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三孔布的国属与铸造时间

朱安祥

再论三孔布的国属与铸造时间

朱安祥

三孔布 国属 赵国 铢两制 战国

关于三孔布的国属与铸造时间等问题，学术界长期存在分歧。利用新出土资料对以往的研究进行辨析，发现秦、魏两国铸造三孔布的证据不足；通过对比赵国、中山国的疆域范围，以及利用战国文字的地域性特征进行字形比较，发现三孔布铭文中的地名基本与赵国疆域相吻合，而且字形体现出赵国文字的风格；最后结合三孔布铸造时间的考证，认定三孔布属于战国晚期赵国铸造的货币。

三孔布是流通于战国时期三晋地区的一种圆首圆足平首布币，因其首部与两足之处各有三个圆孔，故名。三孔布最早著录于清人初尚龄《吉金所见录》一书，之后的《古泉拓本》(张廷济著)、《铁云藏货》(刘鹗著)等著作均有收录。由于三孔布正面的铭文均为当时之地名，而且发现品种较多，大约涉及到上古时期近40余处城邑，因而受到广泛关注。学界对三孔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属与铸造时间两个方面，诸家通过释读币文、确定地望以及从钱币类型发展演化的关系层面去探讨上述问题，但就所得出的结论而言，可谓众说纷纭，很难达成统一的认识。

前辈学者已有的研究为我们今天探索三孔布的相关问题打下了坚实基础，本文首先对已有的观点进行梳理与辨析，然后结合三孔布的流通区域作详细考察，最后利用战国文字地域性特点进行字形对比等方法，对三孔布的国属与铸造时间这两个问题略述己见，以就教于诸位方家。

一、对以往研究的辨析

对于“三孔布为秦占领赵邑时的铸币”这一观点，我们也不认同。首先，秦国大举攻赵发生在秦王政斥逐相国吕不韦而亲自掌握政权之后，这一年是公元前237年，距公元前228年赵之邯郸地区被秦军全面攻占，其间仅有十年时间。秦国在占领的二十余处赵地铸造了近40种地名的三孔布，可能性并不大；其次，战国时期秦国就已经把半两钱作为本国流通之货币，而且始终执行禁止私铸钱币的法令，即使是在占领地区铸造钱币，那么一定是本国的半两钱，怎么会再去铸造赵国的布币呢？由以上推论可知，三孔布不应是秦国铸币。

魏国铸币说目前无法提供有力证据，因此支持者甚少，在此也不作过多讨论。除去秦国、魏国之外，三孔布的国属问题就落在了赵与中山两者之间。

二、由三孔布的流通区域看国属问题

以往有学者认为三孔布中的若干地名属于中山国，如上阳、南行昜、北九门等。如果我们把战国时期中山国的疆域给大致勾勒出来的话，就会发现中山国的疆域仅能涵盖一小部分三孔布地名，绝大多数地名是中山国势力远不能及的。《战国策·秦策》记载：“昔者中山之地方五百里。”公元前323年，中山国参加了“五国相王”，由此国势强盛。公元前314年，中山出兵伐燕，占领燕国领土“方数百里，列城数十，克敌大邦”(中山王鼎铭文)，此时的中山国达到国土疆域之最大化。段连勤先生曾经勾勒出中山国强盛时期的疆域范围，“南部边界一直稳定在房子、鄗一带(即古槐水沿岸)”，“北部疆界应从鸿上关沿滱水至左人，再由左人向东至唐县之中人”，“东疆当从薄洛水中段起，经扶柳向北，越过苦陉以东，再向北至唐邑”，“西界为太行山”⑧。通过对比三孔布地名范围，我们可以看出：即使是在疆域最辽阔的时期，中山国的地域范围并不能涵盖大部分三孔布中的地名。

既然中山国的疆域不能涵盖三孔布上所涉及的地名，那么赵国是否可以达到这样的规模呢？《汉书·地理志》对赵国的疆域范围有着十分清楚的描述：“赵分晋，得赵国。北有信都(今冀县附近)，真定(今正定县附近)、常山(今元氏县附近)、中山(今唐县附近)，又得涿郡之高阳(今高阳县东)、鄚(今任丘县北)、州乡(今河间县东北)；东有广平、巨鹿、清河、河间，又得渤海郡之东平舒(今大城县)、中邑(今沧县)、文安(今文安县东北)、束州(今河间县东北)、成平(今交河县东)，章武(今沧县东北)，河以北也；南至浮水(当在繁阳附近)、繁阳、内黄(今河南内黄县北)、斥丘(今河北成安县东南)；西有太原(今山西省中部)、定襄(今内蒙古托克托等处)、云中(今内蒙萨拉齐附近)、五原(今内蒙古河套北)、上党。上党，本韩之别郡也，远韩近赵，后卒降赵，皆赵分也。”⑨可见赵国的疆域范围东至渤海湾，西至内蒙古阴山一带，南达到河南内黄，北及滹沱水附近。战国晚期，赵国经常参加各种军事活动，疆域亦随之频繁变迁，这其中尤以公元前296年灭掉中山为甚，此时赵国疆域发展至最大规模，就以上述及的范围而言，正好涵盖三孔布所涉及到的绝大部分地名。从中山国、赵国两者地域范围来看，三孔布属于赵国铸造的可能性更大。

三、由战国文字的地域性特点看三孔布的国属问题

裘锡圭先生曾指出，六国文字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是俗体字的流行，二是各国文字各异⑩。战国文字具有很强的地域性特点，一个地区使用的文字与其他区域的文字在形体上存在明显差异，学界也正是利用这一特点，解决了很多出土文物的归属问题。一般来讲，学术界把战国文字按照地域性分为齐系、燕系、晋系、楚系和秦系五大类。

我们所作的文字字形地域性差异比较，就是基于上述几点：第一，战国文字有很强的地域性特征。第二，考古出土的中山国、赵国文字资料较为丰富。第三，中山国文字虽然与三晋系文字有渊源，但也有其自身特点。如果细心比较的话，可以发现中山国文字与三孔布上的文字存在明显差异。据统计，三孔布铭文大约保留有53个单字，这些字中可以拿出来与中山国文字相对比的有16例，占三孔布文字总数的30%。

通过对比的表格来看(表一)，三孔布铭文字形书写随意性大，文字多不规范，减笔、异体字现象常见。而中山国文字则相对规范，很少出现减笔现象。以“北”字为例，三孔布书写随意，而中山国文字结构完整，并且还保留有殷商时期卜辞文字之特征。从“武”字字形来看，三孔布文字下面“止”部呈半包围状，而中山文字则属于上下结构。另外，三孔布铭文中的“两”字，上面“冂”部是平的，而中山国则呈三角形；“建”字的“廴”部，三孔布书写简单，作“∟”形，而中山国文字则在竖划处多出三个增笔；“处”字字形则区别更为明显。与此同时，我们发现三孔布上的文字与赵国文字却极为相似，尤其是“亡”、“夫”、“北”、“余”、“武”、“建”、“家”、“处”、“与”等字，字形特征几乎完全一致。很明显三孔布上的文字体现了赵国文字的特点，与中山国关系并不紧密，由此可证三孔布的国属应该为赵国。

四、三孔布的铸造时间

表一 三孔布文字与赵国文字、中山国文字字形对比表

注：图表中的资料来源均使用简称，如“文字编”，全称为《中山王厝器文字编》，“方壶”、“圆壶”、“大鼎”均为中山王器之铭文；《侯马盟书》简称为“侯马”；阿拉伯数字编号为《殷周金文集成》中著录号、大写数字编号来源于《古玺汇编》著录号。

通过观察三孔布铭文中所涉及到的地名，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城邑大都分布在赵国的东部疆域，而西部较为重要的城邑，如晋阳、邯郸、蔺、离石等，均没有出现在三孔布铭文之中，由此可以断定赵国在铸造三孔布之时，国家政治、经济的活动区域集中在国土疆域的东半部。经过武灵王的强盛之后，大概到了孝成王时，赵国开始由强盛转向衰弱，从武灵王到孝成王的30多年间，赵国一直与秦国反复战争，由于多重原因，赵国一直处于弱势，多次大的战争带给赵国沉重的打击，尤其是孝成王四年(公元前262年)爆发的长平之战，使赵国丧失了与秦对抗的实力。公元前246年，秦拔赵之晋阳，此时的赵国为了躲避秦国的侵略，只能把国家的中心转移到远离秦国的东部地区，至此之后赵国的疆域基本稳定在东部，也正与三孔布铭文中的地名大致吻合，由此我们推断三孔布的铸造时间应该属于这一时期。

从布币形制演变关系这一角度出发，也可以证明三孔布的铸造时间不会早至公元前4世纪。众所周知，三孔布是由圆足布发展、演变而来的，两者具有相同的形制特点和文字特征。圆足布的铭文只有两种：蔺与离石，这是两座战国时期非常著名的城邑，习见于文献记载。此二地最终入秦的时间在公元前281年，这一年也就成为了圆足布铸造的下限时间。既然三孔布是属于圆足布之后的货币，而且三孔布铭文中并未见到蔺与离石，所以三孔布的铸造时间绝不会早至公元前4世纪，应该在公元前281年之后才更合理。

此外三孔布铭文中的很多城邑可以与传世文献记载相印证，也为我们的断代提供了线索。如《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燕王喜四年“燕军至宋子”，说明最迟在公元前251年，宋子仍属于燕国所有，而赵国铸造的“宋子”三孔布理应不会早于此年。《史记·赵世家》孝成王十九年，“赵与燕易土……燕以葛、武阳、平舒与赵”，公元前247年武阳才归属于赵国，那么“武阳”三孔布的铸造时间也绝不会早于此。综上所论，我们认为三孔布的铸造时间应该在战国晚期，具体为公元前281—公元前228年之间。

从目前出土情况来看，三孔布的存世量非常稀少，绝大部分品种仍属孤品，因此三孔布应该不是长期铸造的货币；而且在当时它是否行使了货币的职能也不能完全确定，既然是货币为何铸造量这么少，如何流通使用呢？另外，三孔布的铸造时间，处于秦国与赵国频繁战争的时期，或许三孔布曾受到秦国计量单位的影响，采用了铢两制度，但所记之重量如“一两”、“十二朱”是兑换什么的呢？据相关知情者称：伴随三孔布出土的器物多为兵器等杂物，那么三孔布是否与当时的军事活动有关呢？这些问题目前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这里只是把问题提出来，等待进一步出土材料的丰富去证实，也希望能够引起学术界的重视，逐渐把三孔布的研究推向深入。

附记：本文曾在2015年6月河北师范大学召开的“第三届中国金融史学术研讨会”上宣读，会议期间河北师范大学戴建兵教授、中国钱币博物馆王永生研究员、上海博物馆周祥研究员为本文的进一步修改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此谨致谢忱！

注 释：

① 清人李佐贤在其著作《古泉汇》中最早提出三孔布为秦国货币，认为“背俱作十二朱，朱即铢省，起于秦。古刀布计铢者未见，有之，自此布始”；彭信威亦认为“它是最早的朱两货币，而朱两是秦国所用的货币单位，所以它可能是秦国的货币”，参见氏著《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6页；朱活在肯定朱两记值为秦制的基础上，又进一步考释了几种三孔布铭文中的地名，认为三孔布为秦国占领赵邑时铸造的货币，参见氏著《古泉新探》，齐鲁书社1984年，第76页。

② 李学勤：《战国题铭概述》，《文物》1959年第8期；裘锡圭：《战国货币考》，《北京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

③ 张弛：《三孔布考辨》，《文物春秋》1990年第4期。

④ 张颔：《<中山王厝器文字编>序》，中华书局1981年，第3、4页；汪庆正从金属铸币的重量上分析，认为三孔布属于公元前4世纪中山国的产物，参见《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先秦卷·总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1页。杨科认为三孔布铭文中有一些地名是属于中山国的，因此也赞同三孔布为中山国货币，参见《也说三孔布的国别和时代》，《中国钱币》1988年第1期。

⑤ 黄锡全：《三孔布奥秘试探》，《安徽钱币》2000年第2期。

⑥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715～716页。

⑦ 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订补)》，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21页；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文物工作队：《西沟畔匈奴墓》，《文物》1980年第7期。

⑧ 段连勤：《北狄族与中山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6页。

⑨ 《汉书》卷28《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62年，第1655页。

⑩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56页。

〔责任编辑、校对 孙 琳〕

朱安祥，男，1987年生，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邮编450001。

K875.6 K87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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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0483(2017)01-004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