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五畤祭天、帝国崛起——寻找汉雍五畤之『秦宣公密畤』

官方资料提供、图片提供=中国国家博物馆 撰文=游富祥 张敏

下站遗址发掘区正射影像

“畤”是古代郊祀的形式之一，是祭祀天地五帝的固定地点。文献记载，秦国自襄公时开始建畤，先后在秦都城之一的雍城郊外建四畤：鄜、密、上、下畤。《艺术品鉴》曾于2020 年3 月刊发表《寻找汉雍五畤之“吴阳下畤”》一文，所报道的即是或为汉雍五畤之一的“吴阳下畤”。

作为秦汉时期统治阶级意志和祭祀观念的显现方式之一，开展针对“汉雍五畤”相关遗存的考古工作成为必然。自2015 年始，中国国家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宝鸡先后发掘了雍山血池祭祀遗址、吴山祭祀遗址和下站秦汉祭祀遗址，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推进，“汉雍五畤”祭祀体系的面貌逐渐清晰起来。

考古工作之中的审美与艺术性并不仅仅存在于那些出土的器物上，或者说，我们不能将出土文物的审美等同于考古工作的审美。考古就像是在一张空白的纸上进行创作，白描勾线、填色、收尾完善，从无到有，凡是创造皆可称艺术。时隔一年，《艺术品鉴》再次报道“汉雍五畤”的系列文章，所持的仍然是艺术立场，是考古工作者在秦故土上持续创作的立场，至于其学术价值，相信此次陈仓下站秦汉祭祀遗址入围“2020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候选项目便是最有力的说明。

Ba 型祭祀坑

公元前770 年，秦襄公护送周王室东迁，立下大功，被平王分封为诸侯，于是襄公立国，作西畤用事上帝（祭天）。太史公评价秦“僭端见矣”。礼曰：“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其域内名山大川。”秦以藩臣之位行天子礼仪，雄心昭然。秦实受王命所封，但秦武公钟镈铭文开篇就讲：“我先祖受天命，赏宅受国。”秦人取周而代之的雄心初露端倪。

公元前763 年，秦第二代国君秦文公即位第三年就率领七百老秦人越过陇山“东猎”至先祖非子牧马之地——汧渭之会，开启了此后数百年秦国奋进东出的历史篇章。随着政治中心的东迁，秦的祭天中心也迁移至雍（今宝鸡境）。公元前756 年，秦文公梦到一条黄蛇自天盘旋而下，蛇的嘴巴一直伸到“鄜”这个地方。史敦告诉文公这是上帝的征兆。文公于是作鄜畤祭祀白帝，点燃了秦在雍祭天的第一缕圣火。此后，秦相继设密畤、吴阳上畤、下畤于雍，分别祭祀青帝、黄帝、炎帝，雍四畤成为秦国的祭祀圣地，祭天的圣火逐步壮大，秦国的国运也随之昌盛。公元前238 年，22 岁的秦王政在雍祭天并举行加冕礼，随后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大帝国。雍五畤祭天也从诸侯祭天升级成为秦帝国祭天大典。

秦亡汉兴，高祖刘邦于雍地增设北畤，祭黑帝，雍五畤继而成为汉王朝的祭天圣地，汉代秦继续点燃了雍五畤的祭天圣火。西汉晚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成为政治的主导力量后，对国家政体、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王莽以原始仪在都城南郊祭天取代雍五畤祭天，也取代了汉王朝的国祚。从此雍五畤被废弃，西汉王朝也随之灭亡，雍五畤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不再出现，以至于一度有人怀疑雍五畤是汉人伪篡。

上图：『密』字陶文 下图：铁铲

上图：雍五畤位置示意图下图：下站遗址发掘区全景

2015 年，为了寻找雍五畤，揭开秦汉早期祭天的迷雾，中国国家博物馆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所等单位携手在宝鸡地区展开考古调查，先后发现并发掘了凤翔血池和陈仓吴山遗址。该项成果从考古学上证明了雍五畤是真实存在的，血池与吴山遗址分别是秦汉雍五畤其中之一。雍五畤消失2000年后重新展示在公众面前，使后人得窥秦汉先民祭天的盛况。

雍五畤文献记载简略，地望多数不明，唯有密畤有明确的地理位置。公元前677 年，秦德公将秦国都城迁到雍城（今陕西凤翔县），公元前672 年，德公长子宣公即位第四年于渭南设密畤祭青帝，并于该年与晋战河阳，胜之，这是秦东出与东方诸国的首战，告捷！这里的“渭南”显然不是今渭南市，而是指渭河以南。考古队对宝鸡境内渭河以南的石鼓塬、冯家塬等台塬做了详细调查，收获甚微。2018 年，陈仓区博物馆董卫剑馆长提供了一条线索，“虢镇正南磻溪镇下站村早年挖掘涝池时发现大量玉器，多达两架子车”。本着不放过任何线索的态度，考古队调查了下站村及其周围。村民早年挖掘的涝池仍在，位于下站村村委会东侧，涝池表面覆盖着水泥，周边是村庄和农田，毫无痕迹。本以为遗憾收场，但是合该这个遗址被发现。考古队收队的时候碰到了一位老人，闲聊间发现老人正是当年挖掘涝池的村民之一。经询问，老人讲当年确实挖到了一些玉器，但是数量没有流传的那么夸大，特别是其中有一个玉器让他印象深刻。老人伸出右手，食指和中指并拢比划，“就这么宽，薄薄的，上面还刻画着眉毛眼睛”。听到这，考古队员欣喜若狂，这描述的不就是血池和吴山遗址出土的玉人吗？队员们找出手机上拍摄的玉人照片拿给老人看，老人一眼就认出和他当年挖到的一模一样。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第二日，考古队员带着洛阳铲来到涝池周围，经过一个多月的勘探，发现面积达23 万平米的1400 余座祭祀坑，深埋于地下两千年的祭天遗址终于被找到并展现在公众眼前。

左图：Bb 型祭祀坑 右图：Bc 型祭祀坑

2020 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国国家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研究所、陈仓区博物馆联合对下站遗址进行了发掘。本次发掘共布设10×10 探方8 个，南北两列，总计800平米。通过发掘可知，遗址的地层堆积相对简单：①层为现代耕土层，厚约30厘米；②层为上世纪70 年代平田整地形成的地层，自南向北逐渐增厚，10—20 厘米；③层为文化堆积层，厚约20—50 厘米，土质较硬，土色较深，关中俗称“黑垆土”。本次发掘发现祭祀坑、房址以及灰坑等遗迹总计68 处，出土大量马、牛、羊祭祀用牺牲，铺地砖、瓦、瓦当以及少量玉器、铁器和青铜车马器。除少数灰坑开口在②层下外，其余祭祀坑和房址均开口于③层下。

A 型祭祀坑

左图：“羽阳千岁”瓦当（残）中图：“棫阳”云纹瓦当 右图：“长乐未央”瓦当

祭祀坑依据形制主要分两大类型：A 型，南北平行排列的长条形祭祀坑，发掘7 座，开口宽约0.5—0.6 米，深0.3—1.1 米，横截面呈U 形。坑内填土为五花土，较为致密，填土内不出任何遗物。坑底主要埋葬牛，大约1—2 米一头。牛呈跪伏状，四肢折叠整齐，头向北。部分牛骨保存不完整，缺失颈椎和腰椎，头、四肢和躯干（包括胸椎、脊椎和肋骨）基本都有保存。经现场鉴定，所有的牛年龄均不超过3 岁。除牛之外，长条形坑内隔一段距离（距离不等）还放置一只羊，牛与羊叠放，多数被牛压住，骨骼不全。B 型祭祀坑主要为东西向长方形竖穴土坑，发掘45 座，依据坑的尺寸和埋葬牺牲可细分为三类：Ba型，36 座，平面东西向长方形，略偏东北西南向，竖穴土坑，口小底大，长约1.8—2.2 米，宽1.6—1.9 米，深1.7 米。坑内填土为五花土，较为致密，填土内不出任何遗物。坑底埋葬四匹马，马头向东，排列较为整齐，多数侧卧，多数坑四匹马互相存在叠压关系。经鉴定，马的年龄均不超过2 岁。Bb 型，2 座，平面东西向长方形，略偏西北东南向，竖穴土坑，口底一致，长约1.7 米，宽约1.2，深1.2—1.3 米。坑内填土为五花土，较为致密，填土内不出任何遗物。坑底埋藏四只羊，骨骼保存较差，可辨认每个坑均埋藏四个个体，摆放较为杂乱，个体之间互相叠压。经鉴定，同样为幼年个体。Bc 型，7 座，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略偏西北东南向，竖穴土坑，口大底小，长约3.0 米，宽约2.4 米，深1.9—2.2 米。坑内填土为五花土，较为致密，填土内不出任何遗物。坑底埋藏四头牛，骨骼保存较差，头向西，侧卧，个体之间有叠压。经鉴定，牛的年龄不超过3岁。Bc 型坑打破Ba 型坑，二者共同打破A型坑，A 型坑年代最早。

玉璧（残）

房址3 座，均属于半地穴式，椭圆或近似圆形，长径长约2.1—3.3 米，面积较小，打破A 型和Ba 型祭祀坑。在房址右侧拐角处设有灶和烟道，西侧设有进入房子的踏步，从灶和烟道的红烧土判断，房子是经过较长时间使用的。房址填土杂乱，包含大量的铺地砖、瓦当、板瓦、筒瓦、陶器和少量铁制农具、祭祀用玉器残件以及红烧土。铺地砖主要是回纹砖，少量素面。瓦当有云纹和文字瓦当两类，表面多覆盖一层红色矿物涂料，云纹瓦当是汉代较典型的类型，文字瓦当主要有“羽阳千岁”“长乐未央”和“棫阳”三类。铁质农具主要有一字形铁锸和带肩的铁铲，都是秦汉时期典型的铁质农具。玉器主要出土玉人、玉璧和玉璋三件，均残破，玉人属于玉璧改制；玉璧纹饰是秦汉时期典型的谷纹（蒲纹），边缘阴刻凤鸟；玉璋灰白色，切割精细，表面素面。从出土遗物判断，房址的年代不晚于西汉时期。

灰坑20 余座，平面多呈圆形或椭圆形，口大底小，形制大小不一，打破祭祀坑。坑内填土与房址相似，杂乱，包含大量砖、瓦、陶器和少量的铁制农具，形制与房址出土遗物完全一致，应该是同一时代。少数陶器表面刻画隶书“陶文”，目前可辨识的主要有“密”和“宣房单仓”。“密”即密畤，“宣房单仓”具体所指不得而知，西汉东郡有宣房宫，在今河南濮阳县，汉武帝所建。

左上：五铢钱左下：半两钱右图：“宣房单仓”陶文

通过本年度发掘可知，A 型坑分布向西止于砖瓦堆积区域，B 形坑向东的分布也止于此，二者在交错分布的区域有互相打破关系。砖瓦分布区发现3 座半地穴房址，未发现夯土基槽一类的遗迹，堆积亦没有明显的规律性，属于建筑的废弃堆积，建筑本身或许并在不此。房址和灰坑同时打破了祭祀坑，年代要晚于祭祀坑，从出土遗物判断，房址和灰坑的年代不晚于西汉时期；祭祀坑的填土内基本没有瓦片，相对纯净，说明祭祀坑的年代早于砖瓦的年代。目前发现的瓦与回纹砖从年代判断一直从战国晚期延续到西汉，祭祀坑早于这个时间或与此同时。

下站遗址的祭祀坑数量庞大、内涵丰富，分布具有很明显的规律性，与血池、吴山祭祀遗址大同小异，说明下站与后者性质相同，都是畤祭祀遗存。从发掘发现的祭祀坑和出土的砖瓦等遗物分析，下站遗址至少从东周持续使用至西汉，汉承秦制。据《史记》记载在渭河南岸只有一处畤，“（秦）宣公四年（前672 年）作密畤”于渭南，祭青帝，这里的“渭南”显然并非今陕西渭南市，而是指渭河南岸。发掘出土汉代陶文“密”字，与血池祭祀遗址出土“上畤”“下畤”陶一样，都是刻划在陶制容器上，应当具有相同的功能和意义。综合以上，我们判断下站祭祀遗址是雍五畤之一秦宣公所建密畤，祭祀青帝，遗址延续使用到西汉时期，至西汉晚期王莽改制被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