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地区红山文化遗址分布与特征

于怀石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辽宁省文物保护中心)

〔内容提要〕 辽宁地区是红山文化重要分布区域,遗存主要分布在辽河以西地区,生活遗址和墓地、祭祀遗址数量均十分丰富,且分布有规律。红山文化生活遗址数量丰富,但是,规模普遍较小,反映了红山文化是一种松散但稳定的社会组织结构,宗教的发达程度能够维持社会的稳定,也说明宗教神权在红山文化社会复杂化进程中是最为重要的因素。

红山文化广泛分布于辽西地区西辽河、大凌河、小凌河、滦河流域。有关红山文化的考古工作最早开始于19世纪末日本学者对赤峰地区的考古调查,考古发掘工作开始于1921年安特生对锦西沙锅屯遗址的清理①,之后,赤峰红山后遗址考古发掘获取了一批丰富的红山文化遗存,发掘者将这类遗存命名为“赤峰第一期遗存”②。1954年,尹达在《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中,正式将这类遗存命名为“红山文化”③。

辽宁地区红山文化考古工作开始于1921年安特生对锦西沙锅屯遗址的清理,并且先后对东山嘴④、胡头沟⑤、牛河梁⑥、田家沟⑦、半拉山⑧、小东山⑨、下台子⑩等遗址开展了考古发掘,获取了一批较为丰富的红山文化遗存材料,尤其东山嘴、牛河梁等遗址的发掘,一度引起了学术界对中国文明起源讨论的热潮。此外,还开展了多次有关红山文化的专题性考古调查,早在20世纪40年代,佟柱臣在凌源等地开展考古调查时,即采集到红山文化彩陶片。1981年,李宇峰对建平县的4处红山文化遗址,以及牛河梁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自2017年开始,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辽宁省文物保护中心)对辽宁省朝阳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建平县、凌源市开展了考古调查,共调查红山文化遗址(墓地)近500处。经过上述考古调查及三次全国性文物普查,截至目前,辽宁境内共发现红山文化遗址(墓地)544处,主要分布在大凌河、小凌河、老哈河、青龙河流域,以及辽河干流以西区域(图一)。

图一 辽宁红山文化遗址(墓地)分布图

遗址(墓地)分布区域内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丘陵形态多为慢梁状,山梁之间沟谷相隔,纵横分布着密集的季节河。河流多河谷宽阔,河网密集。遗址(墓地)主要沿河流分布,选址倾向于顶部较为开阔平坦的丘陵顶部或者漫长的坡地,多选择临近水源,背风向阳、地势开阔平坦的位置。

总结以往发现和研究结果,红山文化生活遗址和墓地(积石冢)出土陶器器物类型和器物组合迥异。生活遗址出土陶器主要为日用陶器,有夹砂陶和泥质陶两种,夹砂陶数量较多,器物形制主要有陶筒形罐、陶钵、陶盆等。仅中期墓葬内随葬日用陶器,并伴出小件玉器。晚期墓葬有“唯玉为葬”的随葬习俗,墓葬内随葬各类精美的玉器,陶器较少,主要为具有祭祀意义的彩陶盖罐、钵等。墓地外围整齐摆放具有祭祀功能的陶筒形器。因目前掌握的红山文化遗址材料多为调查材料,结合以往发现和研究,根据调查采集陶器标本的共性和差异,现将调查发现的红山文化遗存区分为遗址和墓地(积石冢)。经过对辽宁地区544处红山文化遗址(墓地)材料的梳理,可以确定红山文化生活遗址共407处,墓地137处,下文即对生活遗址和墓地的分布与特征做梳理介绍。

一、生活遗址分布与特征

(一)分布特征

1.红山文化生活遗址广泛分布在辽宁境内的老哈河,大、小凌河,青龙河,辽河干流西部地区(图二)。遗址规模大小不等,面积小于1万平方米的遗址226处,约占生活遗址总数的56%,面积在1万～5万平方米范围内的遗址147处,约占生活遗址总数的36%,面积在5万～10万平方米范围内遗址26处,约占生活遗址总数的6%,面积大于10万平米遗址8处,约占生活遗址总数的2%。

图二 辽宁红山文化生活遗址分布图

遗址面积集中在5万平方米以下,规模普遍较小。大于10万平方米的遗址分布较为分散,缺少大型遗址与其他中小型遗址之间的直接层级关系的线索。以往有研究认为,红山文化分布区域内缺乏形成超大型聚落的自然地势条件,从辽宁最新材料来看,遗址规模、分布情况与上述认识较为一致。辽宁西部地区地形地貌以低山丘陵为主,丘陵多为独立的山丘或者慢梁状的丘陵,生活遗址较多位于丘陵顶部较为开阔平坦的位置,遗址选址受自然环境制约较大。红山文化聚落遗址发掘材料显示,红山人多对周边环境进行考察和评估后选择适宜居住的位置,利用环壕对遗址范围加以圈定,对遗址内房址等建筑布局有所规划,但不会对生活区周边环境进行太多的改造。遗址分布区域内梁状丘陵形态多为由山地延伸出的多道平缓的梁岗,山梁之间彼此相邻分布,中间以河谷相隔,河谷较为开阔,雨水丰沛年间,河谷内会形成季节河。辽西地区现今气候干旱少雨,季节河现多干涸,留下宽阔的河谷,河谷两岸分布有现代村民组。研究显示,7200～6000aBP是全新世气候的最适宜期,中纬度地区的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3℃～4℃,降水量增加,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带北推约3个纬度。虽然红山文化时期气候较兴隆洼、赵宝沟文化时期变差,但是,整体气候条件较为良好,上述遗址分布区内的沟谷可以形成季节河,生态环境适合人类居住。在红山文化分布的广泛区域内的生活遗址数量丰富,分布密度高,但规模普遍较小,多处小区域存在相邻的几处梁状丘陵顶部均分布有红山文化生活遗址的情况。一定区域多处遗址彼此相邻,相邻的各遗址拥有利用区域内资源的权利,单体遗址规模小,说明遗址内生活的人口不是很多,一定的空间范围内较少的人口不会对环境、资源造成压力,遗址之间不会因为争夺资源产生激烈的矛盾,可以和平共处。邻近分布的遗址之间可能联系紧密,也不排除小区域遗址群的功能或等同于大型聚落的可能性。

2.虽然调查材料缺乏明确的层位关系和测年数据,但通过对调查材料的梳理,笔者发现,辽宁境内红山文化生活遗址采集遗物和遗址分布均存在着较大的区域性差异。首先,遗物方面,辽宁境内老哈河流域生活遗址陶器夹砂陶数量多,所占比重大,可辨器物形制以筒形罐为主,器表多饰刻划斜线纹、刻划“之”字纹、压印“之”字纹等纹饰,泥质陶主要为泥质红陶,器物形制主要有盆、钵、壶,部分器表饰黑彩,少量器表饰红彩。陶器特征整体上与赤峰地区红山文化早、中期西水泉、魏家窝铺、哈喇海沟遗址出土陶器表现出较大的相似性。大凌河流域、青龙河流域遗址陶器类型单一,基本为泥质红陶,较少见到饰纹饰的夹砂陶。陶器特征不同于区域内红山文化中期小东山、下台子、牛河梁遗址下层遗存夹砂陶数量多、所占比重大的特征。其次,在遗址选址方面,老哈河流域生活遗址海拔普遍偏高,遗址选址更倾向于丘陵地势较高的位置,部分遗址分布在距离河流较远的山顶平坦处。大凌河流域、青龙河流域生活遗址海拔普遍偏低,遗址选址更多地倾向靠近河流的缓坡处。这与赤峰地区调查结果有较大相似性,滕铭予对赤峰地区聚落形态进行研究认为,遗址海拔和选址的不同,应该是受到环境变化的影响。环境考古学研究结果显示,红山文化时期已经过了全新世气候鼎盛时期,气候由暖湿逐渐变得温干。所以,大凌河流域与老哈河流域红山文化遗存表现出来的差异性应与时代早晚有关,大凌河、青龙河流域红山文化生活遗址年代普遍晚于老哈河流域红山文化生活遗址年代。

(二)红山文化遗址形态分析

辽宁地区经过发掘的红山文化生活遗址数量较少,结合其他地区红山文化生活遗址发掘材料,目前,经过正式发掘并刊布材料的红山文化遗址中,规模最大的是魏家窝铺遗址,面积在10万～15万平方米之间,环壕内面积约9.3万平方米。遗址内部多经规划,房址分布有规律,多成排分布,遗迹之间少有叠压打破关系。白音长汗遗址红山文化不同时期房址朝向不同。魏家窝铺遗址内房址有西南、东南、朝西三种朝向,发掘者认为,房屋朝向不同与时代早晚有关,同一时期的房址朝向相同,不同时期房址分布区域有所区别,晚期人选择集中生活区域建造房址时会有意识地避开早期人的居住区域。或许因为可利用的空间充足,红山人没有形成在同一房基地连续建房的习惯,在房址毁坏后选择在周围另选一个区域重新建造一个新的房址。一个聚落经历了多个时期的时空演变过程,反映了其周边资源环境长期的稳定性。房址形制趋同,多呈圆角方形半地穴式,室内多无柱洞,有灶,分为不带火道和带火道两种,火道多与门道方向一致。房址面积多在50平方米以下,遗址内没有特殊功能建筑。遗址出土器物基本为生活器,陶器主要为日用陶器,石器包括生产工具、细石器、装饰品等。西水泉遗址清理一座面积超过100平方米的房址,房址内出土遗物为生活器,未发现房址具有特殊功能和意义的线索,但是,该房址面积明显大于遗址内其余房址面积,反映了该房址主人在遗址内的特殊地位。

遗址内部基本不见功能分区,灰坑作为与房址密切相关的生活遗迹,分布在房址周边。遗址内未见玉器加工作坊,陶窑仅见于四棱山、上机房营子、西台遗址,且仅西台遗址陶窑位于聚落环壕内居住区周边,四棱山和上机房营子红山文化窑址均独立于生活遗址外。四棱山遗址发掘清理红山文化窑址6座,出土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兼有一定的泥质红陶和泥质灰陶,陶器器物形制有罐、钵、瓮、器盖、斜口器、碗、器座等。根据形制不同,发掘者将陶窑分为三式,Ⅰ式窑(Y3)形制最为简单,单室马蹄形窑,火膛直接在黄土层掏穴,黄土窑柱;Ⅱ式窑(Y1、Y4、Y5)窑室呈长方形或马蹄形,窑壁和窑柱为石砌,均4个窑柱,靠近火膛一排两个平面为三角形,靠近窑室内壁一排两个为平面圆角方形;Ⅲ式窑(Y2、Y6)分前后两部分,前室是双火膛,后室为窑室,窑室平面呈圆角长方形,火膛与窑室之间有1道火墙,Y2有6个窑柱,4个圆角方形窑柱,2个三角形窑柱,Y6有8个窑柱,4个圆角方形窑柱,4个三角形窑柱。窑址出土陶器以日用陶器为主,并且伴出数量较为丰富的石质生产工具。在6座陶窑中,Ⅲ式窑Y2打破Ⅱ式窑Y4、Y5,Y2的使用时间应晚于Y4、Y5,Ⅰ式窑、Ⅱ式窑、Ⅲ式窑窑室面积递增,窑柱数量增多。所以,Ⅰ式窑、Ⅱ式窑、Ⅲ式窑形制的不同应该是时代早晚的关系,随着时间的变化,窑址建造和烧制陶器技术日渐成熟。上机房营子遗址清理红山文化窑址2座,Y1平面呈圆角长方形,窑室内分布有3个窑柱,火道和窑柱上铺石块,石板上放置陶器,多为倒置。Y2平面呈圆形,窑室内无窑柱,窑室内放置陶器,多为倒置。窑址出土陶器以夹砂陶为主,少见泥质陶,器物形制有筒形罐、斜口器、盆、钵、壶等。根据出土陶器可知,上机房营子、四棱山窑址是为生活区服务的,但是,遗址内未发现同时期的房址,可见,陶器生产加工区与生活区存在一定的距离。调查结果显示两处窑址周围分布有红山文化居住址,说明窑址在较长时间作为陶器生产、加工作坊,为周边多处红山文化生活遗址服务的。

(三)红山文化经济形态分析

红山文化生活遗址出土有炭化植物种子,数量却不是很丰富,敖汉旗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浮选出的炭化植物种子数量不到100粒,不足第一地点兴隆洼文化浮选出炭化植物种子数量的1/10,且以硬果类和鲜果类植物种子为主,粟和黍数量均较少,魏家窝铺遗址出土炭化粟和黍数量同样很少。此外,在生产工具方面,红山文化出土翻土工具不同于兴隆洼文化的石铲,而是继承了赵宝沟文化的石耜。磨制精美的石耜、石刀反映了较高的生产工具制造水平,但遗址内石耜数量较少,不及兴隆洼文化石铲,以及赵宝沟文化石耜数量丰富,且遗址中出土丰富的细石器,细石器被认为是流动性较大的狩猎采集者的工具代表。在魏家窝铺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中,有一定数量的软体动物,哺乳类动物中野生动物种类丰富,占比大,说明红山人很大程度上依靠狩猎捕捞获取肉食,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气候环境适宜,资源较为丰富,所以,红山文化时期存在农业生产,但是,农业经济并不发达。生计方式除了是古代人类主观选择的结果,也受到气候、环境的制约,史前时期很多地区农业人群因受到气候干旱、环境恶化影响而放弃农业生产,回归狩猎采集。红山文化时期气候逐渐转向干凉,十分不利于农业发展,所以,红山人长期坚持多种经济方式并存的手段获取食物,这也是应对气候环境变化、资源短期内不稳定的安全经济方式。红山文化宗教仪式是辽西地区原始宗教信仰的进一步发展,经济基础与宗教信仰发展保持同步性,是保证文化持续繁荣的前提和基础,然而,小气候的波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导致资源环境的不稳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宗教信仰也承担了在生存条件不稳定甚至变差的情况下,提供精神寄托的功能,红山人将更多的希望放在祭祀活动上,而经济基础与宗教礼仪逆向发展正是红山文化晚期短时间没落的重要原因。

综上,辽宁地区红山文化时期生活遗址数量丰富,分布密度高,呈分散的分布状态,遗址之间缺少可对比的层位关系,但是,遗址之间距离近,互动性好,或许与小的气候波动相关,红山人长期坚持多样性的生业方式,这也是红山文化发展的基础驱动力。

二、墓地、祭祀遗址分布与特征

目前,经过正式发掘的红山文化墓地包括南台子、友好村、白音长汗、胡头沟、田家沟、东山岗、卧牛石、草帽山、半拉山、牛河梁,其中,南台子、友好村、白音长汗为红山文化中期墓地,其余皆为红山文化晚期墓地。红山文化中期墓葬结构简单,主要为积石石板墓和积石土坑墓,墓葬周围无筒形器等祭祀陶器,随葬品种类有陶器和玉器,玉器有玉锛、玉管、玉环。晚期墓地以牛河梁遗址最具有代表性,较早阶段的为一个墓地分布有多座筒形器圈墓,墓葬结构为单独墓葬上有积石,墓葬周围摆放筒形器。较晚阶段的积石冢规模大,结构较为复杂,墓地内分布多座墓葬,冢上多有积石,有“唯玉为葬”的随葬习俗。积石墓早在兴隆洼文化时期就已流行,墓葬形制有积石土坑墓和积石石板墓。随葬品中玉器以装饰品为主,有玉蝉、玉管、玉玦等。红山文化中期石板墓和土坑墓与兴隆洼文化时期积石石板墓和土坑墓形制接近,随葬品包括日用陶器和玉器,玉器为具有装饰功能的小件玉器。可见,红山文化墓葬是由本地区兴隆洼文化墓葬发展而来,随着红山文化埋葬、祭祀仪式的发展,红山文化晚期墓地规模变大,形制复杂,发展成为与宗教礼仪相关的墓地(积石冢)以及伴随的祭祀遗迹。

红山文化晚期墓葬随葬遗物种类单一,基本为各类玉器,除具有祭祀意义的彩陶器,无日用陶器,有“唯玉为葬”的传统。辽西地区兴隆洼文化时期即有用玉传统,种类相对较少,玉器器形简单,常见器形有玉玦、玉管、玉匕。除红山文化中期墓葬与兴隆洼文化墓葬随葬玉器种类和器物形制接近,红山文化晚期墓葬随葬玉器种类丰富,器物形制多样,部分玉器形制可在兴隆洼文化中找到原型,如红山文化玉猪龙又称兽首玉玦,个体普遍较玉玦大,形制与玉玦相似,是兽首形象和玦的合体。牛河梁遗址十六地点79M1∶4三孔玉梳背饰两侧兽首形象(图三,2),以及半拉山墓地M12∶4兽首形柄端饰(图三,3)与兴隆洼文化白音长汗遗址M7∶4石熊形象(图三,1)极其相似,所以,红山文化用玉传统同样是继承自兴隆洼文化,而兴隆洼文化房址和墓葬内均出土有玉器反映了玉器的制作和使用与兴隆洼人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又逐渐在人们的生活和意识形态方面承载了高于生活的意义。在红山文化早、中期,玉器基本不见于生活遗址内,墓葬内随葬玉器为具有装饰功能的玉管、玉环,玉器还未成为仅与祭祀活动相关的特殊品。红山文化晚期,随着宗教仪式的发展,玉器开始脱离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具有宗教功能和意义的礼器。玉礼器及玉料、半成品、废料均不见于生活遗址,朝阳半拉山墓地M20出土玉料和玉芯,M30出土玉料,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三号冢出土玉芯,冢四M15出土有2件斜口筒形玉器和1件长条形块状玉石件(图四)。玉芯、玉器半成品并非作为玉器加工生产的废料随葬,或许可以作为继续加工的原料,或是墓主人的纪念品,同样是墓主人生前的财富。说明玉器加工尤其是玉礼器加工应该由专业的人员从事,很可能就是随葬这些玉器的神职人员亲自制作,也说明玉器在红山文化时期是社会上层人群才可以拥有和支配的非常珍贵的资源,是权力和身份的象征。红山文化玉器尤其是红山文化晚期墓地出土玉器形制多样,工艺复杂,但玉猪龙、勾云形玉器等同类玉器形制体现出高度的一致性。红山文化分布范围北到西拉木伦河流域,南到渤海北岸,西到滦河流域,东到辽河流域,广域范围内同类玉器形制的一致性反映了红山文化宗教信仰的统一性。

图三 兴隆洼文化和红山文化熊首形象

辽宁境内共发现墓地、祭祀遗址共137处,分布在大凌河、老哈河、青龙河流域(图五)。老哈河流域发现墓地集中分布在老哈河上游地区,青龙河流域发现墓地集中分布在靠近老哈河、大凌河流域的上游地区。根据墓地伴出遗物基本为红山文化晚期墓地出土各类型筒形器的特征,可以初步判断辽宁境内目前发现红山文化墓地均为红山文化晚期墓地,暂时未发现红山文化早、中期墓地信息。

通过墓地数量和生活遗址数量统计比较,墓地与生活遗址数量十分不均衡,生活遗址数量远高于墓地数量。一方面原因如上文分析,已知生活遗址包括红山文化从早期到晚期的遗址,已知墓地、祭祀遗址仅包括红山文化晚期墓地;另一方面,也存在生活遗址和墓地不是单体对应关系的可能,即一个墓地可能关联多个聚落的人群。

根据目前已知红山文化生活遗址、墓地、祭祀遗址分布情况,内蒙古地区西拉木伦河流域分布有一定数量的红山文化生活遗址和积石冢,老哈河流域生活遗址数量十分丰富,分布密集高,却少见墓地,墓地多集中分布在老哈河上游邻近大凌河流域地区,越向北部数量越少。大凌河上游牛河梁遗址及周边区域墓地、祭祀遗址数量丰富,分布密度最高,呈集中分布趋势。西拉木伦河流域广泛分布着科尔沁沙地,环境考古学研究显示西拉木伦河流域科尔沁沙地形成后经历了多次收缩和扩张,其中,第一次大规模收缩出现在8000～5000aBP,第一次扩展出现在5000～4000aBP的小河沿文化时期,第二次收缩出现在4000～3300aBP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第二次扩展出现在3300～2800aBP的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科尔沁沙地受气候变化影响大,生态环境脆弱,伴随资源的不稳定,沙地的变化也随时影响着史前文化的兴衰。科尔沁沙地南部老哈河流域为黄土分布区域,黄土的特征更适合人类生活以及从事农业生产。虽然环境非文化兴衰的决定因素,但史前环境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性,生态环境与局部区域内遗址数量和分布情况有着较大的统一性。相关研究显示,西拉木伦河流域红山文化生活遗址年代普遍偏早,大凌河流域经过发掘的红山文化居住遗址年代较早,说明红山文化早期有红山人在该地区生活,调查发现的红山文化晚期生活遗存信息不甚丰富,遗址规模趋小。牛河梁地区红山文化人口与社区研究结果也表明,这一地区的生活遗址应该是与礼仪建筑相关,是为礼仪建筑服务的。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红山文化存在着区域性差异,西拉木伦河流域为红山文化重要的生活区和埋葬、祭祀区,老哈河流域虽然有一定的埋葬、祭祀活动,但不是重要的埋葬、祭祀区,而是重要的生活区,大凌河流域是红山文化晚期遗存重要分布区域,并且在红山文化晚期一度发展成为红山文化的宗教仪式圣地。

近年在大凌河上游开展的区域系统性调查认为,大凌河上游地区红山文化埋葬和祭祀遗存数量丰富,高密度地分布在大凌河及其支流两岸,而该地区红山文化生活遗址规模不大。大凌河地区经过发掘的红山文化生活遗址有朝阳小东山遗址和牛河梁遗址第五地点下层遗存,缺少红山文化晚期大型聚落址信息,相信随着未来田野工作的不断深入,这一难题也会很快解决。

总之,现有材料显示牛河梁遗址区红山文化墓地数量多,分布密度高,并且有女神庙、大平台这样超大规模的仪式建筑。该地区四周有山地环绕,区域内有大凌河支流牤牛河(又名第二牤牛河)流经,河流两岸分布有开阔平缓的山梁,墓地主要分布在山梁顶部,部分山梁上连续分布有多处墓地,红山文化晚期红山人对积石冢的营建经过精心的选址和规划,积石冢内埋葬的墓主人非普通平民,可能是祭司或掌握神权的神职人员。随着社会分化以及宗教的发展,神职人员拥有占有社会资源和调动人力的权力,他们将埋葬和祭祀活动有机结合,营建了形制复杂的坛、庙、冢,大型与埋葬、祭祀相关的礼仪性建筑。

三、结 语

辽宁地区是红山文化重要分布区域,遗存主要分布在辽河以西地区,生活遗址和墓地、祭祀遗址数量均十分丰富,且分布有规律。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证明影响社会复杂化的因素很多,包括环境、人口、技术、宗教等,不同的因素在不同文化社会复杂化进程中起到的促进作用也是不一样的。红山文化生活遗址数量丰富,但是,规模普遍较小,反映了红山文化是一种松散但稳定的社会组织结构,宗教的发达程度能够维持社会的稳定,也说明宗教神权在红山文化社会复杂化进程中是最为重要的因素。共同的宗教信仰维系了红山文化人群的统一,并且随着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发展,依托宗教礼仪活动的神权成为红山文化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

注 释：

① 安特生:《奉天锦西县沙锅屯洞穴层》,《古生物》(丁种第1号第1册),地质调查所1933年。

② 东亚考古学会:《赤峰红山后——热河省赤峰红山后先史遗迹》,1938年日本东京。

③ 尹达:《中国新石器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

④ 郭大顺、张克举:《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1期。

⑤ 方殿春、刘葆华:《辽宁阜新县胡头沟红山文化玉器墓的发现》,《文物》1984年第6期;方殿春、刘晓鸿:《辽宁阜新县胡头沟红山文化积石冢的再一次调查和发掘》,《北方文物》2005年第2期。

⑥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文物出版社2012年,下同。

⑦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源市西梁头红山文化石棺墓地的发掘与研究》,《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论文集》(四),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2—23页。

⑧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龙城区博物馆:《辽宁朝阳市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的发掘》,《考古》2017年第2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龙城区博物馆:《辽宁朝阳市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考古》201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