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蔡行敕》考

撰文＝曹宝麟

一九六一年文物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宋徽宗赵佶书蔡行敕》，辽宁省博物馆杨仁恺先生在后面写有《附记》，列考郑穆、黄庭坚、王祎三跋之伪，从而指出此敕明代以来盛传为宋太宗所书的谬失，又通过与徽宗《圜丘季享敕》比较，最后将此敕归于赵佶名下。

杨先生说：“首先，手敕本身无年代可考，其次，蔡行之名不见于《宋史》，《宋实录》又残缺无征，无从断定他的年代。再次，赵光义的书法不见传于后代，未能窥见风貌。”“虽然，要作肯定的结论还有待于研究工作者们作更进一步的研究。”我认为在没有旁证的情况下，单凭比勘而做到这一步，已经显出杨先生的识见。本文拟就杨先生期待解决的问题作一些深入的探讨，并以此就正于杨仁恺先生。

《蔡行敕》全文：

敕蔡行：省所上劄子，辞免领殿中省事，具悉。事不久任，难以仰成；职不有总，难以集序。朕肇建纲领之官，使率厥司，况六尚之职，地近清切，事繁而员众。以卿践更既久，理宜因任，俾领盾省，寔出柬求。乃愿还称谓，殊见撝谦。成命自朕，于义毋违。尔其益励前修，以称眷倚。所请宜不允，仍断来章。故玆诏示，想宜知悉。十四日。敕。敕蔡行。

不言而喻，问题的症结当然在“蔡行”身上，只要知其踪迹，一切疑难也就迎刃而解。那么，是否如杨先生所云蔡行无踪可觅呢？不是的。蔡行之名，不但见诸《宋史》，而且在宋人王偁《东都事略》、明人柯维骐的《宋史新编》和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中皆曾提及，只是此人并未单独立传，故易被忽略而已。蔡行是蔡攸之长子，亦即老奸巨猾蔡京的长孙。

蔡行为长房长孙，史无记载，但可从名字得知。蔡氏三代起名的辈分非常严格。蔡京与弟卞以及京自认为族兄的蔡襄，其名皆从“亠”；京子辈名皆从“攸”，蔡攸已知是长子，故以部首领头，其余是鯈tiáo、翛xiāo、鞗tiáo、絛tāo 等；孙辈皆从“行”，有《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徽宗宣和元年》为证：“九月，乙卯，曲宴保和新殿，过玉真轩，蔡京等请见安妃，许之。京作记以进。”案语引《九朝编年备要》摘蔡记略云：“皇帝召臣京，臣黼……臣攸燕保和新殿，臣鯈、臣鞗、臣翛、臣行、臣徽、臣术侍……”《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九》：靖康元年七月“二十一日诏：‘蔡翛责授昭信军节度副使，脩、鞗、徽、、、衜、嶒、屿、嶧、嶙并勒停，并京已下子孙等二十三人，遇有大赦，不许量移，可布告中外。’”综合两条，京孙辈中似还有以部首“彳”相从的一系。也许从“行”的字不敷使用之故。总之，蔡行以部首领头可见为长孙。

《蔡行敕》局部

《宋史·蔡京传》云：“子攸、儵shū（有的书作鯈）、翛，攸子行，皆至大学士，视（比类之意）执政。”再查同史《蔡攸传》：“子行，领殿中监，视执政，宠信倾其父。”“殿中监”即殿中省的长官。《蔡行敕》开首就说：“省所上劄子，辞免领殿中省事。”与此若合符契。证实了敕中“蔡行”确系蔡京之孙。蔡京之幼子蔡絛《铁围山丛谈》卷六云：“往时川蜀俗喜行毒，而成都故事，岁以天中重阳时开大慈寺，多聚人物，出百货……既据方脩治，得其全，即并药奏御，事下殿中省……当是时，犹子（姪儿）行适领殿中监事，故独得其详。”这条记载点出了蔡行的辈分和职事，当是比诸正史更有权威性的证据。敕文云：“朕肇建纲领之官，使率其司，况六尚之职，地近清切，事繁而员众。”这里的所谓“纲领之官”，指的就是殿中监。《宋史·职官四·殿中省》云：“旧殿中省，判省事一人，以无职事朝官充。虽有六尚局，名别而事存，凡官随局而移，不领于本省。所掌唯郊祀、元日、冬至天子御殿，及禘袷后庙、神主赴太庙，供具伞扇，而殿中监视祕书监，为寄禄官而已。元丰中，神宗欲复建此官，而度禁中未有其地，但诏御辇院不隶省寺，令专达焉。初，权太府卿林颜因按内藏库，见乘舆服御杂贮百物中，乃乞复殿中省六尚，以严奉至尊。于是徽宗乃出先朝所度《殿中省图》命三省行之，而其法皆左正言姚祐所裁定，是岁崇宁二年也。三年，蔡京上修成《殿中省六尚局供奉库务敕令格式》并《看详》凡六十卷，仍冠以‘崇宁’为名。政和元年，殿中省高伸上编定《六尚供奉式》。”也就是说，殿中监和六尚局在徽宗之前名虽已有，但官卑事简，远非“地近清切”。

到了崇宁二年（1103 年）二月“辛酉，置殿中监”（见《宋史·徽宗纪一》），“纲领之官”，又算“肇建”了。延至政和元年（1111 年）九月，“癸未，更定官名。蔡京率意自用，欲改制以继元丰之政……内侍省职，悉倣机廷之号，修六尚局，建三卫郎。”（见《续资治通鉴》）经过蔡京及其党羽的插手，殿中监成了皇帝的近臣。《宋史·职官八·元丰以后合班之制》“殿中监”下小注：“旧在祕书监下，崇宁二年升。”升到了“从三品”（见《续通典·殿中监》）。其所领六尚局，据《职官四》云：“曰尚食，掌膳羞之事；曰尚药，掌和剂诊候之事；曰尚酝，掌酒醴之事；曰尚衣，掌衣服冠冕之事；曰尚舍，掌次舍幄帟之事；曰尚辇，掌舆辇之事。”“严奉至尊”的结果，使徽宗整日沉湎于锦衣玉食、声色犬马之中，迅速滑向覆国俘囚的深渊。即便蔡行欲“辞免”殿中监，竟然还被徽宗认为“事不久任，难以仰成”，希望他“益励前修，以称眷倚”，足见密投昏君之好，殊得欢心。徽宗禅位后，钦宗曾励精图治，厘革积弊，《宋史·职官四·殿中监》：“靖康元年（1126 年），诏六尚局并依祖宗法。又诏：‘六尚局既罢，格（指储物之架）内岁贡品物万数，尚为民害，非祖宗旧制，其并除之。’”剩余的玩好即是盈万，那么蔡行的“宠信倾其父”，看来也毫不可怪了。

蔡京是神、哲、徽三朝元老。此人娴于钻营，见风使舵，到了徽宗朝更是官运亨通，青云直上，尽管三起三落，四番当国，但每次再起都恩宠屡加，直至封爵赐第，位极人臣。“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蔡氏因而簪缨满朝，炙手可热。《宋史·徽宗纪二》载，大观二年(1108年)五月，“戊辰，诏官蔡京子孙一人，进执政官一等”。《续资治通鉴·宋徽宗大观二年》作“（五月，壬戌），诏蔡京特许奏补一子一孙官，余依转官恩数。”《徽宗纪三》又载，政和七年（1117 年）六月，“以明堂成，进蔡京为陈、鲁国公……己巳，蔡京辞两国不拜，诏官其亲属二人。”蔡京的子孙已不必再由科举而踏入仕途，他们完全可以依赖封荫推恩而掠取高官厚禄。蔡行只因是长孙，所以他的获得出身肯定在前一次，即大观二年。是年蔡京六十一岁，若按二十年为一世计算，蔡行当时不过二十来岁。宋·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一〇有一段京孙的笑话：“蔡京诸孙，生长膏粱，不知稼穑。一日，京戏问之曰：‘汝曹日啗饭，试为我言米从何处出？’其一人遽对曰：‘从臼子里出！’京大笑。其一从旁应曰：‘不是，我见在席子里出！’盖京师运米以席囊盛之，故云。”这个蔡行，或是这班酒囊饭袋中的一个。蔡行何时领殿中监，已不得其详。从敕文中“以卿践更（做官）既久”的话推测，距大观二年已经颇远。《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徽宗政和五年》：“（八月）命太师鲁国公蔡京为明堂使，宣和殿学士蔡絛讨论指画制度，显谟阁待制蔡鞗、蔡翛、殿中监宋昇参详。”故知蔡行领监至少要在宋昇以后。《宋会要辑稿·刑法一》：“重和元年（1118年）十二月十三日，殿中省编修《六尚法》书成，详定官蔡行，少监赵士谛、删定李佖、高尧臣各转一官。”蔡行居首，当已经是殿中监了。宋·王明清《挥尘余话》卷一收录蔡京《延福宫曲宴记》云：“宣和二年（1201 年）十二月癸巳，召宰执亲王等曲宴于延福宫……上遣殿中监蔡行谕旨曰：‘此中不同外廷，无弹奏之仪。但饮食自如，食味果实有余者，自可携归。’”所以基本上得以断定，蔡行领殿中监，正在“六贼”猖狂肆虐、徽宗荒淫无道的宣和之季。钦宗即位后。蔡氏一门俱遭清算。靖康元年（1126 年）七月二十日，蔡行贬柳州（见《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九》）。南渡后他竟然还能在杭州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七年（1137 年）十一月：“丙辰，上与大臣言嗣濮王仲湜酷好珊瑚，赵鼎因言：‘顷到蔡行家，见其奢丽可骇，如卧榻亦滴粉销金等为饰。’”真可谓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了。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云：“自唐至本朝，中书、门下出勑（敕的异体字），其‘勑’字皆平正浑厚。元丰后，勑出尚书省，亦然。崇宁间，蔡京临平寺额作险劲体，‘來’长而‘力’短，省吏始效之相夸尚，谓之‘司空勑’亦曰‘蔡家勑’，盖妖言也。京败，言者数其朝京退送及公主改帝姬之类，偶不及蔡家勑。故至今‘勑’字蔡体尚在。”我们据此与《蔡行敕》的三个“勑”字比勘，发现除文尾大字“勑”之外，其他两个“勑”的‘來’字中竖右倾而长，“力”字短小而又与“來”字交互，正涉蔡体险怪一路，因此陆游所记当为此敕的年代增加了一个有力的佐证。

《蔡行敕》局部

北宋 赵佶《瘦金书千字文》局部

北宋 赵佶《瑞鹤图》（局部）

既然《蔡行敕》出于徽宗末年几成定论，那么能否径定为徽宗亲书呢？情况似乎还没有这般简单。

《宋史·蔡京传》云：“初，国制，凡诏令皆中书、门下议，而后命学士为之。至熙宁间，有内降手诏，不由中书、门下共议，盖大臣有阴从中而为之者。至京则又患言者议己，故作御笔密进而丐徽宗亲书以降，谓之‘御笔手诏’，违者以违制坐之。事无巨细，皆托而行，至有不类帝札者，群下皆莫敢言。繇是贵戚、近臣争相请求，至使中人杨球代书，号曰‘书杨’，京复病之而亦不能止矣。”

曾敏行《独醒杂志》卷八亦云：“崇宁四年，中书奉行御笔。时蔡京欲行其私，意恐三省台谏多有驳难，故请直以御笔付有司，其或阻格，则以违制罪之。自是中外事无大小，惟其意之所欲，不复敢有异议者。祖宗以来，凡军国大事，三省、枢密院议定，面奏画旨；差除官吏，宰相以熟状进入，画‘可’，始下中书造命，门下审读，或有未当，中书则舍人封缴之，门下则给事封驳之，尚书方得奉行。犹恐末惬舆论，则又许侍从论思，台谏奏劾。自御笔既行，三省、台谏官无所举职，但摘纸尾书姓名而已。”

可见所谓“御笔手诏”的发轫，正是蔡京欲售其奸的毒计。所以名为“御笔”，却大有一些公行的冒牌货色充斥朝野。去徽宗朝不久的岳珂，他收到的一件，即是此类。《宝真斋法书赞》卷二云：“右徽宗皇帝诸阁支降御笔一卷。朱印其旁，卷末著宣受内臣月日姓名。臣谨案：蔡絛《国史后补》曰：‘内降自祖宗来有之，但作圣旨行下。崇宁有亲笔，乃称御笔。大观四年夏，始诏违御笔以违制论。六年春，凡御笔颇不类上字。宣和改元后，内降则又时时作吏体，非宫人笔札。鲁公（蔡京）因奏曰：‘陛下号令，何可由师成使外人书？’上曰：‘宫人作字，旧样不佳，朕教之，今其书颇类男子，良可嘉，卿盖误矣！’其后始通知。今睿思殿文字，外库使臣若杨球等掌之，张补等点检，小阉三四人主出纳，用宝以付外，处之于宣和殿之后廊，但谓之东廊，即其所也，实梁师成统之焉……是后凡进拟入者，必祷补、球辈，使点窜讹舛，内外相关而上，但谓外廷不知也。’臣固尝疑其书之妄。既得此帖，参以臣家天笔之藏，盖昭乎其不类也。杨球、张补之迹，蔡京、梁师成之罪著矣。呜呼！黍离百年，中原霾昏，东廊所须，理无复存，孰知此帖之得，足以备太史氏之阙文耶！悼群奸之蔽欺，掩遗卷而三叹！”

自上面三条引文中得悉，崇宁四年以后的诏敕中，即有徽宗亲笔、书杨捉刀以及宫中女官（所谓内夫人）所为的三种鱼龙混杂的情况。《蔡行敕》是不允“辞免”，与求官行奸有本质区别，故杨球、张补辈自可排除。余下两种可能，因不似岳珂有家藏徽宗的“天笔”可资对照，所以只能从赵佶见存的真迹中去探求。

徽宗传世墨迹，行楷都是所谓“瘦金书”。有年代可考者，无论是早期“崇宁甲申岁（三年）宣和殿书赐童贯”的《千字文》，还是稍晚的《瑞鹤图》上“政和壬辰（二年）上元”的题识，无不如此。瘦金书是私淑唐人薛曜而又过度夸张的产物，但基本未脱褚遂良的范畴。赵佶的真笔其横画的瘦劲肯定，丝毫没有疲弱之征。但《蔡行敕》用笔却显得拖沓尪劣，提按的技巧极其笨拙，总体气格上有女子的特点。因此似可认为，此敕乃出自经过徽宗教诲的女官之手。

最后再谈谈此敕几个题跋。

杨仁恺先生是从干支日月上窥出郑穆、黄庭坚和王祎三跋之伪的。我们既已考知《蔡行敕》出于徽宗之世，那么题作哲宗“元祐”的前两跋必伪无疑。然而还应作些具体分析。

蔡行敕（郑穆、黄庭坚跋）

蔡行敕（郑清之跋）

郑跋云：“元祐三年五月廿六日给事郑穆拜观。”杨先生发现这个日期与《宋史》郑穆元祐四年才拜给事中的记载有龃龉，然而《续通志·郑穆传》却系于三年之下。无幸审覈原卷，但可悬测，如郑黄二跋连为一纸，则是伪跋；若为拼接，则有可能是用别处的真跋移栽于此。版本容或有异，既相差甚微，就没有足够的理由疑其不真。然而题字一多而又是向壁虚造，则必然要露出马脚。黄跋就是如此。此跋毋庸说干支大误（元祐无乙亥）、签名违式（宋人复名无省作一字者）和错写（庭作廷），就是从书法的结体恶俗和点画猥琐上亦一目而知伪迹。至于所谓“行公在当朝功绩大著，宜膺是宠，亦为不薄。其德望之盛，子瞻已详述”云云，更是荒谬绝伦，浅人作伪真使识者绝倒。不可解的是《三希堂法帖》竟然独刻黄跋，则主其事的梁诗正（清四家之一梁同书之父）的眼力又远在王著之下了。

明人王祎之跋不值一谈。但另有郑清之跋却不得不为之一辩。杨先生谅是看到此跋“此卷乃口宗皇帝御笔敕一道”句被挖去一字，便对其真实性不生怀疑，因而全文印出。其实此跋破绽更多，因为郑清之在南宋官至宰相，绝不会对本朝官制懵然无知，敕文中明明是说“辞免领殿中省事”，但跋语却写“盖不允蔡行辞中书省事者”！杨先生失察，以致在《附记》中也照抄不误。退一步讲，即使郑清之有看错或笔误的可能，但他为官清正，与真德秀等人相契遂有“小元祐”之目，也难以想象此等君子会对在徽宗禅位后即遭清算、殃民祸国之罪为后世切齿的蔡氏表示“景仰”的。因此，郑跋的挖去庙号，无非是作伪者故设的障眼法而已。正因为这道敕书既不类徽宗，而太宗手迹又世无对证，书估才敢于高自标置，胆大妄为。他们只图逞一时之计，对蔡行之名并未绝迹于史因而真相终有一日将大白于天下这一点后果，是始料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