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彭春“陪同”梅兰芳访美演出新说

张诗洋

梅兰芳1930年出访美国,先后在华盛顿、纽约、旧金山等地演出182天、96场(1)董存发、洪朝辉: 《梅兰芳访美演出场次考证》,《戏曲艺术》,2023年第1期。,不仅标志着梅兰芳个人辉煌的艺术成就,也成为20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事件。中国传统戏曲在对外输出的过程中,尤其是在“五四”新旧剧论争之后,重新确认了自身价值。

梅兰芳开启美国巡演的首次亮相是在1930年2月14日的华盛顿招待会上。演出当晚,梅兰芳原本邀请江亢虎在每剧之前用英语作一简短说明。因江氏临时来不及,恰好戏剧导演张彭春在场,便改由张氏演说救场。张彭春的剧情介绍使“每剧演来益见精彩”,“观众俱能明了剧情,故深感兴味也”(2)李斐叔: 《梅兰芳游美日记》,傅谨主编: 《梅兰芳全集》(第7卷),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2016年,第484页。,为整场演出锦上添花。

更为传奇的是,梅兰芳的秘书许姬传记录了首演结束后,梅兰芳与张彭春的后台相会:

梅兰芳与美国观众第一次见面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南开大学张彭春教授也应邀观戏。终场后,张教授到化妆室问候梅先生,梅问:“今天的戏,美国人看得懂吗?”张答:“不懂,因为外国没有端阳节,晴雯为什么要撕扇子,他们更弄不清楚。”

梅兰芳紧握张教授的手说:“这次我们计划以自编的古装歌舞剧如《天女散花》等为主,大都情节简单,照您的说法要另选剧目,请您帮忙带我重新组织安排一下。”(3)许姬传、许源来: 《忆艺术大师梅兰芳》,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年,第21页。

这段记述中,张彭春的出现对梅剧团来说,颇有些“天降神兵”的色彩。梅兰芳迫切要求张彭春另选剧目,重新组织演出。但选剧一直是梅剧团访美筹备的重中之重,据齐如山记载,在准备赴美演出的七八年间,他们设法请教外国人哪些戏适合出洋演。(4)齐如山: 《梅兰芳游美记》,《齐如山谈梅兰芳》,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第23页。精选的剧目却在首演当天遇冷,张彭春坦陈,所选的新编戏并不符合美国观众口味,晴雯撕扇等文化意象在异域传播中令人费解。不仅如此,张彭春后来还建议梅兰芳增加《铁冠图·刺虎》这一唱段。而这出昆曲,梅兰芳此前从未公开演出过,因此“只得连夜温习剧本,至天明始得就寝”(5)李斐叔: 《梅兰芳游美日记》,《梅兰芳全集》(第7卷),第486页。。借历史的后视镜来看,梅兰芳不但冒险同意张彭春更改剧目、调整演出,还在最为关键的纽约演出中增加张彭春建议的《刺虎》,甚至多次将《刺虎》作为压轴剧目上演。访美演出过后,《刺虎》一剧在梅兰芳访苏演出中也最受好评,日后成为了梅氏的代表作之一。笔者在感叹梅与张艺高人胆大之余,对访美演出的筹备过程、剧目安排、参与人员等问题产生了诸多好奇和疑问。本文拟通过对新材料的解读,尝试还原访美的具体筹备与演出经过,贴近演出发生、发展的时空、场景和人事逻辑,考察并澄清一些梅兰芳访美演出研究中的文献、史实与想象。

一、访美前的筹备与交涉

在记录梅兰芳访美的文献中,《梅兰芳游美日记》(下简称“《游美日记》”)尤为重要。该日记由梅兰芳秘书李斐叔撰写,记录了梅剧团从行前筹备到美国演出的情况。正如李斐叔所言,“我的游美日记,完全是实事的遗痕”(6)李斐叔: 《梅兰芳游美日记》,《梅兰芳全集》(第7卷),第335页。,“抱定‘有一句说一句’的宗旨”(7)李斐叔: 《梅兰芳游美日记》,《梅兰芳全集》(第7卷),第362页。,这部亲历者的记述,遂成为学界所依据的主要材料。同时,《游美日记》还被视作“梅兰芳生活史和心灵史的真实折射”(8)李小红: 《〈游美日记〉中的梅兰芳》,《戏曲艺术》,2016年第3期。,显示出珍贵的学术价值。

现藏于梅兰芳纪念馆较为完整的“游美日记”,有“原始稿”和“整理本”两个版本。(9)目前此二种日记经过整理,均收入傅谨主编的《梅兰芳全集》中。其中“整理本”字迹干净、内容整饬,便于利用;“原始稿”漫漶不清,但记录更为丰富,提供了梅兰芳访美演出事件的更多细节。另据刘祯、毛忠告知,梅兰芳纪念馆所藏8个版本的“梅兰芳游美日记”将收入新版《梅兰芳全集》(拟于2024年出版),特致谢忱。对比阅读时,笔者发现原始稿有记载而整理稿中并未提到的一件事,颇有些耐人寻味: 1929年12月20日,梅兰芳在天津见到严慈约(10)严慈约与梅兰芳相识多年,时任河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据《南开学校董事会公启南开学校董事会致张伯苓函(1925年1月8日)》,严是南开大学的校董事之一,对南开校长张伯苓及其弟张彭春均较熟悉。见梁吉生、张兰普编: 《张伯苓私档全宗》(上卷),北京: 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第23页。。严慈约问及游美筹备事,并推荐了熟悉美国剧坛的张彭春。从梅兰芳的答复来看,他显然早知有其人,并解释说此前“张先生也曾经加以赞助和指导”(11)李斐叔: 《梅兰芳游美日记》,《梅兰芳全集》(第7卷),第339页。。不过,发生了一些“误会”。

显然,梅兰芳此时还未预料到,在美国演出中张彭春将起到怎样的作用。事实上,张彭春在梅兰芳访美演出中的重要功绩,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并未得到充分彰显。直到《游美日记》的发现、整理,以及许姬传撰写回忆文章,张彭春得以被提及。如果按照梅兰芳的表述,游美计划最初进行时,张彭春即参与其中,那么张彭春对梅兰芳做过哪些“赞助和指导”?发生了什么“误会”“隔膜”?《刺虎》这一临时增加的戏码,缘何成为访美演出的记忆点?如此种种,囿于文献缺失,以往并未被关注,却是考察梅兰芳赴美演出史实的重要依据。

幸运的是,笔者新发现的42册张彭春日记稿本(12)可参拙作《新发现张彭春日记的文献价值考述》,《文献》,2021年第5期。中保存了相关记载,可与《梅兰芳游美日记》以及齐如山、冯耿光等人的书信相互印证,重新认识梅兰芳赴美演出的经过。

张彭春(1892—1957),字仲述,戏剧家、教育家和外交家,是中国现代话剧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是教育家张伯苓的胞弟。新发现的张彭春日记,详细记载了1924年到1932年张彭春在清华学校(大学)、南开大学任职期间的生活状况,提供了民国戏剧史、教育史、社会史的一手文献。在戏剧史研究方面,张彭春日记不仅记录了他的话剧表导演思想、戏剧研究历程、南开新剧团的历史沿革等,还披露了1930年梅兰芳剧团访美演出的筹备经过。

张彭春被誉为“北方现代话剧的创始人”(13)黄佐临: 《张彭春教授——北方话剧运动的奠基人》,《艺术百家》,1990年第2期。,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现代话剧《Chains》(1914)(14)据田本相考证,张彭春在1915年创作的《外侮》,是第一部中国现代话剧。见田本相: 《中国现代话剧的先行者张彭春》,收入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会编: 《中国话剧先行者张伯苓张彭春》,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9页。笔者整理张彭春日记时发现,张彭春曾自述创作经历。在1915年创作《外侮》之前,其第一部话剧应是1914年春创作的三幕剧《Chains》。见张彭春: 《日程草案》,1925年6月19日,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按,下文所引日记仅随文标注日期。。张彭春创作的《新村正》标志着中国现代戏剧结束了文明新戏时期(15)陈白尘、董健主编: 《中国现代戏剧史稿》,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年,第42页。。他与洪深共同创作的《木兰》,于1921年在纽约百老汇演出并大获成功。他还最早运用欧美话剧导演制度,指导南开新剧团译介、排演《娜拉》《国民公敌》《少奶奶的扇子》《争强》等西方名剧。

除了话剧之外,张彭春对中国传统戏曲亦有所研究(16)张彭春曾有较为具体的戏曲史研究计划。中华书局经理周支山约他合编有关“中国戏剧”的书。张彭春拟定的纲目包括: 中国戏有没有将来?以往社会心理对于它如何?将来又如何?改进中国戏应取哪些步骤?以前什么是大家共认为戏的美?美的标准近来向哪方改变?(1925年12月22日)直到1928年末,张彭春将主要精力投入话剧的编排,仍不忘“研究皮黄近来的变迁”(1928年11月21日)。。美国留学归来后,张彭春常听京剧(17)仅张彭春日记中所记的名角演出,就有梅兰芳的《霸王别姬》(与杨小楼)、《六月雪》、《群英会》、《廉锦枫》,杨小楼的《落马湖》、《陈圆圆》(与朱琴心)、《连环套》(与王长林),程艳(砚)秋的《金锁记》,周信芳《封神榜》,等等。,对演员的舞台表现力、剧本的编创最为看重,对已富盛名的角儿评价客观公允,并无溢美之词。张彭春看得最多的还是梅兰芳的演出(18)梅、张二人交往,或起于1918年1月南开新剧团赴京募捐期间,新剧团在城东青年会演《一元钱》,梅兰芳观看演出。《春柳》报道称:“去年新正,天津南开学校新剧团,在北京演《一元钱》,本年新正,天津广东音乐会在北京广东新馆演戏,兰芳皆往观,以供自己技术之参考,亦可谓热心也已矣。”见《杂事轶闻: 梅兰芳之热心观剧》,《春柳》,1919年第3期。张彭春曾指导《一元钱》,1918年尚在国内,有可能此时已与梅兰芳相识。梅、张二人至迟于1924年泰戈尔访华期间已有所交往,梅兰芳在《忆泰戈尔》一文中说:“在北京城里许多次集会中,使我最难忘的是1924年5月8日那一天。泰翁早就选择了到北京来度过他六十四岁的寿诞,而我们也早就准备为他祝寿,排演了他写的名剧《齐德拉》(Chitra)。”见梅兰芳: 《忆泰戈尔》,《梅兰芳全集》(第3卷),第119页。《齐德拉》由张彭春导演,梅兰芳虽并未参与排演,但演出当天到场观看,并邀请泰戈尔5月19日去看自己新排的神话剧《洛神》。可参拙作: 《探索与纠偏: 新月社排演〈齐德拉〉的戏剧史意义》,《戏剧艺术》,2020年第4期。,1925年1月20日日记载:“晚看戏,梅、杨合演《霸王别姬》,这是我第二次看。这次特别好。”所谓“第二次看”特别好,言外之意即第一次(1923年10月3日与张伯苓一道)观看的演出,还有可提升的空间。《霸王别姬》由齐如山根据《千金记》传奇新编而成,梅兰芳饰演虞姬,杨小楼饰项羽,自1922年正月公演后,又不断听取各方意见修改完善。张彭春客观地评价道,“皮黄的戏有这样出产的很可观”(1925年1月20日)。1927年,巴黎万国戏曲协会成立,谢寿康约请梅兰芳次年去巴黎演艺。张彭春遂在7月25日日记提及访美一事,但此时梅兰芳尚未邀请其参与筹备事:

畹说如山嫁女,有请帖来,约我去京一行,并为介绍伶界。至今无帖来。又如山要送他改编的《西施》来,至今也不见。

……

我望的是美游吗?假若他们约我经理,我有什么把握?

直到1929年,张彭春与梅兰芳、齐如山等人频繁联络。(19)据华美协进社孟治《六十年之追求》(A Sixty-year Search)记载,1928年1月孟治访问北平时,“开始与张彭春、梅兰芳、齐如山讨论梅兰芳访美一事”。1929年8月,“开始认真讨论访问的细节问题”。李庆本、李彤炜《谈华美协进社在梅兰芳访美演出中的作用》一文(见载《戏剧》,2018年第5期),审慎地指出孟治所言为孤证,且只是“讨论”,并没有明确说是华美协进社邀请了梅兰芳访美。在张彭春日记中,笔者亦暂未能发现孟治及华美协进社邀请梅剧团的记载。另据洪朝辉告知,华美协进社相关史料现归入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收藏,书目资料正在整理,暂未公开,阙疑待考。张彭春希望促成梅兰芳赴美演出,为此他写信给挚友徐志摩,请徐为其说项——致信梅兰芳背后的“财主”冯耿光,以期成为梅剧团顾问(1929年4月15日)。梅兰芳13岁时,便与冯耿光相识,其后冯一直是他最重要的经济支柱之一(20)借用李斐叔的话说,“梅先生是冯先生的第二生命,冯先生也是梅先生的第二生命”。见《梅兰芳游美日记》,《梅兰芳全集》(第7卷),第362页。。冯耿光为访美打通关系、筹集资金,单是写给梅兰芳及齐如山等人的信札电报就“不下几百封”(21)李斐叔: 《梅兰芳游美日记》,《梅兰芳全集》(第7卷),第362页。,可谓煞费苦心。

果然,徐志摩向冯耿光推荐张彭春之后,冯即刻联系齐如山去天津拜访张彭春。齐如山或许少了些诚意,张氏在日记中写道:“冯是很希望梅在美国成功,所以冯函约我。齐大概愿意利用别人的意见,而去完全由他自己主持。”(1929年5月7日)五天后,梅兰芳的《廉锦枫》上演,张彭春被邀请到北平看戏,并同齐如山长谈赴美演出事宜。张彭春认为齐如山所编《廉锦枫》戏不够好(1929年5月15日),两人还对孟小冬是否同去美国为梅兰芳配戏一事发生分歧,张彭春力劝不可。从结果上看,梅兰芳与齐如山最终采纳了这个意见,并未让孟小冬随行。

随后,梅兰芳单独拜访张彭春,言辞诚恳。梅提到他此去美国,如果经费上有剩余,最终希望办一所戏剧学校云云。而齐如山从未将筹款这一愿景的前因后果说与张彭春,对筹备的情况有所隐瞒。这让张彭春怀疑齐如山有私心,并感到自己“太容易利用”(1929年5月18日)。加上二人此前在选取剧目等问题上意见不合,张彭春将齐氏改编的剧本奉还,表示不再参与此事。

如果说齐如山的态度是阻碍张彭春赴美的一道坎,那么兄长张伯苓此时恰巧为张彭春提供了退路。张伯苓希望张彭春全力预备做他的继承者,执掌南开大学。此前张彭春因经历校务风波、受人钳制,被迫离开清华大学回到南开。校长的“橄榄枝”给了他安慰,张彭春即刻南下考察中学教育,与梅剧团的接触暂时停下。

不过,教育考察归来后,张彭春又收到齐如山恳请其出面为梅剧团提供帮助的来信。而张彭春也再次动心,并在日记中有条不紊地安排可以为梅剧团做的工作:

如果偕梅去美: 请齐主持,我只顾问。……

改脚本,我不能。选择上或有一点意见。

介绍文字——或演说——我可以写两三篇(用英文)。

对于美国戏剧状况,我可以给他们说明。我自己也要看最近《Theatre Arts Monthly》等杂志。

美国旅行须知——同行人必须经过训练。

排演时可以参加意见。

应带物件的择定——行程——护照——交际——计划上都应商量。

……

要对于梅去美诚意作一点工夫。

(1929年7月2日)

张彭春坦言不能胜任修改戏曲脚本的工作,但在选择演出剧目、撰写英文介绍、说明美国戏剧等方面,张彭春均属在行,愿意出任顾问。甚至连编写剧团旅行须知、准备赴美物资等,张彭春也考虑在内,十分周到。待齐、张二人再次见面商酌时,已论及同行人员、责任分工、演出分红等更为具体的事项安排。据张彭春日记记载,在齐如山的计划中,齐本人全权负责改编剧本、排演、在美有关材料的准备,任“总指挥”,这与我们目前所知的情况相符;而张彭春负责的是“文字与艺术的介绍”“宣传方针”等(1929年7月8日),这是以往长期被忽略的。当赴美的准备已经成功“九成”,却不想最终被“打散”(1929年9月27日)。

二、访美背后的角力与制衡

除了齐如山和冯耿光,赴美演出筹备中还有两位重要的幕后人物——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与中国驻美全权公使施植之。

梅兰芳在1927年与冯耿光的信中就曾提到,他将单独密会司徒,能否出行全在于司徒雷登是否同意(22)梅兰芳: 《致冯耿光信》,梅葆玖、王文章、秦华生编: 《梅兰芳往来书信集》,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2016年,第8页。。盖因司徒有资格提请美国大使馆,邀请人员赴美(此前张伯苓赴美考察,也通过司徒雷登联系),亦可以接洽美国剧院,并提供部分资金支持。此后,冯耿光通过多方运作,又与驻美全权公使施植之密谈梅兰芳赴美所需经费问题。冯告知,司徒雷登秘书傅泾波表示,将来到美国与各界名流联络、交流则“非施不可”,并且“施君极热心,与司徒亦确有交情”(23)冯耿光: 《致梅兰芳信》,《梅兰芳往来书信集》,第136页。。梅党认为司徒雷登与施植之均是访美的关键人物。

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提到,梅兰芳计划去美国巡演时,“不仅向我咨询商业方面的事宜,也问我如何选择演出曲目以适应美国观众的欣赏口味”。他对梅兰芳坦陈自己对中国戏曲“一窍不通”,“对美国戏剧也知之甚少”,但梅兰芳仍时常邀请自己观看演出。据司徒称,“我不知道为什么梅先生那么尊重我的看法,但是后来他的美国巡演取得了圆满成功”。(24)司徒雷登: 《在华五十年从传教士到大使——司徒雷登回忆录》,陈丽颖译,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2012年,第57页。言下之意即梅兰芳听取了司徒雷登的某些建议,其中可能包括了赴美人选等问题。

由现存梅党书信和张彭春日记来看,梅党因为司徒雷登的态度,隐约感到张彭春在美国的学缘、人脉关系,并没有到达“非张不可”的地步;而张彭春在戏剧方面的造诣是否能够帮到梅兰芳也未可知。司徒雷登强调驻美公使施植之对于访美的重要意义,其实与有意避忌张彭春有直接关系。访美筹备中的角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齐如山在权衡张彭春、司徒雷登对于访美的重要性后,认为司徒雷登开罪不得。笔者在齐如山写给冯耿光等人的信中,找到了证据:

司徒与张仲述之比较: 又微兄示云,此次得罪仲述,恐其为害。此固不无卓见,但此不足为忧也。南开本无在美募款之资格,当张伯苓赴美之先求助于司徒,司徒与之写了几封介绍信,并未提及捐款事,且皆系个人名义,盖不欲牺牲燕京也。现伯苓在美失败,故仲述傍畹赴之意为极进(震修兄尽知,施公使亦知之),于晤司徒时,侈言彼在美识人之多且举数人,司徒闻之,颇知其人,且不甚相干,又不足助(亦不足为言)畹。当即问仲述云: 令兄募款事如何?仲述云: 有几处失败、有几处有点效力。于是司徒疑其为籍畹为彼募款,又恐其盖过畹,专讲自己之学说,使畹成其试验品,则尤不合矣。此司徒反对仲述之情形也。且得罪仲述固可怕,若得罪司徒,则以后尚能赴美乎?(25)齐如山: 《致冯耿光、赵叔雍、吴震修关于访美演出的书信》,《梅兰芳往来书信集》,第316页。

齐如山此信详细说明了司徒雷登不希望张彭春随行访美的原因——张彭春可能借随梅剧团赴美的机会,为南开大学筹款。1929年7月16日,张彭春会见司徒雷登与施植之时,司徒对南开在美募款很不赞同,张彭春当即表示“如果我同梅去,南开募款事我不兼顾”。即便作此妥协,司徒并未让步,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人直接到美募款实在与燕京有冲突”(1929年9月19日)。据张彭春观察,司徒雷登“有点自以为主的样子”,对“谁去不去,几时动身”(1929年7月16日),似乎都有决定权。

这种决定权来源于司徒雷登曾表示愿意出面向燕京大学借款5万元(26)但后来借款并未实现,而是改由李石曾、冯幼伟、吴震修等共同筹备。,还可以帮助联络剧院、宣传引介,以支持梅兰芳访美演出(27)关于司徒雷登助力梅兰芳访美有关的书信文献,可参冯伟: 《司徒雷登助力梅兰芳访美新考》,《戏剧》,2023年第1期。。经费缺口是梅党能否出洋面临的最大问题,齐如山原本计划先借款出去,“挣钱回来再开办学校”,经李石曾提醒,“先办学校比较容易入手一些”(28)齐如山: 《梅兰芳游美记》,《齐如山谈梅兰芳》,第10页。。梅党遂以“创办戏剧学校”为名义,而不仅仅以个人演出之名为访美之行筹款。齐如山听闻司徒雷登对张彭春设下“鸿门宴”的全过程,也深知司徒对于张彭春赴美动机的怀疑。张伯苓此前赴美,乃借重于司徒雷登帮助,才得以成行。所以在与张彭春见面时,司徒有意问起张伯苓筹款失败一事,并质疑张彭春此次赴美是依傍梅兰芳一行再次为南开募款。

第二,比经济利益的冲突更严重的是,如果张彭春到美国后,专讲自己之戏剧学说,则使梅兰芳演出成为张氏的试验品,这是齐如山和梅党成员不愿看到的情况。更何况,梅兰芳也有筹款办戏剧学校的意图(1929年5月18日),张彭春同时开展筹款,有可能分散募捐进项。通盘权衡之下,齐如山认为张彭春虽在戏剧方面颇在行,或许对梅兰芳演出会有些帮助,但面对能否出洋都成问题的经费吃紧状况,司徒雷登一方更是开罪不得。所以,梅党宁可得罪张彭春,也不能失去赴美机会。

第三,笔者在仔细阅读张彭春日记后,也发现了张彭春内心经历的微妙变化。这一层隐秘叙事,在以往梅党公开发表的日记、回忆录中无法见到,却也是访美筹备中角力与制衡的重要因素。

此前,南开大学经费紧张,一度到了欠款停办的危急局面。张伯苓不得不在1928年底“出征”美国,请校友与社会各界捐款。张彭春担任代理校长期间,蒋廷黻、萧公权等几位重要教授相继辞职,南开陷入财政亏空又损兵折将的境地。张伯苓筹款有限,仍未解决私立大学经费难题。张彭春便希望再次赴美筹款——一来利用自己美国留学多年之经历、人脉,拯救南开困局,二来真正施展拳脚,挣得声名——赴美的机会于公于私都值得争取(29)南开举办张彭春访美欢送会,校报曾做如下报道:“张仲述先生冒雪凌寒,赴美募捐,举凡南开师生,无不钦佩!顷闻张先生已于十二日晨,借来凌太太乘轮去沪,转程赴美。风烈浪大,尚望张先生善自珍摄。来年功成归国,则南开之繁荣可预期也!”见《校闻: 张仲述先生业已起身赴美》,《南开大学周刊》,1929年第75期,第39页。。他分析赴美的可行性: 仅作为张伯苓的弟弟,则得到捐款的机会较小;若作为中国戏剧专家、梅兰芳顾问,则代表着一定的话语权和业界地位。他计划“先为中国戏作介绍,以后再捐款也有话讲,人也可以知道P.C.Chang(按,即张彭春)可巧是伯苓之弟”(1929年8月12日)。这样既能协助梅兰芳,又保障了南开筹款。

不过,这一打算遭到司徒雷登等人质疑。张彭春在日记中自辩,绝非仅仅想借重于梅剧团,钱是“小问题”,他想做的是为“中国戏剧争光荣”(1929年8月12日)。的确,张彭春与梅兰芳多次长谈之后,深为其人格打动,尽心诚意筹备演出,认识到访美对中国戏曲界意义重大,因此“想尽一种介绍说明的职责”(1929年7月18日)。向美国推介中国戏曲,至少应具备三种条件: 第一,熟谙中国戏曲传统和梅兰芳表演艺术;第二,了解西方戏剧传统;第三,熟知西方观众审美心理、观演好恶和演出市场情况。张彭春三者兼具,的确是合适人选,并且抱有十足的信念感,“惟有我可以作这部分工作”(1929年7月18日)。

但经梅党权衡利弊之后,张彭春未能如愿作为梅剧团成员出访美国。不过,张彭春此时已征得校长张伯苓同意,将前往美国讲学。在南开的欢送会上,张彭春表示:“此次出国……最大之目的,是使外人认识南开,决不受任何有限制之募款,因为南开是靠自己发展的。”(30)《校闻: 张仲述先生业已起身赴美》。脱离了梅剧团,张彭春访美的任务是为南开扬名增誉、筹得捐款。张彭春访美恰与梅兰芳同时,到底是巧合还是有意选择已无从知晓,毕竟梅兰芳剧团因为经费筹措、剧院协商等问题,出访时间曾几经变动。既然同一时间在美国,自然少不了碰面,而与梅剧团再相见时“究竟取什么态度”(1929年8月25日),成为张彭春意难平之外需重新考量的问题。

这一心结得以解决,正是因为前文提到的严慈约的极力推荐。梅兰芳表示:“他(按,指张彭春)对于游美这件事,是非常赞成热心。我们回平之后,当再去信,请其辅助,我料他一定会给我们一个狠(很)美满的答复的。”(31)李斐叔: 《梅兰芳游美日记》,《梅兰芳全集》(第7卷),第339页。梅剧团将从上海出发乘船赴美。行前,梅兰芳写信给张彭春,邀请他和徐志摩共同磋商游美计划。1930年1月2日,三人在上海冯耿光府上汇合,《游美日记》作如下记载:“夜膳后,张彭春、徐志摩二先生,应约而来,于游美计划,磋商再二。……张先生在天津的时候,接得梅先生手书,随即复允,今日又承他面许,到美国后,自当全力帮助。他在数日之内,先行出洋。”(32)李斐叔: 《梅兰芳游美日记》,《梅兰芳全集》(第7卷),第363页。由此可知,梅兰芳再次写信给张彭春以释疑窦。张彭春启程赴美讲学在即,仍提前到上海赴约,并当面承诺到美国后将全力帮助梅兰芳,为梅剧团“第一次建立了导演制”(33)以往戏曲班子没有导演,据许姬传说:“梅兰芳请张彭春担任导演并负责演出,这是梅剧团第一次建立‘导演制’”,见许姬传、许源来: 《忆艺术大师梅兰芳》,第22页。。

三、改换剧目与编排《刺虎》

事实上,张彭春未能作为梅剧团的成员出访美国,而是恰巧同时期代表南开大学赴美讲学。张氏在美讲学、筹款取得了怎样的成果,我们已不得而知,但他同期访美对梅兰芳剧团的意义重大。从参与筹备时即为梅兰芳选择剧目、参与排演,到访美期间担任梅兰芳剧团导演,张彭春在演出方面主要负责如下事项:

(一) 编选剧目

选剧合适与否直接关系到访美演出能否成功。早在1925年,梅党曾邀请美国戏剧家班托克为出洋演出挑选剧目。据《申报》报道,当时选出的梅兰芳“生平最精彩之杰作数十出”(34)《梅兰芳出洋之动议》,《申报》,1925年3月24日。,即《黛玉葬花》《打渔杀家》《贵妃醉酒》《木兰从军》《一缕麻》《霸王别姬》《洛神》及新排之“花蕊夫人”等,主要是以新编戏为主。其后,齐如山一直留心询问外宾对于中国戏曲的喜好,不断调整选目、修改剧本,在访美前选定的剧目包括: 《霸王别姬》《贵妃醉酒》《黛玉葬花》《佳期》《拷红》《琴挑》《偷诗》《洛神》《思凡》《游园惊梦》《御碑亭》《晴雯撕扇》《汾河湾》《虹霓关》《金山寺》《打渔杀家》《木兰从军》《天女散花》。另外,齐如山把梅兰芳擅长的剑舞、袖舞、刺舞、杯盘舞等单独抽出来重新编排,还为了贴近西洋时兴的芭蕾舞,增加了踩跷为主打的剧目(35)齐如山: 《梅兰芳游美记》,《齐如山谈梅兰芳》,第23页。。

1929年,在与张彭春商讨如何选剧时,齐如山仍主张访美演出以新戏、古装歌舞戏为主,并准备了数种自己的新编剧本送予张彭春挑选。但张彭春认为《廉锦枫》一类的新戏不够好(1929年5月15日),赴美还是应该多演传统戏。在演出剧目的择取上,张彭春下过一番功夫。在看过梅兰芳多场演出后,张彭春认为《六月雪》《群英会》等戏“可以带到国外去”(1929年6月21日)。另外,他主要参考《戏考大全》《梨园佳话》等书,挑选出如下戏目:

《别姬》《刺虎》《白蛇传》(全本)《思凡》《木兰》《香妃恨》《奇双会》《空城计》《桑园寄子》《李陵碑》《宇宙峯》《红鸾禧》《战蒲关》《彩楼记》《五家坡》《醉酒》《狮子楼》《三国志》《闹学》《冀州城》(36)张彭春参与筹备访美初期,已将昆曲折子戏《刺虎》列入备选剧目中。该戏此前并未列于梅剧团的筹备剧目中,也并非梅兰芳代表作。后来经过张彭春力荐,成功制造了《刺虎》作为访美演出的最大“爆点”。具体分析详后。

张彭春与齐如山为访美选定的剧目有根本不同。齐如山的戏剧审美主要来源于“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演剧”(37)孙柏: 《纽约进行时: 梅兰芳的美国逆局——对一个戏剧史转折时刻的追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11期。,而张彭春则深受易卜生式的现代戏剧浸润。张彭春在筹备筛选剧目时,除了唱腔好听、身段好看,能体现梅兰芳艺术特色之外,他主要考虑的是外国观众的文化接受问题。虽然在访美之前,张彭春的建议未能被采纳,但在美国首场演出遇冷后,经张彭春提醒,梅兰芳意识到原本准备的访美剧目并不能像在国内一样叫座。尽管《晴雯撕扇》《天女散花》这些古装新戏、歌舞剧等,在1919年的日本演出中曾受到好评,但这类新编戏“大都情节简单”(38)许姬传、许源来: 《忆艺术大师梅兰芳》,第21—22页。,脱离了东亚文化背景,仅靠赏心悦目的审美体验未必能征服美国观众。于是梅兰芳拜托张彭春尽快重新选剧、安排节目单。张彭春坚持演旧戏为主,“外国人对中国戏的要求,希望看到传统的东西,因此必须选择他们能够理解的故事”(39)张彭春始终主张在美应多演传统戏。据许姬传回忆:“张彭春说: ‘外国人对中国戏的要求,希望看到传统的东西,因此必须选择他们能够理解的故事。中国戏的表演手段唱、做、念、打,但这些都为剧情服务,外国人虽不懂中国语言,如表情动作做得好,可以使他们了解剧情,每次演出剧目要多样化,如同一桌菜肴具备不同的色、香、味,才能引人入胜。我主张以传统戏为主,武打古装戏作为片段,服装、化装要配搭。’”见许姬传、许源来: 《忆艺术大师梅兰芳》,第22页。。可以说,张彭春对于访美剧目的选择,最终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重传统、重情节、重表演、强调剧目多样化等选剧标准,也在张彭春担任导演、革新演出方式中得以落实。

(二) 导演重排

对于一些中国传统戏曲剧目,张彭春曾在日记中指陈其弊:“意义与结构太少力气,没有脱掉一段一段书词的组织法——唱些句,几句说白,又唱些句。所谓身段,也是零散的。能动感情的戏很少。情节都非常简单。”(1929年5月15日)此说以话剧为本位,认为传统戏曲结构松散,虽有以偏概全之嫌,但确实是站在观众的角度,戳中了传统戏曲剧本和表演的一些弊病。

美国演出中,多数观众不具备中国传统文化背景,又听不懂文词,舞台的热闹、故事的情节、身段的表现力显得重要。因此,在访美演出中,张彭春改造了京剧的表演方式。比如在《贵妃醉酒》中,张彭春压缩了一些“交代性”文唱,并减少进酒、调情等表演的次数,使得所选出目内容更加凝练集中。排练时,他亲自掐表计时,将45分钟的剧情缩短到25分钟以内,将整晚演出安排在2小时以内。

此外,对于不同城市,或是同一城市不同场次的演出,齐如山此前听说,“因为外国习惯,不可以随便换戏目,倘一换,则上座必要受影响。”(40)齐如山: 《国剧发扬到国外》,《齐如山谈梅兰芳》,第204页。张彭春并未受此限制,每晚安排四五出不同的剧目,使剧情、扮相各具特色,以“变化观众眼光,使他们不至于感到厌倦”(41)齐如山: 《梅兰芳游美记》,《齐如山谈梅兰芳》,第24页。,满足不同观众的观演需求。在美演出期间,张彭春对每个经过协商选定的剧目删改剪裁,严加排练,“张先生上课啦”(42)许姬传、许源来: 《忆艺术大师梅兰芳》,第41页。,遂成为梅剧团访美期间的口头语。每场演出后,张氏又连夜提建议并商议下一场的剧目与排练。梅兰芳盛赞张彭春,“干话剧的朋友很少真正懂得京剧,可是P.C.张却是个京剧的大行家”(43)黄殿祺编: 《话剧在北方的奠基人——张彭春》,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1995年,第251页。。

(三) 改换剧目

纽约演出是梅剧团最为看重的一场,关系到“来美成功与失败”(44)李斐叔: 《梅兰芳游美日记》,《梅兰芳全集》(第7卷),第487页。,剧目的选定尤为重要。梅兰芳原本计划在纽约演出《汾河湾》《青石山》《空城计》《别姬》四段,张彭春则建议他加入昆曲《刺虎》一折,而不是梅兰芳更熟悉的《天女散花》《御碑亭》一类的戏码。

《刺虎》选自《铁冠图》,演亡明宫女费贞娥欲为君报仇,假扮公主意图行刺李自成,不想李自成将其赐给虎将李固为妻。洞房之夜,费贞娥把李固灌醉刺死,然后自刎身亡的故事。《刺虎》一折“结构极好”(45)李斐叔: 《梅兰芳游美日记》,《梅兰芳全集》(第7卷),第486页。,富有张力,搬演到舞台上极富表现力。除了“故事的紧凑性和连贯性”(46)邹元江: 《从尝试新潮演剧到回归“旧剧的途径”——对梅兰芳1912—1935年表演剧目转圜的反思》,《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符合西方审美,在结构和意义“太少气力”的传统剧目中,较为另类。该剧在审美属性上,有如西方戏剧中的“命运悲剧”一般,情感充沛,动人心魄。因此,张彭春在国内选戏时即建议排演《刺虎》。华盛顿首场演出验证了张彭春对于美国市场的判断,因此他为纽约及后续的演出制定了新的节目单,重新编排,其中最典型的策略便是加入《刺虎》一剧。张彭春将戏目改为《汾河湾》、《青石山》、剑舞、《刺虎》四出。在后来的旧金山演出中,第一戏目为: 《闹学》、《青石山》、杯盘舞、《刺虎》,《刺虎》均列作压轴大戏。(47)《青石山》的演出频次也很高,该戏由武旦朱桂芳扮演,以便于梅兰芳改装。

(四) 增加《刺虎》

齐如山《梅兰芳游美记》透露了张彭春选取《刺虎》的另一原因:

我把(按照张彭春的意见)选定的剧本,都按(张彭春规定的)这个时间(不超过两个小时)改编了一回,编完后,去请教张彭春君。张君说:“《刺虎》这出戏非演不可,因为它不仅演朝代的兴亡,并且贞娥(按,即梅兰芳演的费官人)脸上的神色,变化极多,就是不懂戏的人,看了也极容易明了。”(48)齐如山: 《梅兰芳游美记》,《齐如山谈梅兰芳》,第24页。按,括号内容均为齐氏原文。

张彭春看重的是费贞娥“神色”变化极多,即便是不懂戏的外国人,也容易看懂。而据《梅兰芳游美日记》所言,梅兰芳此前其实从未公开演过《刺虎》。在张彭春坚持之下,梅兰芳敢于采纳建议,冒着怎样的风险可想而知。

张彭春在排练时亲自担任导演,据琴师徐兰沅回忆:“《刺虎》里,费贞娥的主曲[滚绣球]也删去,其他场次和身段也有精简,我们事先反复排练。张彭春先生拿着表,掐钟点……《刺虎》三十一分钟,时间的准确使得美国人感到非常惊讶。”(49)许姬传、许源来: 《忆艺术大师梅兰芳》,第24页。演出的效果也证明了张彭春精准的判断,“演此剧时观众极为动容,此剧情节固动人,梅先生演来尤能妙到秋毫也”(50)李斐叔: 《梅兰芳游美日记》,《梅兰芳全集》(第7卷),第487页。,极大地增加了梅兰芳的舞台魅力。美国剧院有不成文之规,凡是名伶演剧,以结尾揭幕、再谢幕的次数可看出受欢迎的程度。美国演员最受欢迎的揭幕不过十次,而梅兰芳此次演出,竟达到了十五次之多,一时成为美谈。

演出中,张彭春将《刺虎》放在最后压轴。从剑舞改扮成《刺虎》的费贞娥,头饰、服装都有很大的变动,需要“戴凤冠,穿红蟒,着彩鞋,后易青褙子、白腰包,甩发,仗剑”。为了能够正常换装,张彭春在两个剧目之间安排了“大休息”“叫帘”“说明”三个环节,共“占二十三分钟”(51)许姬传、许源来: 《忆艺术大师梅兰芳》,第24页。。以《刺虎》收场,使整台演出达到高潮。当时纽约剧评人斯达克·杨(Stark Young)撰有《梅兰芳》一文,就特别指出,“《刺虎》一剧最使吾人满意”(52)李斐叔: 《梅兰芳游美日记》,《梅兰芳全集》(第7卷),第494页。。后来梅兰芳专程拜访斯达克·杨时,他详细询问梅先生:“《刺虎》斟酒时,何以身段与每次所演偶有相异之点?”斯达克·杨显然对中国戏曲身段提前做了功课(53)据许姬传回忆,斯达克·杨当面向梅兰芳提出有关《刺虎》一剧的表演的具体看法:“《刺虎》里费贞娥自刎的身段非常好看,自刎后,与一只虎同躺在台上的距离、方向、样式都有研究,含有美学观点,看了几次《刺虎》,觉得第一次贞娥自刎的身段比后来的好看。”见许姬传、许源来: 《忆艺术大师梅兰芳》,第27页。,以为细微差别或许表示剧中角色的不同行为方式或心理状态。由此也可以看出,《刺虎》受到了专业剧评人的关注,成为舆论的话题焦点之一。

《刺虎》这出张彭春临时加上的戏码,成了梅兰芳访美演出的一大亮点。除了剧评人的称赏,在美期间,罗马尼亚画家为梅兰芳画像,便选择了梅先生扮演《刺虎》时的表情。又有派拉蒙、福克斯两家公司为梅兰芳摄取有声电影(54)可参曹菲璐: 《梅兰芳访美的有声电影经验与国片复兴运动——基于1930年梅兰芳在美拍摄〈刺虎〉短片的历史考察》,《梅兰芳学刊》,2022年第9辑。。在美拍摄电影原本就在齐如山等人的“有声电影”计划之中,不过,当时预备的剧本是《汾河湾》《武家坡》等几种(55)齐如山: 《齐如山至冯耿光、赵叔泳、吴振修关于访美演出的书信》,《梅兰芳往来书信集》,第314页。,并没有《刺虎》。梅兰芳此前也从未排演过这出戏,只是听从张彭春建议,也是照顾美国观众心理的权宜之计,没想到竟如此受欢迎。美国电影公司选择《刺虎》中的“饮酒”一节,将梅氏的代表作保存下来并得以传播,这也是中国演员第一次拍摄有声电影。

有学者指出,当时美国评论文章集中于“程式”“现实主义”和“形式主义”等问题,所传导的可能正是来自中方的声音(56)江棘: 《民族艺术话语的越境之旅: 重审梅兰芳海外公演中的“程式”舆论》,《清华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张彭春与斯达克·杨是校友,均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张彭春回国后,经常阅读的期刊便有《新共和》(NewRepublic)和《戏剧艺术月刊》(TheaterArtMonthly),而这两本杂志正是斯达克·杨发表剧评的主要阵地。在梅兰芳演出前,张彭春与斯达克·杨“事先交换了意见”,“还约他看梅剧团内部彩排”(57)许姬传、许源来: 《忆艺术大师梅兰芳》,第25页。。但张彭春是否具体到就演出剧目问题提前与斯达克“通气”,或者说这种“通气”是否影响过斯达克对《刺虎》一剧的评论,我们已无从得知。不过,张彭春选中《刺虎》作为美国演出的主打剧目,无论是美国文化界一系列评论文章,还是后续电影拍摄、画家画像,都使美国公众聚焦在《刺虎》表演中的梅兰芳。作为一种“再造经典”的宣传手段,张彭春通过塑造《刺虎》成为梅兰芳访美演出的代表作和记忆点,不可谓不高明。从演出反馈来看,梅兰芳日后回忆,“在美国表演,最受观众欢迎的也就是昆曲中的《铁冠图·刺虎》,连唱四十多次,盛况不衰”(58)梅兰芳: 《四十年戏剧生活》,《梅兰芳全集》(第1卷),第97页。对此,齐如山有如下说明:“因为美国报上、杂志上所发表的文字里,对《刺虎》和《汾河湾》议论得最多,所以国人就以为美国人只欢迎这两出,其实不然,因为新闻事业差不多专注最新的见闻事迹,杂志也有这种性质,梅君初到纽约,一切都是最令人注目的新闻,各报对评论中国剧和梅君的文字,都争先登载,可巧《刺虎》和《汾河湾》两出正是第一个戏目,所以对这两个戏评论得特别多。后来虽然换了戏目,但是已经过了半个多月,各报对这事认为已经不是新闻,所以评论的文字也就少了。有那些志在研究中国剧的人们,都自己深切研究,不轻易在报纸上发表意见。所以中国人认为美国人只欢迎《刺虎》和《汾河湾》两出,那就有点误会了。”见齐如山: 《齐如山谈梅兰芳》,第32页。笔者认为,不仅美国文化界关注、评论《刺虎》与《汾河湾》最多,梅兰芳本人也证实了《刺虎》在美国最受欢迎。另外,五年后的访问苏联演出中,《刺虎》仍最受观众喜爱。这恰恰说明了张彭春对国外演出市场、观众心理的准确判断与宣传得当。,足可见梅兰芳对于张彭春建议加演《刺虎》一剧的认可和得意。

结 语

访美筹备、排练、演出之余,张彭春在涉外事务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据许姬传回忆,梅兰芳在美国的所有发言稿及一切活动,都要和张彭春商量。(59)许姬传: 《梅兰芳游美访苏的一段佳话》,《许姬传艺坛漫录》,北京: 中华书局,1994年,第166页。与美国文艺界交流时,张彭春作为梅兰芳意趣神色的发言人和诠释者,多次公开发表关于中国戏剧的主题演说(60)洪朝辉、董存发: 《中美文化交流中的新亮点——从边缘视角观察梅兰芳访美》,《南国学术》,2023年第1期。,常“滔滔如决江河,全席大鼓掌”(61)李斐叔: 《梅兰芳游美日记》,《梅兰芳全集》(第7卷),第504页。。张彭春在访美演出中的重要作用,我们能够从《游美日记》和许姬传的回忆录中感受到,却在总指挥齐如山众多文字记载中较少看到,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在与梅剧团共同筹备访美期间,张彭春预感到齐如山“愿意利用别人的意见,而却完全由他自己主持”(1929年5月7日),在日记中略有微词。不过,张彭春本人性格直率,谈起戏剧等擅长领域,常不自觉地露出自负状,曾多次在日记中反躬自省。张彭春预料到梅党的态度,“他们本应请我同行,但是吴与司徒会议后拒绝了我!……我看他们未必是轻视我,也未必完全是经济。大概也许是怕我要支配他们。”(1929年9月25日)或许正是在与梅剧团接洽过程中再次“失度”,张彭春显示出“支配”的架势,触犯了齐如山等人的忌讳,以至于在齐氏回忆文章中,多强调访美工作都在自己掌控、筹备中,而较少记录包括张彭春在内的其他有功之人。

当然,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张彭春在陪同梅兰芳访美一事上,的确有过以“梅兰芳顾问”之名为自己张目的私心,笔者也无意为这一点开脱。但抱持“了解之同情”的态度,站在张彭春的立场上,体贴他与梅兰芳交往过程中立志为“中国戏剧争光荣”的内心转变,则他的举动亦可被理解。在赴美演出中,张彭春凭借戏剧上的丰富经验、精准的判断和勇敢的气魄,为梅兰芳外访的成功和中国戏曲的“国际亮相”立下大功。访美五年之后的访苏演出亦是明证。梅兰芳再次邀请张彭春担任总指导,“一切均请(张)先生指导”(62)崔国良主编: 《南开话剧史料丛编·编演纪事卷》,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6页。,而请齐如山负责国内的筹备事宜(63)可参傅谨: 《齐如山与梅兰芳之二三事》,《读书》,2013年第4期。。梅兰芳在《游俄记》中称赞张彭春“办事有毅力肯负责任”,“对内对外无不措置裕如,对中国的戏剧艺术有独到的见解”,并谦虚地指出“在艺术方面有那样的收获”,和“张先生的辛劳分不开”(64)梅兰芳: 《梅兰芳游俄记》,《梅兰芳全集》(第7卷),第22页。。与梅兰芳合作无疑为张彭春赢得了口碑,而在张彭春留存的文章中,无论访美还是访苏,几乎没有为自己表功的只言片语。(65)据许姬传《梅兰芳游美访苏的一段佳话》:“(齐如山的)《梅兰芳游美记》……是一本有文献价值的书,但提到张彭春帮忙的事却占很小篇幅。张彭春之不写回忆录,一则避免与齐唱对台,二来他回国后,忙于自己的教育本职,无暇著书。”《许姬传艺坛漫录》,第166页。

饶有意味的是,梅兰芳访美、访苏演出作为中西戏剧交流的重要事件,均显示出了类似“罗生门”的复杂面貌。基于不同时间、不同视角、不同立场的记录文献,既增加了事件本身的传奇色彩、梅兰芳形象的迷人程度,也为学术研究带来了挑战。梅兰芳剧团留下的游美日记、回忆录等,作为演出的“有意史料”(66)此概念出自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布洛赫,“有意史料”是指“历史著述、回忆录和公开的报道等,这类史料的原作者大都‘有意’想以自己的文字左右时人和后人的视听”;与之相对应的“无意史料”则是指政府的档案、军事文件、私人信件及各种文物等,“这都是当时的人们在无意中留下的证据”。布洛赫: 《历史学家的技艺》,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页。,不可避免会彰显或隐去某些历史因素的成分。张彭春日记作为梅剧团之外的“无意史料”,不以发表或宣传为目的,是未被披露的第一手文献材料,补充了梅兰芳访美事件的另一重隐秘视角,提供了戏剧史上的新材料,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访美演出已近百年,留下许多未尽的话题。对比张彭春和齐如山、李斐叔、司徒雷登等多方面的记载,鉴伪存真,可使新旧材料、“有意”“无意”文献的对读互证更贴合人情物理,更接近历史真相。

史料爬梳、廓清事实的同时,笔者更关注的是张彭春在成为梅剧团导演后,如何通过更换剧目、调整宣传策略,制造了《刺虎》这一演出亮点,如何有效阐释并传播梅兰芳和中国戏曲文化、促进中美文化交流等问题。解读访美演出背后的助力与博弈,重新提炼访美事件中被遮蔽、被遗忘的史实,更有利于贴近戏剧史发生的具体时空和场景,最大程度呈现出多维、动态的“情境戏剧史”(67)“情境戏剧史”概念受张剑提出的“情境文学史”启发。意即构建一种力求贴近戏剧文本、舞台发生发展的具体时空和场景,包括剧作家、导演及演员的心灵史和生活史,作品的发生史、演出史和生态史,理论的发展史、论争史的多维戏剧史。可参张剑: 《稿本日记与情境文学史建构——以中国近现代稿本日记为例》,《南京大学学报》,2023年第3期。,丰富我们对于民国戏剧史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