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前石刻艺术

编辑◆张 敏

明孝陵神道石刻

李贤注《后汉书·中山简王焉传》说：“墓前于道建石柱以为标，谓之神道。”神道一般指陵墓前开筑的大道，宽百米，是与四条羡道相连接的地面上的道路，以东神道为主要道路，不允许任何人侵占。

著名陵寝制度研究专家杨宽先生指出，在墓前开筑神道，应和当时盛行上墓祭祀的礼俗有关。如同宫殿一样开筑便于群臣朝拜的大道。

石像生则是神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载：“秦代以来，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马之属；人臣墓前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属，皆以表饰坟垄如生前之象仪卫耳。”这些石刻被成对布置在神道的左右两旁。

根据文献记载，在陵墓前开筑神道，并在神道两旁布置石刻群，和古代的陵寝制度有关。

在原始社会晚期，人们用棺椁将死者埋入土中，不堆土也不植树，表示个人生命与落日一同隐没。历史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引发的战争破坏了奴隶制的旧秩序，战争加快了国家的统一进程。可以说，战国孕育着中国最初的封建社会制度。表现在陵墓上，即战国中期以前，王侯墓上一般不起封土，而战国中期以后，赵、秦、楚等国把君王坟墓称为“陵”，“筑陵以象山”表示墓主在封建社会制度中的最高地位。

至秦，国家职权统一于中央政府，完成了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所以，秦汉时期的墓葬大都用广博的尺度来展现帝陵的气势和魄力，显现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皇家气派。墓前神道石刻艺术也在此时得以孕育。

神道石刻的“雏形”——霍去病墓石刻

汉代丧葬礼俗日益完备，墓葬形制、墓前石刻的确立为我国陵墓形制及石刻的形成奠定了一个最基本的轮廓。

神道石刻的产生时间历来众说纷纭，但大多学者持“东汉起始”论。目前发现最早的属于墓前的神道石兽主要是东汉时期的。

然而东汉之前的西汉霍去病墓墓前石刻，一般被认为是神道石刻的雏形。

秦汉时期，陵墓上开始出现石刻雕塑。霍去病墓形状像匈奴居地祁连山，冢上有坚石，冢前有石人、石马，至今尚存有马踏匈奴、跃马、卧马、卧虎、野人食熊、异兽食羊、卧猪、卧牛、石鱼等十数件，是我国现存早期石雕群中体积最大的圆雕作品。

最具代表性的“马踏匈奴”是一件纪念碑式的雕塑，一匹骏马神态岿然，蹄下踩着一持弓握箭的匈奴人物形象，作挣扎状。骏马威武雄劲，匈奴卑琐丑陋，形象地表现了墓主人抗击外来侵扰，保卫国家安宁的英雄气概，所以其被视为中国古代第一个主题明确的纪念碑式雕塑。

霍去病墓石刻，系元狩六年少府属官“左司空”署内的石匠所雕造。作者运用循石造型方法，将圆雕、浮雕、线刻等技法融于一体，使作品兼有写实与写意的风格。

茂陵石刻虽然具有纪念意义，但从陵墓形制来说，仍然有一定的随意性，并没有形成陵墓石刻的规制。事实上，除了陕西城固张骞墓前有一对石兽之外，其他西汉陵墓前，绝少发现有石刻。而按照一定规格在陵墓前放置石刻，则始于东汉。

西汉 马踏匈奴石雕 霍去病墓茂陵石刻 现藏茂陵博物馆

东汉：神道石刻制度的确立

东汉时期，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的影响下，特别重视丧葬礼仪和祭祀先祖。刘秀为了适应政治的需要，把豪族注重祭祀祖先祠堂运用到陵寝制度中。东汉明帝时期，把每年元旦公卿百官会集贺皇帝的礼仪和八月举行的“酎祭”一并搬到陵园中。为了适应陵园祭祀的需要，同时在神道两侧设置石雕。

神道石刻在东汉时期有了严格的等级区别。如皇帝陵前有石象，太尉目前有石驼，校尉墓前有石鹿。而太守、县令墓前就只能有石狮和石羊。东汉时，墓前神道石刻还出现了石阙、石柱、石人、石象、石马、石虎、石狮、碑、天禄和辟邪。

东汉目前现遗存的石兽雕刻，大致分布在山东、河南、陕西、四川等地方。这一时期各地的石刻因为其地域、传承和背景的不同，均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征。按照学者林梅村先生的观点，中国大型石刻由关中地带向外延伸，逐渐形成各个地域的风格特征和审美理想。

总体来看，东汉石刻的成就主要体现在造型强健的大型石辟邪上。“辟邪”，来源于梵语，意为“大狮子”，古人认为辟邪是一种驱邪去秽、拔除不祥的神兽。因此古代织物、服饰、带钩、绘画等物品上常装饰有辟邪的图案。尤其是陵墓前石雕辟邪，更是能体现其捍卫守护、避邪驱鬼的功能。

洛阳及伊川出土的一对石辟邪姿态雄健豪迈；咸阳出土的一对石兽于雄健中蕴涵着秀丽灵动的格调。此外，四川雅安高颐墓前的石辟邪，同样是东汉晚期造型凝重、器宇不凡的优秀遗例。

东汉 石辟邪 高190cm 长297cm 宽90cm 1992年12月孟津油坊村出土 现藏洛阳博物馆

以乾陵为代表的唐陵神道石刻

东汉之后的魏晋南北朝在陵墓石刻上不断发展成熟。由于割据分裂，南北朝时期的陵墓石刻造型同样有各自鲜明的特点。南朝陵墓石刻基本继承东汉的走兽形态，造型一般都是昂首舔胸、四足错落，并且注意形体构造和肌肉的表现，健美潇洒。北朝石刻浑厚雄壮。翼马、仗马及蹲狮的形体构造影响了唐代石刻的形制。

隋唐完成了社会的大一统，社会逐渐稳定，经济也不断发展，这一点直接反应到了陵墓的建制上来。唐代皇陵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因山为陵”，气势恢宏。另外，陵区内有很多殿宇楼阁组成的地面建筑，有大量威武雄壮、富有时代气息的陵墓石刻。

纵观整个唐陵墓前石刻风格，可以参考王子云的《中国雕塑艺术史》。其按照文学上的分期把唐陵石刻分为初、盛、中、晚四个阶段，认为这种划分对于区别石刻的时代风格有一定的帮助，但由于造型风格上的复杂性，每个阶段还可以分为前后两期或三期。如：初唐初期——献陵、兴宁陵、永康陵，造型风格劲健、淳朴；初唐前期——昭陵，造型写实精炼；初唐中期——乾陵、恭陵、定陵，坚实有力，初步显出绚烂的风格；初唐后期——顺陵，气魄宏伟雄强；盛唐前夕——桥陵，精致写实富有生气；盛唐后期——建陵，华美洗练、手法纯熟。中晚唐即崇陵以下十陵的石刻形体逐渐趋于萎缩，显得软弱无力。

唐 乾陵神道石刻

端陵（唐武宗李炎）神道石刻 曹红军《秦川唐陵》摄影作品

乾陵有历代皇陵之冠的美誉，乾陵石刻也以其宏大的布局、雄伟的气势、众多的种类数量给人强烈的心灵震撼。

乾陵为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合葬墓，建成于唐光宅元年（684年），神龙二年（706年）加盖，采用“因山为陵”的建造方式，陵区仿造京师长安城建制。除主墓外，还有十七个小型陪葬墓。乾陵石刻遗存总计有124件，四门各有石狮一对，北门外另外有仗马和牵马人各三对，其余均分布于朱雀门（南神门）外司马道两侧。乾陵石刻群规模之大为历代罕见，这也是其被称之为皇陵之冠的原因所在。这批造型不同、神态各异的石雕，构成了一座露天石刻艺术馆。

乾陵石刻营造了一个现实国家的镜像，一个以过世帝王为中心的理想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有协助帝王实行其统治的文武百官——60朝臣画像与蕃臣像，有整齐肃穆的仪仗——长人长上与仗马及进马官，有护卫陵寝的警卫——左右监门卫大将军、羽林卫将士及四门石狮等等。

乾陵石刻在整体布局上严格按照中轴线左右对称的原则排列，显示出秩序美。单体石刻遵循正面律，没有空间的扭动。构图上强调静止与稳定，不追求动态的生动性。石狮放弃了之前石兽对于动的追求，全部采取了稳定的蹲踞姿态。人物也都恭敬肃立，袖摆贴身下垂，绝不随风飘动。乾陵石刻这种静止的追求，除了体现仪卫的整肃，在庄严和肃穆中体现皇权的崇高，对于永恒的希求也是重要原因。

自乾陵以后，各唐陵基本都遵守着乾陵所开创的陵墓石刻制度模式，少有改变。之后的宋陵虽然在石刻的种类、规模上发生了变化，但其基本格局仍然继承自唐陵。

与南朝陵墓石刻相比较，唐陵石刻最显著的特点是内容与造型风格的现实主义倾向。东汉、南朝时期的那种装饰华丽、升腾灵动的有翼神兽，逐渐被现实中真实存在的动物形象所取代。献陵用犀牛代替了有翼神兽，昭陵六骏是太宗骑乘过的战马，乾陵翼马与顺陵天鹿只是在马与鹿的身上加上羽翅来表明祥瑞的功能，泰陵以后翼马的翅膀造型越发简化。

唐代皇陵前除石狮、石望柱之外还出现了鸾、龙马和边境各族及中亚各国国王像。唐代神道石刻群有着严格的等级差别，如鸾、龙马和狮子只有在帝王陵前才能设置。陵墓前设置藩国君王像在唐时出现，《长安志图·昭陵图说》和《文献通考》都有记载，现乾陵前还存有几十个残石像，其雕刻技法和造型都胜于前代。

随着佛教的东传，狮子这一形象在唐代陵墓中受到了高度的重视，取代了南北朝时期的天禄、麒麟的职能，被置于陵前作为警护之用。乾陵、顺陵前石狮为唐代石狮精品，从狮子的各面来看，都能使人感受到力与健的美，气派宏伟，生动有力。

与长期分裂和连绵战祸的南北朝相对的，是隋唐的统一和较长时间的社会稳定，表现在神道和墓前石刻的艺术风格上，就是雕刻技术日渐成熟，写实能力的进一步提高，进而获得表现的自由。那些形态各异、体态丰满的神兽、文武臣像，给人感觉饱满富丽，充满着生命力。

唐肃宗建陵神道石刻

盛唐之后

唐之后的历代墓前石刻基本各自沿袭前代并有所发展。宋承自唐；元保留了蒙古游牧部族的部分丧葬制度；以明孝陵神道石像生为代表，明基本是对前朝形制的综合，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改革；清袭明，并在明清之际，将神道石刻制度写入法律之中，体现了封建统治制度的高度集中。

宋代陵园规模不如唐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宋代的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条件和素材，其陵墓制度逐渐制度化和程式化，数量和规模也有了严格的区别。

宋代神道石刻主要由望柱、象与驯象人、瑞禽、角端、仗马、石虎、石羊、蕃使、文武臣、门狮、武士和宫人等。宋陵石刻数量多，保存比较完好，仅现存的帝后陵前的石刻望柱、各种动物和各类人物即有550多件，加上陪葬的亲王和大臣墓，总数达到千件以上。这些石刻形象多样，线刻、浮雕和圆雕无不具备，摆脱了传统的神秘色彩，体现了世俗生活风貌。宋陵石刻造型浑厚，虽然力感不如唐陵的神态生动、气势雄伟，但表现手法细腻，华表的纹饰和人物的冠冕服饰等均是精心刻划，别有一番韵味。

南朝 安陵石刻

北宋 永熙陵 南门走狮石刻

明孝陵是明太祖朱元璋和皇后马氏的合葬陵，位于南京钟山南麓的独龙阜玩珠峰。明孝陵石像生则是朱元璋生前大驾卤薄的反映。

明代帝陵石像生的设置不是对宋代的继承，而是批判性对待，是对汉、南朝、唐形制的集大成。明代对神道石刻的种类作了调整，不再使用宋以前使用的较小的石羊、石虎，而启用了较大的动物和神兽，在于加强他们想象中的警卫力量，明太祖孝陵神道石刻的内容——狮、獬豸、骆驼、象、麒麟、马、文臣、武将成为定制，此后至清代的石像生设置便以此为准，不作大的变动。

除此之外，明孝陵的神道形式也非常引人注意。和历代帝王陵墓前神道皆为笔直不同，孝陵的石像生分布在曲折的神道上。神道布局形式与孝陵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密切的关系。根据张岱《梦忆》记载，“朱元璋、刘基、汤和在选定陵址的时候，言及梅花山上孙权墓的去留问题，太祖以孙权亦是条好汉，让其守门。故神道必须迂回绕过。”神道依梅花山形成了一个半圆弧形，而陵墓建筑则是笔直排列，有人认为此“犹如天际北斗星座，神道是‘半勺’，陵墓等建筑是‘斗柄’”。

曾有学者认为：明孝陵之前，帝王陵墓前神道皆为直，只有孝陵为曲，此依地形、风水、实用为据。

总之，陵墓石刻作为陵墓神道两侧的陈设，蕴含着多种含义，积淀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思想观念，也为后人展现了中国古代诸如迷信鬼神、辟邪镇墓、幻想升仙以及视死如生的厚葬和封建的等级礼制等等。