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蜕变》接受史考论——以历史档案为依托

祝 贺

曹禺于1940年初完成了四幕话剧《蜕变》,该剧描写了抗日战争时期一个后方医院在梁公仰、丁大夫等人的带领下进行改革的“蜕变”过程,洪深将其列为“十部必需阅读的抗战剧本”之一(1)洪深: 《抗战十年来中国戏剧运动的教育》,《洪深文集》第四卷,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234页。。笔者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发现了国民政府教育部三十二年度优良剧本奖励委员会的数次会议记录,呈现了《蜕变》在此次剧本评奖中获得二等奖的全过程。本文拟结合新见史料梳理剧作在20世纪40年代的演出与接受史,还原评奖的曲折经过,并从国民政府和左翼文化阵营对剧作的态度中探究文学在复杂政治语境中的命运以及曹禺与官方意识形态若即若离的状态。

一、从首演到禁演

《蜕变》的演出主要集中于1940至1945年,专业剧团、学校剧团、官方宣传共同促使其成为抗战话剧的经典。剧团的演出使剧作拥有了广大的观众,官方的积极宣传扩大了剧作的影响力。

1. 首演风波

曹禺完成《蜕变》剧本后,国立剧专的师生在1940年3月开始排练,准备赴重庆演出,按照规定先将剧本呈报给了重庆市戏剧审查委员会。审查委员会提出了四个要求:“剧中第一幕那个乌烟瘴气、贪污腐朽的后方医院为什么要写成是‘省立’(公立)的?”要改为“受公家津贴的私人开的医院”;质疑秦院长情妇“伪组织”这个外号暗指汪精卫,不准提;丁昌唱《游击队之歌》、丁大夫挥动红肚兜有“赤化”的嫌疑,必须改正这两个细节。经过校长余上沅的交涉,曹禺按要求修改了两处,医院改为私立,“伪组织”改为“这个”,同时竖起小指代指,审查才得以通过(2)沈蔚德: 《回忆〈蜕变〉的首次演出——兼论关于〈蜕变〉的评价问题》,《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期。胡绍轩: 《现代文坛风云录》,重庆: 重庆出版社,1991年,第51页。。4月15日至18日,《蜕变》在重庆国泰大戏院首演,4月16日至6月3日在重庆《国民公报》连载,10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

《蜕变》首演后,在左翼文化界引起了较大的争议。《新华日报》社内展开讨论,有人质疑剧作将梁公仰这样一个政府视察专员塑造成了正直无私的改革者,实际上歌颂了国民党,应该批评。也有人认为剧作的主要思想倾向是爱国的,起到了鼓舞抗战的作用。时任中共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称《蜕变》显示了剧作家创作视野的开阔和政治上的进步,他说道:“这个戏总体上是歌颂抗战的,作者的爱国主义立场是十分鲜明的。”他还诚恳地直言:“国民党官员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中有顽固派,有中间派,也有坚持抗战的爱国志士。象冯玉祥、蔡廷锴、张自忠他们不是坚持要与敌寇血战到底的爱国将领吗?《蜕变》中歌颂了梁公仰这样的爱国志士,这对我们争取国民党中、上层人士积极投入抗战是有益的,对建立巩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是有利的。”(3)曹树钧: 《曹禺剧作演出史》,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第31页。周恩来的意见不仅考虑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的大局,也是出于对曹禺的关怀。两人是南开中学的校友,先后参加过南开新剧团,有一层亲密的戏剧之谊,并且左翼阵营需要尽可能团结文化界人士与国民党的反共政策进行对抗,像曹禺这种无党派的进步作家,应当尽量争取。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新华日报》等报刊均从爱国主义、宣传抗战以及暴露国统区黑暗的角度对剧作予以肯定。

2. 专业剧团演出《蜕变》

从演出时间来看,专业剧团主要在戏剧节等活动中演出。1940至1943年10月下旬的戏剧节(4)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1937年底在武汉成立时,决定每年10月10日举办戏剧节;1943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将戏剧节的时间改为2月15日;1944年起开始施行,戏剧节自此成为“法定”节日。期间,都有剧团演出《蜕变》,试举几例: 1940年,昆明第一歌剧队等四个剧团在昆明合作演出,战干剧团在西安演出;1941年,上海职业剧团在“孤岛”演出,抗敌演剧一队在广西柳州演出;1942年,抗敌演剧队四、五队在桂林演出。戏剧节之外,重庆“雾季公演”也有《蜕变》的身影,比如1942年12月中国万岁剧团的演出,1944年2月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期间,剧宣四队和七战区艺宣大队分别演出了此剧。

从剧团性质来看,有官办剧团,如中国万岁剧团从1942年12月21日起在重庆抗建堂演出《蜕变》,陆续演出了28场,在重庆引起了较大反响。《新华日报》于12月29日拿出整个副刊编发演出的评论文章,而中万也凭借此次演出获得了中审会的褒奖。官办剧团也包括军政部门的演剧队,如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下属的抗敌演剧一队、四队、五队、九队以及教育部的实验剧队都曾演出此剧。私营职业剧团的演出也获得了较大的商业成功,如上海职业剧团和苦干剧团在上海的演出,上海职业剧团于1941年10月10日至11月15日在卡尔登大戏院连演37天,观众热情高涨,随着剧情大喊爱国口号,“一时整个剧场都沸腾起来,闭幕以后,观众还不断鼓掌,许久都不愿意离开剧场”(5)柯灵、杨英梧: 《回忆“苦干”》,《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第二辑,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350页。。这引起了租界当局的注意,以至于戏院在16日被迫宣布《蜕变》停演(6)《卡尔登紧要启事》,《申报》,1941年11月16日。。

《蜕变》的演出将积极乐观的情绪带给了国统区、解放区和“孤岛”的观众,谷虹说:“它显示给我们以抗战前途的光明面,在观众的心中燃起了强烈的希望的火花。”(7)谷虹: 《曹禺的〈蜕变〉》,《现代文艺(永安)》,1941年第4卷第3期。身在“孤岛”的周瘦鹃也认为,“看了《蜕变》,能增进爱国和爱民族的心理”,“对于现时代是一服兴奋剂”。(8)周瘦鹃: 《看了〈蜕变〉》,《乐观》,1942年第8期。戏剧工作者坚持演出进步话剧,为传播抗日救亡的理念做出了贡献。

3. 校园剧团演出《蜕变》

校园演剧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不仅孕育与发展了中国话剧这一艺术形式,并保留了现代话剧非商业性的一脉。抗战时期,校园演剧非常活跃,学生们组建剧团,在校园内外演出抗战戏剧。《蜕变》很受学生的欢迎,据不完全统计,有过以下校园演出: 1940年3月国立戏剧学校的剧团承担首演任务,9月19日陕北公学剧团在纪念大会的演出,年底厦门大学抗敌剧团在长汀的演出;1943年3月浙江大学剧团的赈灾公演,4月鲁苏豫皖边区临时政治学院的演出;1944年1月温州中学剧团的演出;1948年1月国立政治大学为迎送新旧同学演出。《蜕变》出现在各个地区的学校舞台上,激励了全国众多的青年学生为抗战而奋斗。

校园演剧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以厦门大学剧团为例,厦大在1937年底从厦门迁至长汀,组织成立了剧团。首先,校园演剧发挥了话剧的教育和宣传作用,“厦大学生在长汀百姓中最有影响的莫过于演话剧了。由各系学生组合的业余剧团演出了许多中外名剧”,其中就有《蜕变》,“每逢演出,山城百姓扶老携幼,蜂拥而来,场场座无虚席”(9)洪卜仁主编: 《厦门抗战纪事》,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2页。。话剧公演使学生和民众在娱乐中获得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教育,对于鼓舞民气起到了重要作用。其次,校园戏剧为戏剧爱好者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平台,让他们有机会参与戏剧的创作和演出,提高了他们的理论和实践水平。厦大培养了多位戏剧人才,一些优秀剧本也由此诞生,如《燕市风沙录》就是由厦大教师王梦鸥创作、厦大剧团排演的剧作,之后与《蜕变》等剧一同入选了1943年教育部优秀话剧奖。剧作家姚一苇此时在厦大读书,曾参与过曹禺《家》的演出,他感到特别激动:“你们这戏剧的拓荒者,你这不可轻侮的力量”,并决定“在自己生活中及自己天性中学习”,投入戏剧工作(10)朱双一: 《穿行台湾文学两甲子: 朱双一选集》,广州: 花城出版社,2014年,第194页。。王梦鸥和姚一苇后来成了台湾戏剧界的理论家和“拓荒者”,可以说,厦大剧团开启了他们的戏剧之路。再次,大学校园作为培养知识精英的场域,学生活跃在各种报刊围绕曹禺话剧展开讨论,不仅扩大了剧作的知名度,也在剧作经典化的过程中担当了较为关键的角色。

4. 官方主导推广《蜕变》

全面抗战爆发后,曹禺在爱国主义精神的驱动下积极配合国民政府的抗战宣传工作,在《蜕变》的创作中融入了抗战时期的最高指导思想——抗战建国纲领和“精神总动员”的号召,勉励人们磨炼和发展自己,从而使国家置之死地而后生,实现“蜕变”。官方的思想理念需要借助合适的文艺作品向大众普及,《蜕变》意识“正确”,艺术性较好,因此,官方介入到文艺传播过程中,依靠政治权力推广剧作。

1943年1月,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鉴于曹禺所著《蜕变》剧本,为有益抗战不可多得之优良作品,故决定颁发荣誉奖状,及奖金一千元,并函请中宣部及教育部通令各剧团各学校,奖励上演”(11)《〈蜕变〉获得奖励》,《新华日报》,1943年1月21日。。3月1日,教育部发布社字第〇九六七三号训令,建议各个学校和剧团演出《蜕变》。以训令的形式自上而下、自中央到地方推广剧作,扩大了剧作的影响力。随后,许多学校向教育部汇报此项工作,比如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3月27日致函教育部,原文迻录如下:

案奉钧部三十二年三月一日社字第〇九六七三号训令,准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函,以“曹禺所编《蜕变》剧本,内容优良,意识正确,为有益抗战之文艺作品,请通令奖励所属各剧团各学校上演等由,自应照办。令仰遵照。”等因;查本校学生现为赈济豫灾,正公演《蜕变》剧本,极得社会赞许。奉令前因,理令呈覆,敬祈鉴核。

谨呈教育部

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1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 五,卷宗号: 11976,《教育部戏剧剧本奖励补助管理和审查办法的有关文书》。

竺可桢在公函中介绍了浙大学生演出《蜕变》的情况,提到这次公演是为“豫灾”募款,指的是1942年河南旱灾引发的大饥荒。河南在1942—1943年间连续遭遇自然灾害、战争侵害,饿殍遍野,遇难者达三百万(13)张仲鲁: 《1942年河南大灾的回忆》,宋致新编著: 《1942河南大饥荒》,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5页。。当时浙大为躲避战乱多次搬迁,青年学生在颠沛流离中仍然心系受难的百姓,公演约筹集五万元善款赈灾(14)李杭春: 《竺可桢国立浙江大学年谱: 1936—1949》,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51页。,体现了一种动人的家国情怀。

军委会政治部也因中国万岁剧团1942年底的《蜕变》演出取得成功而发给奖励,1943年3月11日,“政治部张部长治中,以中万剧团演出《蜕变》话剧,成绩圆满,而于社会亦增莫大之抗建宣传效果,特颁发奖状,并赐‘力争上乘’立轴一幅”(15)《市闻一束》,《新华日报》,1943年3月11日。。“中万”是隶属政治部第三厅的官办剧团,原是中国电影制片厂下属的怒潮剧社,1940年4月改组为中国万岁剧团。张治中赞许“中万”的演出,实际上也是肯定重组后的第三厅的文化工作。中审会和军委会政治部的奖励各有侧重,前者主要表扬曹禺和剧本,后者重点在中国万岁剧团,官方的造势使《蜕变》一时间声名大噪。

5. 禁演与删改

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和中审会主任委员潘公展都将中国万岁剧团的成功演出作为管理文化艺术的政绩,当时张治中兼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长,两人于是在1943年4月21日晚安排中国万岁剧团到三青团中央团部进行“汇报演出”,邀请了“中枢党政军首长暨青年团第一届干事监察”,蒋介石也出席观看。演到第四幕结尾处,军人奔赴前线并高呼“蒋委员长万岁”,“观众均肃立致敬,台上台下,打成一片,蒋委员长莞尔微笑,闭幕后,蒋委员长复对若干处剧情有所指示”(16)《蒋委员长赞誉〈蜕变〉》,《新华日报》,1943年4月23日。。演出看似圆满结束,然而到了6月,《蜕变》却被暂时禁演,理由是“作者为求尽善尽美起见,正细加修改中,剧本审查机关表示该剧在未修正核定前,暂不准上演”(17)《〈蜕变〉暂时禁止上演》,《新华日报》,1943年6月22日。。究竟是曹禺为求“尽善尽美”主动修改,还是因为蒋介石“有所指示”而修改,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9月16日,中审会发布《蜕变》的审查删改表,从表中可以看出,除了改掉一部分粗俗或不够简练的台词,更主要的是突出国民党的思想内涵,比如“政府派我彻底整理这个医院改归”改为“中央派我彻底整理这个医院改署军政部”,“这怎是中国的新官吏”改为“这怎是三民主义的新官吏”,“存心时时可死,行事步步求生”改为“在国民政府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领导之下,我们应该永远奉公守法”。同时剧作布景也增加了更多政治元素,如“贴着墙有一条长凳”改为“后面另行在右墙正中悬挂色彩鲜明的党国旗”,丁大夫“不住挥扬那小红肚兜”改为“不住挥扬那一面小小的青天白日布制的党徽”(18)田本相、阿鹰编著: 《曹禺年谱长编》上卷,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32—334页,引自《广西省政府公报》,第33项修改中有“青天白日在制成党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 五,卷宗号: 11987,《教育部审查各种剧本与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来往文件》,存有审查删改表原件,第33项应为“青天白日布制的党徽”,此处依据档案改正。。《蜕变》于10月21日重新获准上演,但必须采用审定后的新版本。现在看来,这次短暂的禁演并非真正的封禁,而是动用权力对剧作进行细致的“修剪”,使之更加符合国民党意识形态宣传的需要。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审会禁演《蜕变》的这段时间内,苏北根据地演出了此剧。新四军一师和二师的文艺工作者在苏北的路东根据地演出《蜕变》,军长陈毅观看了演出,并在座谈会上发言:“这个戏在大后方被禁演,但在我们根据地演出了!我看曹禺同志比你们懂得多,比我也懂得多。应该给曹禺同志发个电报,告诉他根据地演出了他的戏,不过,我们不卖票,没有剧本演出费寄给他。”(19)曹树钧: 《曹禺剧作演出史》,第32页。他还称赞了剧作揭露社会黑暗的勇气,说道:“《蜕变》里‘梁专员’、‘丁大夫’说的许多话,在蒋管区的舞台上是犯禁的,在我们这里就能说得;‘梁专员’、‘丁大夫’所追求的理想,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蒋管区,是无法实现的,只有在我们的根据地,他们的理想才能成为现实。”(20)任干: 《江南江北演〈蜕变〉》,《铁军轻骑兵: 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67页。陈毅以阶级斗争的观点解读剧作,将国统区的“旧社会”与解放区的“新社会”进行对比,认为剧作所展示的“蜕变”景象只有在解放区才能实现。而且根据地演出一部在国统区被禁演的作品,表现了中国共产党抵抗国民党文化管制政策、支持文艺自由的态度。

二、《蜕变》与教育部三十二年度优良剧本评选

为鼓励文学与学术发展,国民政府举办了多次评奖活动,其中,教育部三十二年度(1943)优良剧本评选是第一次单独的话剧评奖,无论从获奖剧作家的名气,还是教育部的奖金数额来看,都称得上是4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一次官方话剧评奖。关于这次评奖的目的,徐伯璞如此说道:“近年以来,教育部对于戏剧教育之推进,甚为重视,除设队施教,训练人才外,复从事征选各种剧本及修订地方旧有剧本。复鉴于年来戏剧团体之成立,为雨后春笋,剧本之需要,至为迫切,爰举办三十二年度优良剧本之审查奖励,藉资鼓励优良剧本之创作。”(2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 五,卷宗号: 11976,《教育部戏剧剧本奖励补助管理和审查办法的有关文书》。戏剧教育的开展和众多剧团的演出都需要优秀剧本做基础,教育部评奖的目的就在于鼓励、引导话剧创作。本次获奖的四部作品是《桃李春风》《蜕变》《杏花春雨江南》和《金玉满堂》,但入选剧本与奖项排名发生过很大的变动。根据教育部档案对此次评奖的来龙去脉做一翔实的梳理,可以为了解评奖机制提供一份具体的参照。

1943年12月,教育部启动了三十二年度优良剧本评选工作,实际操办人是社会教育司的科长徐伯璞。12月22日,徐伯璞向教育部汇报初步工作并呈报了他草拟的奖项安排和颁奖时间,公函如下:

谨签呈者: 关于鼓励创作优良剧本,藉利社教推行一事,迭经与中审会商洽,截至十月底止,本年度该会审查认为优良剧本,共得十三种(见附呈表一),为慎重计,经向该会索取原稿复审,惟该会仅送来十种(见附呈表二),兹就此十种原稿,详加审查,并参照该会审查意见(见附呈表一),选定《蜕变》、《桃李春风》、《南冠草》、《金玉满堂》(或《正气歌》)、《大地黄金》等五种(见附呈表三),拟由部分别予以奖励,或采其他奖励方式,谨拟具办法三项为左:

一、剧本——以中审会审定之本年度优良剧本十种及曾经演出为限;

二、奖励办法:

(一) 按等级奖励

1. 特等一名 (本年度拟不公布)

2. 优等一名 《蜕变》六千元

3. 甲等二名 《桃李春风》《南冠草》各五千元

4. 乙等二名 《金玉满堂》《大地黄金》各四千元

(二) 不分等级奖励: 上列五种,一律予以奖助金五千元。或将所有优良剧本十种各予以奖助金五千元。

三、奖励时间: 卅三年元旦,或卅三年二月十五日第一个戏剧节。

以上所拟,当否?敬祈核示。

谨呈部长、次长

刘季洪、徐伯璞

十二月二十二日(2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 五,卷宗号: 11976,《教育部戏剧剧本奖励补助管理和审查办法的有关文书》。

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推荐了十三部优良剧本至教育部,有十部提供了原稿供教育部复审,社教司计划从中选出五部予以奖励。公函后附表三份,附件一为“三十二年度优良剧本一览表”,列出十三部剧作: 老舍与赵清阁合著的《桃李春风》、于伶的《杏花春雨江南》、姚苏凤的《之子于归》、沈浮的《金玉满堂》、王梦鸥的《燕市风沙录》、吴祖光的《正气歌》、王进珊的《日月争光》、郭沫若的《南冠草》、陈铨的《无情女》、陈白尘的《大地黄金》、曹禺的《蜕变》、王平陵的《情盲》、李庆华的《春到人间》,并附有内容简介和审查意见。《蜕变》的审查意见为“意识原极正确,修正本更觉明朗化,演出时极易获得宣传效果,是抗战剧本第一流作品”。附件二为递交的复审剧本,共十部,三部剧作(《燕市风沙录》《日月争光》《春到人间》)因尚在印刷中没有送来。附件三为拟奖励之剧本,即签呈中“按等级奖励”办法中的五部剧作,在这份初版评奖草案中,《蜕变》排在第一位,是唯一的“优等”作品。

教育部没有同意徐伯璞的奖项设置,要求组织专门的委员会对剧本进行审查,并大幅度地将奖金数额提高到一等奖两万元、二等奖一万元、三等奖五千元,表示出了对此次评奖的重视。1944年1月,经徐伯璞筹划、聘请,教育部成立了三十二年度优良剧本审查奖励委员会,成员有张道藩、潘公展、张北海、鲁觉吾、赵太侔、刘季洪、徐伯璞。张道藩是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负责人,潘公展是中审会主任委员,张北海、鲁觉吾都从事戏剧电影相关工作,赵太侔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戏剧,刘季洪、徐伯璞是社会教育司的司长和科长,这是一个由文学与戏剧专家组成的评审团队。

该奖励委员会于1月16日和31日两次开会评审剧本并商讨评奖细则。第一次会议实际只有潘公展、赵太侔、徐伯璞到场,讨论后将评选范围缩小到1943年10月前公演过的剧作,筛选出八部: 《桃李春风》《杏花春雨江南》《之子于归》《金玉满堂》《正气歌》《南冠草》《大地黄金》《蜕变》,准备从中选出五部授予奖励。又提出两种评选办法,一是委员会观看原剧团演出后评定等级,二是以社会公评为参考进行投票打分。第二次会议的实际出席者是赵太侔、鲁觉吾和徐伯璞,此次会议先设计了“评判计分表”,其中主题、思想各占30%,技巧、效果各占20%。又确定了奖励名额和奖金分配,徐伯璞称八选五“似较稍多”,最终委员会初选了《桃李春风》《蜕变》《杏花春雨江南》《金玉满堂》四剧。这份名单与徐伯璞最初拟定的相比,取消了郭沫若和陈白尘的剧作,加入了于伶剧。之后,奖励委员会按照计划,从2月8日起,连续四天邀请剧作的首演剧团进行演出,五位委员潘公展、赵太侔、鲁觉吾、刘季洪、徐伯璞打分并进行排名。按照平均分看,《桃李春风》在分数占比最大的主题和思想两项得分较高,获得第一名,《蜕变》为第二名,《杏花春雨江南》和《金玉满堂》分列第三、四名。老舍是文坛前辈,负责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日常事务,由他摘得桂冠也是情理之中。

2月14日,徐伯璞最后一次汇报评奖事宜:

谨签呈者: 三十二年度优良剧本审查奖励委员会已由委员票选《桃李春风》为第一名,奖金二万元;《蜕变》为第二名,奖金一万五千元;《杏花春雨江南》及《金玉满堂》为第三名,各奖金一万元;现以时间关系,并已将以上情形编为新闻,先行奉准披露。关于奖励演出团体,该委员会本决定: 凡中选者,虽有二剧以上之演出,仍奖以锦旗一面,兹奉顾次长谕: 应以剧本为单位,凡演出一优良剧本者,即予以一份奖。为此,导演亦似应遵此标准给奖,凡导演一优良剧本者,即予以五千元之奖金。

又查此次委员会中各委员,除张道藩、张北海二先生因事未出席,亦未参加甄选外,均能勤慎从事,拟请各发审查费五百元,略示酬劳;至本部参加各员,是否亦一律发给,并请核示。

谨呈部长、次长

徐伯璞(2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 五,卷宗号: 11976,《教育部戏剧剧本奖励补助管理和审查办法的有关文书》。

徐伯璞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史东山作为《蜕变》和《杏花春雨江南》两部剧的首演导演得一份还是两份奖金的问题,委员会认为同一人不重复给奖,教育部政务次长顾毓琇却认为应该以剧为单位。二是征询委员们的劳务费问题,除张道藩、张北海未参与实际评选外,申请给五位委员均发放五百元酬劳。教育部同意了委员会的办法,“有二剧以上之演出”的剧团和导演也只得一份奖,并给委员们发放了劳务费。

1944年2月15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重庆召开戏剧节纪念大会,郭沫若、洪深、曹禺、夏衍、阳翰笙、赵清阁等剧作家,史东山、张骏祥等导演以及众多演员与会。会上,教育部宣布了三十二年度优良剧本的获奖名单,《中央日报》《新华日报》等报刊均登出颁奖的新闻:

教育部将在戏剧节宣布第一次应予奖励的优良剧本。据悉: 经该部优良剧本审查委员会选出之四种优良剧本,都给与奖状。关于奖金的发给,经投票决定如下: 《桃李春风》,老舍、赵清阁合著,共奖二万元。《蜕变》,曹禺著,奖一万五千元。《杏花春雨江南》,于伶著。《金玉满堂》,沈浮著,各奖一万元。此外,《桃李春风》的导演吴永刚,《蜕变》和《杏花春雨江南》的导演史东山,《金玉满堂》的导演潘孑农各奖五千元。演出《桃李春风》和《金玉满堂》的中电剧团,演出《蜕变》的中国万岁剧团和演出《杏花春雨江南》的中国艺术剧社,都各奖给锦旗。(24)《四个剧本得到奖励》,《新华日报》,1944年2月15日。

据记述,大会场面热闹非凡。“于是刚散会,那几位受奖者就遭了包围。阳翰笙首先发动,金山也不甘落后。前呼后拥,把第一名赵清阁架走了。曹禺一看形势不对,忙从后门溜之乎也。洪深马彦祥还在台上料理,一听消息,连忙下来追赶,正遇着舒绣文从中央电台代表戏剧界向全国广播了回来,肚子饿着,一个劲儿拉着找马彦祥去要两碗素挑面吃。”(25)张契渠: 《陪都庆祝戏剧节志盛》,《社会教育辅导》,1944年第2期。获得教育部首届优良剧本奖不仅能收到丰厚的奖金,而且也是一份珍贵的荣誉,剧作者的兴奋是溢于言表的。

从档案可知,教育部的评奖有一系列严谨复杂的流程,《蜕变》从原定的第一名到最终的第二名,或许是因为剧作暴露了现实阴暗面,也或许是因为曹禺年纪尚轻、资历较浅。无论如何,授奖是官方确认文学价值的一种方式,意味着《蜕变》在国民政府的文化宣传体系中得到了肯定。

三、《蜕变》的“反现实主义”争议

在20世纪40年代,批评家们对《蜕变》展开学理性阐释,敏锐地发觉了剧本的危机。其中以胡风的批评最有代表性,他严厉地说道:“我们有权利指出这个剧本的反现实主义的方向。”首先,胡风认为曹禺在戏剧结构上“用的是只手扭转乾坤的方法,那就是‘喜从天降’的梁专员的出现”。为解决戏剧冲突,剧作家安排梁公仰从天而降推动剧情转折,具有“机械降神”的意味,令人感到不真实。其次,在人物塑造方面,胡风认为梁公仰缺乏人性表现,只是一个“权力的化身”,诸多腐朽的官僚问题在这位兼具魄力与能力的视察专员面前迎刃而解了,然而梁公仰无法运用政治权力解决人们精神上的消沉和萎靡,所以胡风说这个人物“到第三幕第四幕,尤其是第四幕,就局促地容身无地,因为,作为权力的化身的他的存在,已经不能再有作用了”。再次,胡风对曹禺的乐观想象也不以为然,称他是“创造光明的梦境者”,“天真地把一个‘大团圆’赠给了观众”(26)胡风: 《〈蜕变〉一解——为剧宣四队公演写的》,《胡风全集》第3卷,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8—120页。。胡风的意见切中肯綮,《蜕变》使用的“巧合”暴露出了剧作家思想上的某些弱点。

曹禺寄希望于所谓的新式官吏,从而塑造了一个理想的英雄,一个正义与智慧的象征。可是,正如王平陵指出的:“一二个‘特立独行’的清官,就算能以‘坚苦卓绝’的苦行,在一些天良未丧的人们中,发生细微的感召,就算能振人心,扶正气,廉顽立懦,但都是一时的,少数的,形式上的,不能形成一种坚决的革命的力量,积极推动革命事业的进展。”(27)王平陵: 《〈蜕变〉读后感》,《文化先锋》,1942年第1卷第4期。梁公仰到医院后革除旧弊、整治风气,这固然是可喜的,并且能够给予观众道德上的满足感,但他依靠的是个人权力而非制度变革,减弱了法治的精神。谷虹形容梁公仰:“一个沉着得刻毒、冷静得冷酷、漠无感情、高高在上的威权者,令人有‘包龙图在世’的感觉。”(28)谷虹: 《曹禺的〈蜕变〉》,《现代文艺(永安)》,1941年第4卷第3期。应为民甚至认为这类人物“不但不能发扬民主精神,而且会走上‘独裁变法’的歧途”(29)应为民: 《谈谈曹禺的〈北京人〉》,《上海周报》,1941年第4卷第22期。!这些感受与曹禺的原意可谓大相径庭。

吊诡的是,曹禺在1949年后多次谈到“梁专员就是徐特立同志启发我写的一个正面人物,不是腐败的国民党人”(30)曹禺: 《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曹禺全集》第五卷,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101页。。他回忆自己曾在长沙听过徐特立的演讲,又得知了徐与勤务兵同住的事迹,很受感动,说道:“这位老先生给了我极大的启示、鼓舞。我才写了《蜕变》中的一个人物——梁公仰。”(31)曹禺: 《曹禺同志谈创作》,《曹禺全集》第七卷,第288页。梁公仰身上确实存在着逸出其政府官员身份内在规定性的元素,比如,他身穿“一身旧灰棉军服”以致被误认为“乡巴佬”,作风朴素踏实令护士惊奇道“不像个官”。应当承认,梁公仰品格与作风的一部分,尤其是与勤务兵朱强林的关系是取材于徐特立的,但把徐特立说成是梁公仰的唯一现实原型则不符合真实情况。马俊山认为:“把共产党干部的某些内在品格移植到国民党官员身上,一方面表现了曹禺对国民党政权的不满,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作家对政治改革的期望。”(32)马俊山: 《从〈蜕变〉的审改看抗战时期国家认同的歧义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4期。这种解读比较贴合曹禺当时的思想状况,他虽然对国民党统治有所不满,对社会黑暗和官僚腐败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但他无意参与政党斗争。而梁公仰形象内涵的混杂性造成了一个矛盾的局面,国民党方面担心他有共产党色彩,中审会删改《蜕变》的重点就是去除梁公仰的“杂质”,使其更“纯粹”;而左翼文化人士对于剧作把政府官员塑造得如此英明正直感到不满,认为这歌颂了国民党,文学卷入复杂的政治语境造成了解读的差异。从艺术自身而言,梁公仰形象最大的缺陷其实是性格的单一,在这个人物身上,几乎看不到人性的冲突或思想的动摇,他只是一个由政治概念堆积而成的扁平符号。

针对这些批评,夏衍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为曹禺辩解:“那时候正是一个爱国热潮奔腾澎湃的年代,善良的、充沛着爱国心情的作者,谁不对祖国的前途乐观,谁不坚信秦院长和马登科之流必须蜕变?”“在当时,谁不和他一样地天真?他还接触到要蜕变的旧壳,当时有许多人,甚至于认为抗战一开始,这张壳早已经很简单地蜕掉了呢。”(33)夏衍: 《观〈蜕变〉》,《夏衍全集》第三卷,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57页。《蜕变》虽然表现了对抗战的乐观情绪,但也是抗战戏剧史上较早揭露社会负面现象的话剧,反拨了抗战前期话剧的公式化问题,体现了剧作家对五四文学传统和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承继,以及在民族战争背景下所做的思考与努力,对于理解曹禺在抗战时期的思想动态有着独特的意义。

也要承认的是,《蜕变》虽然“当时演得十分红火”,还获得过国民政府的表彰,但“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随着岁月的流失,它却被人遗忘了”(34)田本相、刘一军编著: 《苦闷的灵魂: 曹禺访谈录》,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9页。。1949年后,《蜕变》在共和国体制中的处境更为尴尬,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在1957年邀请曹禺对《原野》《蜕变》《家》三剧进行修改,拟出版《曹禺剧本选》,北京人艺在1962年有过排演《蜕变》的计划,两者都因主人公梁公仰身份无法修改而以流产告终。直到20世纪80年代,《蜕变》才重新登上舞台,但1985年重庆雾季艺术节演出,1987年北京人艺为抗日战争五十周年演出,均为纪念性而非市场选择的演出。究其原因,剧作时事性特点突出,“只是写出一个问题来”,“视野太狭小”(35)田本相、刘一军编著: 《苦闷的灵魂: 曹禺访谈录》,第39页。。曹禺反思后重新呼吁:“让我们好好地去写人,因而也就自然地反映出社会的各个侧面,一代一代历史与文化的进程。”(36)曹禺: 《〈曹禺论创作〉序》,《曹禺全集》第五卷,第81页。只有具备丰富的人生意蕴、为不同时代的读者留下广阔阐释空间的作品才能成为真正的文学经典,才能闪耀着穿透时空的艺术魅力,具备永恒的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