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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用”在当代艺术创作中的表现及启示

时间:2024-04-24

摘 要:“挪用”在词典里是一个相对贬义的词汇,但挪用主义艺术却是基于时代发展而衍生出来的一种新艺术形式。这种艺术形式流行的同时也意味着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和审美都在慢慢向新的方向转变。“挪用”的观念在当代艺术中被普遍的运用与绘画,装置,设计,影视,甚至是文学和音乐也有其应用与实践。那么在当代艺术中“挪用”又是以何种形式表现?本文将从“挪用”在艺术中的出现与发展开始,同时将“拿来主义“观点带入对比来阐释何为挪用艺术。再从当代经典的挪用艺术作品及艺术家来讨论“挪用”在当代艺术中的表现。并在此基础上做一些关于创作的思考。

关键词:挪用;当代艺术;现成品艺术

前言

艺术发展至今,我们正面临一个巨大的难题——在复杂的当代艺术环境语境中,艺术和美学认知的作用下,通过自我认知、自我区分、自我矛盾的方法来进行艺术原创的可能性越来越低。艺术的创意都是来源于打破固有的思维定式与哲学,也就是我们的思维或是认知甚至是道德给我们设置的一个“禁区”。每当我们试探或是打破一层禁锢,就能得到快感和突破。但现在这种“禁区”由于科技的进步,认知进步而成倍的减少到几乎穷尽。但追寻“禁区”的人数确成倍的增加。在这种背景下,一些艺术家不得不另辟蹊径,“挪用”这种艺术语言形式也因此受到了广泛的运用。

一、挪用艺术的出现

1.追溯 中国对于临摹一词并不陌生,古代的唐代或唐代以前的绘画大多为临摹的作品,我们之所以还能看见这些古画,离不开后世文人的临摹。古人绘画讲究传承并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无一笔无来路”也成为当时的文人对好画标准之一。

早期的西方美术史中,对于模仿一词也并不新鲜。许多的画家都曾临摹过前画家的作品并加以改造。有些经典的人物形象也会被挪用进自己的画面中。著名的艺术家德拉克洛瓦所作的名画《自由领导着人名前进》就有美术史学家考证,画面中心的女性形象的原型来源与1820年在米洛斯岛上发现的维纳斯。当然对于维纳斯的“挪用”也远不止这些,神话将维纳斯描绘为美神,爱神。在美术史中,不乏有艺术家或是将维纳斯的形象引进画中;或是将平常的女子的画像以维纳斯为名。其中或是赞美或是反讽,这些都是对“维纳斯”的一种“挪用”。

2.当代艺术中的出现 从杜尚将小便池取名《泉》并企图以艺术品的名义搬进美术馆,挪用的思想像是一阵飓风席卷了艺术圈并蔓延开来。这件作品是伟大的开端,同时也带来了现成品的挪用这一概念。《泉》这件作品是将一个公厕中随处可见的小便池上,署名“R·mutt”,因为当时的杜尚化名为“R·Mutt”,这个英文单词则为作者之名。杜尚打破了当时艺术家、艺术评论家的固有思维和美学逻辑,同时也与传统美学观念和经典的艺术雕塑作品背道而驰。

但杜尚却早在1912年就开始与弗朗西斯·皮卡比亚吉诗人和艺术批评家纪劳姆·阿波利奈尔重新审视“艺术”与“非艺术”这个当时几乎已经定论的概念,1913年,他就开始构思并创作《自行车车轮》,这件作品将一个单个的自行车轮固定于一个板凳之上,再通过对这个车轮的照射,在墙上或是其他地方形成另一个车轮,已达到一种美感。作品直接挪用现成的物品,通过稍加改造让它具有其他的含义或美的特性从而成为一件艺术品,算是第一件现成品挪用的艺术作品。但是现成品的挪用并不是肤浅的拿来摆放那么简单,它的背后是艺术家强大时审美能力与对材料,物品的综合把控能力。同时与艺术家的思维方式、哲学思考以及传递的艺术内涵分离不开。在此之后杜尚又对“挪用”这一艺术概念进行了多次的尝试与实践,1919年,杜尚在世界著名作品《蒙娜丽莎》的印刷品画上了两缕向上翘的胡须,并在印刷品的下方用颜料命名《L.H.O.O.Q》。这次他将经典名著以另一种怪诞的形式加工并展现——直接将《蒙娜丽莎》当成是一种图示语言直接挪用改造使《蒙娜丽莎》给人感觉彻底改变,也传达出杜尚对于传统艺术一贯的叛逆。

二、挪用艺术——艺术中的“拿来主义”

1.“新人” 本文中挪用艺术“新人”的概念主要是针对艺术家和观赏者而言的。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中将“挪用”作为一种艺术语言首先就要求他们要有自己的哲学体系和充足的知识储备,“挪用”是为了让艺术家更好的表达或是更好的向外传递自己的艺术观念,但同时也要与被“挪用”对象有一定的区分或是意义上的升华,明确他们的界限,才是挪用艺术。因此,正如“拿来主义”所说的,我们要拿来,也要挑选。而挪用的艺术的核心也是:拿来、学习并改造。

观赏者也是“挪用”中的“新人”,艺术家创作艺术品,主要是将艺术品作为与“观赏者”对话的媒介。没有艺术家、艺术品和观赏者三者的循环则作品不能被称作艺术品。挪用艺术在当代中被广泛运用,观赏者也扮演者重要的角色。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人们得到信息的速度不断加快,信息化时代的来临意味着每一个观赏者更容易地看见一件艺术作品,但同时也意味着观赏者在一件艺术作品上停留的时间大大减少。人大脑处理图像的时候会在有记忆或是深刻印象的图示中对停留和多思考,但同时也要有不同的变化刺激出的陌生感和新鲜感,观赏者在这一过程中成为了更符合时代的“新群体”。

2.“新艺术” 挪用中的“新艺术”的概念是从艺术的发展来看。挪用后的艺术有了一定的发展和创新,开始慢慢从架上绘画中走出来。更多的装置,材料,行为甚至数字媒体技术为“挪用”成为“新艺术”创造了条件。从开始的图像与符号的直接挪用,到将图像与符号做成装置或是將现成品组合成某种图像与符号进行挪用。挪用的手法也有了更多的变化,拼贴,戏仿,反讽都成为了“挪用”的形式。而“挪用”后产生的艺术与原图像有了不同的含义,所产生的艺术感受也是更符合当代特色的“新艺术”。

三、当代艺术中的“挪用”表现

1.国外语言环境下的表现 从杜尚提出“挪用”的概念后,很多艺术家也纷纷做出尝试。波普艺术代表人物安迪·沃霍尔从作品《金宝汤罐头200》开始对“挪用”进行另一种尝试。杜尚提出的现成品的“挪用”,是直接将现成品当成艺术品。但安迪·沃霍尔的作品是运用对现成品,具体说是消费商品和名人、大众媒体的图像化,通过大量的印刷,复制和颜色的变换产生一种视觉的刺激。20世纪60年代的观念艺术也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约瑟夫·孔苏斯的作品《一把和三把椅子》(如图一)中,艺术家将一把真实的椅子和这张椅子的摄影作品以及字典上关于椅子的解释三者组合成为了一个完整的艺术作品。这个作品同时挪用了现成品,图示与文字,三者相结合。算是挪用艺术的集大成者了。

圖一:《一把和三把椅子》1965 混合媒介

82cm*38cm*53cm

具象绘画艺术家弗朗西斯·培根的挪用则是通过大量的临摹经典美术作品并对美术作品进行改造,他的作品在挪用原作的人物的造型的基础上,对人物有了新的诠释,通过用色,构图,技法和头部和手的再创作。很好的将当代艺术家的情绪进行进行一种发泄般的描述,同时也是现代社会的中力量的反叛。

后现代艺术家辛迪·舍曼将新媒体摄影,通过化妆和数字技术,将自己还原成画作中的人物,然后对原画作的某些特定面部特征,衣物,动作,构图进行模仿与挪用,探索并强化了许多视觉风格和大众电影人物形象。同时也通过自己的模仿与挪用,讽刺的告诉大众那些被植入我们脑海中的大规模的视觉人物角色类型的不安定性与虚假性。

2.中国语言环境下的表现 中国的挪用艺术相对于国外的而言更多的是对经典作品和文化符号的运用。从中国对外开放,国外的文学艺术涌入中国。中国的艺术家受达达主义,波普主义的影响,在1985年罗伯特·劳申伯格来中国办展后,更就刮起了一阵对西方的艺术狂热追求的狂潮。同时对“挪用”这种艺术语言形式开始疯狂的吸收与运用。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无论是早期的“中国政治波普”还是中间时期出现的“艳俗主义艺术”到最后慢慢发展演变成中国“后生代”。都离不开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国传统图示语言进行挪用。

徐冰的艺术离不开中国式的图示与哲学。他作品《天书》,以中国最普通但又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字作为创作的源头,“似字非字”就是他作品的展现方式。他挪用了文字或者说是中国字的基本形,然后将文字打乱,重组,添加或是减少笔画来创造出新的汉字,但这些汉字却是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伪汉字。“看起像却又不是”就意味着无论以前认识与否,现在在这些字的面前都是平等的。打破原来对汉字的固有思维模式,通过概念的混淆制造陌生感是他的创作理念。而他的另一系列作品《背后的故事系列》就将“现成品与挪用”表现的更加突出。把著名的中国古代山水画作品当成是一种传统的图示语言进行挪用,同时与西方的现成品挪用的概念完美结合创作出发人深省的作品。作品中大量的使用生活中很普通的材料和废弃品,用玻璃板材料的透光性和人的视觉惯性,将这些物品排列组合,从而在画面的正面呈现出的是视觉和思维中的著名山水画作品。

蔡国强的作品《草船借箭》,以箭、木船、稻草、电动风扇和中国国旗为材料,还原三国志中草船借箭的典故。这里看似只是单纯的对这一成语概念的挪用,其实也不尽然,这更是中国当代艺术中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对立与融合的关系论。在国旗这一细节上,更表明蔡国强对于“中国身份”的一种强调。西方古典绘画成为了曾凡志的“反讽式挪用”的一个重要且常见的母题,他的作品《最后的晚餐》,《拉奥孔》《兔子》都是以自己的绘画形式和图示语言对西方经典绘画进行的一种挪用和反讽。

四、“挪用”的当代创作思考与启发

“挪用”与“剽窃”一度被拿来对比,艺术史上有不少的事件与官司将一些号称是“挪用”的艺术家告上法庭。2019年的叶永青事件成为了热门话题,同时将艺术中的“挪用”以一种贬义的方式有一次带到了大众的视野。画家叶永青被比利时艺术家克里斯蒂安·希尔文媒体维权,这位比利时画家直接称叶永青对他八十年代的作品大量抄袭,其中两个艺术家的对应作品对比后不难看出画作的构图与所用元素都非常相似,这也引出了更多艺术家打着“挪用”旗号的抄袭的话题。也有很多艺术评论家对挪用艺术本身十分不看好,中央美术学院研究院刘礼宾就发表文章《谁还愿成为”挪用艺术“的代表?》对“挪用”艺术提出质疑,但本文认为挪用在当代创作中有其存在同时也不可或缺的意义。挪用艺术是符合当代社会艺术发展形势的,正如前文所述的“新人”观念,当代的艺术需符合观赏者及大众的视觉方式,就要求能短时间给大众留下印象或对视觉有强烈的冲击。在创作中“挪用”艺术史中通过千锤百炼流传下来的经典图示和通俗概念,相当于挪用它们背后所包含的巨大的信息,艺术家运用挪用的艺术手段创作也就意味着已经有了一个扎实的地基在,而思考的重点就放在怎么把房子建的更个性,更美观。但“挪用”本身也仅仅只能作为一种创作手段,当代艺术创作并不是为了挪用而挪用,“挪用”是为了给艺术创作添砖加瓦,锦上添花,而不是鼓励坐享其成,不思进取。当代艺术创作中的挪用应是有创造性的挪用,反之甚至不利于当代艺术的发展,试想当艺术家丧失了对艺术的追求与思考,失去了属于自己的思维与个性,而一味的追求图示与样式,那这样的艺术将是没有灵魂与意义的垃圾罢了。

参考文献:

[1]《谁还愿意成为“挪用艺术”的代表?》刘礼宾 东方早报 2015.8.19第 W03 版

[2]《挪用——对当代艺术中一个重要创作方法的分析》邓庆华 当代艺术论坛  2018.3

作者简介:倪天澍(1996—),女,汉族,江西鹰潭人,研究生在读 ,单位:云南大学,研究方向:当代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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