧本被首次译成中文发表或出版,910部戏剧登上中国舞台首演。从这些译/演数据中,我们依稀能看到百年前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们通过戏剧对全民开展思想启蒙的不懈努力;民国时期译剧演出的“洋为中用”“弃雅从俗”呼应着社会运动和商业市场的需要;改革开放前近30年间西方现当代戏剧在中国几乎处于“静默期”,当时人们很难想到,1965年内部出版的供“批判”用的《等待戈多》居然在改革开放后有20个中外演出版登上中国舞台(25)国内改编演出版14个,加上国外巡演版6个,合计20个中外演出版本。;新时期外国名剧在中国的改编和演出热潮,与大众喜闻乐见的商业性演剧热点,构成了一个令人深思的平行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